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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代代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眼光和态度对“五四文学”进行过审视和评判。从语言学即深层的语言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似乎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20世纪，西方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取得了巨大发展，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有巨大影响。从这样一种新的语言观去重新审视五四文学以及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内在关系，很多问题会得到全新的阐释。本文试图在充分借鉴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哲学成果的基础上，以语言为切入点，着眼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与新文学的发生之间的关系，对新文学发生期的语言选择做全新的审视和阐释。
【关键词】：新文学;白话;语言
一代代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眼光和态度对“五四文学”进行过审视和评判。在过去的研究中，有的研究者用社会——历史学方法揭示五四文学所具有的思想内涵，有的研究者借助文化——心理结构的研究方法挖掘五四文学的“现代性”特征，有的研究者以比较研究的方式探讨五四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还有的则以作家论的方式考察具体作家的创作特征，可以说，这些传统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但从语言学即深层的语言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似乎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20世纪，西方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取得了巨大发展，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有巨大影响。从这样一种新的语言观去重新审视五四文学以及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内在关系，很多问题会得到全新的阐释。本文试图在充分借鉴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哲学成果的基础上，以语言为切入点，着眼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与新文学的发生之间的关系，对新文学发生期的语言选择做全新的审视和阐释。
一、新文学选择白话的历史必然性
从清末民初维新文学的改良到五四新文学的革命，无不是以语言为切入点的。当西风东渐、国门打开之时，中国人开始感到与世界的隔膜和难以对话的痛苦。魏源感叹道：“所悲异语言笔舌均恍惘”，应该是那一代人的真实体会。于是，从翻译西学书籍开始，中国人开始了与不同语言的交流，与不同文化的碰撞。在翻译的过程中，古文应对西语的窘困显现出来。近代翻译文学经过了由意译到直译的阶段，表现出汉语由保守的“以自我为中心”到开放的“尊重原著、吸收异语”的转变。“翻译注定要成为其自身语言成长的一部分，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注入语言的更新成分。翻译远远不是要成为两种无生命语言的无生命的综合体，而是与所有文学形式有关的东西，密切注视着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和其自身语言降生的剧痛”。正是通过近代翻译，古文迈出了走向语言现代化的第一步。其中，新名词的大量输入，更是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能力。
倡导白话并非始自五四，早在清末民初之时，近代白话文运动就伴随着“开启民智、普及教育”的维新理念而发生。然而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近代白话文运动只是从“语言工具论”出发，将白话作为疏通文人阶层与下层社会交流障碍的手段，目的是更为便捷地灌输维新志士的改良思想，因而并没有从语言本体出发，挖掘白话本身的真正价值。由于启蒙者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表现在语言选择上便呈现为鲜明的“二语”现象：白话的对象是下层民众，文言依旧是文人的专利。言文一致，并没有得到深入的贯彻。尽管如此，近代白话文运动毕竟动摇了文言世界的牢固地位，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近代文学表现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杂揉”：其思想新旧杂揉、语言文白杂蹂。这种杂揉由于尚未发生语言质的变化，因此仍然属于旧文学范畴。“颇喜寻扯新名词以表自异”（梁启超语）的“新派诗”，试图以旧皮囊装新酒，然而“旧的形式与新的语词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和拒绝”，所以势必引发五四新诗的彻底抛弃旧形式;在“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话之文学”语境下兴起的“新小说”，其旧白话性质的言说及作者新旧参半的意识，决定了它内容的世俗化、娱乐化和形式的程式化、僵化趋势，因而直接刺激了五四现代白话小说的反拨;“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埋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新文体散文，在梁启超的倡导下，曾產生过“别有一种魔力”的时代影响，但其半文半白的语言，骄散结合的文风，同样难以实现散文的真正跨越，而有待于五四现代白话散文的崛起。
总之，正是在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中，五四新文学做出了新的语言抉择——五四白话文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倡导白话的激进者与维护文言正统地位的守成者进行了激烈的较量——三次文白论争。而对于五四白话文运动，历来也有不同的评价：褒扬者，认为它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语言运动，由此而导引的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文化改造、审美新变、文学重生。要立足于世界，就必须为这个古老的帝国“换血”。贬低者，认为它与文言的决裂，割断了与传统的联系，失去了民族之根。它对拼音文字的热衷，对西洋语法的推崇，对西洋文学的模仿，对传统文学的否定，不舍为一场东方文明的浩劫。
新文学阵营在白话文学的建设中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和主张，但基本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关注白话的实用意义更注重提升其美学价值，吸收各种语汇资源，接受欧化文法的改造，努力创造符合时代要求的、能够担当起国语建设重任的现代白话文学。可以说，五四白话文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语言面貌，而且改变了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心理，这种文化层面的变革必然引发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二、五四语言选择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新文学对白话的选择，不仅创造了五四文学的现代转型，而且为近百年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首先，它奠定了现代汉语规范下的文学语言的基本面貌，形成了以建设国语为目的的、融合了各种语言资源的文人化的书面语体系。其次，它所进行的一系列文体革命，成为中国文学近百年间形式探索与艺术创新的精神源头。最后，它对现实民生的关注，对历史使命的担当，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主流传统。
应当指出的是，五四初期，集结在科学主义启蒙理性和人道主义民主思想旗帜下的新文学倡导者，一方面要求文学承担起改造社会的重任，另一方面，希望文学充分表达个性、追求独立精神。反映在白话文学的建设中，便是语言的选择既注重其工具层面的“内容传输”意义，也要求有本体层面的“形式探索”功能。前者的偏重，使文学难免有新形势下的“载道”意味;后者的偏离，使文学钻进“象牙之塔”不免要为时代所遗弃。20世纪的中国文学始终存在着这种偏重与偏离的转换，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表现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依然是一个世纪性的课题。
参考文献：
[1]王彬彬. 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J]. 上海文学. 1998（08）
[2]卜立德. 英国随笔与中国现代散文[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9（03）
[3]张中行.文言和白话 [A]，张中行作品集： 第1卷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4]陈独秀.我们为甚要做白话文？——在武昌文华大学讲演底大纲[A]，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5]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A].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关键词】：新文学;白话;语言
一代代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眼光和态度对“五四文学”进行过审视和评判。在过去的研究中，有的研究者用社会——历史学方法揭示五四文学所具有的思想内涵，有的研究者借助文化——心理结构的研究方法挖掘五四文学的“现代性”特征，有的研究者以比较研究的方式探讨五四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还有的则以作家论的方式考察具体作家的创作特征，可以说，这些传统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但从语言学即深层的语言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似乎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20世纪，西方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取得了巨大发展，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有巨大影响。从这样一种新的语言观去重新审视五四文学以及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内在关系，很多问题会得到全新的阐释。本文试图在充分借鉴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哲学成果的基础上，以语言为切入点，着眼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与新文学的发生之间的关系，对新文学发生期的语言选择做全新的审视和阐释。
一、新文学选择白话的历史必然性
从清末民初维新文学的改良到五四新文学的革命，无不是以语言为切入点的。当西风东渐、国门打开之时，中国人开始感到与世界的隔膜和难以对话的痛苦。魏源感叹道：“所悲异语言笔舌均恍惘”，应该是那一代人的真实体会。于是，从翻译西学书籍开始，中国人开始了与不同语言的交流，与不同文化的碰撞。在翻译的过程中，古文应对西语的窘困显现出来。近代翻译文学经过了由意译到直译的阶段，表现出汉语由保守的“以自我为中心”到开放的“尊重原著、吸收异语”的转变。“翻译注定要成为其自身语言成长的一部分，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注入语言的更新成分。翻译远远不是要成为两种无生命语言的无生命的综合体，而是与所有文学形式有关的东西，密切注视着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和其自身语言降生的剧痛”。正是通过近代翻译，古文迈出了走向语言现代化的第一步。其中，新名词的大量输入，更是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能力。
倡导白话并非始自五四，早在清末民初之时，近代白话文运动就伴随着“开启民智、普及教育”的维新理念而发生。然而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近代白话文运动只是从“语言工具论”出发，将白话作为疏通文人阶层与下层社会交流障碍的手段，目的是更为便捷地灌输维新志士的改良思想，因而并没有从语言本体出发，挖掘白话本身的真正价值。由于启蒙者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表现在语言选择上便呈现为鲜明的“二语”现象：白话的对象是下层民众，文言依旧是文人的专利。言文一致，并没有得到深入的贯彻。尽管如此，近代白话文运动毕竟动摇了文言世界的牢固地位，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近代文学表现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杂揉”：其思想新旧杂揉、语言文白杂蹂。这种杂揉由于尚未发生语言质的变化，因此仍然属于旧文学范畴。“颇喜寻扯新名词以表自异”（梁启超语）的“新派诗”，试图以旧皮囊装新酒，然而“旧的形式与新的语词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和拒绝”，所以势必引发五四新诗的彻底抛弃旧形式;在“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话之文学”语境下兴起的“新小说”，其旧白话性质的言说及作者新旧参半的意识，决定了它内容的世俗化、娱乐化和形式的程式化、僵化趋势，因而直接刺激了五四现代白话小说的反拨;“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埋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新文体散文，在梁启超的倡导下，曾產生过“别有一种魔力”的时代影响，但其半文半白的语言，骄散结合的文风，同样难以实现散文的真正跨越，而有待于五四现代白话散文的崛起。
总之，正是在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中，五四新文学做出了新的语言抉择——五四白话文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倡导白话的激进者与维护文言正统地位的守成者进行了激烈的较量——三次文白论争。而对于五四白话文运动，历来也有不同的评价：褒扬者，认为它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语言运动，由此而导引的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文化改造、审美新变、文学重生。要立足于世界，就必须为这个古老的帝国“换血”。贬低者，认为它与文言的决裂，割断了与传统的联系，失去了民族之根。它对拼音文字的热衷，对西洋语法的推崇，对西洋文学的模仿，对传统文学的否定，不舍为一场东方文明的浩劫。
新文学阵营在白话文学的建设中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和主张，但基本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关注白话的实用意义更注重提升其美学价值，吸收各种语汇资源，接受欧化文法的改造，努力创造符合时代要求的、能够担当起国语建设重任的现代白话文学。可以说，五四白话文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语言面貌，而且改变了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心理，这种文化层面的变革必然引发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二、五四语言选择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新文学对白话的选择，不仅创造了五四文学的现代转型，而且为近百年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首先，它奠定了现代汉语规范下的文学语言的基本面貌，形成了以建设国语为目的的、融合了各种语言资源的文人化的书面语体系。其次，它所进行的一系列文体革命，成为中国文学近百年间形式探索与艺术创新的精神源头。最后，它对现实民生的关注，对历史使命的担当，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主流传统。
应当指出的是，五四初期，集结在科学主义启蒙理性和人道主义民主思想旗帜下的新文学倡导者，一方面要求文学承担起改造社会的重任，另一方面，希望文学充分表达个性、追求独立精神。反映在白话文学的建设中，便是语言的选择既注重其工具层面的“内容传输”意义，也要求有本体层面的“形式探索”功能。前者的偏重，使文学难免有新形势下的“载道”意味;后者的偏离，使文学钻进“象牙之塔”不免要为时代所遗弃。20世纪的中国文学始终存在着这种偏重与偏离的转换，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表现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依然是一个世纪性的课题。
参考文献：
[1]王彬彬. 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J]. 上海文学. 1998（08）
[2]卜立德. 英国随笔与中国现代散文[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9（03）
[3]张中行.文言和白话 [A]，张中行作品集： 第1卷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4]陈独秀.我们为甚要做白话文？——在武昌文华大学讲演底大纲[A]，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5]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A].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