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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在逐渐下滑，而其中最为受伤的要属制造业。经过多年的缓慢下行，近期制造业生产出现了快速收缩。1-2月份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的累计增速从9%以上直接降至7.5%，是2013年6月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制造业利润总额与主营活动利润累计增速均在持续下降，2014年末较年初降幅超8个百分点。
投资也不再青睐这个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创下有统计以来最低，2015年前两个月仅增长10.6%，较上年末减少近3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减少更多，下降3.7个百分点。
考虑到制造业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近1/3，在第二产业增加值中的占比达60%左右，在主要出口商品中占比超过80%，在城镇就业中占比近三成，有形之手需要采取行动阻止它的深度回落。
但是，当前的产业政策似乎在放任制造业的滑落。从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透露的信息看，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已经让位于产业升级转型，各省市纷纷将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作为大力发展的重点，近乎一边倒地强力淘汰或倒逼传统制造业企业。
打破产业升级的成见
不可否认，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都对整体经济的发展与增长意义重大，产业的升级转型也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在短期内迅速降低制造业占比、提升服务业占比。
从国际经验来看，调结构并非短期内一蹴而就的。即便总是作为服务业高占比参考物的美国，产业升级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自1967年开始进入下滑通道，从26%降至20%，美国用了14年;从20%降至15%，美国用了20年;从15%到12%，美国又用了13年。相应的，美国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从56%上下升到80%上下用了50年的时间。
而中国近年三大产业GDP构成调整迅速，服务业占比在短短的三年（2011-2014年）里上升了3.9个百分点，工业占比则下降了3.8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也不是非要像美国一样下降到较低的水平。以韩国（当前，韩国的制造业GDP占比与2012年的中国持平）为例，在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成功晋级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韩国的制造业占比不仅没有下降，还在持续上升，到2010-2013年的四年间，韩国的制造业GDP占比稳定在31%上下，相对于90年代初期，上升近5个百分点。
另一个发达国家——德国，新千年以来的制造业GDP占比也较上个世纪90年代有所上升，至2014年，这一比值为22.2%，比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7个百分点，也略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值。
制造业高占比的好处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充分显示，德、韩受到的冲击小、恢复快，中国亦如是。这促使发达国家开始回归制造业。奥巴马政府将重振制造业作为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先后发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初步设计》。
先进制造业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新目标，中国也着力发展高端制造业。“中国制造2025”即将上线，中国要在2025年成为制造强国，并在2035年赶超德国、日本。但是，各级政府的关注点集中在高端制造业，而“高端制造业”这个颇为模糊的概念可能会在政府规划中集中于特定行业，据一位参与“中国制造2025”课题研究的专家所言，“制造强国包括了装备、机械建筑，包括原材料，像钢铁、石油化工。”
但是，这与低端制造业的发展并不矛盾。一方面，现阶段，中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规模仍然较大;另一方面，中国对此类产品的市场需求也非常庞大。何况，它们的发展还能为机械电子设备、原材料等行业提供需求。再者，若是地方政府一味强调发展特定行业，可能会因为他们的特殊影响力，误导企业投资，进而使得这些行业步钢铁、光伏的后尘，也出现产能过剩。其实，只要符合环保和能耗的标准，无论高端和低端产品都可以继续生产。
要实现第三产业占比的提升，也不用刻意追求第二产业比重的下降，第一产业在中国现阶段仍有较大调整空间。目前，中国的农林牧渔业在GDP中的占比仍超9%，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下降空间很大（如德国农林渔业GDP占比仅为0.8%，美国农林渔/狩猎业占1.3%上下，韩国农林渔业为2.3%）。
亟须调整逆周期政策
目前采取的倒逼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思路，虽然在过去几年快速降低了制造业占比、提升了服务业比重，但数字变化的背后是很多企业的倒闭、生产的减速和投资的减少。时间推进到今天，制造业的行业生态已发生巨大变化，生存空间在经过长年累月的压缩已经没有余地继续用猛药。
从2011年到2014年，制造业平均工资上升了1.4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30%，此外，能耗要求、环保成本、融资费用都在不断上升。这些因素，不管单拎出哪一个，其惊人的上升幅度都对企业有非常巨大的影响，更何况它们的叠加并持续了数年。
2015年以来，制造业的表现已经敲响了警钟，若继续强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恐难撑住。无怪乎有人担心，制造业能扛过2008年的危机，却可能在2015年折戟。
其实，随着需求、人口结构、环保要求的变化，企业从自身生存发展需要自然会做出调整，没有必要在经济下行时推出逆周期的一刀切政策。
比如，各省在2014年普遍提高最低工资，进入2015年，已经公布最低工资线的9省市都较上年进一步提高了，这无疑会限制非熟练工的就业;增值税改革推动速度不及企业预期，部分企业家为了避税，推迟了新建、改建、扩建的投资，以增加增值税抵扣项目;因为财政收入大幅减速，部分地区出现了收过头税的现象。这些动作都具有逆周期特性。
再如，备受关注的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也与政策的逆周期操作有关，一者货币供应在经济下行时减速;二者贷存比和基准利率调整步伐较慢，都在限制信贷增长、利率下降。何况PPI通缩持续加剧，企业面对的实际利率更高。
此外，对于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而言，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冲击也不小。自2011年四季度以来，反映贸易品国际竞争力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稳定在100以上，并持续上升，不断创出新高，截至2015年2月，已经超过了130。这一水平较2007年上升44%，较2010年上升30%。由此，出口同比增速持续处于低位，2014年全年增长6%，较上年下降1.8个百分点。
现在是时候重新认识制造业，进而，调整产业的指导方向和意见，从上到下，改变社会预期，放松一刀切的限制性宏观政策。
人民币贬值先行
在需要调整的制造业政策中，影响力比较大的，也容易入手的当属“两率”。目前，降低利率已经没有争议，决策层明确表态并已降息两次，市场预期也已形成，中国进入了利率下行通道。唯有人民币汇率仍存在很大的分歧。
人民币究竟该不该贬值？市场的选择已经做出，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自2014年11月以来持续上升，到3月中，已累计贬值2.5%。
但是，人民币的贬值幅度远远低于美元的升值幅度（同期美元指数大幅上升逾16%），直接导致人民币相对其他货币升值，人民币有效汇率不断创出新高。
这主要归因于央行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取向与人民币的制度安排。2014年11月以来，人民币中间价基本持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即期汇率的升值止于2%的浮动上限。
央行的汇率政策该做何选择？继续不动如山，还是顺势而为？结合1998年那一轮调整、近年经济调整情况以及近期经济走势，人民币有必要贬值。正如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所言，人民币贬值幅度至少应该与美元升值幅度相当。否则，中国经济可能会“死了”。不仅可贸易程度高的第二产业会受到冲击而出现“产业空心化”，甚至会抑制国内消费、造成国内通缩、令财政债台高筑、迫使大水漫灌。
历史经验也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经济相关性非常强。每当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比金砖四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捷克、波兰、中国台湾、墨西哥在内的11个经济体高的时候，中国经济表现很好;反之则很差。
何况中国制造业已经过数年的倒逼转型，企业已接近临界点，人民币升值的边际紧缩效果值得警惕。2015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已经攀升了3.2%。
投资也不再青睐这个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创下有统计以来最低，2015年前两个月仅增长10.6%，较上年末减少近3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减少更多，下降3.7个百分点。
考虑到制造业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近1/3，在第二产业增加值中的占比达60%左右，在主要出口商品中占比超过80%，在城镇就业中占比近三成，有形之手需要采取行动阻止它的深度回落。
但是，当前的产业政策似乎在放任制造业的滑落。从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透露的信息看，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已经让位于产业升级转型，各省市纷纷将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作为大力发展的重点，近乎一边倒地强力淘汰或倒逼传统制造业企业。
打破产业升级的成见
不可否认，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都对整体经济的发展与增长意义重大，产业的升级转型也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在短期内迅速降低制造业占比、提升服务业占比。
从国际经验来看，调结构并非短期内一蹴而就的。即便总是作为服务业高占比参考物的美国，产业升级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自1967年开始进入下滑通道，从26%降至20%，美国用了14年;从20%降至15%，美国用了20年;从15%到12%，美国又用了13年。相应的，美国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从56%上下升到80%上下用了50年的时间。
而中国近年三大产业GDP构成调整迅速，服务业占比在短短的三年（2011-2014年）里上升了3.9个百分点，工业占比则下降了3.8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也不是非要像美国一样下降到较低的水平。以韩国（当前，韩国的制造业GDP占比与2012年的中国持平）为例，在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成功晋级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韩国的制造业占比不仅没有下降，还在持续上升，到2010-2013年的四年间，韩国的制造业GDP占比稳定在31%上下，相对于90年代初期，上升近5个百分点。
另一个发达国家——德国，新千年以来的制造业GDP占比也较上个世纪90年代有所上升，至2014年，这一比值为22.2%，比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7个百分点，也略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值。
制造业高占比的好处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充分显示，德、韩受到的冲击小、恢复快，中国亦如是。这促使发达国家开始回归制造业。奥巴马政府将重振制造业作为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先后发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初步设计》。
先进制造业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新目标，中国也着力发展高端制造业。“中国制造2025”即将上线，中国要在2025年成为制造强国，并在2035年赶超德国、日本。但是，各级政府的关注点集中在高端制造业，而“高端制造业”这个颇为模糊的概念可能会在政府规划中集中于特定行业，据一位参与“中国制造2025”课题研究的专家所言，“制造强国包括了装备、机械建筑，包括原材料，像钢铁、石油化工。”
但是，这与低端制造业的发展并不矛盾。一方面，现阶段，中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规模仍然较大;另一方面，中国对此类产品的市场需求也非常庞大。何况，它们的发展还能为机械电子设备、原材料等行业提供需求。再者，若是地方政府一味强调发展特定行业，可能会因为他们的特殊影响力，误导企业投资，进而使得这些行业步钢铁、光伏的后尘，也出现产能过剩。其实，只要符合环保和能耗的标准，无论高端和低端产品都可以继续生产。
要实现第三产业占比的提升，也不用刻意追求第二产业比重的下降，第一产业在中国现阶段仍有较大调整空间。目前，中国的农林牧渔业在GDP中的占比仍超9%，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下降空间很大（如德国农林渔业GDP占比仅为0.8%，美国农林渔/狩猎业占1.3%上下，韩国农林渔业为2.3%）。
亟须调整逆周期政策
目前采取的倒逼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思路，虽然在过去几年快速降低了制造业占比、提升了服务业比重，但数字变化的背后是很多企业的倒闭、生产的减速和投资的减少。时间推进到今天，制造业的行业生态已发生巨大变化，生存空间在经过长年累月的压缩已经没有余地继续用猛药。
从2011年到2014年，制造业平均工资上升了1.4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30%，此外，能耗要求、环保成本、融资费用都在不断上升。这些因素，不管单拎出哪一个，其惊人的上升幅度都对企业有非常巨大的影响，更何况它们的叠加并持续了数年。
2015年以来，制造业的表现已经敲响了警钟，若继续强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恐难撑住。无怪乎有人担心，制造业能扛过2008年的危机，却可能在2015年折戟。
其实，随着需求、人口结构、环保要求的变化，企业从自身生存发展需要自然会做出调整，没有必要在经济下行时推出逆周期的一刀切政策。
比如，各省在2014年普遍提高最低工资，进入2015年，已经公布最低工资线的9省市都较上年进一步提高了，这无疑会限制非熟练工的就业;增值税改革推动速度不及企业预期，部分企业家为了避税，推迟了新建、改建、扩建的投资，以增加增值税抵扣项目;因为财政收入大幅减速，部分地区出现了收过头税的现象。这些动作都具有逆周期特性。
再如，备受关注的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也与政策的逆周期操作有关，一者货币供应在经济下行时减速;二者贷存比和基准利率调整步伐较慢，都在限制信贷增长、利率下降。何况PPI通缩持续加剧，企业面对的实际利率更高。
此外，对于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而言，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冲击也不小。自2011年四季度以来，反映贸易品国际竞争力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稳定在100以上，并持续上升，不断创出新高，截至2015年2月，已经超过了130。这一水平较2007年上升44%，较2010年上升30%。由此，出口同比增速持续处于低位，2014年全年增长6%，较上年下降1.8个百分点。
现在是时候重新认识制造业，进而，调整产业的指导方向和意见，从上到下，改变社会预期，放松一刀切的限制性宏观政策。
人民币贬值先行
在需要调整的制造业政策中，影响力比较大的，也容易入手的当属“两率”。目前，降低利率已经没有争议，决策层明确表态并已降息两次，市场预期也已形成，中国进入了利率下行通道。唯有人民币汇率仍存在很大的分歧。
人民币究竟该不该贬值？市场的选择已经做出，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自2014年11月以来持续上升，到3月中，已累计贬值2.5%。
但是，人民币的贬值幅度远远低于美元的升值幅度（同期美元指数大幅上升逾16%），直接导致人民币相对其他货币升值，人民币有效汇率不断创出新高。
这主要归因于央行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取向与人民币的制度安排。2014年11月以来，人民币中间价基本持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即期汇率的升值止于2%的浮动上限。
央行的汇率政策该做何选择？继续不动如山，还是顺势而为？结合1998年那一轮调整、近年经济调整情况以及近期经济走势，人民币有必要贬值。正如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所言，人民币贬值幅度至少应该与美元升值幅度相当。否则，中国经济可能会“死了”。不仅可贸易程度高的第二产业会受到冲击而出现“产业空心化”，甚至会抑制国内消费、造成国内通缩、令财政债台高筑、迫使大水漫灌。
历史经验也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经济相关性非常强。每当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比金砖四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捷克、波兰、中国台湾、墨西哥在内的11个经济体高的时候，中国经济表现很好;反之则很差。
何况中国制造业已经过数年的倒逼转型，企业已接近临界点，人民币升值的边际紧缩效果值得警惕。2015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已经攀升了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