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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梁歙州，万国来求”。有文字记载的徽州茶始于唐，历经宋元明清和民国，至共和国时期，共历6个朝代，时近2000年。事业为人所创造，徽州茶业道路坎坷曲折，历史波澜壮阔，成就辉煌灿烂，其中打造者徽州茶商功不可没，可歌可泣。
关山苍苍，岁月泱泱。回望徽州茶业的跌宕历程，撇开唐宋饼茶的贵族化时期不说，明以后散茶的平民化时期，当为内销动力，缘此形成鼎盛。清末国门洞开，当为外销际遇，推动徽州茶业达到顶峰。再到民国，一度中兴，昙花一现，由此构成徽州波澜起伏的格局，谱写别具一格的华章。其中打造者徽州茶商顽强拼搏，筚路蓝缕，叱咤风云的多多故事和岁月传奇，更当传播和铭记。
一飞冲天
话说明万历间的某个雨天，京都北新桥大街的吴裕泰茶店走来一老一小爷孙顾客买茶，伙计将50包茉莉花片打捆扎好，以一绳拎起，准备交老者。孰不料同来的孙子抢先要拿，因动作过猛，不慎将线绳拽断，使得茶包洒落一地，有的甚至沾湿。为爷者抡掌欲打孙儿，伙计急忙阻挡，满脸赔笑道：莫怪小孩，是我们没捆紧。我再包装一次。说罢将地上茶叶一一捡起，并废弃湿包，重换为新包，再扎后交老者。不想其孙仍要拎茶，见爷不允，居然打算赖地不起，弄得为爷者好生尴尬。伙计见状，再笑道：这位爷，不打紧，我为您加层牛皮纸，再添一道绳。您尽管交孙儿拎着，保准万无一失。伙计一通忙碌毕，直望爷孙眉开眼笑而去才歇手。
这是当今北京著名老字号吴裕泰茶庄早年的故事。关于吴裕泰，源起歙南昌溪乡沧山源村吴氏家族。相传明时其吴家祖上曾在朝廷任监察御史，后遭奸臣陷害，从此吴家告别仕途，改为经商，打出吴裕泰牌号，在京业茶。经数代努力，分号日多，逐渐发展为京都业茶第一大家，享誉天下。
除吴裕泰外，明代还有歙人吴炽甫家族其祖上也于明代在京都卖茶。其祖上于明末开始经营茶叶及南北货，规模日大。后在京拥有的茶店号有西单北大街吴恒瑞、吴祥瑞，东四北大街吴星聚，西四北大街吴源成，宣武门外菜市口大街吴德润，地安门外吴肇祥，护国寺吴源成等。其中吴恒瑞、吴祥瑞即为祖业，其后人于此基础上拓展，经营范围扩至皖、浙、苏、闽、赣、鄂、冀、辽、蒙，及京、津、宁诸省市，业态发展为集收购、加工、窨制、批发、零售为一体化经营，成为明清时期显赫的茶商家族。
无论吴裕泰茶庄，还是吴炽甫家族，其早年之所以能够在京站稳脚跟，迅猛发展，这与明代徽州茶业的迅猛崛起，有着内在的紧密关联。
有道是，徽州有茶由来已久，早在唐宣宗大中年间，浮梁茶（饶州、歙州和江州）销关西、山东，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歙州、婺州、祁门、婺源方茶销梁、宋、幽并诸州，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道路。至宋元间，徽州茶商携茶四走天下，成为趋势，也是不争史实。
进入明代，中国茶事发生重大变革。草根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登基，立马下旨：罢造龙团，中国从此进入散茶时代。朝廷革新举措，带给茶坛是加工技艺、泡饮方式、市场拓展的三大革命。尤其市场层面，皇帝的去贵族化行为，犹如当前热播影视《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尚为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专宠的茶，猛然被迫断舍离，走下居高庙堂，一下子回到江湖之远的百姓身边，命运发生重大变化。朝野消费，一夜间腾出无限空间，潜力无穷大，引领市场出现巨大井喷。
徽州山高水长，生态优渥，尚来茶品第一。此时得天时襄助，广袤茶地如沐春风，加之茶人鼎力革新，很快便创制出一款令天下垂涎的散茶新品：休宁松萝。此茶出手不凡，先扩散至整个徽州，再风靡江南，后畅销北京、天津、上海、山东、东北各省市，很快走红全国，成为炒青鼻祖，一飞冲天。
徽州早有商家，且擅长经营，身影早映干山万水，足迹踏遍九州华夏。此时朝廷再赐商机，地利所产新茶品，更为雄厚物质基础。于是善以宗族联动抱团取暖的茶商，紧紧跟进，大力发挥人和优势，致茶商队伍迅猛膨胀。其携家乡茶品，流寓天下，致富发家，不计其数，业绩遽然飙升，乃至数年间便使茶业成为徽商经营的盐茶木典四大支柱产业之一，位列于第二。
有关徽州茶商从商经历和业绩，除上述吴炽甫家族、吴裕泰老号外，出现在旧志谱牒等史籍文献中，记述更为多多。如明嘉靖四十年（ 1561），始建于北京永定门外石榴庄（旧名下马社）的歙县义庄，规制甚宏，厅室高敞，周垣缭之，丛冢六七干，累累相次。建造资金多取之于茶商者。又如《酌中志》载：“明万历间（1573～1619），北京城里经营各处茶商贩来的松萝佳茗的6家店号，总数不下三千驮。”再如明人汪道昆《太函集》载：歙人方景真“故在荆州，将以贾茶入蜀，闻者争附之，辇二干缗一日至”;歙县潜川汪伯龄“先世故饶，久之中落。父力恢复，辄以下贾起繁昌，转而之齐鲁间，赢得以数干计。寻为宗人子同事者所干没，其父弗問也者而舍之。翁始胜冠，辄从父兄入蜀，称贷以益资斧，榷茶雅州”;再再如清人许承尧《歙事闲谭》云：“吾许族家谱载，吾祖于正统时，已出居庸关运茶行贾。似出贾风习已久，志言殆举其概略耳。”类似记载，不胜枚举。
一走天下
话说康熙年间某个深秋的傍晚，一位经营祁门安茶的孙义顺号老板，在鄱阳湖码头遇上一位广东戴姓郎中。戴姓郎中说，自己想搭船回家，但身无分文，老板能否行个方便？孙义顺老板听罢，不但慷慨应允，且一路好茶好酒相待，令戴姓郎中感动不已。行程数月，来到广东，正值流行瘟疫，百姓叫苦不迭。孙义顺老板也傻眼了，心想自己的安茶还能卖给谁呢？未料，天无绝人之路，一旁见状的戴姓郎中安慰道：别着急。我来帮你想想办法，兴许能助你一臂之力。只见戴郎中当即挂牌行医，为感谢孙义顺老板搭乘之恩，特在每剂药方中开三钱安茶为药引。不想几天下来，效果奇好，喝过戴郎中茶药的病人，多见康复。从此安茶可治病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不但安茶销路大畅，风靡两广市场，且安茶名声也大扬，且越传越神，以致被人们奉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称为圣茶，很快依托广州口岸的平台，走俏港澳台和东南亚，以致成为家家必备茶品，殷实之家甚至捧其为压箱底的看家至宝，演绎出中国外销茶的传奇。 这是清初的茶事镜头，背景是此时的中国茶事发生重大分野，其最大特色是华茶开始大量走出国门，扬名四海。此时徽州茶商阵营受潮流推动，也一分为二，一为内销本庄茶，一为外销洋庄茶。祁门安茶则为洋庄茶代表之一。
有关徽州外销茶商的雄起，追溯源头，当从明中叶后期说起，其时为适应对外贸易需要，朝廷小心翼翼开放海禁，中国茶叶从此打开外销窗口。此时就有徽州茶商携松萝外输。入清后，自康熙间始，朝廷睁眼看世界，认识到封闭千年的中国茶业，当开启大步走向世界的节奏，于是首选广州为口岸，打开了中国茶大量外输的大门。
广州开放，一时财富宏丰，商贾云集，无疑也成为徽州茶外销主渠道。徽州茶商应时跟上，远走广东，所创利润则是“一飘三”，即一元投入，三元产出。以致民间传说去广东赚钱，犹如河滩捡鹅卵石之易，俗称“发洋财。受利益所驱，大量茶商甚至不惜倾家荡产，趋之若鹜。
类似祁门安茶佳话，当然还有徽州红茶和绿茶。如方志载：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松萝茶曾对英国出口，是为安徽最早出口的茶叶品种。总之，华茶外销的快速崛起，很快引起洋人的极大关注，大大刺激了唯利是图者的觊觎之心，缘此引发后来的鸦片战争，觊觎者决计以武力逼迫的方式，解决自己对中国茶的沟壑渴望。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京条约》签订，五口通商，大批洋商蜂拥而入。在国际茶市强力需求的拉动下，晚清的中国茶市空前繁荣，华茶生产和出口，呈跳跃式发展。广州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最大通商口岸，“番夷市易，皆趋广州”，其中茶叶外贸额占中国外贸总值之六成。随后，《天津条约》签订，外销口岸继续扩大，茶贸中心又从广州转到上海、汉口等地。
在此大背景下，徽州茶商凭借难得的市场机遇，依賴徽州茶产丰厚的优势，其中歙休茶商在屯溪集结，致使屯绿取代松萝，横空出世，名商更是辈出不穷。2012年《休宁县志》载：清咸丰年间，屯溪镇有余德昌等4家茶号，各制眉茶干百箱，遥运香港，畅销海外。红茶快速在祁门崛起，涌现出胡元龙等一大批商家。茶商红绿兼营，凭借新安江水路和阊江水路运路缩短，成本降低的便利，大举外销，很快赢得市场，占领销售高地，形成规模可观的洋庄茶。徽州茶商队伍也迅猛成长，如广东官府指定当地一些势力强的商号和商行，主持广州的中外贸易，实则为行商垄断，后人称为广州十三行。其中的刘东生行，即为徽州茶商所设。此外，涌现出余伯陶、江耀华等一批业茶枭雄，乃至《清史稿·地理志》给屯溪定位：茶务都会，由此谱写中国茶史奇观，不可一世。正如其时问世的《中西纪事》总结：徽商岁至粤东，以茶商致富者不少，而自五口既开，则六县之民，无不家家蓄艾，户户当垆，赢者既操三倍之贾，绌者亦集众腋之裘。较之壬寅以前，何翅倍蓰耶。
再说本庄茶。受明代茶事惯性动力的推动，至清代，中国传统茶业，一跃而为先进的商品经济，活力四射，腾飞于华夏大地。徽州茶商的经营方式也有较大改变，一改长途贩运的一年往返，转为定点经营，坐地经商。即设茶庄、店号于大都市集镇，或以一地总店为主，在多地设分庄分店，形成线状幅射。有关此类典型商家，史籍文献中同样多多。如《北京歙县义庄》载：乾隆年间，京有歙籍茶行七家，茶商字号166家。又如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写到中国人户部右待郎王茂荫，其祖父王槐康为歙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在北通州开设森盛茶庄，至庚子之乱，毁于兵火，前后经四代，历时120余年。再如绩溪上庄胡适家族，其于清中叶贩茶上海，创万和茶铺于川沙，乃至民谚有“先有老万和，后有川沙城”之说。又如道光三十年（1850），绩溪上庄人汪立政创茶店于上海城南，称汪裕泰南号，咸丰间于广东路增设汪裕泰北号，光绪间于福州路增设汪裕泰三号。再如清代苏州城有吴世美、汪瑞裕、鲍德润、方裕泰、吴馨记、严德茂茶店被茶界推为六大名店。其店主或为歙人，或聘歙人为经理。其中尤以长三角为甚，涌现出江南茶叶大王汪裕泰、上海茶叶大王郑鉴源、徽州茶叶大王吴荣寿等商家大枭。同时名家巨号也快速增加，出现胡裕泰、张一元、汪裕泰等一批著名商号。内外并举，一改徽商传统经营四大支柱产业的格局，使茶业跃升到首位，且达到峰巅，创下前无古人的骄人业绩。
外销内销，两翼齐飞，带来徽州茶业前无古人骄人业绩。据《徽州茶经》载：清嘉庆间（约1810年），徽州年产茶叶不到600万斤，到民国二年（1913），六县产茶达1550万斤，占皖南茶产77%，需要指出的是，鸦片战争彻底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随着中国种茶制茶技术不断外流，约在同治九年（1870）许，英美茶市上，印度、斯里兰卡、日本茶开始出现强势，华茶显现衰退拐点。加上朝廷腐败，国内茶市也日显萎靡。徽州茶商无力回天，加上自身不足，洋庄茶雄风猛退，本庄茶也摇摆艰难。这也是事实，毋庸回避。
一度中兴
民国4年（1915）的春天，姗姗来迟，3月的北平甚至还飘着雪花。时任北洋政府农商部佥事的陆潆，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季节与自己命运休戚相关，他将与祁红结缘，开创出中国茶史空前绝后的事业。这天一早，陆潆刚到办公室，就受部长召见。部长说：昨天上海来电，说有外商要求以农商部名义，去徽州茶区考察。部里决定，派你陪同。你要留心观察，弄清老外真正目的。
陆潆当即到沪，见到三人，二位高鼻深目老外，一叫柏雷德，身份商人，一叫海里思，身份茶师，均为英国人;另一位为中国小开，名洪敬斋。陆潆带他们出发，4人经杭州入新安江，到屯溪，然老外仅参观一厂，便提出要去祁门。至此陆潆明白，老外真正目标是祁红，同时获悉所谓英商，其实是上海锦隆洋行总经理。到祁门，正逢茶季，柏雷德十分来劲，不但参观茶号，且独自深入农家，仔细窥看初制过程，并向陆潆提出，要到茶园采鲜叶，以了解留蘖采法。如此盘恒两日，随后又去闪里看精制。一切如愿后，4人分手。
4月22日，陆潆回部，部长又招，说：我们终于明白，外国人真正目的，是要在我国茶区扎根。现英商柏雷德公开提出，要求到红茶王牌产地祁门县设厂。照我国条约，外商不得到内地办厂。昨经国务会议研究，决定农商部自办茶场，抵制外商觊觎。地址选定祁门南路平里，此请陆佥事兼任场长，速往祁门，刻期开办。你要以最短时间，最少经费，树立科学化试验场，社会化种制模范，以启发茶农集体革新的基层力量。
这是民国初年的茶景。史学家说：民国最大的贡献，在于系统引进现代茶学体系，并将其与中国茶业实际相结合，诞生了有中国特色的初步现代茶学体系。祁门茶业改良场恰是其中典型，属“开中茶以来未有的创举”，成为最显赫的旗帜，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茶业摇篮，地位至高无上。
1932年11月，中国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只身一人来徽州，实施复兴行动，徽州茶商积极响应，热忱投入，亲自参与和践行一系列活动，则当为先锋之举。民国30年（1941），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华茶出口全部停顿。到次年（1942），安徽积存茶叶达26.27万箱。徽州茶商也难以为业，茶号纷纷倒闭。此后每况愈下，到民国34年（1945），华茶出口降到有史以来最低水平，不足元年（1911） 8.96万吨的1%，其中徽州茶上市量不足250吨。抗战胜利后，社会部全国合作社物品销售处，上海分处在祁门县设茶叶合作运销处，旨在力促祁红和屯绿运销出口，茶商鼎力相助，因受时局影响，终难挽颓局。此后国内战事不断，经济萧条，百业俱废，到1949年，徽州茶叶生产量和贸易量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其中祁红仅4631箱，屯绿仅75350箱，跌至极限。
1949年共和国成立，不久随公私合营运动到来，徽商整体被划入计划经济体制序列，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徽州茶商完成历史使命，从此消失。至于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重构市场经济体制后，秉承徽州茶商基因的黄山茶商重新崛起，那是另话。
关山苍苍，岁月泱泱。回望徽州茶业的跌宕历程，撇开唐宋饼茶的贵族化时期不说，明以后散茶的平民化时期，当为内销动力，缘此形成鼎盛。清末国门洞开，当为外销际遇，推动徽州茶业达到顶峰。再到民国，一度中兴，昙花一现，由此构成徽州波澜起伏的格局，谱写别具一格的华章。其中打造者徽州茶商顽强拼搏，筚路蓝缕，叱咤风云的多多故事和岁月传奇，更当传播和铭记。
一飞冲天
话说明万历间的某个雨天，京都北新桥大街的吴裕泰茶店走来一老一小爷孙顾客买茶，伙计将50包茉莉花片打捆扎好，以一绳拎起，准备交老者。孰不料同来的孙子抢先要拿，因动作过猛，不慎将线绳拽断，使得茶包洒落一地，有的甚至沾湿。为爷者抡掌欲打孙儿，伙计急忙阻挡，满脸赔笑道：莫怪小孩，是我们没捆紧。我再包装一次。说罢将地上茶叶一一捡起，并废弃湿包，重换为新包，再扎后交老者。不想其孙仍要拎茶，见爷不允，居然打算赖地不起，弄得为爷者好生尴尬。伙计见状，再笑道：这位爷，不打紧，我为您加层牛皮纸，再添一道绳。您尽管交孙儿拎着，保准万无一失。伙计一通忙碌毕，直望爷孙眉开眼笑而去才歇手。
这是当今北京著名老字号吴裕泰茶庄早年的故事。关于吴裕泰，源起歙南昌溪乡沧山源村吴氏家族。相传明时其吴家祖上曾在朝廷任监察御史，后遭奸臣陷害，从此吴家告别仕途，改为经商，打出吴裕泰牌号，在京业茶。经数代努力，分号日多，逐渐发展为京都业茶第一大家，享誉天下。
除吴裕泰外，明代还有歙人吴炽甫家族其祖上也于明代在京都卖茶。其祖上于明末开始经营茶叶及南北货，规模日大。后在京拥有的茶店号有西单北大街吴恒瑞、吴祥瑞，东四北大街吴星聚，西四北大街吴源成，宣武门外菜市口大街吴德润，地安门外吴肇祥，护国寺吴源成等。其中吴恒瑞、吴祥瑞即为祖业，其后人于此基础上拓展，经营范围扩至皖、浙、苏、闽、赣、鄂、冀、辽、蒙，及京、津、宁诸省市，业态发展为集收购、加工、窨制、批发、零售为一体化经营，成为明清时期显赫的茶商家族。
无论吴裕泰茶庄，还是吴炽甫家族，其早年之所以能够在京站稳脚跟，迅猛发展，这与明代徽州茶业的迅猛崛起，有着内在的紧密关联。
有道是，徽州有茶由来已久，早在唐宣宗大中年间，浮梁茶（饶州、歙州和江州）销关西、山东，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歙州、婺州、祁门、婺源方茶销梁、宋、幽并诸州，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道路。至宋元间，徽州茶商携茶四走天下，成为趋势，也是不争史实。
进入明代，中国茶事发生重大变革。草根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登基，立马下旨：罢造龙团，中国从此进入散茶时代。朝廷革新举措，带给茶坛是加工技艺、泡饮方式、市场拓展的三大革命。尤其市场层面，皇帝的去贵族化行为，犹如当前热播影视《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尚为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专宠的茶，猛然被迫断舍离，走下居高庙堂，一下子回到江湖之远的百姓身边，命运发生重大变化。朝野消费，一夜间腾出无限空间，潜力无穷大，引领市场出现巨大井喷。
徽州山高水长，生态优渥，尚来茶品第一。此时得天时襄助，广袤茶地如沐春风，加之茶人鼎力革新，很快便创制出一款令天下垂涎的散茶新品：休宁松萝。此茶出手不凡，先扩散至整个徽州，再风靡江南，后畅销北京、天津、上海、山东、东北各省市，很快走红全国，成为炒青鼻祖，一飞冲天。
徽州早有商家，且擅长经营，身影早映干山万水，足迹踏遍九州华夏。此时朝廷再赐商机，地利所产新茶品，更为雄厚物质基础。于是善以宗族联动抱团取暖的茶商，紧紧跟进，大力发挥人和优势，致茶商队伍迅猛膨胀。其携家乡茶品，流寓天下，致富发家，不计其数，业绩遽然飙升，乃至数年间便使茶业成为徽商经营的盐茶木典四大支柱产业之一，位列于第二。
有关徽州茶商从商经历和业绩，除上述吴炽甫家族、吴裕泰老号外，出现在旧志谱牒等史籍文献中，记述更为多多。如明嘉靖四十年（ 1561），始建于北京永定门外石榴庄（旧名下马社）的歙县义庄，规制甚宏，厅室高敞，周垣缭之，丛冢六七干，累累相次。建造资金多取之于茶商者。又如《酌中志》载：“明万历间（1573～1619），北京城里经营各处茶商贩来的松萝佳茗的6家店号，总数不下三千驮。”再如明人汪道昆《太函集》载：歙人方景真“故在荆州，将以贾茶入蜀，闻者争附之，辇二干缗一日至”;歙县潜川汪伯龄“先世故饶，久之中落。父力恢复，辄以下贾起繁昌，转而之齐鲁间，赢得以数干计。寻为宗人子同事者所干没，其父弗問也者而舍之。翁始胜冠，辄从父兄入蜀，称贷以益资斧，榷茶雅州”;再再如清人许承尧《歙事闲谭》云：“吾许族家谱载，吾祖于正统时，已出居庸关运茶行贾。似出贾风习已久，志言殆举其概略耳。”类似记载，不胜枚举。
一走天下
话说康熙年间某个深秋的傍晚，一位经营祁门安茶的孙义顺号老板，在鄱阳湖码头遇上一位广东戴姓郎中。戴姓郎中说，自己想搭船回家，但身无分文，老板能否行个方便？孙义顺老板听罢，不但慷慨应允，且一路好茶好酒相待，令戴姓郎中感动不已。行程数月，来到广东，正值流行瘟疫，百姓叫苦不迭。孙义顺老板也傻眼了，心想自己的安茶还能卖给谁呢？未料，天无绝人之路，一旁见状的戴姓郎中安慰道：别着急。我来帮你想想办法，兴许能助你一臂之力。只见戴郎中当即挂牌行医，为感谢孙义顺老板搭乘之恩，特在每剂药方中开三钱安茶为药引。不想几天下来，效果奇好，喝过戴郎中茶药的病人，多见康复。从此安茶可治病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不但安茶销路大畅，风靡两广市场，且安茶名声也大扬，且越传越神，以致被人们奉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称为圣茶，很快依托广州口岸的平台，走俏港澳台和东南亚，以致成为家家必备茶品，殷实之家甚至捧其为压箱底的看家至宝，演绎出中国外销茶的传奇。 这是清初的茶事镜头，背景是此时的中国茶事发生重大分野，其最大特色是华茶开始大量走出国门，扬名四海。此时徽州茶商阵营受潮流推动，也一分为二，一为内销本庄茶，一为外销洋庄茶。祁门安茶则为洋庄茶代表之一。
有关徽州外销茶商的雄起，追溯源头，当从明中叶后期说起，其时为适应对外贸易需要，朝廷小心翼翼开放海禁，中国茶叶从此打开外销窗口。此时就有徽州茶商携松萝外输。入清后，自康熙间始，朝廷睁眼看世界，认识到封闭千年的中国茶业，当开启大步走向世界的节奏，于是首选广州为口岸，打开了中国茶大量外输的大门。
广州开放，一时财富宏丰，商贾云集，无疑也成为徽州茶外销主渠道。徽州茶商应时跟上，远走广东，所创利润则是“一飘三”，即一元投入，三元产出。以致民间传说去广东赚钱，犹如河滩捡鹅卵石之易，俗称“发洋财。受利益所驱，大量茶商甚至不惜倾家荡产，趋之若鹜。
类似祁门安茶佳话，当然还有徽州红茶和绿茶。如方志载：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松萝茶曾对英国出口，是为安徽最早出口的茶叶品种。总之，华茶外销的快速崛起，很快引起洋人的极大关注，大大刺激了唯利是图者的觊觎之心，缘此引发后来的鸦片战争，觊觎者决计以武力逼迫的方式，解决自己对中国茶的沟壑渴望。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京条约》签订，五口通商，大批洋商蜂拥而入。在国际茶市强力需求的拉动下，晚清的中国茶市空前繁荣，华茶生产和出口，呈跳跃式发展。广州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最大通商口岸，“番夷市易，皆趋广州”，其中茶叶外贸额占中国外贸总值之六成。随后，《天津条约》签订，外销口岸继续扩大，茶贸中心又从广州转到上海、汉口等地。
在此大背景下，徽州茶商凭借难得的市场机遇，依賴徽州茶产丰厚的优势，其中歙休茶商在屯溪集结，致使屯绿取代松萝，横空出世，名商更是辈出不穷。2012年《休宁县志》载：清咸丰年间，屯溪镇有余德昌等4家茶号，各制眉茶干百箱，遥运香港，畅销海外。红茶快速在祁门崛起，涌现出胡元龙等一大批商家。茶商红绿兼营，凭借新安江水路和阊江水路运路缩短，成本降低的便利，大举外销，很快赢得市场，占领销售高地，形成规模可观的洋庄茶。徽州茶商队伍也迅猛成长，如广东官府指定当地一些势力强的商号和商行，主持广州的中外贸易，实则为行商垄断，后人称为广州十三行。其中的刘东生行，即为徽州茶商所设。此外，涌现出余伯陶、江耀华等一批业茶枭雄，乃至《清史稿·地理志》给屯溪定位：茶务都会，由此谱写中国茶史奇观，不可一世。正如其时问世的《中西纪事》总结：徽商岁至粤东，以茶商致富者不少，而自五口既开，则六县之民，无不家家蓄艾，户户当垆，赢者既操三倍之贾，绌者亦集众腋之裘。较之壬寅以前，何翅倍蓰耶。
再说本庄茶。受明代茶事惯性动力的推动，至清代，中国传统茶业，一跃而为先进的商品经济，活力四射，腾飞于华夏大地。徽州茶商的经营方式也有较大改变，一改长途贩运的一年往返，转为定点经营，坐地经商。即设茶庄、店号于大都市集镇，或以一地总店为主，在多地设分庄分店，形成线状幅射。有关此类典型商家，史籍文献中同样多多。如《北京歙县义庄》载：乾隆年间，京有歙籍茶行七家，茶商字号166家。又如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写到中国人户部右待郎王茂荫，其祖父王槐康为歙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在北通州开设森盛茶庄，至庚子之乱，毁于兵火，前后经四代，历时120余年。再如绩溪上庄胡适家族，其于清中叶贩茶上海，创万和茶铺于川沙，乃至民谚有“先有老万和，后有川沙城”之说。又如道光三十年（1850），绩溪上庄人汪立政创茶店于上海城南，称汪裕泰南号，咸丰间于广东路增设汪裕泰北号，光绪间于福州路增设汪裕泰三号。再如清代苏州城有吴世美、汪瑞裕、鲍德润、方裕泰、吴馨记、严德茂茶店被茶界推为六大名店。其店主或为歙人，或聘歙人为经理。其中尤以长三角为甚，涌现出江南茶叶大王汪裕泰、上海茶叶大王郑鉴源、徽州茶叶大王吴荣寿等商家大枭。同时名家巨号也快速增加，出现胡裕泰、张一元、汪裕泰等一批著名商号。内外并举，一改徽商传统经营四大支柱产业的格局，使茶业跃升到首位，且达到峰巅，创下前无古人的骄人业绩。
外销内销，两翼齐飞，带来徽州茶业前无古人骄人业绩。据《徽州茶经》载：清嘉庆间（约1810年），徽州年产茶叶不到600万斤，到民国二年（1913），六县产茶达1550万斤，占皖南茶产77%，需要指出的是，鸦片战争彻底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随着中国种茶制茶技术不断外流，约在同治九年（1870）许，英美茶市上，印度、斯里兰卡、日本茶开始出现强势，华茶显现衰退拐点。加上朝廷腐败，国内茶市也日显萎靡。徽州茶商无力回天，加上自身不足，洋庄茶雄风猛退，本庄茶也摇摆艰难。这也是事实，毋庸回避。
一度中兴
民国4年（1915）的春天，姗姗来迟，3月的北平甚至还飘着雪花。时任北洋政府农商部佥事的陆潆，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季节与自己命运休戚相关，他将与祁红结缘，开创出中国茶史空前绝后的事业。这天一早，陆潆刚到办公室，就受部长召见。部长说：昨天上海来电，说有外商要求以农商部名义，去徽州茶区考察。部里决定，派你陪同。你要留心观察，弄清老外真正目的。
陆潆当即到沪，见到三人，二位高鼻深目老外，一叫柏雷德，身份商人，一叫海里思，身份茶师，均为英国人;另一位为中国小开，名洪敬斋。陆潆带他们出发，4人经杭州入新安江，到屯溪，然老外仅参观一厂，便提出要去祁门。至此陆潆明白，老外真正目标是祁红，同时获悉所谓英商，其实是上海锦隆洋行总经理。到祁门，正逢茶季，柏雷德十分来劲，不但参观茶号，且独自深入农家，仔细窥看初制过程，并向陆潆提出，要到茶园采鲜叶，以了解留蘖采法。如此盘恒两日，随后又去闪里看精制。一切如愿后，4人分手。
4月22日，陆潆回部，部长又招，说：我们终于明白，外国人真正目的，是要在我国茶区扎根。现英商柏雷德公开提出，要求到红茶王牌产地祁门县设厂。照我国条约，外商不得到内地办厂。昨经国务会议研究，决定农商部自办茶场，抵制外商觊觎。地址选定祁门南路平里，此请陆佥事兼任场长，速往祁门，刻期开办。你要以最短时间，最少经费，树立科学化试验场，社会化种制模范，以启发茶农集体革新的基层力量。
这是民国初年的茶景。史学家说：民国最大的贡献，在于系统引进现代茶学体系，并将其与中国茶业实际相结合，诞生了有中国特色的初步现代茶学体系。祁门茶业改良场恰是其中典型，属“开中茶以来未有的创举”，成为最显赫的旗帜，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茶业摇篮，地位至高无上。
1932年11月，中国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只身一人来徽州，实施复兴行动，徽州茶商积极响应，热忱投入，亲自参与和践行一系列活动，则当为先锋之举。民国30年（1941），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华茶出口全部停顿。到次年（1942），安徽积存茶叶达26.27万箱。徽州茶商也难以为业，茶号纷纷倒闭。此后每况愈下，到民国34年（1945），华茶出口降到有史以来最低水平，不足元年（1911） 8.96万吨的1%，其中徽州茶上市量不足250吨。抗战胜利后，社会部全国合作社物品销售处，上海分处在祁门县设茶叶合作运销处，旨在力促祁红和屯绿运销出口，茶商鼎力相助，因受时局影响，终难挽颓局。此后国内战事不断，经济萧条，百业俱废，到1949年，徽州茶叶生产量和贸易量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其中祁红仅4631箱，屯绿仅75350箱，跌至极限。
1949年共和国成立，不久随公私合营运动到来，徽商整体被划入计划经济体制序列，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徽州茶商完成历史使命，从此消失。至于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重构市场经济体制后，秉承徽州茶商基因的黄山茶商重新崛起，那是另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