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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6月14日，沈从文致信身处困境中的陈蕴珍(巴金夫人萧珊)，表示对巴金一家境况的关切，信中同时介绍了自己及北方一些熟人的近况。其中提到曹禺时，他这样写道：“曹禺闻也患心脏病，住协和医院。本说拟写什么张秋香剧本，或许又过了时，就搁下了。”(《沈从文全集》23卷，P150)沈从文不经意间给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曹禺曾拟写一个名叫张秋香的剧本。
在曹禺目前已公开的文字里，虽尚未见到他本人的有关说法，但我认为，沈提供的信息应该是可靠的。因为书信作为私人文件，易于保存真情实况，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它常常能在琐碎的事情中透露某些公开材料中不易见到的珍贵史料。沈从文与曹禺，相互熟悉。早在1937年，沈就在《大公报》上撰文评价过曹禺的《日出》。1960年9月曹曾就《卧薪尝胆》(后改名《胆剑篇》)一剧中的若干历史问题向沈从文请教，沈于同年9月16日复一长信，详细介绍了战国时期吴越社会各方面的状况。1961年沈还致信曹禺，对《卧薪尝胆》一剧提出过修改意见。1972年沈从文与曹禺两人同居北京，或许是在某一个偶然的场合(很可能就是在协和医院，因为沈前信中曾说道，“曹禺闻也患心脏病，住协和医院”。)，沈曾亲耳听曹说过自己想写张秋香，当然也有可能是听其他熟人说的。但不管怎样，我觉得，沈的说法应该可信。
张秋香究竟是何许人也?曹禺为什么想写张秋香的剧本?最终又为何放弃了写作呢?
张秋香(1908-2000)，陕西渭南市临渭区双王办八里店村四组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1957年和1958年先后出席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和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荣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1960年，她领导的棉花作务组被命名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张秋香曾先后20多次到北京参加各种全国性的会议，9次受到毛主席、13次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并被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0次被评为省、地、县、乡劳动模范，她总结的务棉经验先后在当地、陕西省、全国推广，是闻名全国的植棉能手。2000年12月7日，张秋香因病逝世。她一生为陕西和全国的棉花生产做出了突出贡献，被人们誉为“永不褪色的红旗”、“永不凋谢的银花”。
曹禺之所以拟写张秋香的剧本，我估计是因为周总理的缘故。
周总理一直很关注中国话剧事业的发展。抗战期间在重庆，他就多次邀曹禺到其住处——曾家岩50号探讨话剧创作。此后他们一直保持着比较良好的个人关系。解放后，周总理多次到访北京人艺，并邀请曹禺到其家中作客，而曹禺也多次陪同周总理在首都大剧院看戏。曹禺的《明朗的天》和《胆剑篇》等话剧，还曾得到周总理的热切关注和好评。“文革”中曹禺落难时，周总理出面保护过他，并在闻知他身患疾患时，还派人前去探望。1961年初春，周总理点名要曹禺写《王昭君》，曹禺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并很快地完成了其中两幕剧的写作。可后来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让一向谨慎和胆小的曹禺心有余悸。特别是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的两次批评，更是让他缩了手脚。毛泽东说：“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又说：“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曲，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如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很快《关汉卿》、《谢瑶环》(京剧)、《海瑞罢官》(京剧)与《李慧娘》等戏就被说成是“牛鬼蛇神”。这时，曹禺意识到再写历史戏就太不识时务了。于是他不得不暂时中断了《王昭君》的创作(注：直到1978年他才重新捡起并最终完成了该剧写作)。此后，他又受命去写反映河北人民抗洪斗争的戏，并搜集了不少材料，但因为种种顾忌和原因，最终并没有写成。为此，曹禺颇感痛苦和焦虑。周总理了解到曹禺的创作困境，可能建议过他去写有关张秋香的剧本。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曹禺从周总理那里了解到张秋香的情况，主动产生了写作的念头。不过，以曹禺的个性而言，在“文革”那样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后一种可能性并不大。
周总理之所以关注张秋香，并有可能建议曹禺去写张秋香的剧本，一方面缘于他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棉花生产的重视，另一方面则缘于他对张秋香本人的了解和敬重。
张秋香作为全国闻名的植棉能手，受到周总理的多次接见和特别关怀。1958年冬，她参加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会。张秋香与其他七位同志被邀去国务院参加座谈会。周总理问张秋香：“炼钢铁砸群众的锅没有?”她说：“没有。营连干部(当时农村组织为军事编制)都积极动员社员卖废铁。”总理又问：“听说农村的棉花无人采，豆子玉米没人收。”她说：“精壮劳力去捞铁沙，炼钢铁，老婆老汉和一部分弱劳力在家搞秋收。”座谈完毕，总理和八人合影，留她们同进午餐。饭后喝茶时，总理给每人一个苹果。张秋香吃的，还是总理亲手削的。喝毕茶，总理叫车把其他七位同志先送回去，独留张秋香，又询问了一些农村情况。张秋香拿笔记本给总理，请他题字，总理欣然命笔，写下了“继续前进，革命到底”八个字。总理题罢字，邀请她到家作客，并拉起了家常，问她家几口人，粮食够不够吃，有什么困难，孩子干什么。她一一作了回答，并说：“每年还给国家卖一些余粮。”后张秋香应邀和总理一家一起吃面条。他们边吃边谈，气氛非常和谐。临别时，周恩来和邓颖超把她送到小车前握手告别，并说：“争取年年都来。”
1960年代，张秋香两次参加在京会议，都见到了周总理。一次是全国棉花工作会，总理来作报告，在会场看见她，便招呼说：“秋香，你来了。”随后，总理将公文包放在讲台上，又走到她身边握手问好。另一次是共青团中央开会，张秋香被请到主席台就坐。总理给大会讲话时看见了她，立即上前握手问好。“文革”中，张秋香被诬为“假劳模”，并被赶出了植棉组，连闻名全国的秋香作务组也被解散。1969年9月，中央召开棉花工作会议，周总理曾在会上询问工作人员，陕西的张秋香来了没有。有人说，她还没有“解放”，周总理生气地说：“一个务棉花的劳动模范，有什么问题不能解放?”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张秋香被专程接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棉花生产会议。1970年后，当地正式恢复了秋香务棉组的植棉活动。
正是由于周总理对张秋香情况的熟悉和了解，他才可能会建议曹禺去写有关张秋香的剧本。而曹禺一定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并着手搜集材料，开始构思。因为曹对周总理一向是感恩戴德、言听计从。
可为何曹禺最终放弃了写作呢?
曹禺曾说过：
多年来，我写戏都是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我也写了几个，有的也没有写出来……解放后，总是搞运动，从批判《武训传》起，运动没有中断过。虽然，我没当上右派，但也是把我的心弄得都不敢跳动了。(《曹禺自述》P.191，京华出社2005年版)
曹禺解放后写的剧本，如《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等，几乎都是来自上面领导布置的任务。即便如此，他写的几部戏“文革”时还是被批为“大毒草”，他本人也被视为“反动作家”、“反动权威”和“30年代文艺上的黑线人物”，他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胆子也变得越来越小了。再加上“文革”中张秋香也受到冲击，曹禺自然不敢去写她了。因此沈从文才说，曹禺写张秋香的戏，“或许又过了时，就搁下了”。
(本文编辑 谢宁)
在曹禺目前已公开的文字里，虽尚未见到他本人的有关说法，但我认为，沈提供的信息应该是可靠的。因为书信作为私人文件，易于保存真情实况，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它常常能在琐碎的事情中透露某些公开材料中不易见到的珍贵史料。沈从文与曹禺，相互熟悉。早在1937年，沈就在《大公报》上撰文评价过曹禺的《日出》。1960年9月曹曾就《卧薪尝胆》(后改名《胆剑篇》)一剧中的若干历史问题向沈从文请教，沈于同年9月16日复一长信，详细介绍了战国时期吴越社会各方面的状况。1961年沈还致信曹禺，对《卧薪尝胆》一剧提出过修改意见。1972年沈从文与曹禺两人同居北京，或许是在某一个偶然的场合(很可能就是在协和医院，因为沈前信中曾说道，“曹禺闻也患心脏病，住协和医院”。)，沈曾亲耳听曹说过自己想写张秋香，当然也有可能是听其他熟人说的。但不管怎样，我觉得，沈的说法应该可信。
张秋香究竟是何许人也?曹禺为什么想写张秋香的剧本?最终又为何放弃了写作呢?
张秋香(1908-2000)，陕西渭南市临渭区双王办八里店村四组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1957年和1958年先后出席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和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荣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1960年，她领导的棉花作务组被命名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张秋香曾先后20多次到北京参加各种全国性的会议，9次受到毛主席、13次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并被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0次被评为省、地、县、乡劳动模范，她总结的务棉经验先后在当地、陕西省、全国推广，是闻名全国的植棉能手。2000年12月7日，张秋香因病逝世。她一生为陕西和全国的棉花生产做出了突出贡献，被人们誉为“永不褪色的红旗”、“永不凋谢的银花”。
曹禺之所以拟写张秋香的剧本，我估计是因为周总理的缘故。
周总理一直很关注中国话剧事业的发展。抗战期间在重庆，他就多次邀曹禺到其住处——曾家岩50号探讨话剧创作。此后他们一直保持着比较良好的个人关系。解放后，周总理多次到访北京人艺，并邀请曹禺到其家中作客，而曹禺也多次陪同周总理在首都大剧院看戏。曹禺的《明朗的天》和《胆剑篇》等话剧，还曾得到周总理的热切关注和好评。“文革”中曹禺落难时，周总理出面保护过他，并在闻知他身患疾患时，还派人前去探望。1961年初春，周总理点名要曹禺写《王昭君》，曹禺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并很快地完成了其中两幕剧的写作。可后来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让一向谨慎和胆小的曹禺心有余悸。特别是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的两次批评，更是让他缩了手脚。毛泽东说：“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又说：“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曲，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如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很快《关汉卿》、《谢瑶环》(京剧)、《海瑞罢官》(京剧)与《李慧娘》等戏就被说成是“牛鬼蛇神”。这时，曹禺意识到再写历史戏就太不识时务了。于是他不得不暂时中断了《王昭君》的创作(注：直到1978年他才重新捡起并最终完成了该剧写作)。此后，他又受命去写反映河北人民抗洪斗争的戏，并搜集了不少材料，但因为种种顾忌和原因，最终并没有写成。为此，曹禺颇感痛苦和焦虑。周总理了解到曹禺的创作困境，可能建议过他去写有关张秋香的剧本。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曹禺从周总理那里了解到张秋香的情况，主动产生了写作的念头。不过，以曹禺的个性而言，在“文革”那样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后一种可能性并不大。
周总理之所以关注张秋香，并有可能建议曹禺去写张秋香的剧本，一方面缘于他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棉花生产的重视，另一方面则缘于他对张秋香本人的了解和敬重。
张秋香作为全国闻名的植棉能手，受到周总理的多次接见和特别关怀。1958年冬，她参加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会。张秋香与其他七位同志被邀去国务院参加座谈会。周总理问张秋香：“炼钢铁砸群众的锅没有?”她说：“没有。营连干部(当时农村组织为军事编制)都积极动员社员卖废铁。”总理又问：“听说农村的棉花无人采，豆子玉米没人收。”她说：“精壮劳力去捞铁沙，炼钢铁，老婆老汉和一部分弱劳力在家搞秋收。”座谈完毕，总理和八人合影，留她们同进午餐。饭后喝茶时，总理给每人一个苹果。张秋香吃的，还是总理亲手削的。喝毕茶，总理叫车把其他七位同志先送回去，独留张秋香，又询问了一些农村情况。张秋香拿笔记本给总理，请他题字，总理欣然命笔，写下了“继续前进，革命到底”八个字。总理题罢字，邀请她到家作客，并拉起了家常，问她家几口人，粮食够不够吃，有什么困难，孩子干什么。她一一作了回答，并说：“每年还给国家卖一些余粮。”后张秋香应邀和总理一家一起吃面条。他们边吃边谈，气氛非常和谐。临别时，周恩来和邓颖超把她送到小车前握手告别，并说：“争取年年都来。”
1960年代，张秋香两次参加在京会议，都见到了周总理。一次是全国棉花工作会，总理来作报告，在会场看见她，便招呼说：“秋香，你来了。”随后，总理将公文包放在讲台上，又走到她身边握手问好。另一次是共青团中央开会，张秋香被请到主席台就坐。总理给大会讲话时看见了她，立即上前握手问好。“文革”中，张秋香被诬为“假劳模”，并被赶出了植棉组，连闻名全国的秋香作务组也被解散。1969年9月，中央召开棉花工作会议，周总理曾在会上询问工作人员，陕西的张秋香来了没有。有人说，她还没有“解放”，周总理生气地说：“一个务棉花的劳动模范，有什么问题不能解放?”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张秋香被专程接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棉花生产会议。1970年后，当地正式恢复了秋香务棉组的植棉活动。
正是由于周总理对张秋香情况的熟悉和了解，他才可能会建议曹禺去写有关张秋香的剧本。而曹禺一定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并着手搜集材料，开始构思。因为曹对周总理一向是感恩戴德、言听计从。
可为何曹禺最终放弃了写作呢?
曹禺曾说过：
多年来，我写戏都是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我也写了几个，有的也没有写出来……解放后，总是搞运动，从批判《武训传》起，运动没有中断过。虽然，我没当上右派，但也是把我的心弄得都不敢跳动了。(《曹禺自述》P.191，京华出社2005年版)
曹禺解放后写的剧本，如《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等，几乎都是来自上面领导布置的任务。即便如此，他写的几部戏“文革”时还是被批为“大毒草”，他本人也被视为“反动作家”、“反动权威”和“30年代文艺上的黑线人物”，他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胆子也变得越来越小了。再加上“文革”中张秋香也受到冲击，曹禺自然不敢去写她了。因此沈从文才说，曹禺写张秋香的戏，“或许又过了时，就搁下了”。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