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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东北易帜后，奉系军阀军队由地方军阀转变为东北边防军，听命于南京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军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继之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下走向分裂。由此造成的东北统治机构的瓦解、经济实力的丧失，对东北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不抵抗政策；东北军；分裂
中图分类号：k2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96（2011）01—0063—03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下，日军仅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此后，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东北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本文试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的分裂情况、原因以及对东北政局的影响进行探讨。
一、“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的分裂情况
1928年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把奉系军阀军队变为东北边防军，时称东北军。张学良以将地方封建割据、拥兵自重的军阀军队变为“国家的武力”为目标，建立了一支包括海陆空三军和诸多兵种的部队，并且对旧军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经过全方位的现代化改造后，东北军的实力已仅次于蒋介石而位居第二，超过阎、冯、桂军队实力的总和，使得张学良和东北军能在中国政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统计，“九·一八”事变之时，东北军在关外的包括非战斗人员共计19万人之多，其中辽宁驻军6万人，吉林驻军8万人，黑龙江驻军5万人。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则与之相差悬殊，其中陆军驻扎师团、独立守备队、日本宪兵、日本警察、在乡军人、义勇团等组织，总人数为98 582人[1] 。然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东北军没能发挥其应有的抵御外侮作用，使东北这个抵御日本侵略的前线，变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基地，致使东北沦亡。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军调往关内的情况。截止“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在关内的兵力约为11.5万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北地方防务空虚，客观上为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一个有利机会；“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约有5万人退入关内，主要是辽宁驻军。
张学良拥有自己的军事编制，作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虽然这支军队在“以后属于军事方面者，如军队之调动，及驻防地点各事，一切完全遵守中央命令，即属于行政方面者—皆惟中央之命是从”[2]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参加了围剿红军的错误行为，但是很快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二）“九·一八”事变后一部分东北军叛国投敌。“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下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消极影响下，叛国投敌的原东北军将领主要有：张海鹏、熙洽、张景惠等，其军队被日本军事当局改编为伪“满洲国”军队。截止至1932年3月底，伪“满洲国”军队总数为85 000人。约有8万“九·一八”事变前驻关外的东北军被编入伪“满洲国”军队。此外，还有6万“九·一八”事变前的原东北警察，为日人改编成“满洲国警察”[3]。
原东北军部分将领投敌后，不仅出任重要伪职，而且充当日军镇压抗日军队的鹰犬。张海鹏等伪军不仅与东北军的抗日部队和东北义勇军作战，而且还出关参加镇压上海“一·二八”抗战和长城抗战。
（三）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奋起抗战。最著名的就是马占山组织的江桥抗战。江桥抗战从1931年11月4日始至11月19日止，在这次战斗中日军、伪军死伤惨重，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遭受的首次严重打击。江桥抗战是东北军第一个冲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行动，对当时东北军中的爱国官兵是极大的鼓舞和推动。毛泽东说：“马占山在东三省的抗日行为，也是统治者营垒中的一个分裂。”指的就是东北军由内战军变成了抗日军的意思。与此同时，还有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省自卫军哈尔滨保卫战以及驻守边陲的苏炳文部所进行的海拉尔保卫战等。当时驻吉林省东北军抗日自卫军约7万人，驻黑龙江省的东北军抗日部队约3万人，合计10万人。江桥抗战、哈尔滨保卫战等东北军爱国官兵所进行的重要战役战争，都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东北军另有约2万人加入了东北抗日义勇军。他们由原东北军爱国将士或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组建而成。其中著名的有王德林部组成了“吉林国民救国军”、田霖部组成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唐聚五部组成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等。他们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先头部队，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东北和全中国的进程，也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二、东北军分裂的原因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日军帝国主义对东北垂涎已久。特别是《田中奏折》中：“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赤裸裸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1929年的经济危机，促使日本需要以战争的形式转嫁危机。1931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的《1931年度形势之判断》，规定分3个阶段解决满蒙。而第一阶段就是推翻张学良政权，代之以亲日的新政权。1931年6月，日本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对策大纲》，提出日本侵华将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即政治诱降和军事进攻相结合的方法。“九·一八”事变后，张海鹏、张景惠、于芷山等率众投降日寇，助纣为虐，当了可耻的汉奸。
（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不坚决抵抗造成东三省沦陷的悲剧，也加速了东北军的分裂。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所以能够得逞，就被侵略的中国而言，主要是由于奉行了不抵抗政策的缘故。“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早已长期密谋侵略中国东北。当时，东北军有30万人，除进关十余万人外，在东北还有19万兵力，还有空军和海军。从人数上说，这些军队对付14 000名关东军，应该说绰绰有余。1931年万宝山、中村事件相继发生后，蒋介石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中国而言，目前歼灭共匪，比对日抗战，更为重要”[4]。 因此，蒋介石置日本武装侵略于不顾，调动几十万大军，亲临江西，“围剿”工农红军。并在“围剿”前线给南京政府及张学良拍发电报，内称：“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共产党利用，逞共匪之跋扈，……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8月16日，又给张学良发来铣电，内称；“无论日本军队在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历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致国家民族于不顾”[5]。张按照蒋的训令转知东北军各部遵照执行。9月12日，蒋介石面嘱张学良：“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只有提交国联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本进攻一律不准抵抗”[6]。
“九·一八”事变时，如果东北军坚决抵抗，东三省可能不会沦陷，但张学良不敢抵抗，蒋介石也不让他抵抗。1931年日军炮轰北大营，东北军在不抵抗政策的消极影响下，竟“豪无反响，日军竟至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7]，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与影响是张学良及东北军爱国官兵所始料不及的。张学良没有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对日本侵略东北的严重局势认为不过是“寻衅”，“没估计到日本能那么快发动对东北的全面进攻，开始以为可能是如南京方面所说的地方事件”[8]。而多数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也都有这种想法，不相信日本能吞并东北。所以，按照蒋介石不抵抗命令，避免冲突，等待中央交涉处理。东北军没有把日本军国主义当做主要的敌人来进行防卫，犯了历史性的错误，直至丢失了东北老家，遽然成为无地盘的“地方实力派”了。最终导致分裂、覆灭的命运。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错误地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同时，又依赖、迷信上了国联。以为日本帝国主义会因为国联的调解而退兵东北。1931年9月中国代表施肇基在国联声明，中国“完全听命于国联，豪无保留条件”，“中国完全将东北三省的问题交给你们解决。”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张学良表示：“中国国民，处此国难之中，深信国联及各邦，必能竭力用和平公正方法，解决中日纠纷，使两国关系入于正规。”但国联最终只是反对日本独吞中国东北，而主张国际共管。这其实是使东北逃出虎穴又入狼窝。而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帝国主义却因不满国联的决定而宣布退出国联。国民政府依赖国联的想法最终破灭。
三、东北军分裂对东北政局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的分裂，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演变。造成了东北统治机构的瓦解，经济实力的丧失，以至对东北的历史发展进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东北军的分裂使东北的防务基本崩溃，加速了东北的沦陷。日本侵略者利用掠夺来的东北资源扩大它对东北和全中国的侵略战争。
（二）东北军的分裂使东北军政当局迅速瓦解，而日本侵略者正是在此期间逐渐建立起来了日伪殖民统治。东北军一大批军政要员投靠日本侵略者，构成了伪满洲国政治和军事骨干。他们具有统治经验，又熟悉地理民情，在残酷统治和压榨人民，镇压和破坏抗日运动方面起到了日本起不到的作用。
（三）东北军分裂后，其实力和影响的丧失使其无力再主导东北的抗日斗争了，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责任，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在东北的组织——中共满洲省委发动和组织了抗日游击战争，担起了抗日救国的重任。
参考文献
[1]胡玉海.“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境内外国军事实力研究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16
[2]一切听命于中央电[N].天津：大公报，1930年10月29日
[3][10]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4卷）[M].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298、196
[4]施罗曼·费德林史坦.辛达谟博士译.蒋介石传[M].台湾：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109
[5]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A]．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M]. 北京：中华书局，1981：24
[6]何柱国.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A]．见：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66
[7]通告日军侵占沈阳电[N].天津：大公报，1931年9月20日第3版
[8]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民族功臣张学良[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文 武
收稿日期：2010-12-26
作者简介：沈宗艳，女，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副研究员。
[关键词]不抵抗政策；东北军；分裂
中图分类号：k2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96（2011）01—0063—03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下，日军仅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此后，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东北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本文试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的分裂情况、原因以及对东北政局的影响进行探讨。
一、“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的分裂情况
1928年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把奉系军阀军队变为东北边防军，时称东北军。张学良以将地方封建割据、拥兵自重的军阀军队变为“国家的武力”为目标，建立了一支包括海陆空三军和诸多兵种的部队，并且对旧军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经过全方位的现代化改造后，东北军的实力已仅次于蒋介石而位居第二，超过阎、冯、桂军队实力的总和，使得张学良和东北军能在中国政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统计，“九·一八”事变之时，东北军在关外的包括非战斗人员共计19万人之多，其中辽宁驻军6万人，吉林驻军8万人，黑龙江驻军5万人。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则与之相差悬殊，其中陆军驻扎师团、独立守备队、日本宪兵、日本警察、在乡军人、义勇团等组织，总人数为98 582人[1] 。然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东北军没能发挥其应有的抵御外侮作用，使东北这个抵御日本侵略的前线，变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基地，致使东北沦亡。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军调往关内的情况。截止“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在关内的兵力约为11.5万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北地方防务空虚，客观上为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一个有利机会；“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约有5万人退入关内，主要是辽宁驻军。
张学良拥有自己的军事编制，作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虽然这支军队在“以后属于军事方面者，如军队之调动，及驻防地点各事，一切完全遵守中央命令，即属于行政方面者—皆惟中央之命是从”[2]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参加了围剿红军的错误行为，但是很快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二）“九·一八”事变后一部分东北军叛国投敌。“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下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消极影响下，叛国投敌的原东北军将领主要有：张海鹏、熙洽、张景惠等，其军队被日本军事当局改编为伪“满洲国”军队。截止至1932年3月底，伪“满洲国”军队总数为85 000人。约有8万“九·一八”事变前驻关外的东北军被编入伪“满洲国”军队。此外，还有6万“九·一八”事变前的原东北警察，为日人改编成“满洲国警察”[3]。
原东北军部分将领投敌后，不仅出任重要伪职，而且充当日军镇压抗日军队的鹰犬。张海鹏等伪军不仅与东北军的抗日部队和东北义勇军作战，而且还出关参加镇压上海“一·二八”抗战和长城抗战。
（三）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奋起抗战。最著名的就是马占山组织的江桥抗战。江桥抗战从1931年11月4日始至11月19日止，在这次战斗中日军、伪军死伤惨重，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遭受的首次严重打击。江桥抗战是东北军第一个冲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行动，对当时东北军中的爱国官兵是极大的鼓舞和推动。毛泽东说：“马占山在东三省的抗日行为，也是统治者营垒中的一个分裂。”指的就是东北军由内战军变成了抗日军的意思。与此同时，还有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省自卫军哈尔滨保卫战以及驻守边陲的苏炳文部所进行的海拉尔保卫战等。当时驻吉林省东北军抗日自卫军约7万人，驻黑龙江省的东北军抗日部队约3万人，合计10万人。江桥抗战、哈尔滨保卫战等东北军爱国官兵所进行的重要战役战争，都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东北军另有约2万人加入了东北抗日义勇军。他们由原东北军爱国将士或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组建而成。其中著名的有王德林部组成了“吉林国民救国军”、田霖部组成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唐聚五部组成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等。他们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先头部队，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东北和全中国的进程，也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二、东北军分裂的原因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日军帝国主义对东北垂涎已久。特别是《田中奏折》中：“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赤裸裸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1929年的经济危机，促使日本需要以战争的形式转嫁危机。1931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的《1931年度形势之判断》，规定分3个阶段解决满蒙。而第一阶段就是推翻张学良政权，代之以亲日的新政权。1931年6月，日本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对策大纲》，提出日本侵华将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即政治诱降和军事进攻相结合的方法。“九·一八”事变后，张海鹏、张景惠、于芷山等率众投降日寇，助纣为虐，当了可耻的汉奸。
（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不坚决抵抗造成东三省沦陷的悲剧，也加速了东北军的分裂。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所以能够得逞，就被侵略的中国而言，主要是由于奉行了不抵抗政策的缘故。“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早已长期密谋侵略中国东北。当时，东北军有30万人，除进关十余万人外，在东北还有19万兵力，还有空军和海军。从人数上说，这些军队对付14 000名关东军，应该说绰绰有余。1931年万宝山、中村事件相继发生后，蒋介石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中国而言，目前歼灭共匪，比对日抗战，更为重要”[4]。 因此，蒋介石置日本武装侵略于不顾，调动几十万大军，亲临江西，“围剿”工农红军。并在“围剿”前线给南京政府及张学良拍发电报，内称：“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共产党利用，逞共匪之跋扈，……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8月16日，又给张学良发来铣电，内称；“无论日本军队在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历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致国家民族于不顾”[5]。张按照蒋的训令转知东北军各部遵照执行。9月12日，蒋介石面嘱张学良：“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只有提交国联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本进攻一律不准抵抗”[6]。
“九·一八”事变时，如果东北军坚决抵抗，东三省可能不会沦陷，但张学良不敢抵抗，蒋介石也不让他抵抗。1931年日军炮轰北大营，东北军在不抵抗政策的消极影响下，竟“豪无反响，日军竟至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7]，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与影响是张学良及东北军爱国官兵所始料不及的。张学良没有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对日本侵略东北的严重局势认为不过是“寻衅”，“没估计到日本能那么快发动对东北的全面进攻，开始以为可能是如南京方面所说的地方事件”[8]。而多数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也都有这种想法，不相信日本能吞并东北。所以，按照蒋介石不抵抗命令，避免冲突，等待中央交涉处理。东北军没有把日本军国主义当做主要的敌人来进行防卫，犯了历史性的错误，直至丢失了东北老家，遽然成为无地盘的“地方实力派”了。最终导致分裂、覆灭的命运。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错误地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同时，又依赖、迷信上了国联。以为日本帝国主义会因为国联的调解而退兵东北。1931年9月中国代表施肇基在国联声明，中国“完全听命于国联，豪无保留条件”，“中国完全将东北三省的问题交给你们解决。”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张学良表示：“中国国民，处此国难之中，深信国联及各邦，必能竭力用和平公正方法，解决中日纠纷，使两国关系入于正规。”但国联最终只是反对日本独吞中国东北，而主张国际共管。这其实是使东北逃出虎穴又入狼窝。而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帝国主义却因不满国联的决定而宣布退出国联。国民政府依赖国联的想法最终破灭。
三、东北军分裂对东北政局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的分裂，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演变。造成了东北统治机构的瓦解，经济实力的丧失，以至对东北的历史发展进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东北军的分裂使东北的防务基本崩溃，加速了东北的沦陷。日本侵略者利用掠夺来的东北资源扩大它对东北和全中国的侵略战争。
（二）东北军的分裂使东北军政当局迅速瓦解，而日本侵略者正是在此期间逐渐建立起来了日伪殖民统治。东北军一大批军政要员投靠日本侵略者，构成了伪满洲国政治和军事骨干。他们具有统治经验，又熟悉地理民情，在残酷统治和压榨人民，镇压和破坏抗日运动方面起到了日本起不到的作用。
（三）东北军分裂后，其实力和影响的丧失使其无力再主导东北的抗日斗争了，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责任，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在东北的组织——中共满洲省委发动和组织了抗日游击战争，担起了抗日救国的重任。
参考文献
[1]胡玉海.“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境内外国军事实力研究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16
[2]一切听命于中央电[N].天津：大公报，1930年10月29日
[3][10]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4卷）[M].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298、196
[4]施罗曼·费德林史坦.辛达谟博士译.蒋介石传[M].台湾：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109
[5]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A]．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M]. 北京：中华书局，1981：24
[6]何柱国.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A]．见：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66
[7]通告日军侵占沈阳电[N].天津：大公报，1931年9月20日第3版
[8]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民族功臣张学良[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文 武
收稿日期：2010-12-26
作者简介：沈宗艳，女，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