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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莲／编译
尽管后社会主义国家全盘照搬西方市场化民主和其所依托的“转型学”假设都备受批判，“转型”本身却已成为一个“神话般诗意的概念”，并且依然是“一种近似正统的学说”。但是，一系列始料未及的问题已经阻碍了变革朝着预期的单一路线发展。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和引入新型市场的结果是，这些“转轨”国家饱受经济衰退的煎熬，以至于自由市场本应带来的高效率始终是镜中花水中月。在由独立国家组成的独联体形成十年后，现在是对错误及其原因进行审视并且对转轨本身这个最初假设进行质疑的时候了。阿布拉姆松请人类学家们考虑：“‘转轨’这个概念是否只是一个不得要领的工具，将诸如‘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或者‘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这类冷战二分法重塑成公民和非公民社会这对新模型。”
现在也该看看那些无意间形成的社会学方面的成果了。本文中，我将重点关注过去十年问西方“转轨援助”所产生的始料不及的副产品：本土的发展专家，一股冉冉升起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国际发展援助所产生的人类副产品中的一部分。在详细探讨这群新生的本土发展专家之前，概括谈谈他们产生的背景是很有裨益的。首先，我将简要论述国际发展援助所涉及的“公民社会”的理念和作用。这将引发对捐助者和非政府组织所扮演的角色的思考。本土群体是这些过程的结果，我将在最后一部分分析这一群体。这里所使用的绝大多数材料基于我在哈萨克斯坦进行的观察及该地区主要国际捐助者——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经验。
公民社会与发展议程
公民社会被发展机构们不加批判地理解为一种在道义上必然是“好的东西”：他们试图使前苏联地区国家符合西方国家的期望和价值观，公民社会是最终的努力目标。然而，培育公民社会却遇到了许多障碍。穷困潦倒的人们渴望前苏联时期的“美好旧时光”，回忆起当时，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一段以社会稳定、人们能够接受的“共同匮乏”、保障就业、大量的社会服务、全民教育和医疗、没有街头犯罪为标志的黄金年代。从1999年8月起，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一项关于希望回到共产党经济体制的民意调查证实了这种怀旧趋势。四个中亚国家接受民意调查的公民中，超过60％的哈萨克人选择了旧体制。这些调查结果不仅对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政策设计也对其影响力和执行力能否成功提出了质疑。这些人不太能够接受西方公民社会所提出的自由资本主义主张，因为“转轨”给他们带来的是明显的社会分裂、经济崩溃、失业率高涨、不安全的街道和遍地腐败。但是，所有私人和公共发展援助机构的议程却一直是以推动公民社会为核心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推动不仅指后社会主义世界中的发展支持，而且也已经成为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善治”议程和有政治附加条件的援助的一部分。“善治”议程为世界银行大力倡导。在承认其结构调整政策已经失败后，世界银行改变了方法。世界银行承认导致失败的问题之一就是，在它给予贷款、改善环境的国家中，政府普遍腐败、缺乏透明度和效率低下等问题结合在一起，非常棘手。正是这一系列问题带来了策略调整、“退回国家”的讨论以及诸如司法改革和反腐败培训此类的援助项目。
为了详细讨论这种变革，需要注意的是，在正統和传统的发展理论中，民主已经被理解成发展的产物。相比之下，莱夫特威克所称的“新正统学说”，区别于源自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陈旧模型，“主张民主是发展的必要前提或者并列条件，而不是发展的结果”。这一观点颠覆了“早期的现代化理论主张：正如发达世界国家的许多实践所证实了的那样，稳定的民主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先决条件，在发达国家，发达的工业化通常先于民主化”。
中亚的情况对现代化理论和莱夫特威克的“新正统学说”都提出了一个挑战，这个地区拥有前苏联留下的工业化遗产，却在过去十年间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项目报告还宣布，“通过与中央政府、议会和其他利益集团进行政策对话，在这些试点城市和州中推动了去集权化和善治进程。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引入诸如公开听证这样的新举措鼓励公众拓展和公民参与”。对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援助的独特之处是创造公民社会(从无到有)，而不是善治项目本身。强加给后社会主义世界国家的公民社会是一种特殊的类型，这种公民社会被具体化了、缺乏概念化。多数情况下是指公民社会的委员会模式，而不是当代公民社会理论家们的复杂模式。许多公民社会项目都以公共部门预备军的形式出现，提供失效和低效的国家部门之外的一个选择。例如，像“拯救儿童”(Save the Children)和“美慈组织”(Mercy Corps)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就出现在国家服务已经撤离了的地方。
事情很快就变得明朗起来，如果没有必需的法规框架来支持新政策，以摩尼教式轨迹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努力(manichean trajectory)就不会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是，这些法规框架是以“法制”为依据的，而它又反过来依赖于众人皆知的被具体化了的公民社会。
人们一直以来都认为，成功的市场转轨必将为公民社会创造出条件。一个由财富拥有者和小企业家组成的新兴中产阶级将会形成，而且将作为“利害相关者”要求并创造出一种稳定和安全的民主。设计这些程序的经济学家们相信这些变革将笔直地进行下去，他们有时用前苏联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来证明这种乐观的假设是正确的。发展规划师们假定，所需要的一切只是一种复杂的技术支持方法，通过这种方法重新引导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在他们看来，关键是进口“技巧”。英国向后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在一个新的机构指导下进行，该机构由撒切尔夫人建立，实际上被称作“技巧基金会”(Know How Fund)。这就意味着，发展顾问不是水井和桥梁的建设者，而是按着结构调整政策的发展趋势提供协助。所以，来自华尔街和纽约城的金融专家们就被请来建立股票交易所和当地金融市场；六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代表们被请来为银行流程出谋划策；私有化和财产方面的法律专家被请来为诸如破产和共管法这些领域起草新的法规。大多数捐助者的发展议程包括了与民主化(公民社会)、法制和治理(制度能力建设)相关的经济调整。这种方法明显不同于过去应用在南半球传统受援国的发展主张和实践，并且在发展理论中成为大量变革的一部分，这种发展理论自从结构调整措施在整个发展中世界传播开始就一直被采用着。
在后社会主义世界这个案例中，冷战意识形态要求经济和政治紧密相联，以便发展以多党民主、多元化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价值观。这是欧洲银行“重建与发展”项目的动力和目标，该银行模仿世界银行而建立，专门为重建前东欧国家提供援助。同样，美国政府所谓“丝绸之路战略”强调：美国针对五个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是 稳定的、民主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以防止冲突和对全球威胁的扩张，并确保西方国家能够使用该地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金属资源。显然，为民主和公民社会所进行的发展援助不能与经济利益和市场改革分割开。
如上所述，推动公民社会项目的基本信念是，要从一开始时就构建后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因为在前苏联范围内，这种社会或政治空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看起来相似的发展过程或群体都由国家以共产党的名义来控制，而共产党则代表人民来组织社会。公民社会这个理念就是要控制国家范围之外的重要领域，但在旧体制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领域根本就不存在。正如亚尼内·韦德尔所总结的：由于公民社会缺失是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根本特征之一，创造这样一个社会，并且支持独立于国家的组织——或者说是非政府组织——在捐助者眼中已经被看作是民主政治文化的相关内容——一种本质上积极的目标。
与此相附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唐纳德·普莱斯利在向美国国会的发言中指出，“中亚正从一个薄弱的基础上开始起步：这些国家不仅正在经历从前苏联体制下转轨，而且还是‘新’国家，并且缺少许多支持民主和普遍经济增长所必须的基本属性。”
在发现社会组织中的这种本质差异后，公民社会援助所基于的假设就变成：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民主价值和自由市场进程就无法兴盛发达。非政府组织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基石，因此，外国捐助者一直在为非政府组织的建立提供支持。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外公布的目标中，有一项援助是为了“在目标地区加强包括法律和环境部门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以便推动民主主张，并帮助公民建立民间组织来在当地社区实施进步的变革”。
但是，建立公民社会的进程负担过重，其预期也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位重要发展专家说得那样——“高得让人觉得滑稽”。实际上，以非政府组织的兴盛为表现形式的公民社会并没有为市场导向的西方民主提供发展契机。
例如，与西方民主的预期产生巨大差异的一个国家就是哈萨克斯坦，该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明确表态，他希望他的国家能够为西方国家集团所接受。尽管哈萨克斯坦是欧洲安全组织的成员国之一，但该国总统一直不愿为门票付费；换句话说，他不愿认可国际观察家和批评家的关于公民自由、保护少数民族或者支持多党政治的呼吁。
像欧洲安全组织这样的国际观察机构经常批评哈萨克斯坦没有实现选举改革承诺，并且没有遵照已经同意的指导思想行事。事实上，由于违例情况愈演愈烈，欧洲安全组织甚至拒绝派遣观察家监督1999年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这“对于纳扎尔巴耶夫为了获得国际对此次选举的认可而发出的邀请是一次严重打击”，而纳扎尔巴耶夫则指责欧洲安全组织不能理解“亚洲民主”的本质。政府针对反对派政治家反复无常的举动在前总理卡热格尔金的案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他被看成是对纳扎尔巴耶夫领导权的惟一的巨大威胁，卡热格尔金被迫卸任并被指控多项罪名，多年来一直过着流放的生活。2001年，他受审并被缺席审判。尽管如此，通过不断的威胁恐吓和笼络异己，政府“在处理著名活动家和独立批评家方面采取了控制措施”。多数独立批评家都与西方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如索罗斯基金会)及其他国际组织保持着广泛联系。这样一来，国际发展非政府组织的介入就迫使公民社会去控制一直害怕西方负面压力的政府。但这并没能防止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政府肆无忌惮地行动，他们通常被认为是与公民社会机制或人权理念背道而驰的 这些行动包括禁止和审查独立电台和电视台，关闭独立报纸和杂志，窃听电话，秘密监视私人邮件账户，纵火焚烧他们认为具有政治威胁的组织的办公室，逮捕、关押并拷打反对派活动家，尤其在乌兹别克斯坦。
叶夫根尼·若夫蒂斯是一位与国际联系紧密的资深活动家，由于注意到了这些对公民权和人权的威胁，他激情洋溢地指出，外国组织在哈萨克斯坦的公民社会改革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该国国际人权局的创始人，他认为，摆脱该国当前准极权主义困境的惟一办法就是在西方培养一支新的精英骨干力量。他断言，特别是在人权领域，“有必要在本国和海外教育出新一代立法者，这些精通国际法的人们随后就可以逐步对社会的法律基础进行改革”。
非政府组织：外生议程与工作人员
后苏联时代的中亚证实了威廉姆·菲舍尔的观察——非政府組织成为“官方发展机构的‘宠儿’，被想像成‘魔法子弹’，能够神秘但有效地命中目标”。非政府组织从发展机构处获得大量的援助，它们被视为推动参与民主的工具，如参与城镇会议、家长一教师联合会以及理事会的设立等。在数百万美元的发展援助下，数千个非政府组织在中亚各地建立，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这些非政府组织代表了广泛的利益群体，包括退伍军人、环境保护者、妇女、艺术家、难民以及残障人士。
用发展的术语来说，非政府组织生存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持续性”，即援助停止后项目的生存能力问题：没有外部资助它们还会存在吗?发展项目通常要受外部评估者的评估支配，援助导向的非政府组织尤其留意这一点。实际上，援助项目通常是短期的，建议书的写作技巧、咨询技巧或者组织总部的设置(布鲁塞尔、日内瓦或华盛顿环形公路上)等都受外部力量的左右。有的时候，美国国会的意志对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项目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对某些敏感领域的资助，如妇女的生殖健康问题。
非政府组织需要招募本地职员，一个很重要的群体开始显现，这个群体中的人“脚踏两个阵营：坚守收入微薄却体面的政府部门工作，同时为新兴的“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工作。在中央，美国国际开发署支持当地项目合作社团的原则是：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必须是完全本土的，而且是“自然”发展的。然而，大多数发展项目的工作人员认为这一原则不仅天真而且毫无用处。美国政府的法律不允许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当地政府的人或事，但是，如果当地没有现成的非政府团体可以做他们的本土伙伴，又将如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承包商”们会考虑寻找相关的潜在合作伙伴：谁更有助于实现他们的项目，谁就将被安排组成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培训项目中，参与者被训练如何写作项目建议书、如何申请、如何做预算等工作技巧。通过这种方式，国家工作人员承担了相应的非政府组织领导者的角色，合法地获得发展援助以推动援助项目的进展。这为此类人提供了进入当地发展网络的入口，同时又得到个人收益，如得到资助去境外研修、游历或者是其他的专业训练。因此，许多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由本土精英或苏联时期培养出来的专业人员掌控。
因此，许多个案中的“非政府组织”名称是一种误称，因为这些组织依赖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并受其控制，而后者的资金来源于国会拨款，这 些组织很难被视为“非政府的”。这一类型的非政府组织被定义为“DONGO”或“捐助者组成的非政府组织(donor-organized NGO)”。这类非政府组织从技术上来说是独立于国家政府的，但在现实中，从法律或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些非政府组织屈从于捐助者或受援国国家力量的支配。一位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承包商用“捐助者的人造产品”一词来形容当地发展领域中生存需要依赖西方援助者的工作人员。当地获得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由这些工作人员控制着，这些人必须不停地从不同的援助者那里申请资助，因而援助者们控制了非政府组织者们的话语权，因为后者还需要前任援助者的推荐信以获得其他援助者的捐赠。
我曾经是某社团理事会的成员，这个社团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某个项目在当地的合作伙伴，那个项目资助这一非政府组织，培训该组织的工作人员，使他们具备所需要的能力与技术。毫不奇怪，能够成功获得资助的本土组织已经具备了这样一种应对能力：了解这些外界援助机构所设立的那些应该优先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妇女问题、难民问题、环境问题以及其他弱势群体保护问题，弱势群体包括退休老人、残障人士、核及生化武器受害者、保健对象(如妇女、儿童)等所有可能获得捐助的群体。没有获得捐助的项目提议是那些不被西方援助者关心的领域，这些提议“太”本土化，有的项目可能不符合(西方)宗教教义，有的项目可能涉及种族复兴主义，还有些项目的目标无法被援助者清楚辨识。某些申请资助的组织看起来很有发展前景但不符合标准，它们的组织者就可能会得到资助去参加培训，以确保在下一轮申请中获得成功。
还有一类非政府组织被称为GONGO，即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government—organized NGO，又译为“官办型非政府组织”)，和DONGO(援助者组织的非政府组织)一样，GONGO也面临名不副实的尴尬。中亚地区的政府通常将非政府组织视为对其统治的威胁。同时，他们又对获得西方政府认可的合法性有极其强烈的兴趣，他们知道，除非他们看起来很支持那些欧美国家关心的事情，否则很难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信用、世界银行贷款、国际及国内的声誉)。此外，在一些非政府组织承担政府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政府也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因此，某些时候，政府着手建立自己的非政府组织，让副部长或其他高级官员担任这些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职务。一些国际会议上只有这些官办型非政府组织可以代表自己的国家参会。在权威主义政体中，获得出境签证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尽管出境签证和其他许多东西一样常常可以通过私下交易获得)。
目前出现了一批分析前苏联地区非政府组织的文献，这些文献试图强调那些在当地工作的人们已经很熟知的一些问题。霍尔特·鲁芬和沃将“传统的美国式非政府组织”和“新兴的依赖外国援助的中亚式非政府组织”作了区分。叶夫根尼·若夫蒂斯引导我们关注哈萨克斯坦非政府组织监管机制的滑稽性——关于司法部门在监管独立委员会中的角色有着琐碎而又无稽的规定。他提出疑问：非政府组织注册登记制度是否符合宪法?非政府组织必须要付很高的费用，为什么社团必须为宪法所赋予自己的结社权利付费?若夫蒂斯明确指出，过去十年里，早期民主改革的承诺已经收到“合法的”侵蚀，以至于国家“将公共团体的成员归类为危险市民”。
如果我们简单以生存能力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那么许多更成功的非政府组织的成就则归功于他们的领导者。许多新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者由当地的新专业人士中的骨干构成，这些专业骨干已经被国外发展组织“驯化”。不论一个项目的寿命长短如何，这个项目的持续性副产品是制造了这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当地人的新价值观由发展机构塑造。这些被灌输给当地发展事业骨干的价值观源自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诸多个案中。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中亚地区事务的机构有三个，都冠以“转轨”的名义，以三位一体的方式运转，是该地区发展事务的决定性力量。这三个机构是：市场转轨办公室(OMT)、社会转轨办公室(OST)、民主转轨办公室(ODT)。市场转轨办公室的主要项目是大规模私有化，伴随一些更具体的小型项目，以及建立一部商业法。社会转轨办公室的项目包括住房改革、退休金改革和医疗改革。最后，民主转轨办公室的集中任务是建立和支持非政府组织。民主转轨办公室的民主工作者们的首要任务是支持该地区的新兴非政府组织，這些组织与民主的关系不言自明。
美国国际开发署在中亚地区的所有发展援助都分成这三大类，所有当地雇佣人员学习将他们周围的世界作相应的归类。他们不仅仅是本土发展事业工作人员阶层，还是更大的国际发展工作人员阶层的本土代表阶层。他们的社会资本是一套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这些技术包括筹集资金、政治知识、游说能力。他们被训练为项目服务、生产“传输者”，这些都不能够用经济学家的量化标准来测量，他们的生产能力以公共关系和信息传播为内容。他们创造的价值不以实物来体现，他们为国际组织提供服务，如会议、培训班、邮件和公务旅行。
当前这一时期，援助项目大量涌现，这些新兴的发展事务工作人员传播、学习如何在一个普通的发展项目中工作。他们可以迅速调整自己，以代表他们当下为之工作的项目的利益，适应本国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在学习和执行这些核心技巧的同时，他们自身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的后果之一是：在为之所服务的援助行业撤离后，他们很难再适应为本国政府工作。首先，工作薪酬有差异，根据职务不同，这种薪酬上的差异在3倍到20倍之间。但除此之外，这群新骨干已经被改造而进入一种西式的且不分等级的组织结构，一种珍视开放且常常提供轻松进入其自身国际组织权力高层的组织结构，同时他们也成为本国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联络员。第二，工作风格上有巨大的差异。在苏联体制下，各级干活的人通常都是被忽视的，也常常因为展现创造性和独立性而受到惩罚。比较而言，发展援助行业更倾向于鼓励和尊重创新和创造。因此，我所访谈过的许多“本地雇工”认为重新再为本国政府工作令人难以忍受 许多人成为一个大的组织网络的骨干后也感受到了自己家庭角色的变化，一个有事业进取心、说英语的28岁的年轻人能够赚到的收入是国民平均收入的4倍到10倍，这为失业或没有能力就业的其他家庭成员提供了重要支持。
玛哈拉、本地化和民族主义
第一轮发展援助没有带来预期效果，第二轮(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有时采用了不同的策略。那些将西方模式强加给不合适的地方的做法让一些人焦虑，而如今的新策略变得“政治上正确”，它们找到本土化的社会形态，缓解那些焦虑。乌兹别克斯坦有个现成的模式——玛哈拉(mahalla)。美国国际开发署将玛哈拉视为公民社会活动，给它社区项目、小型商业发展项目，包括 职业培训和安置。这些援助对某些发展项目来说是理想的，对其他项目来说却很成问题。玛哈拉是一个本土组织，通常以邻里关系为基础，负责成员的福利。比如说，他们对“问题家庭”的单亲母亲和孩子实施社会控制，确保每一个家庭都有经济能力在割礼或婚礼上款待客人，保证没有人会沦于饥饿。玛哈拉组织通过要求慈善捐助来实现这些目标。这有助于加强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有爱国主义因素。阿布拉门逊将参加玛哈拉的乌兹别克人与那些“在国家社会主义名义下掌控官方和地下经济”的人作了比较，后者“试图控制物品和服务的分配”，“面对转轨经济的不确定性，前者利用社会网络以保护自己”。
这些特征对许多西方组织来说很成问题，因为他们主张世俗主义、女权运动、民主。对于本土精英，尤其是女性精英来说，这类组织也是令人不安的。一些受过苏维埃式现代教育的本土妇女精英们认为，让这类玛哈拉组织发挥作用是一种倒退。这些妇女惧怕让白胡子们执掌权力，过去都是由年老的男性掌控一切。玛哈拉在苏联时代保留了下来，但是在和本地苏维埃政权合作的过程中，玛哈拉发生了一些转变，比如增加妇女联合会等类似机构。如今，作为本土化、区域化发展趋势中的一部分，玛哈拉在经历另一次新的定义。
在这个地区更加敏感的问题是新民族主义盛行。在哈萨克斯坦，许多非哈萨克斯坦族人在非政府组织工作，而政府部门中更多的是哈萨克族人。这既是种族关系紧张的后果也是情况恶化的原因。本土化势头的上升强化了哈萨克族人在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的权力，因此给外族人(尽管在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族人如今仍多于哈萨克斯坦族人)留下了在新兴的私人部门、发展援助行业、非政府组织工作的机会。这些“多余的”异族人是其各自国家里技术水平最高、最有斗志的一群人。许多在非政府组织行业的外国人，尤其是在哈萨克斯坦的外国人，认为这些“异族人”是新的精英，但他们在国家部门的工作机会有限。因为援助项目依赖于他们和政府部门之間的友好关系，这些外国人意识到了这种本土化趋势的发展，于是他们在与政府官员会谈或举行高级别的会议时会雇佣一个哈萨克族人做口译，而不是俄罗斯人，他们相信这么安排有助于实现他们的目标。因而，这些西方机构在民族主义项目中串通一气。如果总部或者客户要求在不合理的时间内完成某项必须的任务，他们就无法施加压力让当地那些对种族歧视视而不见的领导阶层雇佣异族人。在工具主义理念指导的实践过程中，他们最终陷入了当地政府的民族主义计划，他们正在努力寻找这些政府的替代者。
结论
在中亚的外国援助进程带来了“公民社会”，但这种公民社会以一种“超公民服务”的方式运转，作为非国家机构以弹性运作方式和国家机构一同发挥作用。它声称为国家或大众的需求、尤其在国家服务缺位的地方服务，但太多时候受益者是当地工作人员，或者那些捐助国、捐助机构执行了他们的政治计划。当地政府将这些新兴发展事业的工作人员视为境外干预(这种干预虽然多余却也必需)的国内代理，并倾向于对这类人持怀疑态度。这个新兴阶层最好具有忍耐力，尤其是当他们与类似欧洲合作与安全理事会之类的组织有联系的时候，因为引来镇压会让政府很尴尬。
这些具有忍耐力的本土发展事业工作人员的发展轨迹还不清晰，但是哈萨克斯坦的情况并不支持叶夫根尼·若夫蒂斯的分析。若夫蒂斯主张将这些工作人员整合进政治主流群体或政府工作部门。也许未来的某个时候他们会担当这样的角色，但是，眼下很多人选择了在他们看来更有吸引力的出路：移民。这些人确实拥有社会资本，但是这些资本只体现在写一份漂亮的境外学习申请书、在审查委员会官员面前做一个令人信服的陈述中，所有这些使他们最终成为一个背井离乡的世界主义者。西方国家的发展援助工作人员鼓励本土职员走上自我提升之路，许多时候是离开该地区，而这加剧了原本就不稳定的本土发展工作队伍的瓦解。
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这一新兴的社会群体与南美、非洲地区的发展事业精英们是否有相同点?他们是不是具有某些独特的后社会主义多样性?其中一个不同点是早期的“传教”过程和“拜物式”期望的不同，这个地区社会的理念、价值观、喜好与西方社会很接近，新本土精英在跨国活动中扮演关键角色，文化间的渗透有着一套特定的价值和理念。发展事业工作者和他们的本土助手拥有共同的信念：他们是在从不好的思想进入更文明的思想。这些更文明的观点要求之前的所有事情都应该被质疑，因此大量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被打了折扣。和政府里工作的同胞不同，这些人被预先整体置换了观念。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本地发展事业工作人员能够对西方援助机构的理念或信息采取一种怀疑的姿态，但是在中亚地区，这些理念或信息往往被视为真理或福音。
这样的结果是：十年的转轨之路看起来很黯淡。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在最近一期的十年报告中承认：起初的方式、方法过于工具主义，对基本制度改革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项目也太过于琐碎。该银行承认他们自身的规则还不健全，如果希望举起公民社会的圣杯(宗教用语，意指实现发达的公民社会——编译者注)，那么执行和实施项目的方法非常关键。这一结论与世界银行改变策略的举措相符。美国国际开发署也已经意识到它最初的方法存在一些错误。
帕特里夏·卡利指出，中亚地区公民社会发展不足的现象是前苏联时期的延续，前苏联时期里游牧者和定居者归属不同的司法管辖：直至19世纪也没有形成成文法的地方规则、常规法则；伊斯兰教规；拥有绝对统治权的酋长；后期的俄罗斯帝国的行政管理。苏联时期，“社会主义法规”任由“变化无常”的共产党诠释。结果导致“中亚几乎不曾有过成文的法制，成文的法制可以成为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社会的中立仲裁人”。在帕特里夏·卡利看来，公民社会的支持群体必须是自我形成、自我组织的。但在中亚国家以及前苏联，情况并非如此。那些获得资助的人是通晓西方非政府组织文化的新兴阶级。这些当地的发展事业工作者成为国际发展传教士的皈依者，他们的基本原则是粉饰公民社会、私有化、民主化这些理念。训练本土发展事业工作人员适应国际发展文化的做法是发展援助进程中为数不多的长期产物。然而，这种整合过程还没有完成，他们的活动会形成一个国家体系的平行体系——被视为国家体系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互补。这艘后社会主义者的舰，一直在大海上重建，如今正载着最初装上的、现已变形了的货物，驶向未知海域
(本文编译自C．M．Hann ed．，Postsocialism：Ideals，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in Eurasia，Routledge，2002．作者鲁恩·曼德尔为社会人类学家，任教于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系。)
[责任编辑：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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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后社会主义国家全盘照搬西方市场化民主和其所依托的“转型学”假设都备受批判，“转型”本身却已成为一个“神话般诗意的概念”，并且依然是“一种近似正统的学说”。但是，一系列始料未及的问题已经阻碍了变革朝着预期的单一路线发展。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和引入新型市场的结果是，这些“转轨”国家饱受经济衰退的煎熬，以至于自由市场本应带来的高效率始终是镜中花水中月。在由独立国家组成的独联体形成十年后，现在是对错误及其原因进行审视并且对转轨本身这个最初假设进行质疑的时候了。阿布拉姆松请人类学家们考虑：“‘转轨’这个概念是否只是一个不得要领的工具，将诸如‘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或者‘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这类冷战二分法重塑成公民和非公民社会这对新模型。”
现在也该看看那些无意间形成的社会学方面的成果了。本文中，我将重点关注过去十年问西方“转轨援助”所产生的始料不及的副产品：本土的发展专家，一股冉冉升起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国际发展援助所产生的人类副产品中的一部分。在详细探讨这群新生的本土发展专家之前，概括谈谈他们产生的背景是很有裨益的。首先，我将简要论述国际发展援助所涉及的“公民社会”的理念和作用。这将引发对捐助者和非政府组织所扮演的角色的思考。本土群体是这些过程的结果，我将在最后一部分分析这一群体。这里所使用的绝大多数材料基于我在哈萨克斯坦进行的观察及该地区主要国际捐助者——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经验。
公民社会与发展议程
公民社会被发展机构们不加批判地理解为一种在道义上必然是“好的东西”：他们试图使前苏联地区国家符合西方国家的期望和价值观，公民社会是最终的努力目标。然而，培育公民社会却遇到了许多障碍。穷困潦倒的人们渴望前苏联时期的“美好旧时光”，回忆起当时，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一段以社会稳定、人们能够接受的“共同匮乏”、保障就业、大量的社会服务、全民教育和医疗、没有街头犯罪为标志的黄金年代。从1999年8月起，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一项关于希望回到共产党经济体制的民意调查证实了这种怀旧趋势。四个中亚国家接受民意调查的公民中，超过60％的哈萨克人选择了旧体制。这些调查结果不仅对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政策设计也对其影响力和执行力能否成功提出了质疑。这些人不太能够接受西方公民社会所提出的自由资本主义主张，因为“转轨”给他们带来的是明显的社会分裂、经济崩溃、失业率高涨、不安全的街道和遍地腐败。但是，所有私人和公共发展援助机构的议程却一直是以推动公民社会为核心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推动不仅指后社会主义世界中的发展支持，而且也已经成为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善治”议程和有政治附加条件的援助的一部分。“善治”议程为世界银行大力倡导。在承认其结构调整政策已经失败后，世界银行改变了方法。世界银行承认导致失败的问题之一就是，在它给予贷款、改善环境的国家中，政府普遍腐败、缺乏透明度和效率低下等问题结合在一起，非常棘手。正是这一系列问题带来了策略调整、“退回国家”的讨论以及诸如司法改革和反腐败培训此类的援助项目。
为了详细讨论这种变革，需要注意的是，在正統和传统的发展理论中，民主已经被理解成发展的产物。相比之下，莱夫特威克所称的“新正统学说”，区别于源自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陈旧模型，“主张民主是发展的必要前提或者并列条件，而不是发展的结果”。这一观点颠覆了“早期的现代化理论主张：正如发达世界国家的许多实践所证实了的那样，稳定的民主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先决条件，在发达国家，发达的工业化通常先于民主化”。
中亚的情况对现代化理论和莱夫特威克的“新正统学说”都提出了一个挑战，这个地区拥有前苏联留下的工业化遗产，却在过去十年间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项目报告还宣布，“通过与中央政府、议会和其他利益集团进行政策对话，在这些试点城市和州中推动了去集权化和善治进程。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引入诸如公开听证这样的新举措鼓励公众拓展和公民参与”。对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援助的独特之处是创造公民社会(从无到有)，而不是善治项目本身。强加给后社会主义世界国家的公民社会是一种特殊的类型，这种公民社会被具体化了、缺乏概念化。多数情况下是指公民社会的委员会模式，而不是当代公民社会理论家们的复杂模式。许多公民社会项目都以公共部门预备军的形式出现，提供失效和低效的国家部门之外的一个选择。例如，像“拯救儿童”(Save the Children)和“美慈组织”(Mercy Corps)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就出现在国家服务已经撤离了的地方。
事情很快就变得明朗起来，如果没有必需的法规框架来支持新政策，以摩尼教式轨迹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努力(manichean trajectory)就不会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是，这些法规框架是以“法制”为依据的，而它又反过来依赖于众人皆知的被具体化了的公民社会。
人们一直以来都认为，成功的市场转轨必将为公民社会创造出条件。一个由财富拥有者和小企业家组成的新兴中产阶级将会形成，而且将作为“利害相关者”要求并创造出一种稳定和安全的民主。设计这些程序的经济学家们相信这些变革将笔直地进行下去，他们有时用前苏联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来证明这种乐观的假设是正确的。发展规划师们假定，所需要的一切只是一种复杂的技术支持方法，通过这种方法重新引导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在他们看来，关键是进口“技巧”。英国向后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在一个新的机构指导下进行，该机构由撒切尔夫人建立，实际上被称作“技巧基金会”(Know How Fund)。这就意味着，发展顾问不是水井和桥梁的建设者，而是按着结构调整政策的发展趋势提供协助。所以，来自华尔街和纽约城的金融专家们就被请来建立股票交易所和当地金融市场；六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代表们被请来为银行流程出谋划策；私有化和财产方面的法律专家被请来为诸如破产和共管法这些领域起草新的法规。大多数捐助者的发展议程包括了与民主化(公民社会)、法制和治理(制度能力建设)相关的经济调整。这种方法明显不同于过去应用在南半球传统受援国的发展主张和实践，并且在发展理论中成为大量变革的一部分，这种发展理论自从结构调整措施在整个发展中世界传播开始就一直被采用着。
在后社会主义世界这个案例中，冷战意识形态要求经济和政治紧密相联，以便发展以多党民主、多元化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价值观。这是欧洲银行“重建与发展”项目的动力和目标，该银行模仿世界银行而建立，专门为重建前东欧国家提供援助。同样，美国政府所谓“丝绸之路战略”强调：美国针对五个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是 稳定的、民主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以防止冲突和对全球威胁的扩张，并确保西方国家能够使用该地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金属资源。显然，为民主和公民社会所进行的发展援助不能与经济利益和市场改革分割开。
如上所述，推动公民社会项目的基本信念是，要从一开始时就构建后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因为在前苏联范围内，这种社会或政治空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看起来相似的发展过程或群体都由国家以共产党的名义来控制，而共产党则代表人民来组织社会。公民社会这个理念就是要控制国家范围之外的重要领域，但在旧体制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领域根本就不存在。正如亚尼内·韦德尔所总结的：由于公民社会缺失是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根本特征之一，创造这样一个社会，并且支持独立于国家的组织——或者说是非政府组织——在捐助者眼中已经被看作是民主政治文化的相关内容——一种本质上积极的目标。
与此相附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唐纳德·普莱斯利在向美国国会的发言中指出，“中亚正从一个薄弱的基础上开始起步：这些国家不仅正在经历从前苏联体制下转轨，而且还是‘新’国家，并且缺少许多支持民主和普遍经济增长所必须的基本属性。”
在发现社会组织中的这种本质差异后，公民社会援助所基于的假设就变成：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民主价值和自由市场进程就无法兴盛发达。非政府组织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基石，因此，外国捐助者一直在为非政府组织的建立提供支持。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外公布的目标中，有一项援助是为了“在目标地区加强包括法律和环境部门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以便推动民主主张，并帮助公民建立民间组织来在当地社区实施进步的变革”。
但是，建立公民社会的进程负担过重，其预期也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位重要发展专家说得那样——“高得让人觉得滑稽”。实际上，以非政府组织的兴盛为表现形式的公民社会并没有为市场导向的西方民主提供发展契机。
例如，与西方民主的预期产生巨大差异的一个国家就是哈萨克斯坦，该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明确表态，他希望他的国家能够为西方国家集团所接受。尽管哈萨克斯坦是欧洲安全组织的成员国之一，但该国总统一直不愿为门票付费；换句话说，他不愿认可国际观察家和批评家的关于公民自由、保护少数民族或者支持多党政治的呼吁。
像欧洲安全组织这样的国际观察机构经常批评哈萨克斯坦没有实现选举改革承诺，并且没有遵照已经同意的指导思想行事。事实上，由于违例情况愈演愈烈，欧洲安全组织甚至拒绝派遣观察家监督1999年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这“对于纳扎尔巴耶夫为了获得国际对此次选举的认可而发出的邀请是一次严重打击”，而纳扎尔巴耶夫则指责欧洲安全组织不能理解“亚洲民主”的本质。政府针对反对派政治家反复无常的举动在前总理卡热格尔金的案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他被看成是对纳扎尔巴耶夫领导权的惟一的巨大威胁，卡热格尔金被迫卸任并被指控多项罪名，多年来一直过着流放的生活。2001年，他受审并被缺席审判。尽管如此，通过不断的威胁恐吓和笼络异己，政府“在处理著名活动家和独立批评家方面采取了控制措施”。多数独立批评家都与西方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如索罗斯基金会)及其他国际组织保持着广泛联系。这样一来，国际发展非政府组织的介入就迫使公民社会去控制一直害怕西方负面压力的政府。但这并没能防止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政府肆无忌惮地行动，他们通常被认为是与公民社会机制或人权理念背道而驰的 这些行动包括禁止和审查独立电台和电视台，关闭独立报纸和杂志，窃听电话，秘密监视私人邮件账户，纵火焚烧他们认为具有政治威胁的组织的办公室，逮捕、关押并拷打反对派活动家，尤其在乌兹别克斯坦。
叶夫根尼·若夫蒂斯是一位与国际联系紧密的资深活动家，由于注意到了这些对公民权和人权的威胁，他激情洋溢地指出，外国组织在哈萨克斯坦的公民社会改革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该国国际人权局的创始人，他认为，摆脱该国当前准极权主义困境的惟一办法就是在西方培养一支新的精英骨干力量。他断言，特别是在人权领域，“有必要在本国和海外教育出新一代立法者，这些精通国际法的人们随后就可以逐步对社会的法律基础进行改革”。
非政府组织：外生议程与工作人员
后苏联时代的中亚证实了威廉姆·菲舍尔的观察——非政府組织成为“官方发展机构的‘宠儿’，被想像成‘魔法子弹’，能够神秘但有效地命中目标”。非政府组织从发展机构处获得大量的援助，它们被视为推动参与民主的工具，如参与城镇会议、家长一教师联合会以及理事会的设立等。在数百万美元的发展援助下，数千个非政府组织在中亚各地建立，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这些非政府组织代表了广泛的利益群体，包括退伍军人、环境保护者、妇女、艺术家、难民以及残障人士。
用发展的术语来说，非政府组织生存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持续性”，即援助停止后项目的生存能力问题：没有外部资助它们还会存在吗?发展项目通常要受外部评估者的评估支配，援助导向的非政府组织尤其留意这一点。实际上，援助项目通常是短期的，建议书的写作技巧、咨询技巧或者组织总部的设置(布鲁塞尔、日内瓦或华盛顿环形公路上)等都受外部力量的左右。有的时候，美国国会的意志对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项目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对某些敏感领域的资助，如妇女的生殖健康问题。
非政府组织需要招募本地职员，一个很重要的群体开始显现，这个群体中的人“脚踏两个阵营：坚守收入微薄却体面的政府部门工作，同时为新兴的“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工作。在中央，美国国际开发署支持当地项目合作社团的原则是：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必须是完全本土的，而且是“自然”发展的。然而，大多数发展项目的工作人员认为这一原则不仅天真而且毫无用处。美国政府的法律不允许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当地政府的人或事，但是，如果当地没有现成的非政府团体可以做他们的本土伙伴，又将如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承包商”们会考虑寻找相关的潜在合作伙伴：谁更有助于实现他们的项目，谁就将被安排组成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培训项目中，参与者被训练如何写作项目建议书、如何申请、如何做预算等工作技巧。通过这种方式，国家工作人员承担了相应的非政府组织领导者的角色，合法地获得发展援助以推动援助项目的进展。这为此类人提供了进入当地发展网络的入口，同时又得到个人收益，如得到资助去境外研修、游历或者是其他的专业训练。因此，许多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由本土精英或苏联时期培养出来的专业人员掌控。
因此，许多个案中的“非政府组织”名称是一种误称，因为这些组织依赖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并受其控制，而后者的资金来源于国会拨款，这 些组织很难被视为“非政府的”。这一类型的非政府组织被定义为“DONGO”或“捐助者组成的非政府组织(donor-organized NGO)”。这类非政府组织从技术上来说是独立于国家政府的，但在现实中，从法律或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些非政府组织屈从于捐助者或受援国国家力量的支配。一位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承包商用“捐助者的人造产品”一词来形容当地发展领域中生存需要依赖西方援助者的工作人员。当地获得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由这些工作人员控制着，这些人必须不停地从不同的援助者那里申请资助，因而援助者们控制了非政府组织者们的话语权，因为后者还需要前任援助者的推荐信以获得其他援助者的捐赠。
我曾经是某社团理事会的成员，这个社团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某个项目在当地的合作伙伴，那个项目资助这一非政府组织，培训该组织的工作人员，使他们具备所需要的能力与技术。毫不奇怪，能够成功获得资助的本土组织已经具备了这样一种应对能力：了解这些外界援助机构所设立的那些应该优先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妇女问题、难民问题、环境问题以及其他弱势群体保护问题，弱势群体包括退休老人、残障人士、核及生化武器受害者、保健对象(如妇女、儿童)等所有可能获得捐助的群体。没有获得捐助的项目提议是那些不被西方援助者关心的领域，这些提议“太”本土化，有的项目可能不符合(西方)宗教教义，有的项目可能涉及种族复兴主义，还有些项目的目标无法被援助者清楚辨识。某些申请资助的组织看起来很有发展前景但不符合标准，它们的组织者就可能会得到资助去参加培训，以确保在下一轮申请中获得成功。
还有一类非政府组织被称为GONGO，即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government—organized NGO，又译为“官办型非政府组织”)，和DONGO(援助者组织的非政府组织)一样，GONGO也面临名不副实的尴尬。中亚地区的政府通常将非政府组织视为对其统治的威胁。同时，他们又对获得西方政府认可的合法性有极其强烈的兴趣，他们知道，除非他们看起来很支持那些欧美国家关心的事情，否则很难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信用、世界银行贷款、国际及国内的声誉)。此外，在一些非政府组织承担政府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政府也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因此，某些时候，政府着手建立自己的非政府组织，让副部长或其他高级官员担任这些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职务。一些国际会议上只有这些官办型非政府组织可以代表自己的国家参会。在权威主义政体中，获得出境签证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尽管出境签证和其他许多东西一样常常可以通过私下交易获得)。
目前出现了一批分析前苏联地区非政府组织的文献，这些文献试图强调那些在当地工作的人们已经很熟知的一些问题。霍尔特·鲁芬和沃将“传统的美国式非政府组织”和“新兴的依赖外国援助的中亚式非政府组织”作了区分。叶夫根尼·若夫蒂斯引导我们关注哈萨克斯坦非政府组织监管机制的滑稽性——关于司法部门在监管独立委员会中的角色有着琐碎而又无稽的规定。他提出疑问：非政府组织注册登记制度是否符合宪法?非政府组织必须要付很高的费用，为什么社团必须为宪法所赋予自己的结社权利付费?若夫蒂斯明确指出，过去十年里，早期民主改革的承诺已经收到“合法的”侵蚀，以至于国家“将公共团体的成员归类为危险市民”。
如果我们简单以生存能力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那么许多更成功的非政府组织的成就则归功于他们的领导者。许多新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者由当地的新专业人士中的骨干构成，这些专业骨干已经被国外发展组织“驯化”。不论一个项目的寿命长短如何，这个项目的持续性副产品是制造了这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当地人的新价值观由发展机构塑造。这些被灌输给当地发展事业骨干的价值观源自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诸多个案中。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中亚地区事务的机构有三个，都冠以“转轨”的名义，以三位一体的方式运转，是该地区发展事务的决定性力量。这三个机构是：市场转轨办公室(OMT)、社会转轨办公室(OST)、民主转轨办公室(ODT)。市场转轨办公室的主要项目是大规模私有化，伴随一些更具体的小型项目，以及建立一部商业法。社会转轨办公室的项目包括住房改革、退休金改革和医疗改革。最后，民主转轨办公室的集中任务是建立和支持非政府组织。民主转轨办公室的民主工作者们的首要任务是支持该地区的新兴非政府组织，這些组织与民主的关系不言自明。
美国国际开发署在中亚地区的所有发展援助都分成这三大类，所有当地雇佣人员学习将他们周围的世界作相应的归类。他们不仅仅是本土发展事业工作人员阶层，还是更大的国际发展工作人员阶层的本土代表阶层。他们的社会资本是一套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这些技术包括筹集资金、政治知识、游说能力。他们被训练为项目服务、生产“传输者”，这些都不能够用经济学家的量化标准来测量，他们的生产能力以公共关系和信息传播为内容。他们创造的价值不以实物来体现，他们为国际组织提供服务，如会议、培训班、邮件和公务旅行。
当前这一时期，援助项目大量涌现，这些新兴的发展事务工作人员传播、学习如何在一个普通的发展项目中工作。他们可以迅速调整自己，以代表他们当下为之工作的项目的利益，适应本国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在学习和执行这些核心技巧的同时，他们自身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的后果之一是：在为之所服务的援助行业撤离后，他们很难再适应为本国政府工作。首先，工作薪酬有差异，根据职务不同，这种薪酬上的差异在3倍到20倍之间。但除此之外，这群新骨干已经被改造而进入一种西式的且不分等级的组织结构，一种珍视开放且常常提供轻松进入其自身国际组织权力高层的组织结构，同时他们也成为本国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联络员。第二，工作风格上有巨大的差异。在苏联体制下，各级干活的人通常都是被忽视的，也常常因为展现创造性和独立性而受到惩罚。比较而言，发展援助行业更倾向于鼓励和尊重创新和创造。因此，我所访谈过的许多“本地雇工”认为重新再为本国政府工作令人难以忍受 许多人成为一个大的组织网络的骨干后也感受到了自己家庭角色的变化，一个有事业进取心、说英语的28岁的年轻人能够赚到的收入是国民平均收入的4倍到10倍，这为失业或没有能力就业的其他家庭成员提供了重要支持。
玛哈拉、本地化和民族主义
第一轮发展援助没有带来预期效果，第二轮(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有时采用了不同的策略。那些将西方模式强加给不合适的地方的做法让一些人焦虑，而如今的新策略变得“政治上正确”，它们找到本土化的社会形态，缓解那些焦虑。乌兹别克斯坦有个现成的模式——玛哈拉(mahalla)。美国国际开发署将玛哈拉视为公民社会活动，给它社区项目、小型商业发展项目，包括 职业培训和安置。这些援助对某些发展项目来说是理想的，对其他项目来说却很成问题。玛哈拉是一个本土组织，通常以邻里关系为基础，负责成员的福利。比如说，他们对“问题家庭”的单亲母亲和孩子实施社会控制，确保每一个家庭都有经济能力在割礼或婚礼上款待客人，保证没有人会沦于饥饿。玛哈拉组织通过要求慈善捐助来实现这些目标。这有助于加强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有爱国主义因素。阿布拉门逊将参加玛哈拉的乌兹别克人与那些“在国家社会主义名义下掌控官方和地下经济”的人作了比较，后者“试图控制物品和服务的分配”，“面对转轨经济的不确定性，前者利用社会网络以保护自己”。
这些特征对许多西方组织来说很成问题，因为他们主张世俗主义、女权运动、民主。对于本土精英，尤其是女性精英来说，这类组织也是令人不安的。一些受过苏维埃式现代教育的本土妇女精英们认为，让这类玛哈拉组织发挥作用是一种倒退。这些妇女惧怕让白胡子们执掌权力，过去都是由年老的男性掌控一切。玛哈拉在苏联时代保留了下来，但是在和本地苏维埃政权合作的过程中，玛哈拉发生了一些转变，比如增加妇女联合会等类似机构。如今，作为本土化、区域化发展趋势中的一部分，玛哈拉在经历另一次新的定义。
在这个地区更加敏感的问题是新民族主义盛行。在哈萨克斯坦，许多非哈萨克斯坦族人在非政府组织工作，而政府部门中更多的是哈萨克族人。这既是种族关系紧张的后果也是情况恶化的原因。本土化势头的上升强化了哈萨克族人在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的权力，因此给外族人(尽管在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族人如今仍多于哈萨克斯坦族人)留下了在新兴的私人部门、发展援助行业、非政府组织工作的机会。这些“多余的”异族人是其各自国家里技术水平最高、最有斗志的一群人。许多在非政府组织行业的外国人，尤其是在哈萨克斯坦的外国人，认为这些“异族人”是新的精英，但他们在国家部门的工作机会有限。因为援助项目依赖于他们和政府部门之間的友好关系，这些外国人意识到了这种本土化趋势的发展，于是他们在与政府官员会谈或举行高级别的会议时会雇佣一个哈萨克族人做口译，而不是俄罗斯人，他们相信这么安排有助于实现他们的目标。因而，这些西方机构在民族主义项目中串通一气。如果总部或者客户要求在不合理的时间内完成某项必须的任务，他们就无法施加压力让当地那些对种族歧视视而不见的领导阶层雇佣异族人。在工具主义理念指导的实践过程中，他们最终陷入了当地政府的民族主义计划，他们正在努力寻找这些政府的替代者。
结论
在中亚的外国援助进程带来了“公民社会”，但这种公民社会以一种“超公民服务”的方式运转，作为非国家机构以弹性运作方式和国家机构一同发挥作用。它声称为国家或大众的需求、尤其在国家服务缺位的地方服务，但太多时候受益者是当地工作人员，或者那些捐助国、捐助机构执行了他们的政治计划。当地政府将这些新兴发展事业的工作人员视为境外干预(这种干预虽然多余却也必需)的国内代理，并倾向于对这类人持怀疑态度。这个新兴阶层最好具有忍耐力，尤其是当他们与类似欧洲合作与安全理事会之类的组织有联系的时候，因为引来镇压会让政府很尴尬。
这些具有忍耐力的本土发展事业工作人员的发展轨迹还不清晰，但是哈萨克斯坦的情况并不支持叶夫根尼·若夫蒂斯的分析。若夫蒂斯主张将这些工作人员整合进政治主流群体或政府工作部门。也许未来的某个时候他们会担当这样的角色，但是，眼下很多人选择了在他们看来更有吸引力的出路：移民。这些人确实拥有社会资本，但是这些资本只体现在写一份漂亮的境外学习申请书、在审查委员会官员面前做一个令人信服的陈述中，所有这些使他们最终成为一个背井离乡的世界主义者。西方国家的发展援助工作人员鼓励本土职员走上自我提升之路，许多时候是离开该地区，而这加剧了原本就不稳定的本土发展工作队伍的瓦解。
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这一新兴的社会群体与南美、非洲地区的发展事业精英们是否有相同点?他们是不是具有某些独特的后社会主义多样性?其中一个不同点是早期的“传教”过程和“拜物式”期望的不同，这个地区社会的理念、价值观、喜好与西方社会很接近，新本土精英在跨国活动中扮演关键角色，文化间的渗透有着一套特定的价值和理念。发展事业工作者和他们的本土助手拥有共同的信念：他们是在从不好的思想进入更文明的思想。这些更文明的观点要求之前的所有事情都应该被质疑，因此大量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被打了折扣。和政府里工作的同胞不同，这些人被预先整体置换了观念。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本地发展事业工作人员能够对西方援助机构的理念或信息采取一种怀疑的姿态，但是在中亚地区，这些理念或信息往往被视为真理或福音。
这样的结果是：十年的转轨之路看起来很黯淡。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在最近一期的十年报告中承认：起初的方式、方法过于工具主义，对基本制度改革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项目也太过于琐碎。该银行承认他们自身的规则还不健全，如果希望举起公民社会的圣杯(宗教用语，意指实现发达的公民社会——编译者注)，那么执行和实施项目的方法非常关键。这一结论与世界银行改变策略的举措相符。美国国际开发署也已经意识到它最初的方法存在一些错误。
帕特里夏·卡利指出，中亚地区公民社会发展不足的现象是前苏联时期的延续，前苏联时期里游牧者和定居者归属不同的司法管辖：直至19世纪也没有形成成文法的地方规则、常规法则；伊斯兰教规；拥有绝对统治权的酋长；后期的俄罗斯帝国的行政管理。苏联时期，“社会主义法规”任由“变化无常”的共产党诠释。结果导致“中亚几乎不曾有过成文的法制，成文的法制可以成为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社会的中立仲裁人”。在帕特里夏·卡利看来，公民社会的支持群体必须是自我形成、自我组织的。但在中亚国家以及前苏联，情况并非如此。那些获得资助的人是通晓西方非政府组织文化的新兴阶级。这些当地的发展事业工作者成为国际发展传教士的皈依者，他们的基本原则是粉饰公民社会、私有化、民主化这些理念。训练本土发展事业工作人员适应国际发展文化的做法是发展援助进程中为数不多的长期产物。然而，这种整合过程还没有完成，他们的活动会形成一个国家体系的平行体系——被视为国家体系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互补。这艘后社会主义者的舰，一直在大海上重建，如今正载着最初装上的、现已变形了的货物，驶向未知海域
(本文编译自C．M．Hann ed．，Postsocialism：Ideals，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in Eurasia，Routledge，2002．作者鲁恩·曼德尔为社会人类学家，任教于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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