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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学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人类文明发展研究”首席专家。
研究方向：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主要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等。
摘要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根到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根本目的是为了构建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截然有别的新的存在方式。在马克思构建的“意义世界”中，要建立使人的生存具有意义的新的人际关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朝着“劳动解放”的方向前进，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创建了新的人的存在状态，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 意义世界 存在方式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每一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人类社会就向前推进一步。
那么，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是什么呢？许多人认为，是发展问题，即我们的世界究竟如何发展。笔者认为，还有比发展更迫切、更重要、更本质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生活的问题。只有解决了人类究竟如何生活的问题，才能真正明确我们这个世界究竟如何发展。发展道路的选择实际上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一定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一定的发展模式。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为了说明目前人类的存在方式究竟会把人类带到哪里去，以及目前人类存在方式的不可持续性，有必要分析一下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实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就进入了一个过度消费的时代，全美国的信用体系和文化体系都在引导人们消费，极大地刺激了人对物的无节制的欲望，许多美国人都在贪得无厌地享受奢侈的物质生活。
如何来满足这种贪得无厌呢？要有资本、财富、金钱。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消费文化将人们引向两条道路，第一条是“赌”，想方设法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变成自己的钱。美国的资本主义成了“赌场资本主义”。但在赌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总是赢少输多。怎么办？还有第二条路，叫“借”。向银行借，跟他人借，今天用明天的钱——寅吃卯粮。至于明天的钱是不是能够挣到，不知道，用了再说。
因此，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当今美国的主流生活方式：贪、赌、借。这就是当今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主导的生活方式。美国的危机不仅是管理贷款的方式出现了问题（如一些管理学家所说），也不仅是金融政策出现了偏差（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美国的危机是人的存在状态的危机。
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在悄悄地向中国逼近。如果当今的世界坚持走这样的生活道路，那么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乃至更大的危机都不可避免。如果中国坚持效仿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那么这样的危机也在等待着中国。
所以，危机就在我们身边，它的根源是人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改变，那么人类就没有希望、地球就没有希望、世界就没有希望。
为什么要重温马克思的“意义世界”
究竟如何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构建新的存在状态呢？这需要借助已有的思想资源。当然，我们需要吸收以传统儒学、佛学为核心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新老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优秀的西方文化中一切有益的思想，但最主要的是，必须老老实实地回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
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重大现实意义就是为我们确立了一个“意义世界”，正是这个“意义世界”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创建新的存在状态。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已成了“他者”。在当代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统治者、精英们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异端邪说加以围剿、打击，不断地宣布马克思主义业已死亡而加以埋葬，从而马克思主义只能在“边缘”艰难地生存着；而在当代世界的另一些地区，尽管马克思主义仍被奉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实际上它也遭到一些人肆意地曲解而被“掏空”、变质。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遭遇和处境这一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当代世界的“他者”并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一种学说是不是仅作为当今人类的“他者”而存在，关键不是看其现实的遭遇和处境，不是看其在形式上是否占支配地位，而主要是看其对当今世界的实际价值。具体地说就是，主要看其能否揭示出当今人类生存的真正意义所在，能否为当今人类的发展指明一条正确的道路，能否为当今人类构建出一个“意义世界”。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说明这种学说与当今人类有着本质性的联系，它不是“外在于”而是“内生于”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我们当下这个世界的“他者”。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学说。当代世界无数的有识之士一再指出，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当代世界上不断地被边缘化，但唯有它才能为处于困惑和迷惘中的当代人指出正确的前进方向，唯有它才能真正满足当代人对精神向导的需求。21世纪的人类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人类的将来。正如德国学者罗伯特·库尔茨（Robert Kurz）在《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一书中所说：“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被驳倒，它现在才获得了其历史的真理内涵。”①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沦为当代世界的“他者”，而是越来越显示出了其“主体”地位，尽管这种“主体”地位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潜在的，但确实已有“非它莫属”的意味。
对于把自己的生活活动作为意识和意志的对象的人来说，确立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探索自己能够也应当通往的方向，比什么都重要。人是一种追求普遍性的类存在物，必然要把活动的实际目的提升，普遍化出生存的“绝对目的”。这种人的活动的“绝对目的”，就是人活动的终极依据或全部生存的意义。如果没有这种“绝对目的”，人就是了无意义的破碎的非人。因此海德格尔说，意义是在人领会着自身并展开自己的生活活动中加以关联的东西。没有意义，人的生存就失去方向，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要走向何处，人就不能展开自己的生命活动，就不能获得自己本质的现实规定性。显然，生存的意义，便是人生存的理由与依据，是人安身立命之本。确实，马克思曾反对“人的意义”的提法，但马克思反对的不是对人与意义的关系的探讨，而是要说明：意义除了是人的，难道还有其他什么东西的意义吗？他说：“好像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②所以，马克思把对人的本质、人的生存的意义的研究作为自己理论创造活动的宗旨，他对人类的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人类构建了一个“意义世界”。 马克思深入阐述这种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质上的平等与公正观，并把其作为他所构建的“意义世界”的重要内容的，是他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
作为19世纪70年代即将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的《哥达纲领》提出：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到为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马克思一看到这里的“公平分配”的字眼，马上发问道：“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⑦马克思的意思是，《哥达纲领》所推崇的未来社会“公平的”分配实际上正是当今资产阶级所实施的那种分配，资产阶级同样强调这种分配是“公平的”，而且这种分配原则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能推行的“公平的”分配原则。
马克思接着就对这种“公平的”分配进行了分析。他强调，这里所说的平等的权利按其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权”，虽然这种平等的权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是“进步的”，但“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这里的关键是生产者的权利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所谓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战胜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作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就不称其为尺度了。
马克思在这里强调，这种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来相应地进行“平等的”分配，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因为它的“平等”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来对待本来不同等的个人。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就是不平等。在马克思看来，即使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即“用同一尺度去对待天赋本来就有差异的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原则与实践”是“互相矛盾”的。而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不可避免地还要实施这种“用同一尺度去对待天赋本来就有差异的个人”的分配原则，从而也不可避免地要承受由这一原则所带来的弊端。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之处只在于，“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也就是说，在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真正有可能实施按劳分配这一“公平分配”原则。但从马克思的整个论述来看，马克思确实并不把这种形式上“公平的”分配视为人类最高的精神境界，他所期望的是“事实上的平等”，即把个人体力与智力的差异以及个人家庭情况的差异也考虑在内的真正的平等。当然马克思深深地知道，即使在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完全做到这种事实上的平等，但是他提醒人们，在不可能完全做到事实上的平等而只能实施形式上的平等的情况下，人们一方面千万不能忘记这种形式上的平等的实质与弊端，另一方面又必须不断地创造条件向事实上的平等方向前进。我们要真正向马克思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中关于实现事实上平等的要求前进，得从两个方面同时做出努力：一方面必须斩断权力参与分配的问题，必须不断地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取代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从而使按劳取酬这一形式上公平的分配原则与实践相一致；另一方面必须看到按劳取酬这一形式上公平的分配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从而不断地限制这种权利。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个人的能力差异以及个人情况的其他方面的差异来进行分配，而不能在按劳分配的名义下实施完全无视个人差异的、满足于使用同一尺度来对待本来不同等的个人的分配方式。从表面上看使用同一尺度来衡量，当然是平等的，但由于把同一尺度使用在状况本来就完全不平等的个人身上，就显然不平等了。完全推行考虑能力等差异的实际平等，那当然是很遥远的事，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当今对此什么都不能做，仅仅是等待那一天的到来，我们必须从眼下开始一步一步地做起，哪怕是跨出很小的一步，也必须向那个方向迈进。
中国道路的真正内涵和意义在于创建新的人的存在状态
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按照马克思的“意义世界”在中国的大地上构建出一种新的人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就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应当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中国道路的内涵与意义。
当今中国人民把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说，中国人民认为自己的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而且这个“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民强调自己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的”，而实际上这条道路的开创对整个人类的意义越来越呈现于眼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注重的是“特色”，但强调“民族特色”并不是走入“民族狭隘性”，恰恰相反，是对“民族狭隘性”的否定与超越，“民族特色”只是意味着一个民族充分调动自己的内聚力，形成和发挥自己的优势。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世界性影响是必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具有中国性，也具有世界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为人类文明所面临的人的存在方式的矛盾与危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能否成为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它能否为人类探索出一种新的存在状态？
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仅仅归结为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对这种贡献的意义的认识肯定是肤浅的。当亚洲经济、世界经济出现危机之时，如此大体量的中国经济充当了一种稳定的“金锚”，这确实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的贡献。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的贡献绝不仅在此。当今世界对中国的渴求不简单地是GDP，中国的发展如果仅体现于GDP的调整增长，那对世界来说未必完全是好事。
全部的关键在于，如果当今中国人完全按照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来过日子，也就是说，西方人怎么活我们也就怎么活，那么我们不可能创建出一条自己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人选择什么样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人选择什么样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创建中国道路的前提就是我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的活法。新的生活方式会促使我们走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的存在方式不改变，那么我们必然会在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上亦步亦趋。 客观现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中国所带来的不仅是GDP的高速增长，而是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而在此背后是中国人民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两者结合造就了一种新的文明样态。中国追求的发展是一种和平的、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只要我们放眼看一看当今中国是如何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又力图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如何在努力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使做大的蛋糕惠及所有人，如何在推崇经济发展的同时又注重民生、维护社会的稳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在强调经济建设的同时又先后提出了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在致力于实现小康的同时把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置于突出的位置，如何在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同时又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来塑造一代新人，就能深刻地领悟到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和即将发生什么，就可以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内涵之所在。虽然我们不能说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人的存在状态在当今中国已完全形成，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做出判断，我们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坚定而大步地迈进。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代表了一种对真正的人的生存状态的追求，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对正处于危机之中的西方文明支配下的那种人类存在方式的革命，并不算夸张。如果这样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如何估计其对人类文明、对世界历史的意义都不会过分。
在新的意义上认识“科学发展观”
我国通过改革开放逐渐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双重扬弃。作为这一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发展观，不仅吸取了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理性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与局限，同时也反思了改革开放30年建设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科学发展观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重新确立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并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提出了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贯彻和体现，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发展思想在当代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新探索。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及基本要求都清楚地表明贯穿于其中的正是对一种新的人的存在方式的创建。
由国家权力直接驱动的发展与由资本驱动的发展之间只是构成一种抽象的对立，它们没有超越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目标，从而导致人全面异化的现代发展主义模式。科学发展观吸取了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和经验教训，同时也直面改革开放30年所积累的问题，克服片面的发展模式，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是对当今人类存在方式和文明发展形态的自觉改变。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关于人类存在方式和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体现了一种辩证的实践精神和强烈的历史担当意识，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科学发展观深刻反思了人类冲突型发展道路带来的生存危机和困境，是对以征服和占有为取向的现代文明的扬弃，是对人类和谐发展道路的自觉探索。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通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 这是一份和平发展的宣言，是对人类和谐的召唤，体现了一个泱泱大国对构建和谐世界的努力和期待，在并不太平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中，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这一呼唤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蕴涵着对人类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探索和改造，必将得到世界人民的理解和尊重。我们知道，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文明，在竞争理念的推动下占有和征服成为基本的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不论从国家关系的宏观层面还是从个人生存的微观层面来说，现代本质上都是以对抗和冲突为根本特征的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模式，“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人成为“经济人”，人的能力本身也成为资本，成为能够占有资本的资本。这一发展模式创造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全面联系和全面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与人、社会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异化关系，触及到了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环境底线（资源的枯竭、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社会底线（战争中的毁灭和其他人为的意外事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吸取现代发展成果，构建和谐社会，同时倡导建设和谐世界，是对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重要探索，是创建人类新型文明形态的实践努力，充分体现了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历史担当意识。这一发展理念，熔铸了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和谐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不论对于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正在追求现代化进程的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对于不断自我调整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主张和谐发展的中国不会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而会坚定踏实地走自己的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创建新的人类存在方式做出切实的贡献。对此，我们到目前为止深信不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人类文明发展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1
陈学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人类文明发展研究”首席专家。
研究方向：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主要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等。
摘要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根到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根本目的是为了构建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截然有别的新的存在方式。在马克思构建的“意义世界”中，要建立使人的生存具有意义的新的人际关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朝着“劳动解放”的方向前进，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创建了新的人的存在状态，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 意义世界 存在方式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每一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人类社会就向前推进一步。
那么，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是什么呢？许多人认为，是发展问题，即我们的世界究竟如何发展。笔者认为，还有比发展更迫切、更重要、更本质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生活的问题。只有解决了人类究竟如何生活的问题，才能真正明确我们这个世界究竟如何发展。发展道路的选择实际上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一定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一定的发展模式。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为了说明目前人类的存在方式究竟会把人类带到哪里去，以及目前人类存在方式的不可持续性，有必要分析一下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实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就进入了一个过度消费的时代，全美国的信用体系和文化体系都在引导人们消费，极大地刺激了人对物的无节制的欲望，许多美国人都在贪得无厌地享受奢侈的物质生活。
如何来满足这种贪得无厌呢？要有资本、财富、金钱。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消费文化将人们引向两条道路，第一条是“赌”，想方设法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变成自己的钱。美国的资本主义成了“赌场资本主义”。但在赌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总是赢少输多。怎么办？还有第二条路，叫“借”。向银行借，跟他人借，今天用明天的钱——寅吃卯粮。至于明天的钱是不是能够挣到，不知道，用了再说。
因此，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当今美国的主流生活方式：贪、赌、借。这就是当今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主导的生活方式。美国的危机不仅是管理贷款的方式出现了问题（如一些管理学家所说），也不仅是金融政策出现了偏差（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美国的危机是人的存在状态的危机。
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在悄悄地向中国逼近。如果当今的世界坚持走这样的生活道路，那么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乃至更大的危机都不可避免。如果中国坚持效仿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那么这样的危机也在等待着中国。
所以，危机就在我们身边，它的根源是人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改变，那么人类就没有希望、地球就没有希望、世界就没有希望。
为什么要重温马克思的“意义世界”
究竟如何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构建新的存在状态呢？这需要借助已有的思想资源。当然，我们需要吸收以传统儒学、佛学为核心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新老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优秀的西方文化中一切有益的思想，但最主要的是，必须老老实实地回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
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重大现实意义就是为我们确立了一个“意义世界”，正是这个“意义世界”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创建新的存在状态。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已成了“他者”。在当代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统治者、精英们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异端邪说加以围剿、打击，不断地宣布马克思主义业已死亡而加以埋葬，从而马克思主义只能在“边缘”艰难地生存着；而在当代世界的另一些地区，尽管马克思主义仍被奉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实际上它也遭到一些人肆意地曲解而被“掏空”、变质。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遭遇和处境这一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当代世界的“他者”并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一种学说是不是仅作为当今人类的“他者”而存在，关键不是看其现实的遭遇和处境，不是看其在形式上是否占支配地位，而主要是看其对当今世界的实际价值。具体地说就是，主要看其能否揭示出当今人类生存的真正意义所在，能否为当今人类的发展指明一条正确的道路，能否为当今人类构建出一个“意义世界”。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说明这种学说与当今人类有着本质性的联系，它不是“外在于”而是“内生于”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我们当下这个世界的“他者”。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学说。当代世界无数的有识之士一再指出，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当代世界上不断地被边缘化，但唯有它才能为处于困惑和迷惘中的当代人指出正确的前进方向，唯有它才能真正满足当代人对精神向导的需求。21世纪的人类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人类的将来。正如德国学者罗伯特·库尔茨（Robert Kurz）在《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一书中所说：“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被驳倒，它现在才获得了其历史的真理内涵。”①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沦为当代世界的“他者”，而是越来越显示出了其“主体”地位，尽管这种“主体”地位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潜在的，但确实已有“非它莫属”的意味。
对于把自己的生活活动作为意识和意志的对象的人来说，确立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探索自己能够也应当通往的方向，比什么都重要。人是一种追求普遍性的类存在物，必然要把活动的实际目的提升，普遍化出生存的“绝对目的”。这种人的活动的“绝对目的”，就是人活动的终极依据或全部生存的意义。如果没有这种“绝对目的”，人就是了无意义的破碎的非人。因此海德格尔说，意义是在人领会着自身并展开自己的生活活动中加以关联的东西。没有意义，人的生存就失去方向，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要走向何处，人就不能展开自己的生命活动，就不能获得自己本质的现实规定性。显然，生存的意义，便是人生存的理由与依据，是人安身立命之本。确实，马克思曾反对“人的意义”的提法，但马克思反对的不是对人与意义的关系的探讨，而是要说明：意义除了是人的，难道还有其他什么东西的意义吗？他说：“好像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②所以，马克思把对人的本质、人的生存的意义的研究作为自己理论创造活动的宗旨，他对人类的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人类构建了一个“意义世界”。 马克思深入阐述这种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质上的平等与公正观，并把其作为他所构建的“意义世界”的重要内容的，是他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
作为19世纪70年代即将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的《哥达纲领》提出：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到为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马克思一看到这里的“公平分配”的字眼，马上发问道：“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⑦马克思的意思是，《哥达纲领》所推崇的未来社会“公平的”分配实际上正是当今资产阶级所实施的那种分配，资产阶级同样强调这种分配是“公平的”，而且这种分配原则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能推行的“公平的”分配原则。
马克思接着就对这种“公平的”分配进行了分析。他强调，这里所说的平等的权利按其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权”，虽然这种平等的权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是“进步的”，但“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这里的关键是生产者的权利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所谓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战胜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作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就不称其为尺度了。
马克思在这里强调，这种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来相应地进行“平等的”分配，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因为它的“平等”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来对待本来不同等的个人。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就是不平等。在马克思看来，即使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即“用同一尺度去对待天赋本来就有差异的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原则与实践”是“互相矛盾”的。而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不可避免地还要实施这种“用同一尺度去对待天赋本来就有差异的个人”的分配原则，从而也不可避免地要承受由这一原则所带来的弊端。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之处只在于，“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也就是说，在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真正有可能实施按劳分配这一“公平分配”原则。但从马克思的整个论述来看，马克思确实并不把这种形式上“公平的”分配视为人类最高的精神境界，他所期望的是“事实上的平等”，即把个人体力与智力的差异以及个人家庭情况的差异也考虑在内的真正的平等。当然马克思深深地知道，即使在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完全做到这种事实上的平等，但是他提醒人们，在不可能完全做到事实上的平等而只能实施形式上的平等的情况下，人们一方面千万不能忘记这种形式上的平等的实质与弊端，另一方面又必须不断地创造条件向事实上的平等方向前进。我们要真正向马克思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中关于实现事实上平等的要求前进，得从两个方面同时做出努力：一方面必须斩断权力参与分配的问题，必须不断地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取代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从而使按劳取酬这一形式上公平的分配原则与实践相一致；另一方面必须看到按劳取酬这一形式上公平的分配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从而不断地限制这种权利。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个人的能力差异以及个人情况的其他方面的差异来进行分配，而不能在按劳分配的名义下实施完全无视个人差异的、满足于使用同一尺度来对待本来不同等的个人的分配方式。从表面上看使用同一尺度来衡量，当然是平等的，但由于把同一尺度使用在状况本来就完全不平等的个人身上，就显然不平等了。完全推行考虑能力等差异的实际平等，那当然是很遥远的事，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当今对此什么都不能做，仅仅是等待那一天的到来，我们必须从眼下开始一步一步地做起，哪怕是跨出很小的一步，也必须向那个方向迈进。
中国道路的真正内涵和意义在于创建新的人的存在状态
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按照马克思的“意义世界”在中国的大地上构建出一种新的人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就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应当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中国道路的内涵与意义。
当今中国人民把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说，中国人民认为自己的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而且这个“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民强调自己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的”，而实际上这条道路的开创对整个人类的意义越来越呈现于眼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注重的是“特色”，但强调“民族特色”并不是走入“民族狭隘性”，恰恰相反，是对“民族狭隘性”的否定与超越，“民族特色”只是意味着一个民族充分调动自己的内聚力，形成和发挥自己的优势。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世界性影响是必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具有中国性，也具有世界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为人类文明所面临的人的存在方式的矛盾与危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能否成为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它能否为人类探索出一种新的存在状态？
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仅仅归结为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对这种贡献的意义的认识肯定是肤浅的。当亚洲经济、世界经济出现危机之时，如此大体量的中国经济充当了一种稳定的“金锚”，这确实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的贡献。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的贡献绝不仅在此。当今世界对中国的渴求不简单地是GDP，中国的发展如果仅体现于GDP的调整增长，那对世界来说未必完全是好事。
全部的关键在于，如果当今中国人完全按照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来过日子，也就是说，西方人怎么活我们也就怎么活，那么我们不可能创建出一条自己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人选择什么样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人选择什么样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创建中国道路的前提就是我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的活法。新的生活方式会促使我们走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的存在方式不改变，那么我们必然会在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上亦步亦趋。 客观现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中国所带来的不仅是GDP的高速增长，而是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而在此背后是中国人民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两者结合造就了一种新的文明样态。中国追求的发展是一种和平的、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只要我们放眼看一看当今中国是如何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又力图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如何在努力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使做大的蛋糕惠及所有人，如何在推崇经济发展的同时又注重民生、维护社会的稳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在强调经济建设的同时又先后提出了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在致力于实现小康的同时把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置于突出的位置，如何在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同时又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来塑造一代新人，就能深刻地领悟到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和即将发生什么，就可以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内涵之所在。虽然我们不能说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人的存在状态在当今中国已完全形成，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做出判断，我们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坚定而大步地迈进。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代表了一种对真正的人的生存状态的追求，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对正处于危机之中的西方文明支配下的那种人类存在方式的革命，并不算夸张。如果这样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如何估计其对人类文明、对世界历史的意义都不会过分。
在新的意义上认识“科学发展观”
我国通过改革开放逐渐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双重扬弃。作为这一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发展观，不仅吸取了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理性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与局限，同时也反思了改革开放30年建设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科学发展观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重新确立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并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提出了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贯彻和体现，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发展思想在当代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新探索。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及基本要求都清楚地表明贯穿于其中的正是对一种新的人的存在方式的创建。
由国家权力直接驱动的发展与由资本驱动的发展之间只是构成一种抽象的对立，它们没有超越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目标，从而导致人全面异化的现代发展主义模式。科学发展观吸取了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和经验教训，同时也直面改革开放30年所积累的问题，克服片面的发展模式，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是对当今人类存在方式和文明发展形态的自觉改变。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关于人类存在方式和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体现了一种辩证的实践精神和强烈的历史担当意识，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科学发展观深刻反思了人类冲突型发展道路带来的生存危机和困境，是对以征服和占有为取向的现代文明的扬弃，是对人类和谐发展道路的自觉探索。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通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 这是一份和平发展的宣言，是对人类和谐的召唤，体现了一个泱泱大国对构建和谐世界的努力和期待，在并不太平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中，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这一呼唤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蕴涵着对人类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探索和改造，必将得到世界人民的理解和尊重。我们知道，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文明，在竞争理念的推动下占有和征服成为基本的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不论从国家关系的宏观层面还是从个人生存的微观层面来说，现代本质上都是以对抗和冲突为根本特征的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模式，“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人成为“经济人”，人的能力本身也成为资本，成为能够占有资本的资本。这一发展模式创造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全面联系和全面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与人、社会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异化关系，触及到了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环境底线（资源的枯竭、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社会底线（战争中的毁灭和其他人为的意外事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吸取现代发展成果，构建和谐社会，同时倡导建设和谐世界，是对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重要探索，是创建人类新型文明形态的实践努力，充分体现了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历史担当意识。这一发展理念，熔铸了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和谐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不论对于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正在追求现代化进程的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对于不断自我调整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主张和谐发展的中国不会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而会坚定踏实地走自己的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创建新的人类存在方式做出切实的贡献。对此，我们到目前为止深信不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人类文明发展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