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是西晋王朝的奠基人，他有一位大臣叫魏舒，每次朝会后，司马昭都会目送魏舒走出很远，然后满怀感慨地说：魏舒堂堂，人之领袖也（《晋书·魏舒传》）。从这时开始，“领袖”一词开始在服装部件的基础上引申出新的含义，并逐渐从杰出者演变成带头人。
　　 领与头脑相接，袖与双手相贴，很容易成为称赞一个人的标示物。司马昭的“人之领袖”，就是说魏舒脑子好用，手段高明，既有思考力又有行动力。
　　 魏舒是個孤儿，由外婆抚养长大，40岁以前一事无成。40多岁时，郡里考核属官察举孝廉，魏舒想参加考试，亲戚朋友认为他没念过什么书，劝他不要参加。但是魏舒下了苦功夫，用100天学习儒家经典，居然考中了。
　　 几经周折，魏舒进入军队当参谋。军队举办射箭比赛，本来不需要他这个文职参加，但恰巧有一回比赛人手不够，就用魏舒凑个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像武侠小说里的情节，只见魏舒百发百中，打遍全场无敌手。后来，魏舒得到赏识，不断升官。头脑手段俱佳，当然是杰出人物，所以司马昭说他是“人中领袖”。
　　 司马昭口中的“领袖”，还只是杰出和表率之意。当时服装中地位最高的是冠冕，司马昭自我对应为冠冕，自然不忌讳说魏舒是领袖。所以，“领袖”要成为地位最高的带头人，必须等到冠冕的地位弱化之后。
　　 东汉末年，贵族和名士对官服的态度趋于冷漠，对冠冕自然也不似从前那么尊重。袁绍、孙坚、诸葛亮、周瑜、曹操等都开始戴简便朴实的平民首服——巾。这种平民化的倾向，给领袖地位的提高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随着历史的发展，政治观念也在变化。戴冠冕的官员在帝制时代与民众的关系是对立的，那时的官员是管制，甚至欺压百姓的。但是领袖呢，是上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人都穿的上衣，当然会在心理上对应为大众。所以，“领袖”是出于民众的，跟民众站在同一立场。
　　 这种角度的转换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可以说，冠冕时代体现的是君权神授，而领袖时代开始体现民众的意志。于是，“领袖”一词的含义演变，有了一个不断加强的指向。
　　 清末戊戌变法，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变法宣告失败。但是他们的变法主张，激发了中国人更加强烈的反抗，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个时候，章士钊用笔名黄中黄在《沈荩》第二章中写道：“北方之谭嗣同，南方之唐才常，领袖戊戌、庚子两大役，此人所共知者也。”这里的“领袖”，不再只是杰出和表率的意义，而是带领和领导，与现代领袖的意义接近了。
　　 领是一座山，袖是两江水。原本的服装部件，却融汇着我们民族的历史过程和文化心理，以及掩藏于心底的默默温情。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