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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学堂，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海军人才
[中图分类号]G5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0-0091-05
鸦片战争之后，为应对从海上来的外夷，洋务运动发展海军等军事工业以“求强”。在造船的问题上，负责福州船政局建设的左宗棠认为：“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人才培养比造船、驾船更为重要。出于学堂为“造就人才之地”以及“船政根本在于学堂”等考虑，福州船政局1866年在马尾创办时优先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具有高等学校性质的学堂——“求是堂艺局”。“求是堂艺局”分前学堂和后学堂，学制五年，“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后学堂以英语为教学语言，所以又可称为英文学堂，先开设驾驶专业，后增设轮机专业。后学堂办学指导思想明确，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培养既掌握航海理论知识又具备驾船实践经验的应用型海军军官和工程师，为建设我国近代海军服务。其课程体系完备，基础课、专业课和实践课程设置循序渐进；理论与实践结合教学特点明显，课堂教学、野外实践和海外留学综合一体；办学效果显著，“创中华未有之奇”。
课堂教学——后学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英语教学的基础
后学堂的课堂教学主要传授航海和驾船等方面的理论知识，教学时间大致为三年至三年半，是学堂与工厂相结合、理论与实相结合英语教学的重要基础。
良好的英语生源。后学堂公开招考的学生大多是来自福州本地以及广东和香港等地家境贫寒之士、受外国影响的家庭子弟或与西人有贸易往来的商人子弟、曾就读于教会学堂之学生、华侨以及少数官僚子弟。入学考试重视英语，英语基础特别好的学生可不受15岁以上、18岁以下的入学年龄限制。例如1867年招生时，来自广东的张成、吕瀚、邓世昌等10人由于英文基础好而被破格录取。从1876年开始，后学堂更是每年从香港优先招收英语基础好、聪明颖悟、有一定数学等科学基础的40名学生。与同时代其他洋务学堂学生相比，后学堂学生的英语基础和其他素质相对较高。
精勤教导的教习。为了尽快学到西方驾船技术，培养合格、严谨、训练有素的驾船人员，福州船政局和正监督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签订五年教学合同。日意格保证后学堂的学生在合同期内学会英语和掌握驾船的基本知识。为了实现这一教学目标，福州船政局大量聘请西人担任教习和技术人员等职务。五年内，“先后来闽局工作的外籍监工、匠首、匠人、医官、教习等多达52人，成为洋务工厂中雇佣外国人员最多的一个工厂”。由于有严格的合同规定以及出于扩大对华影响的需要，从总体上说，嘉乐尔(J.Carroll)、仕记(Skey)等在后学堂任教的英籍教习“在堂授课，均能精勤教导，著有成效”。英籍教习对后学堂学生的学习英语和驾驶技能的掌握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和日意格签订的五年合同到期，福州船政局认为，聘请西人教习只能是权宜之计，要培养广泛传播西方驾驶技术的人才，还必须创办真正意义上自己的学堂。所以，从70年代中期开始，后学堂的教学和管理逐渐由中国人自己负责，英籍教习只剩泰勒和格罗斯二人。罗丰禄等华人教习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他们的业务水平和教学态度“值得信赖，完全能和西人媲美”。华人教习为后学堂的英语教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科学的课程设置。后学堂是以西方自然科学，特别是航海、驾驶等军事科学为教学内容的技术学堂，“教学用英语进行，采用当时英国海军的培养办法”。后学堂参照当时西方先进的教学模式，根据学生的英语和科学知识水平实行分班、分科、分级教学，交叉教学语言和科学课程。根据“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等教学目标，开设的课程除英国语言文字外，主要是航海、驾驶人员必须掌握的算学、几何、代数、三角、微积分、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热学、化学、地质学、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和技术以及地理等课程。课程设置遵循由语言到科学、由易到难、由基础到专业循序渐进的原则。“初习西国语言文字，先切音，次字义，次文法；习算学，先笔算，次代数、几何、平弧三角、测量诸术”。
为配合语言与科学相结合的课程教学，后学堂除汉语以外的所有课程均使用原版或由学堂西教习编写的英文教材或讲义。
严格的管理制度。后学堂章程规定，学生必须认真学习，不得请长假，只有通过两个月的试验期方能被录取为正式学生；学生每周学习六天，每天上课六小时，其余时间必须在房间里温习功课；为了激励学生认真学习，后学堂每三个月考试一次，分别等第，奖优惩劣，考列一等者赏洋银10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罚记惰一次，二次连续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续考三等者将被勒令退学，而三次连续考一等者，除了每次给予洋银10元奖励外，另赏衣服布料，以资鼓励，毕业考试成绩优秀者将被授予或保举不同的绿营水师官职或文职官阶，实现飞黄腾达的梦想，不及格者则必须留级，更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严格的管理和赏罚制度对促进学生认真学习英语和驾船等技术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导致了很高的淘汰率，从入学到毕业，被淘汰者近一半之多。
良好的英语生源、精勤教导的教习、科学的课程设置以及严格的管理制度对学生认真、勤奋地学习科学和掌握英语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一般会学习到深夜，以至于教习不得不禁止学生在夜里10-11点之后继续学习。据1871年7月14日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报导，在总分为400分的考试中，一人得了392分，七人得分超过了300分。其中学生学得最好的课程是三角几何。七人得了满分100分，大部分学生得分都在80分以上，只有三人得分在80分以下。
野外实践——后学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教学的实践检验和实际应用
“后学堂的教学绝非只局限于课堂，诸多涉及兵船制造和驾驶的教学均在现场进行”，学堂与工厂相结合、理论传授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后学堂野外实践包括登船航海训练和现场操纵、维修各种仪器、设备，是后学堂课堂教学成果的实践检验和实际应用。
航海训练是后学堂课堂教学的自然延伸。后学堂学生经过3年到3年半的课堂学习，只是掌握了航海驾船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理论知识。要成为合格的航海驾船人员，还必须经受航海实践的检验。因此，学生从后学堂考试结业后，成绩及格、身体健康者都必须从事登船航海训练，以检验教学成果，积累实践经验。后学堂学生在英国海军军官R.E.Tracey的指导下或在高年级学生的带领下，有计划地或自发地从事各种形式的航海训练。1871年，严复、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等28人登上从德国购 买的“建威”号机帆船，不但能沿海岸航行，更能在公海远航，南至新加坡、槟榔屿各口岸，北至直隶湾、辽东湾各口岸。“虽巨浪如山，仍能镇定自若，驾驶正常，十余人被认为堪胜驾驶”。这是近代中国海军最早的一次远航。
在进行航海训练的同时，后学堂还聘请英国海军军官为教习，寓理论教学于航海实践之中，帮助学生在实践中真正掌握和不断完善航海技能、射击技术和舰船指挥等一个合格船长必须具备的技能。在教学中，包括口令在内的所有教学内容都使用英文，帮助学生直接理解和掌握枪炮学和航海术等方面的专门术语，同时以英语为媒介了解世界海军军事技术的发展。
轮机专业是与驾驶专业相配套的专业，其教学在操纵和维修各种仪器设备的现场进行。轮机专业的学生并非后学堂的毕业生，而主要是来自香港和上海等地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青年，旨在为福州船政局建造或购买的轮船培养高级轮机人员和工程师。轮机专业的教学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由英国人阿伦负责。开设的课程除英语语言外，还包括算术、几何、制图、发动机绘制、轮机操纵规则、各种仪器仪表的用途，以及船用蒸汽机的设计、操纵和维修等原理。为了帮助学生检验和实践所学机器仪表操纵和维修等轮机方面的理论知识，从事现场操纵和维修各种仪器和设备的训练，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轮机专业分别在陆地和训练船上安装了多台80匹和150匹马力的蒸汽机，将理论教学搬到应用现场进行，将理论教学与实际应用融为一体。
后学堂的航海训练和现场设计、操纵、维修各种仪器设备的实践加速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仅从1873年秋到1874年春，驾驶专业就有14人经过登船航海训练考核而成为合格的船长或大副，另有12人完成了部分训练考核，不久也将成为合格的船长或大副。到1874年，轮机专业培养了21名合格的工程师和轮机师。
留学英国——后学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英语教学的海外延伸
70年代中期“步入自我管理期”后，福州船政局“最重要的教育发展就是派遣留学生到欧洲留学”。福州船政局派遣留学生赴英国留学是继清政府派遣幼童留学美国之后的又一次重要英语留学教育，是后学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英语教学的海外延伸，是清政府事半功倍、加速海军人才培养和“师夷之长技”的一项直接措施。
鉴于后学堂学生经过多年的学习已通英语，“于泰西诸学尤易研求”的实际，“欲日起而有功，在循序而渐进，将窥起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1873年，出于建设近代海防的急需，船政大臣沈葆桢上奏朝廷，后学堂“习英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乃赴英国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更为“精益求精”。为了正式派遣留学生，后学堂先于1875年选派刘步蟾和林泰曾等前往英国考察性地游历留学。
1877年，后学堂正式派遣刘步蝉、林泰曾、严复等第一批学生12人，1882年派遣李鼎新和陈兆艺等第二批学生二人，1886年派遣黄鸣球、王桐等第三批学生九人，外加刘冠雄、伍光建等北洋水师学堂学生九人，三批学生共32人留学英国。
后学堂留学英国期限明确，最初定为两年，后一律改为三年，循序渐进，“有由外国学成而归者，则以学堂后进之可造者补之”。留学课程与近代海军建设密切联系，为配合和延续国内教学实践，留学英国科目以海军军事为主，学生主要学习驾驶、枪炮、水雷、行军布阵、轮机、兵：器、航海策略、指挥等海军军事技术，兼学数学、气学、化学、格致等自然科学，以及语言、法律、水文地理等人文科学。沿用国内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学生每三个月定期考试一次，同时“凡一切肄习功课，游历见闻，以及日用晋接之事，均需详注日记，或用药水印出副本，或设循环簿递次互换”，随行监督随时抽查，半年后“汇送船政大臣查核”。“若该生徒无故荒废，不求进益，有名无实，及有他项嗜好者，均由两监督会商分别留遣严究”。明确贯彻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针，学生先入英国著名水师学堂学习英语语言和海军军事理论，“此项学生，应赴水师学堂先习英书，并另延教习指授枪炮、水雷：等法，俟由两监督陆续送格林回次抱士穆德大学院肄习，”理论学习之余“带赴各厂及炮台、兵船、矿厂游历，约共一年”。一年的语言、军事理论和见习后，考试成绩合格者“上大兵船及大铁甲船学习水师各法，约二年定可有成”。
后学堂派遣学生赴英国留学，虽然人数不多，但目的明确、计划周全、管理严格，依托国内教学的基础，延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方针，是洋务英语教学主动学西学的重要转折。
“创中华未有之奇”——后学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英语教学的成就
后学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英语教学培养了一批态度上“精益求精”，能力上“实不亚于洋员”，成就上“创中华未有之奇”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在近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发挥了同时代其他社会群体无法比拟的作用，“为中国现代化海军建设以及整个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探索作出了贡献”。
后学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英语教学直接培养了我国近代第一批海军高级将领。清政府以他们为骨干，组建了福建水师、北洋海军、南洋海军和广东水师。刘步蟾和林泰曾升任北洋海军舰队右翼总兵和左翼总兵；叶祖硅曾先后任北洋海军舰队副将和统领，总理南北洋海军和广东水师；萨镇冰曾先后任北洋海军舰队帮统、海军统领和全国海军统制；方伯谦、林永升和黄建勋曾任管带；李鼎新曾先后任管带和署理海军部军法司司长；刘冠雄曾任民国海军总长；沈寿垫曾任海军部长江舰队统领；郑汝成曾任海军部一等参谋官；伍光建曾任海军部军枢司司长，等等。这些海军将领对航海理论“深知要旨”，驾船方面具有“管驾大船之才”，且“无不谙练”军事战术，是难得的海军良将，“足与西洋水师管驾官相等，均堪重任，不但能管驾大小兵船，更能测绘海图，防守港口，布置水雷”。他们在中法马江海战、中日黄海大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后学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英语教学是我国近代学堂建设和海军人才培养的摇篮。除多名优秀毕业生直接赴各地水师学堂担任教习或总办外，留英学生萨镇冰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蒋超英和王桐分别任江南水师学堂和福州船政学堂总办；严复由于福州船政学堂教学的急需，学业未尽就被提前调回国内。“严宗光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回国后，严复历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与总办，在天津水师学堂供职20余年。
后学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英语教学除直接为建设中国近代海军事业服务外，还造就了我国近代一批“学贯中西”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既是西方社会制度的积极探索者，中西文化交流的促进者，又是清末文化事业的有力推动者。伍光建先后翻译西方文学、历史和哲学等方面的书籍达到 130余种，成为清末著名的翻译家；马建忠撰写了系统的汉语语法学专著——《马氏文通》，开创了近代国人系统研究中国语言学的先声，并提出了“已与现代等值翻译理论非常接近”的“善译”理论，其要求清政府改变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建立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为维新运动提供了经济领域的思想基础；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重要翻译家的严复明确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不但“在当时影响极大，对以后近百年的翻译史也产生了空前绝后的影响。无论是在‘西学东渐’还是在‘东学西渐’的过程中，译者无一不受到这一标准的约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这一标准衡量自己的翻译”。严复把西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法律学、历史学、教育学等著作系统地翻译介绍到中国，使得“国人对于西洋哲学、经济、社会学等得窥其一斑，而不为‘西方之学技艺而已’之固敝思想所囿”，“‘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几成社会上一般人底口头禅，而图强的行动亦无形间受其影响”，西方文学、历史、哲学、教育等社会科学著作以及中国文化经典通过留英学生的翻译被引介到中国和传播到西方世界，为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筑起了新的平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船政文化”。
福州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是“中国最早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方针的学堂”。后学堂是“求是堂艺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英语基础课、专业课和实践课程设置循序渐进，课堂教学、野外实践和海外留学综合一体，学堂与工厂相结合，这在洋务学堂中是新式的、开创性的，堪称洋务学堂，特别是洋务军事学堂英语教学的典范。天津水师学堂不但“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炮位人员，皆借才于闽省”，其“在堂应授功课毕后，均上练船历练”等教学模式均源于“求是堂艺局”后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不但直接聘用后学堂的毕业生担任教习，其办学模式更是后学堂教学模式的翻版。其他高等学堂，尤其是高等实业学堂、水师学堂，率多如此。即使是后来的高等专门学校或专科学校，也多可见受船政学堂影响的痕迹。
后学堂早期英语教学旨在维护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其具体教学事务也主要由西人掌控，但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建设中国近代海军的教学思想具有抵御外来侵略的积极意义；后学堂早期英语教学加速海军人才培养的教学目的性明确，注重理论知识传授与实践检验和实际应用相结合，以理论教学指导实际应用，以实践检验完善和丰富理论知识，学以致用，突破了我国传统学堂教学模式，在我国近代英语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后学堂早期英语教学学堂与工厂综合一体、注重教学的实用性等即使对当今的职业英语教学或特殊用途英语教学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顾卫星，男，1963年生，江苏丹阳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教授、系主任、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国英语教学史，大学英语教学。
王逸峰，男，1969年生，江苏南通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讲师。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 倪金荣
[中图分类号]G5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0-0091-05
鸦片战争之后，为应对从海上来的外夷，洋务运动发展海军等军事工业以“求强”。在造船的问题上，负责福州船政局建设的左宗棠认为：“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人才培养比造船、驾船更为重要。出于学堂为“造就人才之地”以及“船政根本在于学堂”等考虑，福州船政局1866年在马尾创办时优先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具有高等学校性质的学堂——“求是堂艺局”。“求是堂艺局”分前学堂和后学堂，学制五年，“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后学堂以英语为教学语言，所以又可称为英文学堂，先开设驾驶专业，后增设轮机专业。后学堂办学指导思想明确，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培养既掌握航海理论知识又具备驾船实践经验的应用型海军军官和工程师，为建设我国近代海军服务。其课程体系完备，基础课、专业课和实践课程设置循序渐进；理论与实践结合教学特点明显，课堂教学、野外实践和海外留学综合一体；办学效果显著，“创中华未有之奇”。
课堂教学——后学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英语教学的基础
后学堂的课堂教学主要传授航海和驾船等方面的理论知识，教学时间大致为三年至三年半，是学堂与工厂相结合、理论与实相结合英语教学的重要基础。
良好的英语生源。后学堂公开招考的学生大多是来自福州本地以及广东和香港等地家境贫寒之士、受外国影响的家庭子弟或与西人有贸易往来的商人子弟、曾就读于教会学堂之学生、华侨以及少数官僚子弟。入学考试重视英语，英语基础特别好的学生可不受15岁以上、18岁以下的入学年龄限制。例如1867年招生时，来自广东的张成、吕瀚、邓世昌等10人由于英文基础好而被破格录取。从1876年开始，后学堂更是每年从香港优先招收英语基础好、聪明颖悟、有一定数学等科学基础的40名学生。与同时代其他洋务学堂学生相比，后学堂学生的英语基础和其他素质相对较高。
精勤教导的教习。为了尽快学到西方驾船技术，培养合格、严谨、训练有素的驾船人员，福州船政局和正监督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签订五年教学合同。日意格保证后学堂的学生在合同期内学会英语和掌握驾船的基本知识。为了实现这一教学目标，福州船政局大量聘请西人担任教习和技术人员等职务。五年内，“先后来闽局工作的外籍监工、匠首、匠人、医官、教习等多达52人，成为洋务工厂中雇佣外国人员最多的一个工厂”。由于有严格的合同规定以及出于扩大对华影响的需要，从总体上说，嘉乐尔(J.Carroll)、仕记(Skey)等在后学堂任教的英籍教习“在堂授课，均能精勤教导，著有成效”。英籍教习对后学堂学生的学习英语和驾驶技能的掌握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和日意格签订的五年合同到期，福州船政局认为，聘请西人教习只能是权宜之计，要培养广泛传播西方驾驶技术的人才，还必须创办真正意义上自己的学堂。所以，从70年代中期开始，后学堂的教学和管理逐渐由中国人自己负责，英籍教习只剩泰勒和格罗斯二人。罗丰禄等华人教习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他们的业务水平和教学态度“值得信赖，完全能和西人媲美”。华人教习为后学堂的英语教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科学的课程设置。后学堂是以西方自然科学，特别是航海、驾驶等军事科学为教学内容的技术学堂，“教学用英语进行，采用当时英国海军的培养办法”。后学堂参照当时西方先进的教学模式，根据学生的英语和科学知识水平实行分班、分科、分级教学，交叉教学语言和科学课程。根据“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等教学目标，开设的课程除英国语言文字外，主要是航海、驾驶人员必须掌握的算学、几何、代数、三角、微积分、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热学、化学、地质学、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和技术以及地理等课程。课程设置遵循由语言到科学、由易到难、由基础到专业循序渐进的原则。“初习西国语言文字，先切音，次字义，次文法；习算学，先笔算，次代数、几何、平弧三角、测量诸术”。
为配合语言与科学相结合的课程教学，后学堂除汉语以外的所有课程均使用原版或由学堂西教习编写的英文教材或讲义。
严格的管理制度。后学堂章程规定，学生必须认真学习，不得请长假，只有通过两个月的试验期方能被录取为正式学生；学生每周学习六天，每天上课六小时，其余时间必须在房间里温习功课；为了激励学生认真学习，后学堂每三个月考试一次，分别等第，奖优惩劣，考列一等者赏洋银10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罚记惰一次，二次连续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续考三等者将被勒令退学，而三次连续考一等者，除了每次给予洋银10元奖励外，另赏衣服布料，以资鼓励，毕业考试成绩优秀者将被授予或保举不同的绿营水师官职或文职官阶，实现飞黄腾达的梦想，不及格者则必须留级，更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严格的管理和赏罚制度对促进学生认真学习英语和驾船等技术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导致了很高的淘汰率，从入学到毕业，被淘汰者近一半之多。
良好的英语生源、精勤教导的教习、科学的课程设置以及严格的管理制度对学生认真、勤奋地学习科学和掌握英语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一般会学习到深夜，以至于教习不得不禁止学生在夜里10-11点之后继续学习。据1871年7月14日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报导，在总分为400分的考试中，一人得了392分，七人得分超过了300分。其中学生学得最好的课程是三角几何。七人得了满分100分，大部分学生得分都在80分以上，只有三人得分在80分以下。
野外实践——后学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教学的实践检验和实际应用
“后学堂的教学绝非只局限于课堂，诸多涉及兵船制造和驾驶的教学均在现场进行”，学堂与工厂相结合、理论传授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后学堂野外实践包括登船航海训练和现场操纵、维修各种仪器、设备，是后学堂课堂教学成果的实践检验和实际应用。
航海训练是后学堂课堂教学的自然延伸。后学堂学生经过3年到3年半的课堂学习，只是掌握了航海驾船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理论知识。要成为合格的航海驾船人员，还必须经受航海实践的检验。因此，学生从后学堂考试结业后，成绩及格、身体健康者都必须从事登船航海训练，以检验教学成果，积累实践经验。后学堂学生在英国海军军官R.E.Tracey的指导下或在高年级学生的带领下，有计划地或自发地从事各种形式的航海训练。1871年，严复、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等28人登上从德国购 买的“建威”号机帆船，不但能沿海岸航行，更能在公海远航，南至新加坡、槟榔屿各口岸，北至直隶湾、辽东湾各口岸。“虽巨浪如山，仍能镇定自若，驾驶正常，十余人被认为堪胜驾驶”。这是近代中国海军最早的一次远航。
在进行航海训练的同时，后学堂还聘请英国海军军官为教习，寓理论教学于航海实践之中，帮助学生在实践中真正掌握和不断完善航海技能、射击技术和舰船指挥等一个合格船长必须具备的技能。在教学中，包括口令在内的所有教学内容都使用英文，帮助学生直接理解和掌握枪炮学和航海术等方面的专门术语，同时以英语为媒介了解世界海军军事技术的发展。
轮机专业是与驾驶专业相配套的专业，其教学在操纵和维修各种仪器设备的现场进行。轮机专业的学生并非后学堂的毕业生，而主要是来自香港和上海等地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青年，旨在为福州船政局建造或购买的轮船培养高级轮机人员和工程师。轮机专业的教学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由英国人阿伦负责。开设的课程除英语语言外，还包括算术、几何、制图、发动机绘制、轮机操纵规则、各种仪器仪表的用途，以及船用蒸汽机的设计、操纵和维修等原理。为了帮助学生检验和实践所学机器仪表操纵和维修等轮机方面的理论知识，从事现场操纵和维修各种仪器和设备的训练，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轮机专业分别在陆地和训练船上安装了多台80匹和150匹马力的蒸汽机，将理论教学搬到应用现场进行，将理论教学与实际应用融为一体。
后学堂的航海训练和现场设计、操纵、维修各种仪器设备的实践加速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仅从1873年秋到1874年春，驾驶专业就有14人经过登船航海训练考核而成为合格的船长或大副，另有12人完成了部分训练考核，不久也将成为合格的船长或大副。到1874年，轮机专业培养了21名合格的工程师和轮机师。
留学英国——后学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英语教学的海外延伸
70年代中期“步入自我管理期”后，福州船政局“最重要的教育发展就是派遣留学生到欧洲留学”。福州船政局派遣留学生赴英国留学是继清政府派遣幼童留学美国之后的又一次重要英语留学教育，是后学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英语教学的海外延伸，是清政府事半功倍、加速海军人才培养和“师夷之长技”的一项直接措施。
鉴于后学堂学生经过多年的学习已通英语，“于泰西诸学尤易研求”的实际，“欲日起而有功，在循序而渐进，将窥起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1873年，出于建设近代海防的急需，船政大臣沈葆桢上奏朝廷，后学堂“习英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乃赴英国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更为“精益求精”。为了正式派遣留学生，后学堂先于1875年选派刘步蟾和林泰曾等前往英国考察性地游历留学。
1877年，后学堂正式派遣刘步蝉、林泰曾、严复等第一批学生12人，1882年派遣李鼎新和陈兆艺等第二批学生二人，1886年派遣黄鸣球、王桐等第三批学生九人，外加刘冠雄、伍光建等北洋水师学堂学生九人，三批学生共32人留学英国。
后学堂留学英国期限明确，最初定为两年，后一律改为三年，循序渐进，“有由外国学成而归者，则以学堂后进之可造者补之”。留学课程与近代海军建设密切联系，为配合和延续国内教学实践，留学英国科目以海军军事为主，学生主要学习驾驶、枪炮、水雷、行军布阵、轮机、兵：器、航海策略、指挥等海军军事技术，兼学数学、气学、化学、格致等自然科学，以及语言、法律、水文地理等人文科学。沿用国内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学生每三个月定期考试一次，同时“凡一切肄习功课，游历见闻，以及日用晋接之事，均需详注日记，或用药水印出副本，或设循环簿递次互换”，随行监督随时抽查，半年后“汇送船政大臣查核”。“若该生徒无故荒废，不求进益，有名无实，及有他项嗜好者，均由两监督会商分别留遣严究”。明确贯彻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针，学生先入英国著名水师学堂学习英语语言和海军军事理论，“此项学生，应赴水师学堂先习英书，并另延教习指授枪炮、水雷：等法，俟由两监督陆续送格林回次抱士穆德大学院肄习，”理论学习之余“带赴各厂及炮台、兵船、矿厂游历，约共一年”。一年的语言、军事理论和见习后，考试成绩合格者“上大兵船及大铁甲船学习水师各法，约二年定可有成”。
后学堂派遣学生赴英国留学，虽然人数不多，但目的明确、计划周全、管理严格，依托国内教学的基础，延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方针，是洋务英语教学主动学西学的重要转折。
“创中华未有之奇”——后学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英语教学的成就
后学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英语教学培养了一批态度上“精益求精”，能力上“实不亚于洋员”，成就上“创中华未有之奇”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在近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发挥了同时代其他社会群体无法比拟的作用，“为中国现代化海军建设以及整个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探索作出了贡献”。
后学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英语教学直接培养了我国近代第一批海军高级将领。清政府以他们为骨干，组建了福建水师、北洋海军、南洋海军和广东水师。刘步蟾和林泰曾升任北洋海军舰队右翼总兵和左翼总兵；叶祖硅曾先后任北洋海军舰队副将和统领，总理南北洋海军和广东水师；萨镇冰曾先后任北洋海军舰队帮统、海军统领和全国海军统制；方伯谦、林永升和黄建勋曾任管带；李鼎新曾先后任管带和署理海军部军法司司长；刘冠雄曾任民国海军总长；沈寿垫曾任海军部长江舰队统领；郑汝成曾任海军部一等参谋官；伍光建曾任海军部军枢司司长，等等。这些海军将领对航海理论“深知要旨”，驾船方面具有“管驾大船之才”，且“无不谙练”军事战术，是难得的海军良将，“足与西洋水师管驾官相等，均堪重任，不但能管驾大小兵船，更能测绘海图，防守港口，布置水雷”。他们在中法马江海战、中日黄海大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后学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英语教学是我国近代学堂建设和海军人才培养的摇篮。除多名优秀毕业生直接赴各地水师学堂担任教习或总办外，留英学生萨镇冰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蒋超英和王桐分别任江南水师学堂和福州船政学堂总办；严复由于福州船政学堂教学的急需，学业未尽就被提前调回国内。“严宗光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回国后，严复历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与总办，在天津水师学堂供职20余年。
后学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英语教学除直接为建设中国近代海军事业服务外，还造就了我国近代一批“学贯中西”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既是西方社会制度的积极探索者，中西文化交流的促进者，又是清末文化事业的有力推动者。伍光建先后翻译西方文学、历史和哲学等方面的书籍达到 130余种，成为清末著名的翻译家；马建忠撰写了系统的汉语语法学专著——《马氏文通》，开创了近代国人系统研究中国语言学的先声，并提出了“已与现代等值翻译理论非常接近”的“善译”理论，其要求清政府改变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建立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为维新运动提供了经济领域的思想基础；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重要翻译家的严复明确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不但“在当时影响极大，对以后近百年的翻译史也产生了空前绝后的影响。无论是在‘西学东渐’还是在‘东学西渐’的过程中，译者无一不受到这一标准的约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这一标准衡量自己的翻译”。严复把西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法律学、历史学、教育学等著作系统地翻译介绍到中国，使得“国人对于西洋哲学、经济、社会学等得窥其一斑，而不为‘西方之学技艺而已’之固敝思想所囿”，“‘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几成社会上一般人底口头禅，而图强的行动亦无形间受其影响”，西方文学、历史、哲学、教育等社会科学著作以及中国文化经典通过留英学生的翻译被引介到中国和传播到西方世界，为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筑起了新的平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船政文化”。
福州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是“中国最早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方针的学堂”。后学堂是“求是堂艺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英语基础课、专业课和实践课程设置循序渐进，课堂教学、野外实践和海外留学综合一体，学堂与工厂相结合，这在洋务学堂中是新式的、开创性的，堪称洋务学堂，特别是洋务军事学堂英语教学的典范。天津水师学堂不但“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炮位人员，皆借才于闽省”，其“在堂应授功课毕后，均上练船历练”等教学模式均源于“求是堂艺局”后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不但直接聘用后学堂的毕业生担任教习，其办学模式更是后学堂教学模式的翻版。其他高等学堂，尤其是高等实业学堂、水师学堂，率多如此。即使是后来的高等专门学校或专科学校，也多可见受船政学堂影响的痕迹。
后学堂早期英语教学旨在维护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其具体教学事务也主要由西人掌控，但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建设中国近代海军的教学思想具有抵御外来侵略的积极意义；后学堂早期英语教学加速海军人才培养的教学目的性明确，注重理论知识传授与实践检验和实际应用相结合，以理论教学指导实际应用，以实践检验完善和丰富理论知识，学以致用，突破了我国传统学堂教学模式，在我国近代英语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后学堂早期英语教学学堂与工厂综合一体、注重教学的实用性等即使对当今的职业英语教学或特殊用途英语教学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顾卫星，男，1963年生，江苏丹阳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教授、系主任、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国英语教学史，大学英语教学。
王逸峰，男，1969年生，江苏南通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讲师。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 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