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在乌云压城“国际制裁”的形势下，英国在香港接连打出三张不与中方合作的牌：
　　首先是推行“居英权计划”——秘密地给22.5万香港各界精英人士及其家庭成员一个密码，这些人随时随地可以在任何一个英国使领馆取得英国本土公民护照。
　　继而又通过“人权法案”——把两个连在英国都未完全适用的国际人权公约适用于香港，企图凌驾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上。
　　更得寸进尺的是，不向中方作任何通报，突然抛出了一个跨越1997年、耗资达1247亿港元（一说2000亿港元）之巨的“机场及港口发展策略”，动用几乎所有财政储备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举债，巧妙地使大把大把的香港金钱流向英国。
　　末代港督彭定康自上任起，便成为香港后过渡期最大的搅局者。1992年他所公布的所谓政改方案，让中英之间已经达成的政权机构平稳过渡安排化为泡影。
　　这一切，为香港回归前的中英交接谈判带来重重障碍。

英方的小算盘

　　财政预算案是现代政府理财的重要工具，是政府收支计划和经济政策的集中体现，对经济民生影响重大。
　　按香港的惯例，每个财政年度从当年4月1日起，至次年3月31日止。显然，97/98财政年度将跨越历史性的回归，前三个月为港英政府管治，后九个月将由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管治。这个年度财政预算案的编制理应由中英双方共同完成。又由于财政政策、收支计划具有连续性，前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案必然对后一个年度的预算案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尚未产生前，由中国中央政府代表未来特区利益，与英方就97/98、96/97两个过渡期财政年度的预算案编制进行合作，既是香港政权交接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香港财政政策平稳过渡的客观需要，符合《中英联合声明》精神。
　　中方要为香港回归后新成立的特别行政区打造一个好的家底。
　　对于这一平稳过渡的设计，英方表面上不持异议，实际上却想独自把握，以便配合其“体面撤退”的实施。

突然的“慷慨”

　　1995年岁末，关于96/97年度预算案的编制工作渐近尾聲。中英双方商定于11月28-29日在北京举行第5次专家小组会议。
　　11月14日，港英政府社会福利署署长、爱尔兰人冼德勤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香港的社会福利制度——世界顶尖的制度》的演讲。他骄傲地说，目前香港社会福利的提升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1995年的社会福利开支是五年前的2.5倍，年增幅达27%。根据政府现行规划，到2000年香港的社会福利服务将达到第一世界国家的标准——这番旨在为末代港督歌功颂德、标榜香港福利“惊人增长”的演讲，的确令人十分震惊。
　　对于香港的社会福利问题，中方一向认为应在财政稳健的条件下，随着经济发展和实际需要不断提高，但此时港英政府突然加速扩大福利支出，我认为绝非福音。
　　首先，它单方面地对1997年后香港福利开支进行规划，明显是越俎代庖，严重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
　　其次，即使有关政策不会推行至1997年后，但福利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上易下难的刚性特点，港英在撤退前大撒金钱，将福利推至与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不相匹配的高水平，那么日后新成立的特区政府很可能在惯性轨道上难以为继，更遑论遇上内外经济形势不景气或政府卖地等非经常性收入不理想等意外情况。
　　早在9月的第4次专家小组会议期间我就注意到，英方在公共开支方面削减教育和大型基建等长线投资，曾经呼吁英方要“瞻前顾后，不可急功近利”，看来对方是置若罔闻了。
　　我立即请有关同事收集资料，对港英的社会福利政策详加研究，发现英方早已将扩大香港的福利开支纳入其实现“体面撤退”的重要部署，有关政策已不再着眼于香港长远利益。彭定康于1992年出任港督后，从93/94财政年度起福利开支便迅速上升，五年间在经常性公共开支中，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增长竟达66.5%。若按照冼德勤用社会福利署开支的口径计算，每年的平均增幅就达27%。
　　1995年10月，这个曾在英国撰文反对福利主义的保守党前主席彭定康在施政报告中表示，要在继续提高香港福利开支的同时，实行减税和冻结收费。他的“节源开流”严重背离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规定的量入为出、审慎理财原则。

“车毁人亡论”的由来

　　我带着以上忧虑飞返北京，于专家小组会议举行前的两天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府邸汇报请示。鲁主任听后表示，这个问题抓得准，港英当局大幅度提高福利是在给特区政府挖陷阱。为突出中方对事态严重性的高度关注，我决定利用闭门会议开始前的记者拍照时间阐述中方立场。
　　11月28日上午，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财政预算案编制第5次专家小组会议如期在钓鱼台国宾馆7号楼举行。一俟所有成员在长桌两旁入座，我首先郑重发声：
　　中方专家组一向重视和欣赏港英以往多年的理财原则，那就是写进基本法的量入为出原则;当然不会赞成当今港英政府扩大赤字预算，在过去五年里实行经常性开支中福利支出在扣除通胀因素后增长竟达66.5%的做法，更不赞成港英有关官员公开扬言，用这样的高速度来提升今后五年的香港社会福利。这么重要的跨1997年的政策性规划，过去从来没有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任何大小会议上讨论过，更不存在双方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