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疗养院”、严进宽出、学历贬值……近年来大众与舆论对于中国高校和高等教育的质疑声从未停歇，而与此相对的是身为高校管理者与教师的自我反思：去行政化、规范考评制度、遏制投机主义……双方的焦虑都直指当今高校制度之下“人性的异化”。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曾说过：“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当他们从学校走向社会，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便学会了以所学的知识粉饰自身的短板，隐藏不为人知的欲望，最终甚至背离他们的初衷，反其道而行之。
　　难道真的是一向被认为规范的教育出了错吗？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比较才有发言权。这两句话对于身兼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的陈平原教授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大学小言》集结了他在纸媒发表的“谈大学”专栏，以人文学者的身份站在观察员的立场，基于自身在北京、香港两所大学执教的经历，比较两地高校在治学理念、学术氛围、教学方式、管理体系等等的差异，以此见出中国内地高等教育存在的优势与诸多弊端。
　　每每谈到改革，必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内地高校的教育亦是如此。教师招聘大多青睐欧美高校的毕业生，他们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会直接影响到高校的排名，从而波及大学的社会声誉和招生状况，环环相扣。再比如，内地高校费尽心思“挖人才”的同时却不在意“精兵简政”，对于不称职的教师，领导层却束手无策，究其本質在于何为“称职”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尺来衡量，加之人际关系等“面子”因素叠加，导致高校人才编制臃肿。反观港校，教授通不过终身教职就会被清理出高校队伍。教授的待遇从内地“超稳定的铁饭碗”到香港“打破终身制”，分属两种体制下的教授冷暖自知。深究现象背后隐藏的历史由来，首当其冲的则是北大的本土情怀与香港国际化视野。
　　一个成熟的大学除了看重学校的规模，学生的层次，教授及其论文的水平等如此量化的标准，还有不可或缺的历史沉淀所承载的信念和精神。也正是如此，有幸与北大结缘的学子、教师或多或少都会对此有着依恋和情感，校园中众多轶事经一代代人流传至今，也正是这种念旧情结渗透进各个方面，在冰冷的制度下多了几分人情味。与此相对的是，香港各个大学纷纷效仿欧美，高薪聘请来自各地的教授，一切听从制度按部就班，很少有人关注学校过往的历史。如此看来，内地高校所存在的弊端也绝非劣势，历史传承而来的浪漫氛围与文人趣味的培养并非一朝一夕，看重人情世故固然可取，但若用错了地方则会让教育改革面临重重阻力。然而，香港大学的优势也并非完全可取，“一刀切”的评审虽少了人情套路，但亦步亦趋复制欧美国家成功的模板，无疑暴露了学术独立的不自信，久而久之也会丧失自身的特色。
　　来自象牙塔的忧虑远不止校园建设，更加迫切的问题则是人文学科陷入逐渐缩减，被边缘化的全球性困境。舆论导向、就业压力、职业化发展等外界的功利因素留给人文学科的空间愈发有限。正如陈平原所说，“眼下这种只见数字不见人物、只讲市场不谈文化、只求效益不问精神，努力将‘大学’改造成‘跨国企业’的管理模式，使得原先昂首阔步走在大学方阵最前面的人文学，如今遍体鳞伤，短期内很难恢复元气、重新振作起来。”
　　作为人文学者，一方面捍卫人文学科的阵地，另一方面不得不反思危机。“重文轻理”的观念由来已久，所谓“无用”即是与理科相比之下，文科的培养更需要“慢工出细活”的打磨，无法以一日千里的速度产生效益，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将书中的真理融入到自身的观念之中，影响未来的决策和选择。表面看似“无用”就会转化为“有用”。因此，既然回不到上个世纪80年代“文化热”盛行的诗意校园，至少不让“读书无用论”这种风气沦为人文学科堕落的说辞。何况大学里除了“奖金猎人”、职业培训之外，还有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创作与鉴赏。在风尘仆仆、废寝忘食的学业之旅中稍作短暂停留，放下脚步欣赏人生的风景，用一首诗的时间风干的回忆，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