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年仅22岁的徐懋庸以他犀利的笔锋，独特风格的杂文走上文坛，引起人们关注，受到鲁迅先生的器重，鲁迅为他的《打杂集》作序，并介绍它出版。在鲁迅先生关怀鼓励下，徐懋庸写作热情高涨，他以杂文形式挞伐邪恶势力，张扬真理，先后出版了《打杂集》，《不惊人集》，《街头文谈》，《文艺思潮小史》等杂文集，从此一举成名，被称为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著名杂文作家之一。
　　徐懋庸家境清贫，幼时当过苦力，修理纱筛，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工余时间自修了法、日、英、俄等外语，14岁时开始用世界语写日记，后来又以流畅的文笔翻译了《斯大林传》、《托尔斯泰传》、《肖伯纳传》、《列宁家书集》，还翻译了苏联小说《小鬼》、《秋夜》、《伊特拉共和国》等，介绍了外国进步文化和文学作品，宣传了世界名人，传播了马列主义。
　　
　　毛主席谈两个口号之争
　　
　　1936年，上海文坛上发生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徐懋庸同鲁迅意见相左。他冒失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不适当的信，激怒了鲁迅，致使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痛斥了徐懋庸。一时间，徐懋庸由鲁迅器重的人变成攻击鲁迅的罪人。
　　25岁的徐懋庸顶着强大的社会压力，没有一蹶不振，只身一人从上海辗转武汉，赴山西、陕西，在无任何关系，无人指引的情况下，找到了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为他亲笔写了介绍信，他毅然奔赴延安，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赞成共产党领导的事业，追求革命的人。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热情地欢迎这位年轻有为的文人。
　　徐懋庸1938年3月到延安，5月中旬写信给毛主席请求接见，汇报上海文艺界情况。主席第二天回了一信，答应过几天相约谈话，第三天又派秘书和培元、华明两同志找徐谈话，一般地了解了一下“左联”的情况，然后在5月23日左右的一天下午，派华明将徐带到住处，听了徐的汇报。徐讲了约一个半小时，汇报了“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经过，两个口号的论争情况，以及徐给鲁迅写信并遭到鲁迅公开驳斥的情况等。主席听了以后讲了如下几点意见：
　　“一、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二、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论争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
　　 “三、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统一战线，是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很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四、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愈争愈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五、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六，但错了不要紧 ，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理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毛主席的话，解开了徐懋庸心中的疙瘩。他放下“包袱”，从此进“抗大”任教员、研究室主任，开始了革命教育的生涯。他讲政治经济学、哲学，编写社会主义概论，编译军事教材，讲大课，发表文章，顿时又焕发了青春。他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也得到实现。有一次陕北公学举行开学典礼，徐懋庸应邀参加，恰好坐在了毛主席身边。毛主席说：我看到你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写得不错嘛，这样的文章望你多写写。
　　徐懋庸的才华被彭德怀将军看中了。在抗大迁移路经八路军总部辽县麻田时，彭总通知抗大领导何长工与徐懋庸一起到他那里谈话。何长工已料到彭总意图，便只身前去。彭老总坚持要徐懋庸来，何长工无奈，只好找来徐懋庸。彭总便当场将徐“扣留”，叫他到太行山区的文化界挂帅。
　　
　　创办建国学院
　　
　　1945年11月，徐懋庸怀着抗战胜利的喜悦，奉命奔向新的战场—到热河承德创办抗大式的热河建国学院。
　　热河只有几所中级学校，建国学院里少数进过高等院校的学生，都是从冀、辽、吉、黑等省来的，他们历经了日本帝国主义14年奴化教育，对共产党、八路军缺乏认识，根据他们的思想状况，徐懋庸坚持团结、教育的方针，用启发诱导、自由讨论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们渐渐消除疑虑，提高了觉悟。开始接近共产党的干部。
　　当时承德有一个秘密音乐团体，叫“清音会”，是过去专门为皇帝去避暑山庄演奏宫廷乐曲的乐队，会员有三十余人，大部分是六七十岁的老者，解放后不敢公开露面，而是在秘密传艺。徐懋庸得知后，亲自登门拜访，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动员他们和广大群众见面，公开演奏，同时还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对这件事的妥善处理，在知识分子中震动很大，他们为共产党尊重文化遗产，团结老艺人的政策而感动不已。
　　从此，承德地区知识分子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他们主动要求排练歌剧《白毛女》，演出《黄河大合唱》，还积极为当地的《热潮》半月刊投稿；街头上贴出了他们创作的宣传单，“清音会”乐队演出革命乐曲，有的会员还参加了《白毛女》的乐队，霎时间，承德地区的文化、文艺活动掀起了高潮。
　　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掀起了大规模的内战。根据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上级决定党政军人员撤出承德，命令徐懋庸以组织文工团到农村演出为名，保护这批知识分子先行撤退。徐懋庸接到命令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他说了一席让全院师生感动至深的话。他说：只要师生员工决心跟着共产党走，我和大家连同我12岁的儿子也跟大家同生死、共患难，任何情况下绝不丢掉一个人。如果有人要回家，可以发给路费、粮食和路条，等承德再次解放，咱们再相见。他的话刚说完，全体师生员工纷纷表示：跟着徐懋庸校长走！
　　从承德撤退后，在敌机扫射、土匪骚扰的情况下，徐懋庸带领一百多名师生经受住了艰苦生活和对敌斗争的严峻考验，辗转隆化、围场，踏进内蒙古茫茫大草原。在零下40度的严寒里，有时一日行军百里，每人每天发几个土豆充饥，渴了就喝河沟里的水。在长时间和中央分局、省政府失掉联系的情况下，徐懋庸和师生们同甘苦，共患难，坚持边战斗、边学习，徒步行军70多天，行程2 500多里，没有一个人动摇，没有一个人掉队。 徐懋庸带领师生们经过战火的洗礼，学院日益壮大，这时的建国学院已增至七八百名学生，以短训班的形式为热河及东北各地培训了大批干部。1947年5月，平、津等地25所大专院校的数百名进步学生先后通过封锁线来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中共冀察辽分局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开办一所联合大学，由徐懋庸担任校长。
　　
　　同学们的良师益友
　　
　　联合大学成立之后的第一课是以农村的社会革命实践开始的。徐懋庸带领全校师生在赤峰一带的农村参加土地改革。他极为注意对学生的言传身教，他生活艰苦朴素，吃住和大家一样。他工作起来不畏劳累，一次患病发烧，依然冒着严寒，迎着扑面的黄沙奔走在土改队的各个工作点上，深入各村了解情况，听取汇报，指导工作，每次下去他都在条件极差的贫下中农家里，同吃一锅饭。
　　1948年6月，联大开始公开建党，很多同学要求入党，但同学中有的社会关系复杂，或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有一位女同学，她有一个亲戚在国民党的党部做事，她到冀东解放区时才16岁，在“三查三整”中怎么交代都过不了关，在大会小会的逼迫下她违心地给自己戴上一顶“特务”帽子。几年来行军、躲敌情、土改、学习都表现不错，但包袱背得很沉重，情绪低落。建党中，徐懋庸主动找她谈话，表扬她在土改中“三同”做得很好，阶级立场是坚定的；还告诉她，已对她那段历史问题经过考察分析，“特务”问题缺乏事实根据，属于逼、供、信，决定重新作出结论，后在南下途中批准了她的入党申请。这位女同学在入党宣誓会上激动万分，流着眼泪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徐懋庸校长！”
　　锦州的北大营，是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历史上最后一站。联大师生经过长途行军到达锦州，时值隆冬季节，滴水成冰，眼前是一片断垣残壁。师生们在徐懋庸校长动员下，自己动手把一栋栋弹痕累累残破不堪的营房修建一新，随之发榜招生，在20多天的时间里便招收了3 000余名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员，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在校大中学生，也有小部分是旧职员、中小学教员，还有少数国民党政府的下级官员。徐懋庸对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学员，一视同仁，满腔热情地对待他们。
　　徐懋庸常说：搞教育要关心人、观察人、研究人，然后才能帮助人。他平时一有时间就到同学中去聊天，和同学们无拘无束谈思想，谈个人问题，他对很多同学的历史、家庭、恋爱、爱好特点都了如指掌，又是那样关怀备至。从平津来的大学生中有五对恋人，年龄也不小了。为了照顾他们的具体情况，徐懋庸破例批准他们结婚。结婚那天，徐懋庸亲自做他们的主婚人，校、院的领导同志都来祝贺。这件事不仅为五对新人深为感动，也使全校广大知识分子感到党的温暖和亲切。
　　那是联大到锦州后的第一个新年，学校开庆祝晚会。演出的节目丰富多采，观众里传出阵阵掌声。在《新疆舞蹈》节目演出中，大家正在聚精会神观看，等到掀开红盖头时，引起全场一阵哄然大笑，原来盖头下面那“新疆姑娘”是大家所尊敬的徐懋庸校长扮演的。这虽然是生活中的小事，却体现了这位校长平易近人的领导作风。
　　冀察热辽联合大学诞生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结束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胜利进军声中。徐懋庸以他的博学多才和满腔心血倾注于这所学校的兴办，培养了上万名各种人才，在祖国各地生根开花。然而使人痛心的是，徐懋庸校长却屡遭厄运，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遭“四人帮”迫害，终于身心交瘁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