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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创刊的《十月》，到2018年整整走过了四十年。
《十月》这个刊名，鲜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它蕴含了一目了然又丰富无比的时代信息。在一个金色的季节，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一起告别了过去，迎接一个与这个季节一样辉煌的新时代。因此，“十月”是庄严和正大，是浪漫和激情，是鲜花和泪水，是飘扬的文学旗帜和火炬。它在北京的金秋迎风招展，吸引的却是全国文学家和读者的目光。就这样，《十月》不仅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的见证者、推动者，重要的它更是一个参与者和建造者。因此，《十月》的四十年，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缩影。
2003年，《十月》创刊二十周年之际，当时的主编王占君先生嘱我组织一个编委会，编选“《十月》典藏丛书”，我请谢冕先生担任主编。丛书出版时，谢先生写下了受到广泛赞誉的序言：《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谢先生说：
《十月》创刊的时候，文学圈中正是满目疮痍，一派萧瑟的景象。人们面对的是一片精神废墟。从昨日的阴影走出来，人们已不习惯满眼明媚的阳光，长久的精神囚禁，人们仿佛是久居笼中的鸟，已不习惯自由地飞翔。文学的重新起步是艰难的，它要面对长期形成的思想戒律与艺术戒律，它们的跋涉需要跨越冰冷的教条所设置的重重障碍。也许更为严重的事实是，因为长久的荒芜和禁锢在读者和批评者中所形成的欣赏与批评的惰性，文学每前进一步，都要穿越那严阵以待的左倾思维的弹雨和雷阵，都要面对如马克思所说的“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的欣赏惰性的自我折磨。
这是那个年代文学的基本处境。因此，1978年创刊的《十月》和中国文学一样，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学。我们发现，《十月》初创时期的编者们是非常有眼光的。在创刊号上，他们专门设立了一个栏目“学习与借鉴”。刊出了鲁迅的《药》、茅盾的《春蚕》、屠格涅夫的《木木》和都德的《最后一课》，并有赏析文章一并刊出。这些传统的经典作品，在那个时代远离作家和读者已久。编者的良苦用心就是要修复文学与中国现代传统和西方经典的关系。同时，创刊号刊出了刘心武轰动一时的《爱情的位置》等标示新时代文学气象和症候的作品，和其他刊物发表的同类作品一起吹响了文学新时代启航的号角。
在文学重建初期，《十月》在坚持兼容并蓄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勇于承担了社会批判的职责。创刊不久的1979年，反特权、反官僚主义的文学作品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那一时代活跃、自由的文学环境和作家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但是，文学试图参与社会批判，必然要受到另一方面的干预。就在这一年，发生了围绕着《苦恋》《在社会档案里》《調动》《女贼》《假如我是真的》《飞天》《将军，不能这样做》等作品的讨论及评价，并引发了1980年“剧本座谈会”的召开。这一情况表明，在新时期文学重建初期，《十月》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和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文革”中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青年中广泛流传，它们的作者都是“文革”中的老红卫兵，经历了狂热和幻灭的精神历程之后，他们在更深广的意义上省察了这一历程。他们都生活于中心都市北京，在幻灭的日子里他们阅读了许多经典作品，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许多西方文学名著。这一情况我们不仅可以从礼平与王若水的论辩中明确地做出判断，而且丁东的《黄皮书 灰皮书》一文对此做了更详尽的介绍。作者认为：“黄皮书和灰皮书影响了一代人。”他们从这些书中获得了有别于流行思想的营养，并使自己初步获得了自我反省和思考的能力。
《公开的情书》成书于1972年3月，定稿于1979年9月。小说没有人们熟悉和习惯的故事线索，没有具体细致的场景描写，它通过四个主人公：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门半年时间的四十三封书信，反映了“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不同的生活道路和命运，抒发了那代青年对理想、事业、爱情和祖国命运的思考。作为书信体的形式，与作者追求的精神探寻相吻合，作品深沉而浪漫。作者也选择了主人公“流浪”于路上的形式，在青春想象中营建了向往的浪漫情调，他们谈论艺术和爱情，真诚向友人宣泄失意的苦恼和迷惘的困惑，以理想的方式塑造自己的主人公。但这一“流浪”当然也含有象征的意味。这也正像真真在描绘老久时所说的那样：纵然两旁是冷漠严峻的悬崖，地上铺满刀尖般的怪石，他总是背起画夹顽强地前进着。路是多么长、多么长，多么难、多么难呵！自然，《公开的情书》也难免有对“自怜”的钟情，特别是真真，在第六封信“真真致老久”中，亦将自己心灵的创伤做了过分的渲染，不厌其详地复述着自己的“艰难时世”和“悲惨世界”，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出：“我不得不对你诉说我经历的坎坷。当你了解到我这些经历在我心上留下的创伤以后，你就会明白我现在感情上的缄默。”但真真终于还是没有“缄默”，她倾诉的欲望同样没有超越那代人对感伤的夸大。但是，这仍然是一部气质不凡的小说，老久的勤奋和庸常心理，老邪门的自信和恃才傲物以及所有人时常发出的议论，都相当真实准确地揭示了那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更为与众不同的是，在那样的时代作者通过人物而发出的怀疑。
《晚霞消失的时候》则是一部文字优美、有鲜明抒情风格和浪漫气息的作品，是一部充满了理性思考又有独立品格的作品。它体现了作者的文学才能和艺术想象力，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那一时代文学创作的水准。小说创作于1976年，此后四年四易其稿，最后定稿于1980年。
这虽然是一部充满了理性思考的作品，但也是以人物和故事作为基本结构的小说。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清晨，主人公李淮平和南珊在树林晨读中不期邂逅，他们都是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南珊“聪明而清秀”，她的举止言谈温文尔雅，友善平和，这些内在气质都表达了她所具有的教养；而李淮平则出语粗俗、野蛮霸道，流露出干部子弟常见的优越感和顽劣之气。一场恶作剧之后，他们却讨论了一场远非是他们有能力把握的“文明与野蛮”关系的问题。不久“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终于发生，李淮平作为红卫兵的领袖，带领红卫兵抄了国民党起义军军官楚轩吾的家，原来南珊竟是楚轩吾的外孙女。在对楚轩吾的审讯中，李淮平又得知了楚轩吾原来是自己父亲李聚兴手下的降将。此后，李淮平成了海军军官，南珊而后则由一名知青当了翻译。十几年过后，世风大变，李淮平依然如故，虽心存苦痛但仍自信无比；南珊则历尽沧桑，不再有“坦率的谈吐和响亮的笑声”。这显然是一个感伤的故事，一个极具悲剧意味的故事。一场动乱改变了南珊的命运，使她原本可以预知的未来变得千疮百孔，心灵犹如千年古潭；那位“淳厚正直”的原国民党将领楚轩吾，曾深深忏悔过个人的人生选择，而动乱又将他的痛苦雪上加霜；李淮平虽然是历史的宠儿，但他却同样因此付出了代价。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也是中国文学观念发生大裂变的时代。潜伏已久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在这时浮出历史地表。各种文体在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鼓动下汹涌澎湃。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谭甫成的小说《高原》以及高行健的戏剧《绝对信号》《车站》《野人》等，都发表在《十月》上。这些作品同其他具有现代主义文学倾向的作品一起构成了百年中国文学地震学的最大震级。应该说“文革”的历史是中国现代主义倾向文学产生的现实基础，千奇百怪的非正常性事件导致了一代青年的怀疑和反抗意识，他们精神的春天正是在现实的严冬中孕育的；另一方面，非主流的文化接受使他们找到了相应的表达形式。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它》等现代主义文学经典，已在部分青年中流行，这一文化传播改变了他们的思考形式，它如同催化剂，迅速地调动了他们的现实感受，东方化的现代主义文学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和文化处境中发生的。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二次崛起，是一次极富悲剧意味的文学运动，它冒着“叛逆”的指责和失去读者的双重危险，担负起社会批判的使命，并与人道主义一起重新构建了人的神话。那一时代的许多作家几乎都经历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沐浴，并以切实的文学实践显示了它不凡的实绩。但在中国，传统的巨大影响使其仍然成为百年梦幻的一部分，是近代以降现代性追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变奏。现代主义文学虽然也无可避免地落潮了，却以自己悲壮的努力争取了文学的自由。可以说，没有这一努力，多元并存、众声喧哗的文学环境大概要延缓许多年。今天我们才有可能看到，是否受过现代主义文学的洗礼，对一位作家而言是非常不同的。应该说，现代主义文学极大地提高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汪曾祺重新以小说家身份面世时，他那股清新飘逸、隽永空灵之风，并非突如其来。不同的是，与现实关系习惯性紧张的心态，才对这种风格因无以表达而保持了短暂的缄默。八十年代最初两年，汪曾祺连续写作了《黄油烙饼》《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天鹅之死》《大淖记事》《七里茶坊》《鸡毛》《故里杂记》《徙》《皮凤之楦房子》等小说。这些故事连同它的叙事态度，仿佛是一位鹤发童颜的天外来客，他并不参与人们对“当下”问题不依不饶的纠缠，而是兴致盎然地独自叙说起他的日常生活往事。《十月》发表了汪曾祺的《岁寒三友》《晚饭花》《露水》《兽医》等小说，参与了推动中国抒情小说的发展。
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小说。故事发生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它像是一个原始的酋长国，它远离现实，显示着神秘而遥远的设定。它的人物也相对单纯，只有王木通、盘青青、李幸福三人，他们分别被赋予暴力、美和文明三种不同的表意内涵。因此，这貌似与世隔绝的环境，却并非仅仅是一处流光溢彩的天外之地，它的诗性和风情仍不能掩埋现实的人性冲突。于是，这个“爬满青藤的木屋”就不再是个孤立的存在，它所发生的一切冲突，都相当完整地表达了山外的整个世界。渴望文明洗礼的盘青青始终处于被争夺的位置。她对李幸福的生活方式和状态心向往之，并在潜意识中把他当作“拯救者”，她不失时机地靠近“文明”，她的温柔与笑声传达的是她对“文明”的亲近。但这一亲近由于“契约”关系的规定，使盘青青的向往和行为具有了叛逆性质。这样，就使李幸福和盘青青在与王木通的冲突中，先在地潜含了危机，他们的悲剧从一开始就已经孕育。作家对启蒙话语的被压抑和知识分子的地位深怀同情，但它在现实中的地位已无可挽回，作家只能感伤地寄予幻想，它从另一侧面表述了知识分子话语的无力和无奈。
从创刊至今，《十月》对中篇小说发展做出的贡献尤其值得提及。刊物创办人之一的资深老编辑、散文家张守仁说：“当时那些月刊一期就十几万字，所以发一个中篇就了不得了，而我们一期就发三四个。从‘五四’以来，还从来没有刊物这样做。 可以说，《十月》引发了中篇小说的第一个高潮。同时，我们抓紧时机，召开了一个中篇小说座谈会，把很多作家都请来参加，推动中篇小说这个体裁的发展。”事实的确如此。可以说，在中篇小说领域，能够与《十月》杂志抗衡的刊物几乎没有。《十月》的中篇小说获得的全国性奖项（“鲁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有十八部之多。更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这些作品的巨大影响力。比如王蒙的《蝴蝶》，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宗璞的《三生石》，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永远有多远》，张贤亮的《绿化树》，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叶广芩的《梦也何曾到谢桥》，方方的《斷琴口》等，都是三十多年来中篇小说最重要的作品。
张承志在“新时期”文学中，既在文学前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又在任何文学潮流之外。他桀骜不驯和自视甚高的个性使他很难认同流行的潮流。因此，即便是在“知青小说”的范畴内来谈论他也显得相当勉强。他在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老桥》的“后记”中，流露过自己真实的心态和写作的原则：“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的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在逆境里，在劳动中，在穷乡僻壤和社会底层，在思索、痛苦、比较和扬弃的过程中，在历史推移的启示里，我们也找到过真知灼见；找到过至今仍感动着、甚至温柔着自己的东西。”在这样认识的支配下，他确定了自己“为人民”写作的原则。在他看来，“这根本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或说教。这更不是一条将汲即干的枯水的浅河。它背后闪烁着那么多生动的面孔和眼神，注释着那么丰满的感受和真实的人情，它是理论而不是什么过时的田园诗。在必要时我想它会引导真正的勇敢。哪怕这一套被人鄙夷地讥笑吧，我也不准备放弃。”张承志贯彻了自己最初的创作动机。《十月》发表了他最重要的两部中篇小说《黑骏马》和《北方的河》。后来他的《金牧场》《黄泥小屋》《心灵史》《神示的诗篇》，其精神向度虽然有某些变化，但理想主义始终是他固守的精神气质。他的这些作品与“新潮”无缘，但又“超越了许多同时代人”。 张贤亮是他那代作家中最有才华的一个。虽然他的作品经常引起争议，那是因为值得争议。《十月》发表的《绿化树》，应该是张贤亮的代表作甚至是最重要的作品。主人公章永璘的观念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通过人物的忏悔、自省等内心活动的描写，对饥饿、性饥渴和精神世界的困顿等问题进行的思考，生动展现了那一年代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小说塑造的马缨花、谢队长、海喜喜等人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马缨花，是那一年代最有文学成就的人物之一。
新世纪以来，《十月》仍是中篇小说的主要阵地。新世纪以来发表的中篇名篇刘庆邦的《神木》《卧底》，邓一光的《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荆永鸣的《白水羊头葫芦丝》，叶广芩的《豆汁记》，东君的《阿拙仙传》，吕新的《白杨木的春天》，蒋韵的《朗霞的西街》，方方的《断琴口》《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弋舟的《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东君的《苏教授，我能跟你谈谈吗？》，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借命而生》，陈应松的《滚钩》，罗伟章的《声音史》，刘建东的《卡斯特罗》，荆永鸣的《出京记》，晓航的《霾永远在我们心中》，张楚的《风中事》，严歌苓的《你触碰了我》，胡性能的《生死课》等；同时发表了张承志、李敬泽、南帆、周晓枫等一大批当代散文圣手的绝妙好文。另一方面，《十月》重视中、短篇小说青年作家的培养。1999年，《十月》开辟了“小说新干线”栏目，意在推出“富有潜力又未引起广泛关注的青年作家”。近二十年来，推出了八十余位青年作家。晓航、叶舟、陈继明、鲁敏、津子围、乔叶、马叙、徐迅、王秀梅、东君、郑小驴、付秀莹、李云雷、朱个、吴文君、张寒、王威廉、祁媛、小昌、于一爽、西维、谢尚发、蒋在等青年作家，通过《十月》的举荐，逐渐成为当下一线的小说作家。而蔡东、文珍、陈再见、孟小书、郑小驴、李清源、毕亮、刘汀等80后作家，也日渐成为《十月》的主要作者。
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甫一发表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重要的原因就是方方重新接续了百年中国文学关注青春形象的传统，并以直面现实的勇气，从一个方面表现了当下中国青年的遭遇和命运。《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很容易想到1982年路遥的《人生》。八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时期，也是压抑已久的中国青年最为躁动和跃跃欲试的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使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有机会通过传媒和其他资讯方式了解了城市生活，城市的灯红酒绿和花枝招展总会轻易地调动农村青年的想象。于是，他们纷纷逃离农村来到城市。城市与农村看似一步之遥却间隔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农村的前现代传统虽然封闭，却有巨大的难以超越的道德力量。高加林对农村的逃离和对农村恋人巧珍的抛弃，喻示了他对传统文明的道别和奔向现代文明的决绝。但城市对“他者”的拒绝是高加林从来不曾想象的。路遥虽然很道德化地解释了高加林失败的原因，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传统中国青年迈进“现代”的艰难历程。作家对“土地”或家园的理解，也从一个方面延续了现代中国作家的土地情结，或者说，只有农村和土地才是青年或人生的最后归宿。但事实上，农村或土地，是只可想象而难以经验的，作为精神归属，在文化的意义上只因别无选择。九十年代以后，无数的高加林涌进了城市，他们会遇到高加林的问题，但他们很难再回到农村。“现代性”有问题，但也有它不可抵御的巨大魅力。另一方面，高加林虽然是个“失败者”，但我们可以明确地感觉到高加林未作宣告的巨大“野心”。他虽然被取消公职，被重又打发他回到农村，恋人黄亚萍也与其分手，被他抛弃的巧珍早已嫁人，高加林失去了一切，独自一身回到农村，扑倒在家乡的黄土地上。但是，我们总是觉得高加林身上有一股“气”，这股气相当混杂，既有草莽气也有英雄气，既有小农气息也有当代青年的勃勃生机。因此，路遥在讲述高加林这个人物的时候，他是怀着抑制不住的欣赏和激情的。高加林给人的感觉是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但是涂自强不是这样。涂自强一出场就是一个温和谨慎的山村青年。这不只是涂自强个人性格使然，他更是一个时代青春面貌的表征。这个时代，高加林的性格早已终结。高加林没有读过大学，但他有自己的目标和信念：他就是要进城，而且不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市民，他就是要娶城里的姑娘，为了这些甚至不惜抛弃柔美多情的乡下姑娘巧珍。高加林内心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这种性格在乡村中国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多有出现。但是，到涂自强的时代，不要说高加林的“狠劲”，就是合理的自我期许和打算，已经显得太过奢侈。涂自強最后悲惨地死去了，他像游丝扑面，令我们挥之难去。
近些年，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青年作家石一枫的小说创作。石一枫引起文学界广泛注意，是他近年来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几部中篇小说。这几部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当下中国社会巨变背景下的道德困境，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塑造了这个时代真实生动的典型人物。我们知道，道德问题，应该是文学作品主要表达的对象。同时，历史的道德化、社会批判的道德化、人物评价的道德化等，是经常引起诟病的思想方法。当然，那也确实是靠不住的思想方法。那么，文学如何进入思想道德领域，如何让我们面对的道德困境能够在文学范畴内得到有效表达，就使这一问题从时代的精神难题变成了一道文学难题。因此我们说，石一枫的小说是敢于正面强攻的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甫一发表文坛震动。在没有人物的时代，小说塑造了陈金芳这个典型人物，在没有青春的时代，小说讲述了青春的故事，在浪漫主义凋零的时代，它将微茫的诗意幻化为一股潜流在小说中涓涓流淌。这是一篇直面当下中国精神困境和难题的小说，是一篇耳熟能详险象环生又绝处逢生的小说。小说中的陈金芳，是这个时代的“女高加林”，是这个时代的青年女性个人冒险家。此后，石一枫一发不可收。他的《地球之眼》《特别能战斗》《营救麦克黄》《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每一部中、长篇小说的发表，都会在文坛引起反响。北大中文系举办的“五大文学期刊主编对话石一枫”活动，就是他影响力的一个表征。
长篇小说也是《十月》的一个传统。1981年的四、五两期，连载了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以改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发表后虽然引起各方面的争议甚至非常尖锐，但通过修订后，小说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1983年四期的《十月》，发表了李国文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小说通过一座特殊建筑发生的故事，深刻而生动地讲述了政治文化与社会历史变革的关系。那里既有刀光剑影铁血交锋，亦有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它实现了作家通过小说“是想为在这场变革中，披荆斩棘，冲锋陷阵的勇士、斗士唱一支赞歌”，“是替他们呐喊：大家来关心这场改革，支持这场改革，并且投身到这场改革洪流中来”（李国文语）的情怀和期许；1991年四期，《十月》发表了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小说开启了另外一种风尚，这种风尚可以概括为中国人在美国的成功想象。那个时代，文学界有一种强烈的“走向世界”的渴望，有一种强烈的被强势文化承认的心理要求。这种欲望或诉求本身，同样隐含着一种“悲情”历史的文化背景：越是缺乏什么就越是要突显什么。因此它是“承认的政治”的文化心理在文学上的表达。小说表现的是中国男人或女人在美国的成功，尤其是他们商业的成功。“中国式的智慧”在异域是否能够畅行无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使中国的大众文化在市场上喜出望外。一时间里，权威传媒响彻着“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来自纽约的神话几乎家喻户晓。作品的文学价值虽然并不高，它在文化市场的成功，为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临时性地添加了异国情调以及中国人的“美国想象”。 近年来，《十月·长篇小说》又先后刊发了范稳的《吾血吾土》，宋唯唯的《朱尘引》，刘庆邦的《黄泥地》，季栋梁的《上庄记》，红柯的《少女萨吾尔登》《太阳深处的火焰》，付秀莹的《陌上》，董立勃的《那年在西域的一场血战》，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晓航的《游戏是不能忘记的》，乔叶的《藏珠记》等，在当下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中，都是上乘之作。
范稳的长篇小说《吾血吾土》，小说开篇就奠定了赵迅此后一生的命运：他一直处在审查、询问、坐牢、改造的过程中。但是，赵迅只是这个主人公的一个名字；关于赵迅的历史，也只是主人公全部历史的一部分。于是，小说变得复杂起来。赵迅还叫赵鲁班、赵广陵、廖志弘等。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与主人公相关的秘史。那真是一个乱世，赵迅就如一个人乘坐着帆船，在历史的大海上没有方向地闯荡。大海喜怒无常，更糟糕的是，赵迅乘船的这个历史时段，大海一直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他一直处在波峰浪谷之间。因此赵迅的命运从未掌握在个人手里过。小说结束于赵广陵送廖志弘的尸骨还乡，那曾经“死去”的赵广陵的真实身份是廖志弘。赵迅、赵广陵的另一段不明的历史也由此发生。但是，这个结尾意味深长的是，说不清道不明个人历史的岂止是赵迅一个人？还有多少人的历史和个人命运默默无闻以致阴差阳错。因此，《吾血吾土》讲述的不只是赵迅、赵广陵、廖志弘乃至李旷田的个人悲剧。
宁肯的非虚构文学《中关村笔记》，以陈康、柳传志、王志东、王选、王永民等各科技领域的先行者为主角，展现了中关村锐意求新，解放思想，创造历史，重塑价值的进程，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伟大精神。他将小说创作的经验移植到非虚构写作中，为非虚构人物和中国故事的书写积累了新的经验。
《十月》不断发掘不同代际有创作实力的作家作品，使刊物无论作家队伍还是刊发的作品，给人以人脉储备雄厚，作品资源充盈的大刊气象。李敬泽的《会饮记》陆续发表后已结集出版。《会饮记》是李敬泽继《青鸟故事集》《咏而归》之后的又一新作。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李敬泽，用亲历者的眼光，通过历史观照当代文学现场，试图寻找那些隐没在历史的皱褶和边缘的人与事。发现边缘是《会饮记》的一大特征，那些我们熟悉或不大熟知的人以及久未翻动的书籍，他却从中发现了新的要义和文学之美。通古今贯中西，信手拈来旁征博引汪洋恣肆，显示了李敬泽的学养、文风、视野和趣味。
周晓枫五万字的长篇散文《离歌》，以寒门子弟屠苏为讲述对象，讲一个曾经就读北京大学，身怀理想并想毕业后留京谋生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悲苦经历。现实没有青睐也没有选择他，最终导致了这个知识分子人生的彻底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晓枫是以屠苏为个案，深入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在关怀他们生存和精神困境的同时，也检讨和反省了他们的某些问题。現在有些散文家离开历史没有办法进行创作，离开历史人物没有办法进行书写，而周晓枫没有写作模式或轨道，她所写的都和自己的生命体验、生命经验有关。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在内要处理的是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而敢于直面当下精神困境的作家就是好作家。
2018年，《十月》陆续推出的莫言短篇《等待摩西》、张翎中篇《胭脂》、李宏伟中篇科幻《现实顾问》、肖亦农的长篇《穹庐》、韩东话剧剧本《妖言惑众》等，不仅显示了刊物巨大的号召力，同时给读者带来了可以预期的阅读想象。而“世界文学期刊概览”栏目，约请刘文飞、树才等研究者撰文介绍世界各大语种纯文学期刊的历史和现状，则表达了刊物宽阔的文学视野和勃勃雄心。
《十月》不断发表的高品质作品，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它的发行量曾达到过六十余万册。对于一家大型文学期刊来说，这不啻为天文数字；另一方面，《十月》的办刊思想和整体形象，也得到了中国一流作家的认同和肯定。《十月》造就或举荐了许多功成名就的著名作家，同时仍在培养当下年轻的作家。当然，八十年代的文学辉煌已经成为往事，它只可想象而难再经验。但是，通过刊物发表的作品和刊物主政者的表达，我们看到的是《十月》的传统。在文学举步维艰的今天，他们仍然坚守在文学的精神高地。主编陈东捷说：“未来的《十月》会继续做文学精品，刊登既关注现实人生，又具有成熟叙事技巧的作品，......也许我们的影响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没法比了，但我们依然可以做出有价值的作品。”
四十年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在当下中国处在现代性的不确定性的过程中的时候，一份文学刊物能够在波峰潮涌中巍然屹立，既能够引领文学潮流，又保有自己独特的文学风貌，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十月》，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一个缩影。
祝愿《十月》青春永驻，为中国当代文学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培养更多更好的文学新人。
《十月》这个刊名，鲜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它蕴含了一目了然又丰富无比的时代信息。在一个金色的季节，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一起告别了过去，迎接一个与这个季节一样辉煌的新时代。因此，“十月”是庄严和正大，是浪漫和激情，是鲜花和泪水，是飘扬的文学旗帜和火炬。它在北京的金秋迎风招展，吸引的却是全国文学家和读者的目光。就这样，《十月》不仅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的见证者、推动者，重要的它更是一个参与者和建造者。因此，《十月》的四十年，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缩影。
2003年，《十月》创刊二十周年之际，当时的主编王占君先生嘱我组织一个编委会，编选“《十月》典藏丛书”，我请谢冕先生担任主编。丛书出版时，谢先生写下了受到广泛赞誉的序言：《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谢先生说：
《十月》创刊的时候，文学圈中正是满目疮痍，一派萧瑟的景象。人们面对的是一片精神废墟。从昨日的阴影走出来，人们已不习惯满眼明媚的阳光，长久的精神囚禁，人们仿佛是久居笼中的鸟，已不习惯自由地飞翔。文学的重新起步是艰难的，它要面对长期形成的思想戒律与艺术戒律，它们的跋涉需要跨越冰冷的教条所设置的重重障碍。也许更为严重的事实是，因为长久的荒芜和禁锢在读者和批评者中所形成的欣赏与批评的惰性，文学每前进一步，都要穿越那严阵以待的左倾思维的弹雨和雷阵，都要面对如马克思所说的“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的欣赏惰性的自我折磨。
这是那个年代文学的基本处境。因此，1978年创刊的《十月》和中国文学一样，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学。我们发现，《十月》初创时期的编者们是非常有眼光的。在创刊号上，他们专门设立了一个栏目“学习与借鉴”。刊出了鲁迅的《药》、茅盾的《春蚕》、屠格涅夫的《木木》和都德的《最后一课》，并有赏析文章一并刊出。这些传统的经典作品，在那个时代远离作家和读者已久。编者的良苦用心就是要修复文学与中国现代传统和西方经典的关系。同时，创刊号刊出了刘心武轰动一时的《爱情的位置》等标示新时代文学气象和症候的作品，和其他刊物发表的同类作品一起吹响了文学新时代启航的号角。
在文学重建初期，《十月》在坚持兼容并蓄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勇于承担了社会批判的职责。创刊不久的1979年，反特权、反官僚主义的文学作品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那一时代活跃、自由的文学环境和作家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但是，文学试图参与社会批判，必然要受到另一方面的干预。就在这一年，发生了围绕着《苦恋》《在社会档案里》《調动》《女贼》《假如我是真的》《飞天》《将军，不能这样做》等作品的讨论及评价，并引发了1980年“剧本座谈会”的召开。这一情况表明，在新时期文学重建初期，《十月》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和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文革”中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青年中广泛流传，它们的作者都是“文革”中的老红卫兵，经历了狂热和幻灭的精神历程之后，他们在更深广的意义上省察了这一历程。他们都生活于中心都市北京，在幻灭的日子里他们阅读了许多经典作品，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许多西方文学名著。这一情况我们不仅可以从礼平与王若水的论辩中明确地做出判断，而且丁东的《黄皮书 灰皮书》一文对此做了更详尽的介绍。作者认为：“黄皮书和灰皮书影响了一代人。”他们从这些书中获得了有别于流行思想的营养，并使自己初步获得了自我反省和思考的能力。
《公开的情书》成书于1972年3月，定稿于1979年9月。小说没有人们熟悉和习惯的故事线索，没有具体细致的场景描写，它通过四个主人公：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门半年时间的四十三封书信，反映了“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不同的生活道路和命运，抒发了那代青年对理想、事业、爱情和祖国命运的思考。作为书信体的形式，与作者追求的精神探寻相吻合，作品深沉而浪漫。作者也选择了主人公“流浪”于路上的形式，在青春想象中营建了向往的浪漫情调，他们谈论艺术和爱情，真诚向友人宣泄失意的苦恼和迷惘的困惑，以理想的方式塑造自己的主人公。但这一“流浪”当然也含有象征的意味。这也正像真真在描绘老久时所说的那样：纵然两旁是冷漠严峻的悬崖，地上铺满刀尖般的怪石，他总是背起画夹顽强地前进着。路是多么长、多么长，多么难、多么难呵！自然，《公开的情书》也难免有对“自怜”的钟情，特别是真真，在第六封信“真真致老久”中，亦将自己心灵的创伤做了过分的渲染，不厌其详地复述着自己的“艰难时世”和“悲惨世界”，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出：“我不得不对你诉说我经历的坎坷。当你了解到我这些经历在我心上留下的创伤以后，你就会明白我现在感情上的缄默。”但真真终于还是没有“缄默”，她倾诉的欲望同样没有超越那代人对感伤的夸大。但是，这仍然是一部气质不凡的小说，老久的勤奋和庸常心理，老邪门的自信和恃才傲物以及所有人时常发出的议论，都相当真实准确地揭示了那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更为与众不同的是，在那样的时代作者通过人物而发出的怀疑。
《晚霞消失的时候》则是一部文字优美、有鲜明抒情风格和浪漫气息的作品，是一部充满了理性思考又有独立品格的作品。它体现了作者的文学才能和艺术想象力，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那一时代文学创作的水准。小说创作于1976年，此后四年四易其稿，最后定稿于1980年。
这虽然是一部充满了理性思考的作品，但也是以人物和故事作为基本结构的小说。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清晨，主人公李淮平和南珊在树林晨读中不期邂逅，他们都是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南珊“聪明而清秀”，她的举止言谈温文尔雅，友善平和，这些内在气质都表达了她所具有的教养；而李淮平则出语粗俗、野蛮霸道，流露出干部子弟常见的优越感和顽劣之气。一场恶作剧之后，他们却讨论了一场远非是他们有能力把握的“文明与野蛮”关系的问题。不久“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终于发生，李淮平作为红卫兵的领袖，带领红卫兵抄了国民党起义军军官楚轩吾的家，原来南珊竟是楚轩吾的外孙女。在对楚轩吾的审讯中，李淮平又得知了楚轩吾原来是自己父亲李聚兴手下的降将。此后，李淮平成了海军军官，南珊而后则由一名知青当了翻译。十几年过后，世风大变，李淮平依然如故，虽心存苦痛但仍自信无比；南珊则历尽沧桑，不再有“坦率的谈吐和响亮的笑声”。这显然是一个感伤的故事，一个极具悲剧意味的故事。一场动乱改变了南珊的命运，使她原本可以预知的未来变得千疮百孔，心灵犹如千年古潭；那位“淳厚正直”的原国民党将领楚轩吾，曾深深忏悔过个人的人生选择，而动乱又将他的痛苦雪上加霜；李淮平虽然是历史的宠儿，但他却同样因此付出了代价。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也是中国文学观念发生大裂变的时代。潜伏已久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在这时浮出历史地表。各种文体在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鼓动下汹涌澎湃。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谭甫成的小说《高原》以及高行健的戏剧《绝对信号》《车站》《野人》等，都发表在《十月》上。这些作品同其他具有现代主义文学倾向的作品一起构成了百年中国文学地震学的最大震级。应该说“文革”的历史是中国现代主义倾向文学产生的现实基础，千奇百怪的非正常性事件导致了一代青年的怀疑和反抗意识，他们精神的春天正是在现实的严冬中孕育的；另一方面，非主流的文化接受使他们找到了相应的表达形式。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它》等现代主义文学经典，已在部分青年中流行，这一文化传播改变了他们的思考形式，它如同催化剂，迅速地调动了他们的现实感受，东方化的现代主义文学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和文化处境中发生的。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二次崛起，是一次极富悲剧意味的文学运动，它冒着“叛逆”的指责和失去读者的双重危险，担负起社会批判的使命，并与人道主义一起重新构建了人的神话。那一时代的许多作家几乎都经历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沐浴，并以切实的文学实践显示了它不凡的实绩。但在中国，传统的巨大影响使其仍然成为百年梦幻的一部分，是近代以降现代性追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变奏。现代主义文学虽然也无可避免地落潮了，却以自己悲壮的努力争取了文学的自由。可以说，没有这一努力，多元并存、众声喧哗的文学环境大概要延缓许多年。今天我们才有可能看到，是否受过现代主义文学的洗礼，对一位作家而言是非常不同的。应该说，现代主义文学极大地提高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汪曾祺重新以小说家身份面世时，他那股清新飘逸、隽永空灵之风，并非突如其来。不同的是，与现实关系习惯性紧张的心态，才对这种风格因无以表达而保持了短暂的缄默。八十年代最初两年，汪曾祺连续写作了《黄油烙饼》《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天鹅之死》《大淖记事》《七里茶坊》《鸡毛》《故里杂记》《徙》《皮凤之楦房子》等小说。这些故事连同它的叙事态度，仿佛是一位鹤发童颜的天外来客，他并不参与人们对“当下”问题不依不饶的纠缠，而是兴致盎然地独自叙说起他的日常生活往事。《十月》发表了汪曾祺的《岁寒三友》《晚饭花》《露水》《兽医》等小说，参与了推动中国抒情小说的发展。
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小说。故事发生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它像是一个原始的酋长国，它远离现实，显示着神秘而遥远的设定。它的人物也相对单纯，只有王木通、盘青青、李幸福三人，他们分别被赋予暴力、美和文明三种不同的表意内涵。因此，这貌似与世隔绝的环境，却并非仅仅是一处流光溢彩的天外之地，它的诗性和风情仍不能掩埋现实的人性冲突。于是，这个“爬满青藤的木屋”就不再是个孤立的存在，它所发生的一切冲突，都相当完整地表达了山外的整个世界。渴望文明洗礼的盘青青始终处于被争夺的位置。她对李幸福的生活方式和状态心向往之，并在潜意识中把他当作“拯救者”，她不失时机地靠近“文明”，她的温柔与笑声传达的是她对“文明”的亲近。但这一亲近由于“契约”关系的规定，使盘青青的向往和行为具有了叛逆性质。这样，就使李幸福和盘青青在与王木通的冲突中，先在地潜含了危机，他们的悲剧从一开始就已经孕育。作家对启蒙话语的被压抑和知识分子的地位深怀同情，但它在现实中的地位已无可挽回，作家只能感伤地寄予幻想，它从另一侧面表述了知识分子话语的无力和无奈。
从创刊至今，《十月》对中篇小说发展做出的贡献尤其值得提及。刊物创办人之一的资深老编辑、散文家张守仁说：“当时那些月刊一期就十几万字，所以发一个中篇就了不得了，而我们一期就发三四个。从‘五四’以来，还从来没有刊物这样做。 可以说，《十月》引发了中篇小说的第一个高潮。同时，我们抓紧时机，召开了一个中篇小说座谈会，把很多作家都请来参加，推动中篇小说这个体裁的发展。”事实的确如此。可以说，在中篇小说领域，能够与《十月》杂志抗衡的刊物几乎没有。《十月》的中篇小说获得的全国性奖项（“鲁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有十八部之多。更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这些作品的巨大影响力。比如王蒙的《蝴蝶》，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宗璞的《三生石》，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永远有多远》，张贤亮的《绿化树》，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叶广芩的《梦也何曾到谢桥》，方方的《斷琴口》等，都是三十多年来中篇小说最重要的作品。
张承志在“新时期”文学中，既在文学前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又在任何文学潮流之外。他桀骜不驯和自视甚高的个性使他很难认同流行的潮流。因此，即便是在“知青小说”的范畴内来谈论他也显得相当勉强。他在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老桥》的“后记”中，流露过自己真实的心态和写作的原则：“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的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在逆境里，在劳动中，在穷乡僻壤和社会底层，在思索、痛苦、比较和扬弃的过程中，在历史推移的启示里，我们也找到过真知灼见；找到过至今仍感动着、甚至温柔着自己的东西。”在这样认识的支配下，他确定了自己“为人民”写作的原则。在他看来，“这根本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或说教。这更不是一条将汲即干的枯水的浅河。它背后闪烁着那么多生动的面孔和眼神，注释着那么丰满的感受和真实的人情，它是理论而不是什么过时的田园诗。在必要时我想它会引导真正的勇敢。哪怕这一套被人鄙夷地讥笑吧，我也不准备放弃。”张承志贯彻了自己最初的创作动机。《十月》发表了他最重要的两部中篇小说《黑骏马》和《北方的河》。后来他的《金牧场》《黄泥小屋》《心灵史》《神示的诗篇》，其精神向度虽然有某些变化，但理想主义始终是他固守的精神气质。他的这些作品与“新潮”无缘，但又“超越了许多同时代人”。 张贤亮是他那代作家中最有才华的一个。虽然他的作品经常引起争议，那是因为值得争议。《十月》发表的《绿化树》，应该是张贤亮的代表作甚至是最重要的作品。主人公章永璘的观念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通过人物的忏悔、自省等内心活动的描写，对饥饿、性饥渴和精神世界的困顿等问题进行的思考，生动展现了那一年代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小说塑造的马缨花、谢队长、海喜喜等人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马缨花，是那一年代最有文学成就的人物之一。
新世纪以来，《十月》仍是中篇小说的主要阵地。新世纪以来发表的中篇名篇刘庆邦的《神木》《卧底》，邓一光的《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荆永鸣的《白水羊头葫芦丝》，叶广芩的《豆汁记》，东君的《阿拙仙传》，吕新的《白杨木的春天》，蒋韵的《朗霞的西街》，方方的《断琴口》《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弋舟的《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东君的《苏教授，我能跟你谈谈吗？》，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借命而生》，陈应松的《滚钩》，罗伟章的《声音史》，刘建东的《卡斯特罗》，荆永鸣的《出京记》，晓航的《霾永远在我们心中》，张楚的《风中事》，严歌苓的《你触碰了我》，胡性能的《生死课》等；同时发表了张承志、李敬泽、南帆、周晓枫等一大批当代散文圣手的绝妙好文。另一方面，《十月》重视中、短篇小说青年作家的培养。1999年，《十月》开辟了“小说新干线”栏目，意在推出“富有潜力又未引起广泛关注的青年作家”。近二十年来，推出了八十余位青年作家。晓航、叶舟、陈继明、鲁敏、津子围、乔叶、马叙、徐迅、王秀梅、东君、郑小驴、付秀莹、李云雷、朱个、吴文君、张寒、王威廉、祁媛、小昌、于一爽、西维、谢尚发、蒋在等青年作家，通过《十月》的举荐，逐渐成为当下一线的小说作家。而蔡东、文珍、陈再见、孟小书、郑小驴、李清源、毕亮、刘汀等80后作家，也日渐成为《十月》的主要作者。
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甫一发表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重要的原因就是方方重新接续了百年中国文学关注青春形象的传统，并以直面现实的勇气，从一个方面表现了当下中国青年的遭遇和命运。《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很容易想到1982年路遥的《人生》。八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时期，也是压抑已久的中国青年最为躁动和跃跃欲试的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使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有机会通过传媒和其他资讯方式了解了城市生活，城市的灯红酒绿和花枝招展总会轻易地调动农村青年的想象。于是，他们纷纷逃离农村来到城市。城市与农村看似一步之遥却间隔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农村的前现代传统虽然封闭，却有巨大的难以超越的道德力量。高加林对农村的逃离和对农村恋人巧珍的抛弃，喻示了他对传统文明的道别和奔向现代文明的决绝。但城市对“他者”的拒绝是高加林从来不曾想象的。路遥虽然很道德化地解释了高加林失败的原因，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传统中国青年迈进“现代”的艰难历程。作家对“土地”或家园的理解，也从一个方面延续了现代中国作家的土地情结，或者说，只有农村和土地才是青年或人生的最后归宿。但事实上，农村或土地，是只可想象而难以经验的，作为精神归属，在文化的意义上只因别无选择。九十年代以后，无数的高加林涌进了城市，他们会遇到高加林的问题，但他们很难再回到农村。“现代性”有问题，但也有它不可抵御的巨大魅力。另一方面，高加林虽然是个“失败者”，但我们可以明确地感觉到高加林未作宣告的巨大“野心”。他虽然被取消公职，被重又打发他回到农村，恋人黄亚萍也与其分手，被他抛弃的巧珍早已嫁人，高加林失去了一切，独自一身回到农村，扑倒在家乡的黄土地上。但是，我们总是觉得高加林身上有一股“气”，这股气相当混杂，既有草莽气也有英雄气，既有小农气息也有当代青年的勃勃生机。因此，路遥在讲述高加林这个人物的时候，他是怀着抑制不住的欣赏和激情的。高加林给人的感觉是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但是涂自强不是这样。涂自强一出场就是一个温和谨慎的山村青年。这不只是涂自强个人性格使然，他更是一个时代青春面貌的表征。这个时代，高加林的性格早已终结。高加林没有读过大学，但他有自己的目标和信念：他就是要进城，而且不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市民，他就是要娶城里的姑娘，为了这些甚至不惜抛弃柔美多情的乡下姑娘巧珍。高加林内心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这种性格在乡村中国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多有出现。但是，到涂自强的时代，不要说高加林的“狠劲”，就是合理的自我期许和打算，已经显得太过奢侈。涂自強最后悲惨地死去了，他像游丝扑面，令我们挥之难去。
近些年，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青年作家石一枫的小说创作。石一枫引起文学界广泛注意，是他近年来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几部中篇小说。这几部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当下中国社会巨变背景下的道德困境，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塑造了这个时代真实生动的典型人物。我们知道，道德问题，应该是文学作品主要表达的对象。同时，历史的道德化、社会批判的道德化、人物评价的道德化等，是经常引起诟病的思想方法。当然，那也确实是靠不住的思想方法。那么，文学如何进入思想道德领域，如何让我们面对的道德困境能够在文学范畴内得到有效表达，就使这一问题从时代的精神难题变成了一道文学难题。因此我们说，石一枫的小说是敢于正面强攻的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甫一发表文坛震动。在没有人物的时代，小说塑造了陈金芳这个典型人物，在没有青春的时代，小说讲述了青春的故事，在浪漫主义凋零的时代，它将微茫的诗意幻化为一股潜流在小说中涓涓流淌。这是一篇直面当下中国精神困境和难题的小说，是一篇耳熟能详险象环生又绝处逢生的小说。小说中的陈金芳，是这个时代的“女高加林”，是这个时代的青年女性个人冒险家。此后，石一枫一发不可收。他的《地球之眼》《特别能战斗》《营救麦克黄》《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每一部中、长篇小说的发表，都会在文坛引起反响。北大中文系举办的“五大文学期刊主编对话石一枫”活动，就是他影响力的一个表征。
长篇小说也是《十月》的一个传统。1981年的四、五两期，连载了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以改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发表后虽然引起各方面的争议甚至非常尖锐，但通过修订后，小说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1983年四期的《十月》，发表了李国文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小说通过一座特殊建筑发生的故事，深刻而生动地讲述了政治文化与社会历史变革的关系。那里既有刀光剑影铁血交锋，亦有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它实现了作家通过小说“是想为在这场变革中，披荆斩棘，冲锋陷阵的勇士、斗士唱一支赞歌”，“是替他们呐喊：大家来关心这场改革，支持这场改革，并且投身到这场改革洪流中来”（李国文语）的情怀和期许；1991年四期，《十月》发表了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小说开启了另外一种风尚，这种风尚可以概括为中国人在美国的成功想象。那个时代，文学界有一种强烈的“走向世界”的渴望，有一种强烈的被强势文化承认的心理要求。这种欲望或诉求本身，同样隐含着一种“悲情”历史的文化背景：越是缺乏什么就越是要突显什么。因此它是“承认的政治”的文化心理在文学上的表达。小说表现的是中国男人或女人在美国的成功，尤其是他们商业的成功。“中国式的智慧”在异域是否能够畅行无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使中国的大众文化在市场上喜出望外。一时间里，权威传媒响彻着“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来自纽约的神话几乎家喻户晓。作品的文学价值虽然并不高，它在文化市场的成功，为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临时性地添加了异国情调以及中国人的“美国想象”。 近年来，《十月·长篇小说》又先后刊发了范稳的《吾血吾土》，宋唯唯的《朱尘引》，刘庆邦的《黄泥地》，季栋梁的《上庄记》，红柯的《少女萨吾尔登》《太阳深处的火焰》，付秀莹的《陌上》，董立勃的《那年在西域的一场血战》，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晓航的《游戏是不能忘记的》，乔叶的《藏珠记》等，在当下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中，都是上乘之作。
范稳的长篇小说《吾血吾土》，小说开篇就奠定了赵迅此后一生的命运：他一直处在审查、询问、坐牢、改造的过程中。但是，赵迅只是这个主人公的一个名字；关于赵迅的历史，也只是主人公全部历史的一部分。于是，小说变得复杂起来。赵迅还叫赵鲁班、赵广陵、廖志弘等。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与主人公相关的秘史。那真是一个乱世，赵迅就如一个人乘坐着帆船，在历史的大海上没有方向地闯荡。大海喜怒无常，更糟糕的是，赵迅乘船的这个历史时段，大海一直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他一直处在波峰浪谷之间。因此赵迅的命运从未掌握在个人手里过。小说结束于赵广陵送廖志弘的尸骨还乡，那曾经“死去”的赵广陵的真实身份是廖志弘。赵迅、赵广陵的另一段不明的历史也由此发生。但是，这个结尾意味深长的是，说不清道不明个人历史的岂止是赵迅一个人？还有多少人的历史和个人命运默默无闻以致阴差阳错。因此，《吾血吾土》讲述的不只是赵迅、赵广陵、廖志弘乃至李旷田的个人悲剧。
宁肯的非虚构文学《中关村笔记》，以陈康、柳传志、王志东、王选、王永民等各科技领域的先行者为主角，展现了中关村锐意求新，解放思想，创造历史，重塑价值的进程，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伟大精神。他将小说创作的经验移植到非虚构写作中，为非虚构人物和中国故事的书写积累了新的经验。
《十月》不断发掘不同代际有创作实力的作家作品，使刊物无论作家队伍还是刊发的作品，给人以人脉储备雄厚，作品资源充盈的大刊气象。李敬泽的《会饮记》陆续发表后已结集出版。《会饮记》是李敬泽继《青鸟故事集》《咏而归》之后的又一新作。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李敬泽，用亲历者的眼光，通过历史观照当代文学现场，试图寻找那些隐没在历史的皱褶和边缘的人与事。发现边缘是《会饮记》的一大特征，那些我们熟悉或不大熟知的人以及久未翻动的书籍，他却从中发现了新的要义和文学之美。通古今贯中西，信手拈来旁征博引汪洋恣肆，显示了李敬泽的学养、文风、视野和趣味。
周晓枫五万字的长篇散文《离歌》，以寒门子弟屠苏为讲述对象，讲一个曾经就读北京大学，身怀理想并想毕业后留京谋生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悲苦经历。现实没有青睐也没有选择他，最终导致了这个知识分子人生的彻底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晓枫是以屠苏为个案，深入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在关怀他们生存和精神困境的同时，也检讨和反省了他们的某些问题。現在有些散文家离开历史没有办法进行创作，离开历史人物没有办法进行书写，而周晓枫没有写作模式或轨道，她所写的都和自己的生命体验、生命经验有关。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在内要处理的是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而敢于直面当下精神困境的作家就是好作家。
2018年，《十月》陆续推出的莫言短篇《等待摩西》、张翎中篇《胭脂》、李宏伟中篇科幻《现实顾问》、肖亦农的长篇《穹庐》、韩东话剧剧本《妖言惑众》等，不仅显示了刊物巨大的号召力，同时给读者带来了可以预期的阅读想象。而“世界文学期刊概览”栏目，约请刘文飞、树才等研究者撰文介绍世界各大语种纯文学期刊的历史和现状，则表达了刊物宽阔的文学视野和勃勃雄心。
《十月》不断发表的高品质作品，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它的发行量曾达到过六十余万册。对于一家大型文学期刊来说，这不啻为天文数字；另一方面，《十月》的办刊思想和整体形象，也得到了中国一流作家的认同和肯定。《十月》造就或举荐了许多功成名就的著名作家，同时仍在培养当下年轻的作家。当然，八十年代的文学辉煌已经成为往事，它只可想象而难再经验。但是，通过刊物发表的作品和刊物主政者的表达，我们看到的是《十月》的传统。在文学举步维艰的今天，他们仍然坚守在文学的精神高地。主编陈东捷说：“未来的《十月》会继续做文学精品，刊登既关注现实人生，又具有成熟叙事技巧的作品，......也许我们的影响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没法比了，但我们依然可以做出有价值的作品。”
四十年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在当下中国处在现代性的不确定性的过程中的时候，一份文学刊物能够在波峰潮涌中巍然屹立，既能够引领文学潮流，又保有自己独特的文学风貌，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十月》，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一个缩影。
祝愿《十月》青春永驻，为中国当代文学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培养更多更好的文学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