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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死了。
2011年10月20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NTC）执行委员会主席贾布里勒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在当天执政当局武装攻占苏尔特的战斗中被抓获，随后因伤重不治身亡。
一个时代就此终结。“除掉卡扎菲是利比亚执政当局迄今为止最辉煌的时刻，这使得卡扎菲的党羽失去了核心力量，其残余力量在利比亚长期抵抗的可能性完全消失。” 牛津大学非洲政治学教授戴维德·安德森（David Anderson）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贾布里勒则呼吁：“利比亚人民应该认识到，现在是塑造一个新利比亚的时候了，一个团结的利比亚：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未来。”
在今天世界的眼中，死去的卡扎菲是一个被击毙的独裁者。讽刺的是，42年前，作为“利比亚自由军官组织”领袖的卡扎菲是高喊着“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的口号上台的。1969年“九月革命”期间，卡扎菲公开表示，“是相信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的民众，鼓舞着军队成为革命的先锋，而军队用武力将这些原则强加给民众的敌人。”
在反对派武装的狂欢声浪中，把革命者转变为独裁者的土壤依然静静地横亘在那里，卡扎菲的幽灵会在这片土地上飘荡多久仍是一个未知数；未来的利比亚政府是否会重蹈卡扎菲政权国家建设的失败覆辙，也仍是一个未知数。
美国丹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赵穗生对《财经》记者表示，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是否能够浴火重生，民主是否能在利比亚生根，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卡扎菲之死意味着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距离真正值得人们欢呼雀跃的时刻十分遥远。
政治自由难题
“九月革命”呼唤的“自由”只是针对此前的君主制度而言。
1969年9月1日，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突然占领了利比亚电台，宣布伊德里斯王朝寿终正寝，利比亚共和国诞生。由自由军官组织的12名中央委员会成员成立了革命指挥委员会（Revolutionary Command Council），这一组织自此掌握着利比亚最高权力。声称要给予民众自由的卡扎菲政权，却从一开始就禁止民众成立自治政党组织。
卡扎菲的正式头衔是利比亚“革命导师和兄弟领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提问的埃及记者曾称他为“总统”，卡扎菲立刻打断他的话说：“我不是总统。如果我是总统，我就不得不面对四年一次的选举。”
1975年出版的《绿皮书》中，卡扎菲解释说现代政党政治将使民众屈从于利益集团，而成为“现代独裁政府的工具”。卡扎菲鼓吹的是直接民主制度，然而即使在卡扎菲政权初期，所谓的“直接民主”也无法作用于利比亚革命体系。
1973年，为了在部族林立的利比亚扫除君主制时代的地方势力，卡扎菲政权发起了“民众革命”，利用地方直接选举出的民众委员会破坏传统官僚体系。但民众委员会根本无法影响革命指挥委员会、政府内阁和安全部门的人事任命。
“当民众自由行动时，我热爱民众的自由，没有比自由更好的主宰者。然而，我是多么惧怕他们！我热爱民众又惧怕民众，正如我既热爱父亲又惧怕父亲一样。”卡扎菲在1998年出版的《逃向地狱》一书中这样描述自己早年的矛盾心态。
1977年以后，卡扎菲政权对民众的不信任，明显与其对昔日同僚的提防和地方势力膨胀的忧虑结合在了一起。
当年3月，卡扎菲发表《人民权力宣言》，宣布成立“人民威权政府”，利比亚由此进入所谓“人民直接掌握政权的民众时代”。各级政府随之被取消，并在地方民众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总人民大会（General People’s Congress）和各级人民委员会（People’s Authority），分司中央地方行政。在随后的几年里，总人民大会不断被重组，而对卡扎菲的忠诚是各级人民委员会选举中的重要因素。
美国的利比亚问题专家罗纳德·圣约翰（Ronald St. John）认为，所谓的“人民威权”不过是卡扎菲巩固个人权威，将自身凌驾于革命指挥委员会其他成员之上的手段。
更糟糕的是，1977年以后利比亚政府和社会中广泛成立了革命委员会（Revolutionary Committee）。委员会直接向领袖负责，并很快被赋予逮捕反革命分子的权力，最终成为卡扎菲政权进行警察统治的工具。
1988年，总人民大会通过《人权绿色大宪章》，试图反思革命委员会的活动，宣布赋予人民政治集会、出版、言论自由等权利，但最终并未落到实处。
自1991年起，卡扎菲政权将全国分成1500个自治公社，以削弱地方人民委员会的实力，确保自身统治的安全。而1994年9月，卡扎菲政权成立了清洗与净化委员会（cleaning and purification committee），再度以打击反革命分子为理由，限制地方势力的膨胀。
卡扎菲政权在42年里逐步否认其当初欢呼过的“自由”理念，终于使自己从当年的“革命者”蜕变成了今日的“独裁者”。除去卡扎菲个人的政治野心，这一蜕变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Erik Gilbert）和雷诺兹（Jonathan Reynolds）指出，“二战”后有不少非洲政治家认为西方多党制人既制造了非洲社会分裂，使国家贫弱，又在客观上支持了部落主义和地方主义，削弱了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
利比亚有120多个部族，在1951年独立以前还分为互不统属的三块领地。以民主、自由之名推翻卡扎菲政权的利比亚执政当局，即使有意愿，也很难克服民族国家建设和民主制度建设之间的矛盾。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研究室主任李伟健告诉《财经》记者，在未来两年到三年的时间里，利比亚都可能无法建立起现代选举制度。赵穗生则表示，利比亚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与不同部落之间矛盾非常激烈，暴君的出现绝非偶然因素造成，而一个暴君的消亡也并不意味着今后不会再有暴君出现。
权力寻租难题
追逐绝对权力的卡扎菲，也不免重蹈“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覆辙，最终丢掉了经济发展的成果。
卡扎菲的“社会主义”试验是其重新配置国内资源、再分配财富的重要手段。这一试验在早期为卡扎菲政权赢得了不少支持者，却也因由此产生的腐败和经济结构问题，埋下了今日利比亚经济失败的根基。
“九月革命”后，革命指挥委员会很快就控制了利比亚的支柱产业——石油、天然气工业，并要求主导油气开采的美欧国家公司让渡高额利润。1974年，利比亚政府要求享有石油利润的85%。
上世纪70年代，油价高涨，卡扎菲政权得以大幅增加在医疗、教育、住房、卫生事业上的投入，改善民众生活。利比亚人均年收入也从1969年的2200美元飙升至1979年的1万美元。
然而，过度依赖油气产业，使得利比亚经济随国际油价上下震荡。在油价低迷的上世纪80年代，政府收入锐减，卡扎菲政权无法再度以物质条件换取民众对其统治的支持。卡扎菲政权对经济部门的高度控制，又在同时滋生了腐败。正是在那个十年，反对卡扎菲政权的势力开始激增。
过度依赖油气产业的另一个后果是利比亚其他经济部门萎缩。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银行2006年数据显示，虽然油气部门贡献了利比亚GDP的75%、政府收入的93%，但只不过吸纳利比亚劳动力的3%。两项叠加，造成了利比亚严重的就业问题。
腐败和失业正是本轮中东北非政治动荡的直接导火索和重要原因。
虽然利比亚执政当局借助内战扫除了控制着油气产业的旧日权贵，但他们无法在一夜间改变利比亚高度依赖油气产业的租赁型经济特质。未来的利比亚政府同样需要在控制油气产业时，克服权力寻租的冲动。
此外，有分析人士认为，对执政当局而言，如何妥善分配好油气收入或许是一个更复杂的考验：一方面，欧美国家在推翻卡扎菲的内战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执政当局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维护利比亚在油气利润中的份额；另一方面，利比亚石油资源集中在东部地区，但卡扎菲却有意将大量利润截留在西部，自东部班加西起事的执政当局必须抑制住冲动，较为公平地再分配石油收入，才能避免东西分裂。
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研究部主任戈登（David F. Gordon）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则表示，腐败几乎是所有非洲国家领导人无法逃避的命运，即便如卡扎菲这般在位初期广受爱戴的领导人，一旦恋栈日久，放纵家人和亲信，也不免蜕变为腐败专制的独裁者。
他进而表示，暴君之死虽然并不意味着利比亚原已存在的问题将迎刃而解，不过倒也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让新政府可以放手朝着民众所盼望的方向去做。新政府必须试图消弭原来导致国家严重分化的鸿沟，努力在政治与经济上为民众提供希望与机会，并维持国家的稳定。尽管路途遥远曲折，但这是一条希望之路。
2011年10月20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NTC）执行委员会主席贾布里勒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在当天执政当局武装攻占苏尔特的战斗中被抓获，随后因伤重不治身亡。
一个时代就此终结。“除掉卡扎菲是利比亚执政当局迄今为止最辉煌的时刻，这使得卡扎菲的党羽失去了核心力量，其残余力量在利比亚长期抵抗的可能性完全消失。” 牛津大学非洲政治学教授戴维德·安德森（David Anderson）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贾布里勒则呼吁：“利比亚人民应该认识到，现在是塑造一个新利比亚的时候了，一个团结的利比亚：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未来。”
在今天世界的眼中，死去的卡扎菲是一个被击毙的独裁者。讽刺的是，42年前，作为“利比亚自由军官组织”领袖的卡扎菲是高喊着“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的口号上台的。1969年“九月革命”期间，卡扎菲公开表示，“是相信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的民众，鼓舞着军队成为革命的先锋，而军队用武力将这些原则强加给民众的敌人。”
在反对派武装的狂欢声浪中，把革命者转变为独裁者的土壤依然静静地横亘在那里，卡扎菲的幽灵会在这片土地上飘荡多久仍是一个未知数；未来的利比亚政府是否会重蹈卡扎菲政权国家建设的失败覆辙，也仍是一个未知数。
美国丹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赵穗生对《财经》记者表示，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是否能够浴火重生，民主是否能在利比亚生根，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卡扎菲之死意味着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距离真正值得人们欢呼雀跃的时刻十分遥远。
政治自由难题
“九月革命”呼唤的“自由”只是针对此前的君主制度而言。
1969年9月1日，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突然占领了利比亚电台，宣布伊德里斯王朝寿终正寝，利比亚共和国诞生。由自由军官组织的12名中央委员会成员成立了革命指挥委员会（Revolutionary Command Council），这一组织自此掌握着利比亚最高权力。声称要给予民众自由的卡扎菲政权，却从一开始就禁止民众成立自治政党组织。
卡扎菲的正式头衔是利比亚“革命导师和兄弟领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提问的埃及记者曾称他为“总统”，卡扎菲立刻打断他的话说：“我不是总统。如果我是总统，我就不得不面对四年一次的选举。”
1975年出版的《绿皮书》中，卡扎菲解释说现代政党政治将使民众屈从于利益集团，而成为“现代独裁政府的工具”。卡扎菲鼓吹的是直接民主制度，然而即使在卡扎菲政权初期，所谓的“直接民主”也无法作用于利比亚革命体系。
1973年，为了在部族林立的利比亚扫除君主制时代的地方势力，卡扎菲政权发起了“民众革命”，利用地方直接选举出的民众委员会破坏传统官僚体系。但民众委员会根本无法影响革命指挥委员会、政府内阁和安全部门的人事任命。
“当民众自由行动时，我热爱民众的自由，没有比自由更好的主宰者。然而，我是多么惧怕他们！我热爱民众又惧怕民众，正如我既热爱父亲又惧怕父亲一样。”卡扎菲在1998年出版的《逃向地狱》一书中这样描述自己早年的矛盾心态。
1977年以后，卡扎菲政权对民众的不信任，明显与其对昔日同僚的提防和地方势力膨胀的忧虑结合在了一起。
当年3月，卡扎菲发表《人民权力宣言》，宣布成立“人民威权政府”，利比亚由此进入所谓“人民直接掌握政权的民众时代”。各级政府随之被取消，并在地方民众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总人民大会（General People’s Congress）和各级人民委员会（People’s Authority），分司中央地方行政。在随后的几年里，总人民大会不断被重组，而对卡扎菲的忠诚是各级人民委员会选举中的重要因素。
美国的利比亚问题专家罗纳德·圣约翰（Ronald St. John）认为，所谓的“人民威权”不过是卡扎菲巩固个人权威，将自身凌驾于革命指挥委员会其他成员之上的手段。
更糟糕的是，1977年以后利比亚政府和社会中广泛成立了革命委员会（Revolutionary Committee）。委员会直接向领袖负责，并很快被赋予逮捕反革命分子的权力，最终成为卡扎菲政权进行警察统治的工具。
1988年，总人民大会通过《人权绿色大宪章》，试图反思革命委员会的活动，宣布赋予人民政治集会、出版、言论自由等权利，但最终并未落到实处。
自1991年起，卡扎菲政权将全国分成1500个自治公社，以削弱地方人民委员会的实力，确保自身统治的安全。而1994年9月，卡扎菲政权成立了清洗与净化委员会（cleaning and purification committee），再度以打击反革命分子为理由，限制地方势力的膨胀。
卡扎菲政权在42年里逐步否认其当初欢呼过的“自由”理念，终于使自己从当年的“革命者”蜕变成了今日的“独裁者”。除去卡扎菲个人的政治野心，这一蜕变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Erik Gilbert）和雷诺兹（Jonathan Reynolds）指出，“二战”后有不少非洲政治家认为西方多党制人既制造了非洲社会分裂，使国家贫弱，又在客观上支持了部落主义和地方主义，削弱了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
利比亚有120多个部族，在1951年独立以前还分为互不统属的三块领地。以民主、自由之名推翻卡扎菲政权的利比亚执政当局，即使有意愿，也很难克服民族国家建设和民主制度建设之间的矛盾。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研究室主任李伟健告诉《财经》记者，在未来两年到三年的时间里，利比亚都可能无法建立起现代选举制度。赵穗生则表示，利比亚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与不同部落之间矛盾非常激烈，暴君的出现绝非偶然因素造成，而一个暴君的消亡也并不意味着今后不会再有暴君出现。
权力寻租难题
追逐绝对权力的卡扎菲，也不免重蹈“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覆辙，最终丢掉了经济发展的成果。
卡扎菲的“社会主义”试验是其重新配置国内资源、再分配财富的重要手段。这一试验在早期为卡扎菲政权赢得了不少支持者，却也因由此产生的腐败和经济结构问题，埋下了今日利比亚经济失败的根基。
“九月革命”后，革命指挥委员会很快就控制了利比亚的支柱产业——石油、天然气工业，并要求主导油气开采的美欧国家公司让渡高额利润。1974年，利比亚政府要求享有石油利润的85%。
上世纪70年代，油价高涨，卡扎菲政权得以大幅增加在医疗、教育、住房、卫生事业上的投入，改善民众生活。利比亚人均年收入也从1969年的2200美元飙升至1979年的1万美元。
然而，过度依赖油气产业，使得利比亚经济随国际油价上下震荡。在油价低迷的上世纪80年代，政府收入锐减，卡扎菲政权无法再度以物质条件换取民众对其统治的支持。卡扎菲政权对经济部门的高度控制，又在同时滋生了腐败。正是在那个十年，反对卡扎菲政权的势力开始激增。
过度依赖油气产业的另一个后果是利比亚其他经济部门萎缩。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银行2006年数据显示，虽然油气部门贡献了利比亚GDP的75%、政府收入的93%，但只不过吸纳利比亚劳动力的3%。两项叠加，造成了利比亚严重的就业问题。
腐败和失业正是本轮中东北非政治动荡的直接导火索和重要原因。
虽然利比亚执政当局借助内战扫除了控制着油气产业的旧日权贵，但他们无法在一夜间改变利比亚高度依赖油气产业的租赁型经济特质。未来的利比亚政府同样需要在控制油气产业时，克服权力寻租的冲动。
此外，有分析人士认为，对执政当局而言，如何妥善分配好油气收入或许是一个更复杂的考验：一方面，欧美国家在推翻卡扎菲的内战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执政当局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维护利比亚在油气利润中的份额；另一方面，利比亚石油资源集中在东部地区，但卡扎菲却有意将大量利润截留在西部，自东部班加西起事的执政当局必须抑制住冲动，较为公平地再分配石油收入，才能避免东西分裂。
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研究部主任戈登（David F. Gordon）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则表示，腐败几乎是所有非洲国家领导人无法逃避的命运，即便如卡扎菲这般在位初期广受爱戴的领导人，一旦恋栈日久，放纵家人和亲信，也不免蜕变为腐败专制的独裁者。
他进而表示，暴君之死虽然并不意味着利比亚原已存在的问题将迎刃而解，不过倒也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让新政府可以放手朝着民众所盼望的方向去做。新政府必须试图消弭原来导致国家严重分化的鸿沟，努力在政治与经济上为民众提供希望与机会，并维持国家的稳定。尽管路途遥远曲折，但这是一条希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