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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东晚年重读古书和所做的决策
从1972年末开始，毛泽东主席通过姚文元要我们（参加标注的学者颇多，复旦大学就有谭其骧、陈守实、杨宽、王运熙、章培恒、胡裕树、顾易生、邹逸麟、王文楚、徐连达等。标注稿由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王守稼、许道勋、吴乾兑、董进泉、刘修明等联络，由朱永嘉、王知常审定）标注的古文和诗词文赋有100多篇，那时他眼睛有病，视力不行了，但还坚持读书。这些书目在《毛泽东年谱》中都按时间作了具体的记录。通过这个时间段的重大事件，对照这些古诗文，可以多少看到毛泽东是如何古为今用的。这是我们理解毛泽东在生命最后阶段，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思考各类问题的一扇窗户。
毛泽东重读古书和他在这个时期所作的大量决策工作，都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主要便是正确地处理“文革”的遗留问题，纠正林彪在“文革”中各种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他为贺龙等在“文革”中被林彪整死的干部平反昭雪。他为因所谓“二月逆流”而被错误批判的老帅、老同志们说话，说服下面的干部理解他们，让他们恢复工作。他解放了大批被审查的干部，他一次又一次地批评“文革”时期的专案工作，为解放干部做铺垫。他及时地让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重新掌握党政权力。他为改善中美关系，改变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做了许多铺垫。在这个时期为了落实党的政策，他还不断地批评江青等的干扰，为他身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内外环境。
健康日益衰落之际的阅读
自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休养，到1975年4月13日回到北京，前后十个多月，他先后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停留。他曾对金日成说：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几个地方。由于国内政局的干扰，休养和恢复健康的目的并未达到。从1974年5月起，他特别关注中国历史上的文学作品，从赋到词；在杭州他健康情况不佳，作为休闲他又要求读和听大量宋元词曲。他怀着特殊的感情，借助于作品，抒发心中那凄怆、悲凉而又充满豪情的伟人情怀。
从1974年5月10日起，毛泽东通过姚文元要我们标点注释印制的大字本，大都是文学作品，先是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与《恨赋》。1975年3月21日，接到要我们注释印制洪皓的《江梅引》及明人汤显祖的《邯郸记·度世》的指令，并指定节选其中的两小节。4月4日下达了标点印制大字本王安石的《桂枝香》，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陈亮的《念奴娇》，辛弃疾的《贺新郎》《摸鱼儿》《水调歌头》《永遇乐》《水龙吟》《汉宫秋》 《破阵子》，蒋捷的《梅花引》《虞美人》《贺新郎》，还有萨都剌的《念奴娇》（《百字令》）《满江红》 《木兰花》，此外还有白居易、张元幹、陆游、吴潜、吴锡麒诸人的作品。这些任务，在《毛泽东年谱》上都有相应的记录。
为什么毛泽东的兴趣一下子都转向这些方面呢？那时毛泽东正在杭州汪庄养病，我当时多少预感到毛主席健康情况不好，心情抑郁，假豪放派的词来激励自己的精神，但是具体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当时并不清楚。逄先知与金冲及编著的《毛泽东传》透露了一点信息。《毛泽东年谱》出版以后，我对毛泽东当时的健康情况及其思想感情，体会得就更深了。他关注这些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怀着什么样的情绪和爱好，在关切什么。我们从中也多少能体会到他仍时刻关注着国家兴亡大事，并以此作为出发点来选择相关的文学作品，借以激励自己的意志，这一点正体现了他为人的高尚品格和爱国主义情怀。品读这些词赋，实际上也体现出他休闲时的兴趣品位。他带着心中的问题有选择地读书、读史，通过背诵这些词赋来抒发自己丰富的思想和情感。
《毛泽东传》中记载了相关情况：“六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科、外科、重病护理方面专家。这个医疗组存在的时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
记得1972年1月10日，举行陈毅追悼会时，他临时决定去参加，是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站着听悼词，并向陈毅的骨灰盒三鞠躬。他离开八宝山时，已经无法自己上车，几次迈步都登不上汽车，是工作人员扶他上车的。为什么如此，那是腿肿了，弯不过来了，没有力气。他穿的布鞋是定制的，需要放大尺码，同样是因为脚有水肿。我过去没有这个体会，现在自己到这个年龄才体会到，那是心衰的症状，微循环无力，不能久站。我现在同样如此，走不动路了，出门只能靠轮椅。到了1974年6月，他心衰的病情加重了，影响到其他器官的功能，白内障加重，视力退化，也与眼底血管硬化有关。那时毛泽东视力不好，只能靠听了，文件是别人念给他听的，读书也要人替他念了。标点注释印制这些文学作品的大字本，开始是自己阅读，后来是靠别人念和唱给他听；唱是录制磁带以后在住处放给他听。尽管如此，他还在操劳国际国内的大事，接见大量的外宾。那个时期他对外宾有关国际形势的讲话，如果整理汇总的话，对今天仍有重大意义。他自己对金日成说：脑子还是清楚的。
几篇赋折射出的复杂情感
健康情况的变化自己的感觉最清楚，成立医疗小组的时间是1974年6月中旬，实际上毛泽东5月份就有病变的感觉。他要的几篇赋，特别是庾信的《枯树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实际上是他考虑自己可能告别这个世界的日子渐渐临近的心理表现，既有对所有事皆不顺遂、干扰太多的反应，也有因生离死别而对许多事无法割舍的感情，他通过欣赏这些作品流露抒发自己的情怀。
年谱记载了那年5月上旬他要有关人员注释江淹的《别赋》与《恨赋》。在我们登录的时间表上，下达任务的时间是在5月10日，上送的时间是5月下旬。江淹《别赋》的开篇便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还称：“别虽一绪，事乃万族。”说到底无非是暂离与永诀。它的末句称：“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毛泽东读它，实际上他已在默默地考虑着生离死别的事了。《恨赋》的第一段文字为：“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也许这正是毛对生离死别的内心感慨，不是怕死，所“恨”（意即遗憾）乃这世间尚有多少事未能了结啊！打动他的是“伏恨而死”那一句，该赋的末句是“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毛泽东深感自己留下的日子不多了，“文革”到那个时候，林彪事件以后，在他心中还有多少未了之事啊！他不能公然讲自己内心的感慨，只能借古人的词赋来宣泄内心在生死问题上的情感。 与上述两篇同时标点的还有庾信的《枯树赋》，全文最后一句是引用东晋桓大司马（桓温）之言：“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此句触动毛泽东的原因，是他对自己一辈子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将来会如何发展感到忧心，他胸中怀念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能不能经受各种风浪的考验。当时我只是感到毛喜欢读这些作品，是不是显出一点身心俱疲的不祥之兆呢？现在自己也到了那个年龄段了，健康情况也是江河日下，对毛泽东同志当年的心情体会更深，引起我更多的共鸣。
为民众为战友几度失声痛哭
毛泽东对国家和人民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情，他关注的不仅是个人生死的问题，更多的是国家、民族、社会未来的命运。他一辈子为之努力奋斗的新中国，他如何割舍得了呢？
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在许多场合看到毛主席失声痛哭，他不是为自己的生死，而是为了祖国的命运。如1975年夏，他听河南南部水灾情况报告，当部队赶到灾区救援时，已有几十名群众被淹死，他先是抽泣，后是痛哭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个人情感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伤心。”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他没有考虑个人安危，抱病听了灾情报告，他哭了，而且是嚎啕大哭。
另一个引起毛泽东伤感的，是战友的去世。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去世。那几天，他心情难过，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听张元幹《贺新郎》这首词，把词末之“举大白，听金缕”改成“君且去，休回顾”，希望董必武能安心离去，不要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这是安慰死者的心灵，而在自己心中则留下了生离死别的无限悲怆。
他对周恩来的感情是非常深沉的。《毛泽东年谱》记载：1975年3月下旬，毛主席听张玉凤读周恩来3月20日关于其病情的来信，周恩来在信中说明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的情况，以及医疗组拟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并说：“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次造影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由于知道毛主席当时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一封信嘱咐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几天后，张玉凤从杭州打电话告诉周恩来办公室，“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1976年1月8日，“上午九点五十七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同日，下午，工作人员为毛泽东读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來的周恩来逝世讣告清样，毛泽东听着，紧锁眉头，两眼流泪，一言未发。”周恩来治丧委员会还是毛泽东领衔，由包括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在内的107人组成。1月14日，“听工作人员读邓小平送审的中共中央对周恩来的悼词稿后，批示：同意。”送审报告说，悼词是由政治局会议审定的，“毛泽东在听工作人员读近三千字的悼词稿时，难以控制情绪，失声痛哭”。1月15日，“身边工作人员曾问是否参加追悼大会，毛泽东拍拍腿说，我也走不动了”。
我是流着眼泪抄下上述文字的，在这些文字中，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生死相依、无法割舍的真情实感，这不是两个人之间对死亡恐惧之情，而是革命者之间难以言喻的真情。周恩来报告自己病情时那么细心体察毛泽东健康情况，毛泽东在听到周恩来不幸去世时，默默地饮泣在心，直到放声嚎啕大哭。然而，他确已没有体力去参加追悼会了。上一次参加陈毅追悼会，站久了就难以抬腿，此刻毛泽东的病情要比4年前重得多了，根本无法自己走进会场，哪儿还能坚持站着听完悼词啊。把毛主席如此衰弱不堪的病容暴露于世，于时局也不利。如果有人曾疑惑毛泽东何以不参加周恩来追悼会，那么看到年谱上毛泽东健康情况的记载，以及毛泽东在周恩来去世时的真情流露，也该理解而释然了。
（整理者司徒伟智为杂文家，曾任《上海支部生活》《报刊文摘》主编）
责任编辑 崖丽娟 王岚
从1972年末开始，毛泽东主席通过姚文元要我们（参加标注的学者颇多，复旦大学就有谭其骧、陈守实、杨宽、王运熙、章培恒、胡裕树、顾易生、邹逸麟、王文楚、徐连达等。标注稿由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王守稼、许道勋、吴乾兑、董进泉、刘修明等联络，由朱永嘉、王知常审定）标注的古文和诗词文赋有100多篇，那时他眼睛有病，视力不行了，但还坚持读书。这些书目在《毛泽东年谱》中都按时间作了具体的记录。通过这个时间段的重大事件，对照这些古诗文，可以多少看到毛泽东是如何古为今用的。这是我们理解毛泽东在生命最后阶段，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思考各类问题的一扇窗户。
毛泽东重读古书和他在这个时期所作的大量决策工作，都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主要便是正确地处理“文革”的遗留问题，纠正林彪在“文革”中各种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他为贺龙等在“文革”中被林彪整死的干部平反昭雪。他为因所谓“二月逆流”而被错误批判的老帅、老同志们说话，说服下面的干部理解他们，让他们恢复工作。他解放了大批被审查的干部，他一次又一次地批评“文革”时期的专案工作，为解放干部做铺垫。他及时地让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重新掌握党政权力。他为改善中美关系，改变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做了许多铺垫。在这个时期为了落实党的政策，他还不断地批评江青等的干扰，为他身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内外环境。
健康日益衰落之际的阅读
自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休养，到1975年4月13日回到北京，前后十个多月，他先后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停留。他曾对金日成说：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几个地方。由于国内政局的干扰，休养和恢复健康的目的并未达到。从1974年5月起，他特别关注中国历史上的文学作品，从赋到词；在杭州他健康情况不佳，作为休闲他又要求读和听大量宋元词曲。他怀着特殊的感情，借助于作品，抒发心中那凄怆、悲凉而又充满豪情的伟人情怀。
从1974年5月10日起，毛泽东通过姚文元要我们标点注释印制的大字本，大都是文学作品，先是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与《恨赋》。1975年3月21日，接到要我们注释印制洪皓的《江梅引》及明人汤显祖的《邯郸记·度世》的指令，并指定节选其中的两小节。4月4日下达了标点印制大字本王安石的《桂枝香》，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陈亮的《念奴娇》，辛弃疾的《贺新郎》《摸鱼儿》《水调歌头》《永遇乐》《水龙吟》《汉宫秋》 《破阵子》，蒋捷的《梅花引》《虞美人》《贺新郎》，还有萨都剌的《念奴娇》（《百字令》）《满江红》 《木兰花》，此外还有白居易、张元幹、陆游、吴潜、吴锡麒诸人的作品。这些任务，在《毛泽东年谱》上都有相应的记录。
为什么毛泽东的兴趣一下子都转向这些方面呢？那时毛泽东正在杭州汪庄养病，我当时多少预感到毛主席健康情况不好，心情抑郁，假豪放派的词来激励自己的精神，但是具体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当时并不清楚。逄先知与金冲及编著的《毛泽东传》透露了一点信息。《毛泽东年谱》出版以后，我对毛泽东当时的健康情况及其思想感情，体会得就更深了。他关注这些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怀着什么样的情绪和爱好，在关切什么。我们从中也多少能体会到他仍时刻关注着国家兴亡大事，并以此作为出发点来选择相关的文学作品，借以激励自己的意志，这一点正体现了他为人的高尚品格和爱国主义情怀。品读这些词赋，实际上也体现出他休闲时的兴趣品位。他带着心中的问题有选择地读书、读史，通过背诵这些词赋来抒发自己丰富的思想和情感。
《毛泽东传》中记载了相关情况：“六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科、外科、重病护理方面专家。这个医疗组存在的时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
记得1972年1月10日，举行陈毅追悼会时，他临时决定去参加，是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站着听悼词，并向陈毅的骨灰盒三鞠躬。他离开八宝山时，已经无法自己上车，几次迈步都登不上汽车，是工作人员扶他上车的。为什么如此，那是腿肿了，弯不过来了，没有力气。他穿的布鞋是定制的，需要放大尺码，同样是因为脚有水肿。我过去没有这个体会，现在自己到这个年龄才体会到，那是心衰的症状，微循环无力，不能久站。我现在同样如此，走不动路了，出门只能靠轮椅。到了1974年6月，他心衰的病情加重了，影响到其他器官的功能，白内障加重，视力退化，也与眼底血管硬化有关。那时毛泽东视力不好，只能靠听了，文件是别人念给他听的，读书也要人替他念了。标点注释印制这些文学作品的大字本，开始是自己阅读，后来是靠别人念和唱给他听；唱是录制磁带以后在住处放给他听。尽管如此，他还在操劳国际国内的大事，接见大量的外宾。那个时期他对外宾有关国际形势的讲话，如果整理汇总的话，对今天仍有重大意义。他自己对金日成说：脑子还是清楚的。
几篇赋折射出的复杂情感
健康情况的变化自己的感觉最清楚，成立医疗小组的时间是1974年6月中旬，实际上毛泽东5月份就有病变的感觉。他要的几篇赋，特别是庾信的《枯树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实际上是他考虑自己可能告别这个世界的日子渐渐临近的心理表现，既有对所有事皆不顺遂、干扰太多的反应，也有因生离死别而对许多事无法割舍的感情，他通过欣赏这些作品流露抒发自己的情怀。
年谱记载了那年5月上旬他要有关人员注释江淹的《别赋》与《恨赋》。在我们登录的时间表上，下达任务的时间是在5月10日，上送的时间是5月下旬。江淹《别赋》的开篇便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还称：“别虽一绪，事乃万族。”说到底无非是暂离与永诀。它的末句称：“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毛泽东读它，实际上他已在默默地考虑着生离死别的事了。《恨赋》的第一段文字为：“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也许这正是毛对生离死别的内心感慨，不是怕死，所“恨”（意即遗憾）乃这世间尚有多少事未能了结啊！打动他的是“伏恨而死”那一句，该赋的末句是“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毛泽东深感自己留下的日子不多了，“文革”到那个时候，林彪事件以后，在他心中还有多少未了之事啊！他不能公然讲自己内心的感慨，只能借古人的词赋来宣泄内心在生死问题上的情感。 与上述两篇同时标点的还有庾信的《枯树赋》，全文最后一句是引用东晋桓大司马（桓温）之言：“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此句触动毛泽东的原因，是他对自己一辈子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将来会如何发展感到忧心，他胸中怀念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能不能经受各种风浪的考验。当时我只是感到毛喜欢读这些作品，是不是显出一点身心俱疲的不祥之兆呢？现在自己也到了那个年龄段了，健康情况也是江河日下，对毛泽东同志当年的心情体会更深，引起我更多的共鸣。
为民众为战友几度失声痛哭
毛泽东对国家和人民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情，他关注的不仅是个人生死的问题，更多的是国家、民族、社会未来的命运。他一辈子为之努力奋斗的新中国，他如何割舍得了呢？
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在许多场合看到毛主席失声痛哭，他不是为自己的生死，而是为了祖国的命运。如1975年夏，他听河南南部水灾情况报告，当部队赶到灾区救援时，已有几十名群众被淹死，他先是抽泣，后是痛哭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个人情感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伤心。”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他没有考虑个人安危，抱病听了灾情报告，他哭了，而且是嚎啕大哭。
另一个引起毛泽东伤感的，是战友的去世。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去世。那几天，他心情难过，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听张元幹《贺新郎》这首词，把词末之“举大白，听金缕”改成“君且去，休回顾”，希望董必武能安心离去，不要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这是安慰死者的心灵，而在自己心中则留下了生离死别的无限悲怆。
他对周恩来的感情是非常深沉的。《毛泽东年谱》记载：1975年3月下旬，毛主席听张玉凤读周恩来3月20日关于其病情的来信，周恩来在信中说明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的情况，以及医疗组拟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并说：“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次造影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由于知道毛主席当时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一封信嘱咐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几天后，张玉凤从杭州打电话告诉周恩来办公室，“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1976年1月8日，“上午九点五十七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同日，下午，工作人员为毛泽东读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來的周恩来逝世讣告清样，毛泽东听着，紧锁眉头，两眼流泪，一言未发。”周恩来治丧委员会还是毛泽东领衔，由包括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在内的107人组成。1月14日，“听工作人员读邓小平送审的中共中央对周恩来的悼词稿后，批示：同意。”送审报告说，悼词是由政治局会议审定的，“毛泽东在听工作人员读近三千字的悼词稿时，难以控制情绪，失声痛哭”。1月15日，“身边工作人员曾问是否参加追悼大会，毛泽东拍拍腿说，我也走不动了”。
我是流着眼泪抄下上述文字的，在这些文字中，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生死相依、无法割舍的真情实感，这不是两个人之间对死亡恐惧之情，而是革命者之间难以言喻的真情。周恩来报告自己病情时那么细心体察毛泽东健康情况，毛泽东在听到周恩来不幸去世时，默默地饮泣在心，直到放声嚎啕大哭。然而，他确已没有体力去参加追悼会了。上一次参加陈毅追悼会，站久了就难以抬腿，此刻毛泽东的病情要比4年前重得多了，根本无法自己走进会场，哪儿还能坚持站着听完悼词啊。把毛主席如此衰弱不堪的病容暴露于世，于时局也不利。如果有人曾疑惑毛泽东何以不参加周恩来追悼会，那么看到年谱上毛泽东健康情况的记载，以及毛泽东在周恩来去世时的真情流露，也该理解而释然了。
（整理者司徒伟智为杂文家，曾任《上海支部生活》《报刊文摘》主编）
责任编辑 崖丽娟 王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