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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是近年来人们讨论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概念。[1]但是，在越来越多的人感觉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历史十字路口的当下，去掉中美贸易战激发出的民粹主义喧嚣，直面后特朗普时期的两国关系，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既不能揭示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没有提示因应之道。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说，“萨缪尔森陷阱”（Samuelson Trap）才是理解中国与发达国家矛盾和冲突的关键。
萨缪尔森陷阱指的是，产业升级换代为中国带来诸多产业各个层面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由此产生的国际贸易深刻变化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有重大影响，这些影响已经引起国际政治的连锁反应;由于中国还没有找到及时有效地调整与他国贸易利益分配的方式，因此进入一个与他国矛盾和冲突的多发期。
长期以来，中国的知识准备远远落后于本国对外经济的发展。早期的发展模式依靠出口拉动国内经济增长，深度渗透政府与民间的比较优势理论单纯地从要素禀赋的视角理解国际贸易，使国人只关注中国的出口，而对分析贸易自由化对国内政治影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则严重关注不足。
修昔底德陷阱预测的是国际政治前景，而萨缪尔森陷阱才是这一国际政治前景的国际经济基础。单纯关注修昔底德陷阱却不了解萨缪尔森陷阱，不但无法回避修昔底德陷阱，而且很可能在无意中使这一前景加速变为现实。
本文首先界定萨缪尔森陷阱的含义，讨论单纯从比较优势理解国际贸易问题出在哪里，并介绍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关系的分析框架;从这些框架出发，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在过去20年里发生的巨大变化对现有国际贸易体系的巨大冲击，以及这种冲击带来的国际政治后果。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际贸易影响国内政治的分析已经存在数十年，并不是由于中美贸易战才出现的。它对我们了解西方分析贸易问题的逻辑、认识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局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际政治，都是中外双方互动的过程。如果根本不了解对方分析问题的逻辑，就无从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要想回避修昔底德陷阱，中国需要先走出萨缪尔森陷阱
本文认为，要想回避修昔底德陷阱，中国需要先走出萨缪尔森陷阱;要想长期维护一个世界中的中国，早晚要有一个中国中的世界。文章建议，为实现这些目标，中国需要在国际上为接受一个世界中的中国找到最低限度的标准，同时在国内为接受一个中国中的世界找到最高限度的共识。
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是在全球化上升期积极释放市场力量的结果，然而全球化并不是线性运动，而是周期性地在释放市场力量与保护社会之间进行钟摆运动。[2]各国政策范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始向保护社会的方向回摆，向中国提出了双调整的历史性要求：在国内扩大各社会阶层对经济发展果实的共享，通过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实际工资水平把消费变成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在国际上加快向第二代自由贸易体制迈进的步伐，通过扩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已经提出实现以内需为主、国内国际市场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战略。为了实现这个双循环，中国需要进行双调整。笔者两年前已经撰文专门论述过为把经济增长动力建立在内部循环的基础上必须进行的国内调整，[3]这篇文章以讨论国际调整为主。
这一概念的内涵包括国际贸易发生的重要变化，当事方对变化的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采取的行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政治后果。
国际贸易的重要变化，是指中国过去30年通过产业升级换代，大幅度提高了技术复杂程度各不相同的许多产业中各个层面的国际竞争力。2004年，萨缪尔森即以中国崛起为背景对国际贸易提出一个全新的认识。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有时可以把技术进步转变成双方的收益，但是有时一国生产率的提高却只带来该国自身的收益，并通过减少两国间本来可能有的贸易收益而伤害另一国家。”[4]他还认为“自由贸易的新风对中国十分有利，但是……这个风已经卷走美国过去在自由贸易中获得的所有快乐……未来国外会有某类发明反复减少美国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中的绝对人均收益吗？正确的答案是：肯定会有，尽管这类发明的戏剧性程度听起来几乎不可能。”[5]萨缪尔森批评经济学家们长期坚持的信念，即美国在自由贸易中的收益要远远超过对本国被损害者们的补偿;他指出当技术进步使中国获得了原属于美国的比较优势，美国就会永久性地失去真实的人均收入。[6]在文章的结尾，他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美国的原始性创新在国外的扩散是否一直是导致美国领先地位正在消失的原因？”[7]
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在西方引起一场持续至今的大辩论。一些西方人在本世纪初就开始认识到与中国的贸易正在挑战他们几百年来对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解。2004年12月6日的《商业周刊》指出，“从长期来看，一个更具颠覆性的趋势可能是迅速到来的白领工作向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转移的浪潮。编程、工程和其他高技能的工作正在涌向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的事实，与有200年历史的比较优势教义发生正面冲突。随着这些国家每年都有比美国更多的大学生毕业，经济学家们越来越不确定美国的比较优势到底在哪里”。[8]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是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发达国家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双方通过贸易各自获利。然而中国在高科技、中科技和低科技等各个层面都开始展现出国际竞争力。中国不仅有西方国家没有的低工资，而且還有世界上最齐全的工业门类和最完整的产业链。对西方人来说，这不仅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严肃挑战，更是对互惠这一自由贸易基本原则的巨大冲击。 自那时起，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对国际贸易秩序的冲击就变成美国各界关注的重点。随着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深化，其对华贸易政策也越来越聚焦。 在小布什的任期内，反恐占据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萨氏文章的影响力还没有到达政策层面。这篇文章的影响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发酵，但是它出台的TPP还是一个相对温和的解决方案，即由美国主导打造一个第二代自由贸易体系，如果中国不改变自己就会被关在门外。特朗普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则高度聚焦到一点，即要求中国“对等”（reciprocal），不行就打贸易战甚至直接脱钩，把中国与现存的国际贸易体系剥离。对等不仅成为美国两党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共识，也在欧洲引起强烈的共鸣。
萨缪尔森陷阱并不是历史的宿命。中国之所以深陷其中，与长期以来笃信比较优势理论，忽视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直接关系。单纯从比较优势的视角看待国际贸易，想当然地会认为各国应该接受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产业结构不断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迈进这一所谓客观规律。然而，国际政治经济学几十年的文献提醒我们，国际贸易的重大变化势必影响国内政治，而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势必导致国际政治的后果。也许从世界工厂一下子就快进到贸易战和脱钩，对许多人的认知来说是逻辑上的一大跳跃，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因果机制，这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点。
为什么单纯从比较优势理解国际贸易有问题？
比较优势是西方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石。提出和发展这个概念的经济学家们笃信国际贸易对双方而言是一个互惠的生产交换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双方根据要素禀赋的充沛程度选择分工，从而最有效率地组织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交换使双方都各自获益，对等和互惠是战后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
中国在第一个方面做到了极致，因此成为全球化获益最多的国家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很早就认识到要素禀赋是客观存在，而比较优势则不是，这二者之间还隔着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只有当买方认为卖方提供的产品是最佳选择，双方才能达成交易，卖方的要素禀赋才转化成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如果双方没有实现交易，卖方的要素禀赋就只是要素禀赋而已，它并没有转变成比较优势。卖方为了卖出产品，单纯依靠要素禀赋是远远不够的，他还要做出各种努力，使买方相信自己的产品是最佳选择。[9]在卖方争夺买家的竞争中，最终要靠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但是在竞争中提高质量和控制成本在许多情况下却不是卖方企业可以单独完成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强大的竞争力，得力于中国有打造竞争力的各级政府。理想的打造竞争力的政府是通过一个“六力模型”来帮助企业增强它们的国际竞争力的：它加强要素供给以丰富和提高企业生产中使用的要素类型和质量;它建设基础设施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它不断改善制度环境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它帮助企业扩大市场规模，通过增加规模经济来降低企业单位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它鼓励发展产业集群，通过分工和专业化来增强企业协作的效率;它鼓励行业竞争以促进企业不断创新和提高生产率。[10]
然而以上分析只讨论了国际贸易中一方的竞争策略，它并没有回答如果一方认为贸易利益的分配向另一方过于倾斜，长期下去是否可持续的问题。西方学术界在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时通常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侧重各方获益的总量，而另一种则强调相对获益的多少和分配问题。古典经济学家在提出比较优势这一深刻洞见时所持的是第一种观点，即关注不受干扰的国际贸易能提供的收益总量。不幸的是专注于双方收益总量会掩盖第二个问题，即这些收益是如何分配的。由[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相互依赖催生的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实际上都涉及政治学的一个古老问题，即谁分到什么？”[11]
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国际贸易使双方互惠，而不是一方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以企业为分析单位，贸易显然是互惠的，否则双方不可能成交。然而如果以国家为分析单位，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国际政治经济学重点关注贸易自由化对国内要素禀赋不同的各部门之间在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同影响，关注这些利益变化引起的国内政治博弈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以及这些对外政策导致的国际政治后果。 从这层意义上而言，萨缪尔森陷阱是比较优势理论无法解释的。
用萨缪尔森来命名中国目前面对的国际困境，不仅是因为他第一个预测中国多层次的国际竞争力将对国际贸易体制造成巨大冲击，也是因为他早在1941年就把经济学关于国际贸易的研究推进到与政治学的交界处，这直接导致了后来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早期的国际贸易分析集中在经济学领域。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强调分工带来的效率，在他的分析中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到了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俄林（Ohlin）则把比较优势的基础扩展到更多的要素禀赋。而萨缪尔森在1941年与沃夫冈·斯托尔帕 （Wolfgang Stolper）提出了斯托尔帕 -萨缪尔森定理。根据这个定理，在生产规模回报率恒定、充分竞争、要素数量等于产品数量等具体假设条件下，一种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将导致生产该商品使用最多的要素回报率的上升以及其他要素回报率的下降。[12] 这个定理尤其适用于分析产业间贸易。由于在产业间贸易中各国根据要素禀赋进行分工，每个国家内部在要素相对充沛和相对稀缺的行业之间就会产生贸易利益的变化。这个定理不仅拓展了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 model）以要素禀赋为核心的比较优势模型，而且为政治学分析国际贸易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架起了一座桥梁。
为什么说这一定理在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有所有者，不同的要素有不同的所有者。当不同经济部门的不同要素所有者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利益分配的得失发生变化，他们对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取向就会发生变化，这些利益团体在本国政治体制中的博弈将塑造各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而各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变化将带来国际政治后果。一旦对国际贸易进行与利益有关的分析，就进入了政治学的研究范疇，斯托尔帕 -萨缪尔森定理因此催生了一个新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讨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际贸易发生的变化。
提出和发展比较优势的经济学家笃信国际贸易是一个互惠的生产交换过程
在过去30年里，中国崛起使国际贸易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一，中国成了货真价实的贸易大国。2000年，美国出口是中国出口的2.72倍，德国是中国的2.15倍，日本是中国的1.52倍。到了2019年，中国出口是美国的1.52倍，多出8563亿美元;是德国的1.68倍，多出10103亿美元;是日本的3.54倍，多出17938亿美元。[13]2000年之前，世界上80%的国家与美国的贸易量超过它们与中国的贸易量;而到了2018年，只有30%的国家与美国的贸易量仍然高于它们与中国的。中国则在与世界190个国家中的128个国家的贸易量超过了它们与美国的贸易量。这个转变在2005～2010年期间的亚洲和非洲格外明显。[14]
第二，中国的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在中国贸易总量中的占比换位。1981～2009年期间，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从26.35亿美元增加到9093.19亿美元，增长345倍，年均增长率达 22.32%，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从5.98%逐步增加到最高点1998年的53.42%。其中，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从11.31亿美元增加到5869.81亿美元，增长519倍，年均增长率达24.06%，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从5.14%增加到顶峰1999年的56%左右;中国加工贸易进口从15.04 亿美元增加到3223.38亿美元，增长214倍，年均增长率达20.33%，在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从6.83%增加到最高点1997年的 49.31%。[15]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在2000～2019年期间，中国的加工贸易在总贸易额中的占比由48.5%降至25.2%，其中出口由55.2%降至29.2%，进口由41.1%降至20.1%。在同一时期，一般贸易的占比则由43.3%上升到59.0%，其中出口由42.2%上升到57.8%，进口由44.5%上升到60.5%。[16]
第三，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出口在迅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仍然十分可观。在2000～2019年之间，中国机电产品由出口的1053亿美元和在出口总量里占比的30.2%，上升到出口的14376亿美元和在出口总量里占比的58.4%，高新技术产品则由出口的370亿美元和在出口总量里占比的14.9%，上升到出口的7204亿美元和在出口总量里占比的29.3%。下图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出口的高端和中高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一直上升的同时，中端和低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也在一直上升。从萨氏发表文章的前一年，中高端制成品在总出口里所占比重就已经超过低端制成品。上述各种趋势从2004年以来仍然在持续强化。
图1 制成品中不同技术水准的行业市场占有率及其在制成品出口中所占比重
这些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是什么？首先，它意味着中国不仅经济实力正在紧紧追赶美国，而且还通过贸易与其他国家建立起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因此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方面，美国感到了压力。其次，由于一般贸易在国内完成的附加值要远远超过加工贸易，二者在中国贸易总量中的比重不仅逆转，而且这个趋势不断扩大，这意味着在贸易利益的分配上中国获得的份额日益增加。同时中国在加工贸易中从国外进口的零部件通常是发达国家生产的全球价值链高端产品，而这种进口份额在19年间减少50%，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向中国出口高端半制成品获得贸易利益的相对份额大幅度下降。最后，中国制造业出口在高端、中高端、中端和低端的市场份额全面持续上升，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在国际贸易利益中的分配份额在全方位地增加，也印证了萨缪尔森2004年文章的观点不是无的放矢。这些变化必然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产生重大影响。那么这些影响体现出什么样的规律呢？
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贸易的政治分析以产业间贸易为重点，着重研究各阶级-阶层和生产部门代表的各种生产要素拥有者对贸易自由化的不同政策立场。
在对阶级-阶层的经典研究中，罗格斯基把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内容直接与要素拥有者的社会阶级相连，发展成一个简洁有力的分析框架。[17]他指出，按照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充沛要素的所有者支持贸易自由化，因为他们拥有的要素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会被经常地使用并得到最大的回报;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则会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因為他们拥有的要素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的回报率将会下降。罗格斯基根据要素禀赋的不同状况界定四类不同的国家并指出：以土地作为要素主要指标，在稀与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中，国内政治对待贸易自由化的态度基本上体现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对抗;而以劳动力作为要素主要指标，在稀与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中，国内政治对贸易自由化的不同态度主要体现为资本家-地主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抗。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工会一般都反对全球化？为什么在中美贸易冲突中，工会始终是主要的反对力量？因为他们拥有的劳动力在发达国家属于稀缺资源，在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不再被经常使用，所以他们的工资福利必然要下降。另一个问题与本文的关系更为紧密，即为什么过去美国和欧洲的商界一直在与中国有关的国内政治辩论中替中国说话，而在这两年的贸易战中许多人却转而支持本国政府对华采取强硬立场？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中国稀缺的要素（资本和技术）如今不再稀缺，这意味着中国对发达国家相对充沛的要素（资本和技术）的需求在减弱，因此它们被使用的频率降低，相对收益也随之下降。同时，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的崛起，一般贸易的比重上升，外国资本的相对收益也在下降，这就削弱了它们的对华支持。 以产业部门为分析框架研究与贸易有关的国内政治使用的是李嘉图-维那尔模型（Richardo-Viner model）。这个模型假设，两国之间只交换产品，而不交换生产要素;在一国之内，既有可以在不同经济部门或产业之间流动的要素，也有只限于特定部门或产业而不能跨部门或跨产业流动的要素。[18]而且通常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要素移动性较高，随着经济发展技术变得日益复杂，这种生产要素跨部门的移动就变得更为不易。[19]弗里登的研究指出，当要素只适用于特定部门或产业而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无法跨部门移动时，这些部门或产业的要素所有者、资本和工会，可能会联手支持对他们所在部门或产业有利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20]换言之，对待贸易自由化的不同立场要归咎于部门或产业的不同，而不是如罗格斯基主张的那样是社会阶级或阶层的不同。美国的高科技行业与钢铁等传统行业在贸易摩擦中的不同立场，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贸易政策中，以产业部门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利益团体，对中國该产业的市场准入会格外关注。
“锈带”有比较强烈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倾向
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贸易的分析集中地体现在贸易类型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上。贸易类型分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产业内贸易 （intra-industry trade）和企业内贸易 （intra-firm trade）。产业间贸易，是指不同国家根据不同的要素禀赋分工生产不同的产品并进行交换;产业内贸易，是指生产同类产品的国家之间进行交换;而企业内贸易，是指在全球生产方式的体制中，跨国公司通过企业内部位于各国的子公司之间的跨境贸易形式，协调最终产品的零部件生产和组装。这三种贸易类型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有很大不同。从贸易利益分配的角度分析，产业间贸易带来的利益冲突最大，而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的利益冲突相对较小。[21]中国和美欧等发达国家贸易摩擦加剧，与中国和美欧等发达国家之间仍然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占比一直处于低位、企业内贸易的份额不断下降有直接关系。
贸易自由化不仅改变了不同要素拥有者的政策选择偏好，也改变了他们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在国内政治中，可以跨部门甚至跨国境移动的要素（例如资本）所有者，能够在与无法移动的要素（例如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或者依赖地方资源的公司）所有者谈判时占有优势——因为前者可以以“离开”（exit）为威胁迫使对方就范。换言之，贸易自由化能够通过改变要素所有者的政策选择偏好以及政治势力对比这两个因果机制，在国内政治中改变对外政策。当政策改变之后，制度也经常随之变化，进而造成更为深刻的影响。[22]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作为可以自由流动的要素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空前提高，各种去规制化为美国带来了一个“金融资本主义”时代。[23]在增加股东价值的公司治理原则下，生产过程被分解成价值链，大公司只保留最有效率的部分，其他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这样一来，贸易的发展就对美国国内的分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离岸生产和外包的浪潮导致了许多“锈带”的产生，这些地区有比较强烈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倾向，是特朗普赢得2016年大选的主要支持者。尽管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自身没有处理好国内事务的结果，但是政客们经常会把选民的注意力引向贸易伙伴国来回避自己的责任。
中国与发达国家贸易冲突加剧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产业间贸易带来的分工以及发达国家对中国世界工厂的依赖，增加了这些国家经济结构的脆弱和风险。早期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自由贸易导致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加深，这将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和谐，从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则认为可能完全相反。产业间贸易会带来各国之间的分工，分工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然而这种国际分工产生的相互依赖，不仅使各国对国际市场的变动更为敏感，而且也会使各国的经济结构一旦遇到危机就变得非常脆弱。[24]这种在产品或原材料方面对他国的严重依赖产生的经济结构的脆弱，经常被视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种风险一方面体现在一旦出现国际政治危机，产品或者原材料的供给出现中断将导致本国重大的政治经济后果;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控制这些产品或原材料的国家会利用他国的依赖和脆弱迫使他国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25]当相互依赖程度很深的双方对未来贸易的预期极速恶化，这种对风险的担心和由脆弱产生的恐惧就可能推动他们走向战争。[26]这种由相互依赖和经济结构脆弱带来的对国家安全的恐惧，在2020年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全球流行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当美国利用其在芯片行业的垄断地位打压中国时，中国认为这是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因此出现了芯片投资热。同样的道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各国对严重依赖中国供应链产生的恐惧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生产的一度停摆使依赖中国供应链的外国生产受到影响;另一个是当中国恢复生产，他国生产停摆后不得不依赖中国供应链提供各种重要物资。这就是许多国家声言要采取措施减轻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原因。尽管在短期内中国的出口会大幅度上升，但疫情过后中国出口是否会因各国为防范风险进行供应链转移而受到影响，还有待观察。
以上这些分析框架大略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变化带来的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不满。而造成这种不满的象征性表现就是《中国制造2025》。在美国人看来，这份发展规划不仅要增加研发投资、鼓励研发能力以及经济效率，而且还有控制整个供应链的雄心。这一点让美国人极为警惕。中国官方是坚决要维护自由贸易和推进全球化的。但是，像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在产业升级换代过程中追求国产化，从美国人的视角看来却是去全球化和反对自由贸易的。可以预期，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未来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对中国施加一致的压力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处理不当，“脱钩”的风险仍然存在。
说到脱钩，国内的分析一般都很乐观。既然中国是10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从经济理性角度来分析脱钩是不太可能的。然而脱钩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政治行为，脱钩的实质是国际贸易秩序重新开始向冷战期间与政治军事同盟绑定的方向回归。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研究显示，国际贸易直接产生国家安全的外部性。对政府而言，与敌对国进行贸易将增加敌对国的国民收入，从而威胁本国的国家安全。因此，凡是有能力影响贸易条件的政府都会善待盟友，在盟国之间发展自由度更高的贸易，并对敌对国或者竞争对手国采取歧视性政策。企业也有动机在政府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相应行事。这是因为一国政府对敌对国或者竞争对手国设置的贸易壁垒，会导致进口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国内对该产品需求的下降，这样与进口产品竞争的本国企业就变得更有竞争力。进行跨国贸易的企业对政府的贸易政策十分敏感，因为它们必须确保贸易环境中的政治条件能够减轻企业在敌对国被没收或者预想外的贸易壁垒突然出现等风險。与此相比，在国际政治中结盟的两个国家在彼此之间的贸易中可以为从事跨国生产、配送和销售的企业减少潜在的风险。[27]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国家的贸易都与政治军事同盟有强烈关联，无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秩序混乱期，还是在冷战期间，均是如此。[28]冷战时期的政治军事联盟与贸易领域的最惠国待遇紧密相连，通常加入主要大国领导的联盟并获得最惠国待遇可以使一国的贸易总量增加120%～200%。[29]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中，美、英、法、德、加五个核心军事盟国之间的贸易比它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多15%;两个盟国中如果有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双边贸易额要比与非盟国的贸易额多42%。[30]
事实上，“二战”以后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成立本身就与冷战有直接的联系。当年美国在与英国谈判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时，即使在英国坚持维持英联邦范围内歧视性的帝国贸易体制的条件下，美国国务院仍然力主签约的重要原因是担心苏联利用美英之间的分歧对东欧各国和地中海沿岸地区施加政治压力。[31]“二战”以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有两个重要的基石：一个是世界范围内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另一个是美国主导的由各种多边制度安排支撑的西方联盟，包括以北约和一系列多边、双边军事协定为代表的安全防务合作，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合作，以及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合作。这些制度对成员国之间的绑定从设计上就是为了强化盟友之间的全面合作。[32]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一商业协定被美国用来组织了一个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联盟，[33]苏联主导的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的功能也是如此。
冷战期间，国际贸易秩序是与政治军事同盟相互绑定的
国际贸易秩序以世界贸易组织一统天下的局面，只是后冷战时代才出现的。在当时“历史的终结”的幻觉中，西方国家认为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对政治经济制度的最终选择。在这种认知下，西方国家才建立了全球统一的贸易秩序，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于是由冷战末期包括世界上百分之五十几的国家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以上。[34]正是在中国的发展方向早晚也不会例外的预期下，西方才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然而，近年来，两个不同版本的回归趋势已经出现。一个是特朗普一直在推动的贸易与军事联盟的重新绑定。正是在这种逻辑下，美国才强烈批评德国在指望美国提供军事保护的同时，却与俄国签订大笔石油天然气订单;才在5G问题上向所有盟国施加压力，要求它们不买华为的产品。最近，在对华政策方面，德国和日本都有政府官员主张与美国加强合作，以此转移特朗普政府对贸易领域的压力。冷战时期，西方联盟的政治交易就是盟国以在政治军事上与美国合作换取贸易方面的利益。[35]另一个版本在奥巴马时期已经出现雏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动的价值观外交和美国当时开始讨论的印太战略都是以民主国家划线，并以TPP作为与此契合的贸易秩序安排。拜登当选后，更有可能联合欧洲、日本，以民主国家阵营为基础推进统一的对华贸易政策。迄今为止，许多亚洲国家之所以还能一直执行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保障上靠美国的策略，是因为国际贸易仍然与国际政治有较大程度的分离，美国还没有来得及全力推动对多边贸易体制和政治军事同盟的绑定。如果单纯地从经济上考虑问题，大规模的产业链从中国转移是不会发生的。然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几十年的研究成果看，如果美国与中国正式成为敌对国，其对抗程度发展到要求各种国际秩序重新全面绑定的话，各国选边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中国的经济实力、开放程度以及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与冷战时代的苏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如果发生西方国家把贸易秩序与政治军事同盟重新绑定的局面，对于中国这种“不结盟”国家将是非常不利的。
2020年必将成为一个历史拐点。各国在百年一遇的疫情中迎来一场大考，新冠肺炎全球流行不仅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将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在贸易战与疫情的双重夹击下，中美关系降到两国建交以来的新低点。然而，未来仍有改善的希望。中国率先从经济下滑中恢复，很可能成为今年仍然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唯一主要经济体，也将在未来几年里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提供主要推动力。美国则由于应对疫情增加了数万亿美元联邦债务，在未来几年财政预算和军费开支都会受到影响，也已经出现各种进行战略调整的呼声。[36]目前最大的危险是，在贸易战与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冲击下，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日益转向自保从而加速去全球化的趋势。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提供的深刻历史教训是，各发达国家为了确保本国经济的生命线，不仅放弃通过合作共渡时艰的努力，而且为争夺势力范围大打出手，最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中国来说，未来30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GDP何时超过美国，而是尽快打造一个能够支撑自身长期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中外历史上各种利用调节利益分配方式来管理冲突、推动贸易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如何应对后全球化时代日趋严峻的国际环境有重要启示。 贸易战使中國更难平衡产业升级换代与维护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之间的矛盾。本来，人们还只是从经济的视角看待供应链与国内市场，许多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和零部件不受国内消费者和客户的青睐。然而，贸易战迫使各国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看待国内市场和供应链。这样一来，国家安全与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就可能产生正面的冲突。当所有国家为了国家安全都优先采购国内产品和本国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时，他们就会变成一个个互不往来的自然经济，自由贸易和全球生产方式也就将寿终正寝。任正非对这种可能性十分警觉，他一再呼吁不要因为爱国就不买苹果手机，并承诺只要外国贸易伙伴继续供货，尽管华为有许多备胎也会继续从他们那里购买零部件。这种智慧正是要保持国内产品市场和供应链的开放，与外国贸易伙伴共享自己的发展带来的利益，从而为华为的继续发展争取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新冠肺炎的世界性流行对上述趋势显然是雪上加霜，它对全球化最大的打击不是供应链的一时中断，也不是频繁的人员流动带来病毒的传播，而是使各国对国际分工的信心发生了动摇。当各国纷纷认为供应链对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因而必须掌控在本土境内时，商品和零部件的跨国生产和贸易必然将大量减少。在这种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否能够发挥力挽狂澜的领导作用，将对未来的国际秩序有重大影响。
（责任编辑：郑涛）
注释：
*本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从理论层面讨论问题;下篇将继续从理论层面讨论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并从实证的层面讨论历史上各国通过调整贸易利益的分配减少冲突、增强合作、发展贸易的经验教训。
[1]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u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2]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1944;Gao Bai， Japan’s Economic Dilemm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Prosperity and Stagn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高柏：《全球化逆转的因果机制》，载《文化纵横》2016年第6期。
[3] 高柏：《休生养息与强筋壮骨：卡莱斯基宏观政治经济学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载《文化纵横》2018年第6期。
[4] [5] [6] [7] Paul Samuelson，“Where Rich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4， Vol. 18， No. 3， pp. 135～146.
[8] Aaron Bernstein， “Shaking up Trade Theory，” Business Week， December 6， 2004， pp.116～120.
[9] 高柏：《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看新结构经济学》，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10] 高柏、朱兰：《从“世界工厂”到工业互联网强国：打造智能制造时代的竞争优势》，载《改革》2020年第6期;Gao Bai and Ru Yi，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Industry Polic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loud Computing Industry in Hangzhou and Shenzhen，” In Bert Hofman， Qian Jiwei and Erik Baark， eds.， Innovation and China’s Global Emerg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forthcoming.
[11] [24]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Second Edition， Longman， 1989， p. 10.
[12] 这个表述来自wikipedia中关于Stolper-Samuelson Theorem的词条。
[13] 这些数据来自WTO关于2000年与2019年国际贸易的统计数据。
[14] Iman Ghosh， “How China Overtook the U.S. as the World’s Major Trading Partner，” www.visualcapitalist.com/china-u-s-worlds-trading-partner，访问时间：2020年11月4日。
[15] 胡江云：《中国对外贸易主要特征及未来展望》，http：//www.esri.go.jp/jp/prj/int_prj/2010/prj2010_03_05.pdf，访问时间：2020年11月4日。
[16] 这些数据来自中国海关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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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陷阱指的是，产业升级换代为中国带来诸多产业各个层面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由此产生的国际贸易深刻变化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有重大影响，这些影响已经引起国际政治的连锁反应;由于中国还没有找到及时有效地调整与他国贸易利益分配的方式，因此进入一个与他国矛盾和冲突的多发期。
长期以来，中国的知识准备远远落后于本国对外经济的发展。早期的发展模式依靠出口拉动国内经济增长，深度渗透政府与民间的比较优势理论单纯地从要素禀赋的视角理解国际贸易，使国人只关注中国的出口，而对分析贸易自由化对国内政治影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则严重关注不足。
修昔底德陷阱预测的是国际政治前景，而萨缪尔森陷阱才是这一国际政治前景的国际经济基础。单纯关注修昔底德陷阱却不了解萨缪尔森陷阱，不但无法回避修昔底德陷阱，而且很可能在无意中使这一前景加速变为现实。
本文首先界定萨缪尔森陷阱的含义，讨论单纯从比较优势理解国际贸易问题出在哪里，并介绍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关系的分析框架;从这些框架出发，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在过去20年里发生的巨大变化对现有国际贸易体系的巨大冲击，以及这种冲击带来的国际政治后果。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际贸易影响国内政治的分析已经存在数十年，并不是由于中美贸易战才出现的。它对我们了解西方分析贸易问题的逻辑、认识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局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际政治，都是中外双方互动的过程。如果根本不了解对方分析问题的逻辑，就无从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本文认为，要想回避修昔底德陷阱，中国需要先走出萨缪尔森陷阱;要想长期维护一个世界中的中国，早晚要有一个中国中的世界。文章建议，为实现这些目标，中国需要在国际上为接受一个世界中的中国找到最低限度的标准，同时在国内为接受一个中国中的世界找到最高限度的共识。
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是在全球化上升期积极释放市场力量的结果，然而全球化并不是线性运动，而是周期性地在释放市场力量与保护社会之间进行钟摆运动。[2]各国政策范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始向保护社会的方向回摆，向中国提出了双调整的历史性要求：在国内扩大各社会阶层对经济发展果实的共享，通过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实际工资水平把消费变成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在国际上加快向第二代自由贸易体制迈进的步伐，通过扩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已经提出实现以内需为主、国内国际市场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战略。为了实现这个双循环，中国需要进行双调整。笔者两年前已经撰文专门论述过为把经济增长动力建立在内部循环的基础上必须进行的国内调整，[3]这篇文章以讨论国际调整为主。
萨缪尔森陷阱
这一概念的内涵包括国际贸易发生的重要变化，当事方对变化的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采取的行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政治后果。
国际贸易的重要变化，是指中国过去30年通过产业升级换代，大幅度提高了技术复杂程度各不相同的许多产业中各个层面的国际竞争力。2004年，萨缪尔森即以中国崛起为背景对国际贸易提出一个全新的认识。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有时可以把技术进步转变成双方的收益，但是有时一国生产率的提高却只带来该国自身的收益，并通过减少两国间本来可能有的贸易收益而伤害另一国家。”[4]他还认为“自由贸易的新风对中国十分有利，但是……这个风已经卷走美国过去在自由贸易中获得的所有快乐……未来国外会有某类发明反复减少美国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中的绝对人均收益吗？正确的答案是：肯定会有，尽管这类发明的戏剧性程度听起来几乎不可能。”[5]萨缪尔森批评经济学家们长期坚持的信念，即美国在自由贸易中的收益要远远超过对本国被损害者们的补偿;他指出当技术进步使中国获得了原属于美国的比较优势，美国就会永久性地失去真实的人均收入。[6]在文章的结尾，他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美国的原始性创新在国外的扩散是否一直是导致美国领先地位正在消失的原因？”[7]
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在西方引起一场持续至今的大辩论。一些西方人在本世纪初就开始认识到与中国的贸易正在挑战他们几百年来对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解。2004年12月6日的《商业周刊》指出，“从长期来看，一个更具颠覆性的趋势可能是迅速到来的白领工作向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转移的浪潮。编程、工程和其他高技能的工作正在涌向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的事实，与有200年历史的比较优势教义发生正面冲突。随着这些国家每年都有比美国更多的大学生毕业，经济学家们越来越不确定美国的比较优势到底在哪里”。[8]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是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发达国家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双方通过贸易各自获利。然而中国在高科技、中科技和低科技等各个层面都开始展现出国际竞争力。中国不仅有西方国家没有的低工资，而且還有世界上最齐全的工业门类和最完整的产业链。对西方人来说，这不仅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严肃挑战，更是对互惠这一自由贸易基本原则的巨大冲击。 自那时起，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对国际贸易秩序的冲击就变成美国各界关注的重点。随着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深化，其对华贸易政策也越来越聚焦。 在小布什的任期内，反恐占据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萨氏文章的影响力还没有到达政策层面。这篇文章的影响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发酵，但是它出台的TPP还是一个相对温和的解决方案，即由美国主导打造一个第二代自由贸易体系，如果中国不改变自己就会被关在门外。特朗普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则高度聚焦到一点，即要求中国“对等”（reciprocal），不行就打贸易战甚至直接脱钩，把中国与现存的国际贸易体系剥离。对等不仅成为美国两党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共识，也在欧洲引起强烈的共鸣。
萨缪尔森陷阱并不是历史的宿命。中国之所以深陷其中，与长期以来笃信比较优势理论，忽视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直接关系。单纯从比较优势的视角看待国际贸易，想当然地会认为各国应该接受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产业结构不断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迈进这一所谓客观规律。然而，国际政治经济学几十年的文献提醒我们，国际贸易的重大变化势必影响国内政治，而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势必导致国际政治的后果。也许从世界工厂一下子就快进到贸易战和脱钩，对许多人的认知来说是逻辑上的一大跳跃，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因果机制，这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点。
为什么单纯从比较优势理解国际贸易有问题？
比较优势是西方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石。提出和发展这个概念的经济学家们笃信国际贸易对双方而言是一个互惠的生产交换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双方根据要素禀赋的充沛程度选择分工，从而最有效率地组织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交换使双方都各自获益，对等和互惠是战后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
中国在第一个方面做到了极致，因此成为全球化获益最多的国家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很早就认识到要素禀赋是客观存在，而比较优势则不是，这二者之间还隔着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只有当买方认为卖方提供的产品是最佳选择，双方才能达成交易，卖方的要素禀赋才转化成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如果双方没有实现交易，卖方的要素禀赋就只是要素禀赋而已，它并没有转变成比较优势。卖方为了卖出产品，单纯依靠要素禀赋是远远不够的，他还要做出各种努力，使买方相信自己的产品是最佳选择。[9]在卖方争夺买家的竞争中，最终要靠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但是在竞争中提高质量和控制成本在许多情况下却不是卖方企业可以单独完成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强大的竞争力，得力于中国有打造竞争力的各级政府。理想的打造竞争力的政府是通过一个“六力模型”来帮助企业增强它们的国际竞争力的：它加强要素供给以丰富和提高企业生产中使用的要素类型和质量;它建设基础设施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它不断改善制度环境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它帮助企业扩大市场规模，通过增加规模经济来降低企业单位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它鼓励发展产业集群，通过分工和专业化来增强企业协作的效率;它鼓励行业竞争以促进企业不断创新和提高生产率。[10]
然而以上分析只讨论了国际贸易中一方的竞争策略，它并没有回答如果一方认为贸易利益的分配向另一方过于倾斜，长期下去是否可持续的问题。西方学术界在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时通常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侧重各方获益的总量，而另一种则强调相对获益的多少和分配问题。古典经济学家在提出比较优势这一深刻洞见时所持的是第一种观点，即关注不受干扰的国际贸易能提供的收益总量。不幸的是专注于双方收益总量会掩盖第二个问题，即这些收益是如何分配的。由[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相互依赖催生的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实际上都涉及政治学的一个古老问题，即谁分到什么？”[11]
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国际贸易使双方互惠，而不是一方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以企业为分析单位，贸易显然是互惠的，否则双方不可能成交。然而如果以国家为分析单位，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国际政治经济学重点关注贸易自由化对国内要素禀赋不同的各部门之间在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同影响，关注这些利益变化引起的国内政治博弈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以及这些对外政策导致的国际政治后果。 从这层意义上而言，萨缪尔森陷阱是比较优势理论无法解释的。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用萨缪尔森来命名中国目前面对的国际困境，不仅是因为他第一个预测中国多层次的国际竞争力将对国际贸易体制造成巨大冲击，也是因为他早在1941年就把经济学关于国际贸易的研究推进到与政治学的交界处，这直接导致了后来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早期的国际贸易分析集中在经济学领域。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强调分工带来的效率，在他的分析中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到了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俄林（Ohlin）则把比较优势的基础扩展到更多的要素禀赋。而萨缪尔森在1941年与沃夫冈·斯托尔帕 （Wolfgang Stolper）提出了斯托尔帕 -萨缪尔森定理。根据这个定理，在生产规模回报率恒定、充分竞争、要素数量等于产品数量等具体假设条件下，一种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将导致生产该商品使用最多的要素回报率的上升以及其他要素回报率的下降。[12] 这个定理尤其适用于分析产业间贸易。由于在产业间贸易中各国根据要素禀赋进行分工，每个国家内部在要素相对充沛和相对稀缺的行业之间就会产生贸易利益的变化。这个定理不仅拓展了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 model）以要素禀赋为核心的比较优势模型，而且为政治学分析国际贸易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架起了一座桥梁。
为什么说这一定理在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有所有者，不同的要素有不同的所有者。当不同经济部门的不同要素所有者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利益分配的得失发生变化，他们对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取向就会发生变化，这些利益团体在本国政治体制中的博弈将塑造各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而各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变化将带来国际政治后果。一旦对国际贸易进行与利益有关的分析，就进入了政治学的研究范疇，斯托尔帕 -萨缪尔森定理因此催生了一个新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讨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际贸易发生的变化。
中国崛起与国际贸易的变化
在过去30年里，中国崛起使国际贸易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一，中国成了货真价实的贸易大国。2000年，美国出口是中国出口的2.72倍，德国是中国的2.15倍，日本是中国的1.52倍。到了2019年，中国出口是美国的1.52倍，多出8563亿美元;是德国的1.68倍，多出10103亿美元;是日本的3.54倍，多出17938亿美元。[13]2000年之前，世界上80%的国家与美国的贸易量超过它们与中国的贸易量;而到了2018年，只有30%的国家与美国的贸易量仍然高于它们与中国的。中国则在与世界190个国家中的128个国家的贸易量超过了它们与美国的贸易量。这个转变在2005～2010年期间的亚洲和非洲格外明显。[14]
第二，中国的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在中国贸易总量中的占比换位。1981～2009年期间，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从26.35亿美元增加到9093.19亿美元，增长345倍，年均增长率达 22.32%，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从5.98%逐步增加到最高点1998年的53.42%。其中，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从11.31亿美元增加到5869.81亿美元，增长519倍，年均增长率达24.06%，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从5.14%增加到顶峰1999年的56%左右;中国加工贸易进口从15.04 亿美元增加到3223.38亿美元，增长214倍，年均增长率达20.33%，在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从6.83%增加到最高点1997年的 49.31%。[15]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在2000～2019年期间，中国的加工贸易在总贸易额中的占比由48.5%降至25.2%，其中出口由55.2%降至29.2%，进口由41.1%降至20.1%。在同一时期，一般贸易的占比则由43.3%上升到59.0%，其中出口由42.2%上升到57.8%，进口由44.5%上升到60.5%。[16]
第三，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出口在迅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仍然十分可观。在2000～2019年之间，中国机电产品由出口的1053亿美元和在出口总量里占比的30.2%，上升到出口的14376亿美元和在出口总量里占比的58.4%，高新技术产品则由出口的370亿美元和在出口总量里占比的14.9%，上升到出口的7204亿美元和在出口总量里占比的29.3%。下图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出口的高端和中高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一直上升的同时，中端和低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也在一直上升。从萨氏发表文章的前一年，中高端制成品在总出口里所占比重就已经超过低端制成品。上述各种趋势从2004年以来仍然在持续强化。
这些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是什么？首先，它意味着中国不仅经济实力正在紧紧追赶美国，而且还通过贸易与其他国家建立起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因此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方面，美国感到了压力。其次，由于一般贸易在国内完成的附加值要远远超过加工贸易，二者在中国贸易总量中的比重不仅逆转，而且这个趋势不断扩大，这意味着在贸易利益的分配上中国获得的份额日益增加。同时中国在加工贸易中从国外进口的零部件通常是发达国家生产的全球价值链高端产品，而这种进口份额在19年间减少50%，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向中国出口高端半制成品获得贸易利益的相对份额大幅度下降。最后，中国制造业出口在高端、中高端、中端和低端的市场份额全面持续上升，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在国际贸易利益中的分配份额在全方位地增加，也印证了萨缪尔森2004年文章的观点不是无的放矢。这些变化必然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产生重大影响。那么这些影响体现出什么样的规律呢？
产业间贸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贸易的政治分析以产业间贸易为重点，着重研究各阶级-阶层和生产部门代表的各种生产要素拥有者对贸易自由化的不同政策立场。
在对阶级-阶层的经典研究中，罗格斯基把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内容直接与要素拥有者的社会阶级相连，发展成一个简洁有力的分析框架。[17]他指出，按照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充沛要素的所有者支持贸易自由化，因为他们拥有的要素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会被经常地使用并得到最大的回报;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则会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因為他们拥有的要素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的回报率将会下降。罗格斯基根据要素禀赋的不同状况界定四类不同的国家并指出：以土地作为要素主要指标，在稀与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中，国内政治对待贸易自由化的态度基本上体现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对抗;而以劳动力作为要素主要指标，在稀与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中，国内政治对贸易自由化的不同态度主要体现为资本家-地主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抗。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工会一般都反对全球化？为什么在中美贸易冲突中，工会始终是主要的反对力量？因为他们拥有的劳动力在发达国家属于稀缺资源，在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不再被经常使用，所以他们的工资福利必然要下降。另一个问题与本文的关系更为紧密，即为什么过去美国和欧洲的商界一直在与中国有关的国内政治辩论中替中国说话，而在这两年的贸易战中许多人却转而支持本国政府对华采取强硬立场？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中国稀缺的要素（资本和技术）如今不再稀缺，这意味着中国对发达国家相对充沛的要素（资本和技术）的需求在减弱，因此它们被使用的频率降低，相对收益也随之下降。同时，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的崛起，一般贸易的比重上升，外国资本的相对收益也在下降，这就削弱了它们的对华支持。 以产业部门为分析框架研究与贸易有关的国内政治使用的是李嘉图-维那尔模型（Richardo-Viner model）。这个模型假设，两国之间只交换产品，而不交换生产要素;在一国之内，既有可以在不同经济部门或产业之间流动的要素，也有只限于特定部门或产业而不能跨部门或跨产业流动的要素。[18]而且通常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要素移动性较高，随着经济发展技术变得日益复杂，这种生产要素跨部门的移动就变得更为不易。[19]弗里登的研究指出，当要素只适用于特定部门或产业而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无法跨部门移动时，这些部门或产业的要素所有者、资本和工会，可能会联手支持对他们所在部门或产业有利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20]换言之，对待贸易自由化的不同立场要归咎于部门或产业的不同，而不是如罗格斯基主张的那样是社会阶级或阶层的不同。美国的高科技行业与钢铁等传统行业在贸易摩擦中的不同立场，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贸易政策中，以产业部门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利益团体，对中國该产业的市场准入会格外关注。
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贸易的分析集中地体现在贸易类型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上。贸易类型分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产业内贸易 （intra-industry trade）和企业内贸易 （intra-firm trade）。产业间贸易，是指不同国家根据不同的要素禀赋分工生产不同的产品并进行交换;产业内贸易，是指生产同类产品的国家之间进行交换;而企业内贸易，是指在全球生产方式的体制中，跨国公司通过企业内部位于各国的子公司之间的跨境贸易形式，协调最终产品的零部件生产和组装。这三种贸易类型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有很大不同。从贸易利益分配的角度分析，产业间贸易带来的利益冲突最大，而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的利益冲突相对较小。[21]中国和美欧等发达国家贸易摩擦加剧，与中国和美欧等发达国家之间仍然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占比一直处于低位、企业内贸易的份额不断下降有直接关系。
贸易自由化不仅改变了不同要素拥有者的政策选择偏好，也改变了他们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在国内政治中，可以跨部门甚至跨国境移动的要素（例如资本）所有者，能够在与无法移动的要素（例如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或者依赖地方资源的公司）所有者谈判时占有优势——因为前者可以以“离开”（exit）为威胁迫使对方就范。换言之，贸易自由化能够通过改变要素所有者的政策选择偏好以及政治势力对比这两个因果机制，在国内政治中改变对外政策。当政策改变之后，制度也经常随之变化，进而造成更为深刻的影响。[22]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作为可以自由流动的要素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空前提高，各种去规制化为美国带来了一个“金融资本主义”时代。[23]在增加股东价值的公司治理原则下，生产过程被分解成价值链，大公司只保留最有效率的部分，其他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这样一来，贸易的发展就对美国国内的分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离岸生产和外包的浪潮导致了许多“锈带”的产生，这些地区有比较强烈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倾向，是特朗普赢得2016年大选的主要支持者。尽管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自身没有处理好国内事务的结果，但是政客们经常会把选民的注意力引向贸易伙伴国来回避自己的责任。
中国与发达国家贸易冲突加剧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产业间贸易带来的分工以及发达国家对中国世界工厂的依赖，增加了这些国家经济结构的脆弱和风险。早期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自由贸易导致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加深，这将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和谐，从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则认为可能完全相反。产业间贸易会带来各国之间的分工，分工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然而这种国际分工产生的相互依赖，不仅使各国对国际市场的变动更为敏感，而且也会使各国的经济结构一旦遇到危机就变得非常脆弱。[24]这种在产品或原材料方面对他国的严重依赖产生的经济结构的脆弱，经常被视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种风险一方面体现在一旦出现国际政治危机，产品或者原材料的供给出现中断将导致本国重大的政治经济后果;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控制这些产品或原材料的国家会利用他国的依赖和脆弱迫使他国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25]当相互依赖程度很深的双方对未来贸易的预期极速恶化，这种对风险的担心和由脆弱产生的恐惧就可能推动他们走向战争。[26]这种由相互依赖和经济结构脆弱带来的对国家安全的恐惧，在2020年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全球流行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当美国利用其在芯片行业的垄断地位打压中国时，中国认为这是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因此出现了芯片投资热。同样的道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各国对严重依赖中国供应链产生的恐惧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生产的一度停摆使依赖中国供应链的外国生产受到影响;另一个是当中国恢复生产，他国生产停摆后不得不依赖中国供应链提供各种重要物资。这就是许多国家声言要采取措施减轻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原因。尽管在短期内中国的出口会大幅度上升，但疫情过后中国出口是否会因各国为防范风险进行供应链转移而受到影响，还有待观察。
以上这些分析框架大略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变化带来的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不满。而造成这种不满的象征性表现就是《中国制造2025》。在美国人看来，这份发展规划不仅要增加研发投资、鼓励研发能力以及经济效率，而且还有控制整个供应链的雄心。这一点让美国人极为警惕。中国官方是坚决要维护自由贸易和推进全球化的。但是，像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在产业升级换代过程中追求国产化，从美国人的视角看来却是去全球化和反对自由贸易的。可以预期，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未来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对中国施加一致的压力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处理不当，“脱钩”的风险仍然存在。
脱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原理
说到脱钩，国内的分析一般都很乐观。既然中国是10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从经济理性角度来分析脱钩是不太可能的。然而脱钩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政治行为，脱钩的实质是国际贸易秩序重新开始向冷战期间与政治军事同盟绑定的方向回归。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研究显示，国际贸易直接产生国家安全的外部性。对政府而言，与敌对国进行贸易将增加敌对国的国民收入，从而威胁本国的国家安全。因此，凡是有能力影响贸易条件的政府都会善待盟友，在盟国之间发展自由度更高的贸易，并对敌对国或者竞争对手国采取歧视性政策。企业也有动机在政府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相应行事。这是因为一国政府对敌对国或者竞争对手国设置的贸易壁垒，会导致进口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国内对该产品需求的下降，这样与进口产品竞争的本国企业就变得更有竞争力。进行跨国贸易的企业对政府的贸易政策十分敏感，因为它们必须确保贸易环境中的政治条件能够减轻企业在敌对国被没收或者预想外的贸易壁垒突然出现等风險。与此相比，在国际政治中结盟的两个国家在彼此之间的贸易中可以为从事跨国生产、配送和销售的企业减少潜在的风险。[27]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国家的贸易都与政治军事同盟有强烈关联，无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秩序混乱期，还是在冷战期间，均是如此。[28]冷战时期的政治军事联盟与贸易领域的最惠国待遇紧密相连，通常加入主要大国领导的联盟并获得最惠国待遇可以使一国的贸易总量增加120%～200%。[29]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中，美、英、法、德、加五个核心军事盟国之间的贸易比它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多15%;两个盟国中如果有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双边贸易额要比与非盟国的贸易额多42%。[30]
事实上，“二战”以后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成立本身就与冷战有直接的联系。当年美国在与英国谈判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时，即使在英国坚持维持英联邦范围内歧视性的帝国贸易体制的条件下，美国国务院仍然力主签约的重要原因是担心苏联利用美英之间的分歧对东欧各国和地中海沿岸地区施加政治压力。[31]“二战”以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有两个重要的基石：一个是世界范围内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另一个是美国主导的由各种多边制度安排支撑的西方联盟，包括以北约和一系列多边、双边军事协定为代表的安全防务合作，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合作，以及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合作。这些制度对成员国之间的绑定从设计上就是为了强化盟友之间的全面合作。[32]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一商业协定被美国用来组织了一个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联盟，[33]苏联主导的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的功能也是如此。
国际贸易秩序以世界贸易组织一统天下的局面，只是后冷战时代才出现的。在当时“历史的终结”的幻觉中，西方国家认为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对政治经济制度的最终选择。在这种认知下，西方国家才建立了全球统一的贸易秩序，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于是由冷战末期包括世界上百分之五十几的国家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以上。[34]正是在中国的发展方向早晚也不会例外的预期下，西方才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然而，近年来，两个不同版本的回归趋势已经出现。一个是特朗普一直在推动的贸易与军事联盟的重新绑定。正是在这种逻辑下，美国才强烈批评德国在指望美国提供军事保护的同时，却与俄国签订大笔石油天然气订单;才在5G问题上向所有盟国施加压力，要求它们不买华为的产品。最近，在对华政策方面，德国和日本都有政府官员主张与美国加强合作，以此转移特朗普政府对贸易领域的压力。冷战时期，西方联盟的政治交易就是盟国以在政治军事上与美国合作换取贸易方面的利益。[35]另一个版本在奥巴马时期已经出现雏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动的价值观外交和美国当时开始讨论的印太战略都是以民主国家划线，并以TPP作为与此契合的贸易秩序安排。拜登当选后，更有可能联合欧洲、日本，以民主国家阵营为基础推进统一的对华贸易政策。迄今为止，许多亚洲国家之所以还能一直执行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保障上靠美国的策略，是因为国际贸易仍然与国际政治有较大程度的分离，美国还没有来得及全力推动对多边贸易体制和政治军事同盟的绑定。如果单纯地从经济上考虑问题，大规模的产业链从中国转移是不会发生的。然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几十年的研究成果看，如果美国与中国正式成为敌对国，其对抗程度发展到要求各种国际秩序重新全面绑定的话，各国选边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中国的经济实力、开放程度以及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与冷战时代的苏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如果发生西方国家把贸易秩序与政治军事同盟重新绑定的局面，对于中国这种“不结盟”国家将是非常不利的。
讨论
2020年必将成为一个历史拐点。各国在百年一遇的疫情中迎来一场大考，新冠肺炎全球流行不仅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将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在贸易战与疫情的双重夹击下，中美关系降到两国建交以来的新低点。然而，未来仍有改善的希望。中国率先从经济下滑中恢复，很可能成为今年仍然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唯一主要经济体，也将在未来几年里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提供主要推动力。美国则由于应对疫情增加了数万亿美元联邦债务，在未来几年财政预算和军费开支都会受到影响，也已经出现各种进行战略调整的呼声。[36]目前最大的危险是，在贸易战与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冲击下，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日益转向自保从而加速去全球化的趋势。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提供的深刻历史教训是，各发达国家为了确保本国经济的生命线，不仅放弃通过合作共渡时艰的努力，而且为争夺势力范围大打出手，最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中国来说，未来30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GDP何时超过美国，而是尽快打造一个能够支撑自身长期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中外历史上各种利用调节利益分配方式来管理冲突、推动贸易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如何应对后全球化时代日趋严峻的国际环境有重要启示。 贸易战使中國更难平衡产业升级换代与维护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之间的矛盾。本来，人们还只是从经济的视角看待供应链与国内市场，许多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和零部件不受国内消费者和客户的青睐。然而，贸易战迫使各国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看待国内市场和供应链。这样一来，国家安全与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就可能产生正面的冲突。当所有国家为了国家安全都优先采购国内产品和本国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时，他们就会变成一个个互不往来的自然经济，自由贸易和全球生产方式也就将寿终正寝。任正非对这种可能性十分警觉，他一再呼吁不要因为爱国就不买苹果手机，并承诺只要外国贸易伙伴继续供货，尽管华为有许多备胎也会继续从他们那里购买零部件。这种智慧正是要保持国内产品市场和供应链的开放，与外国贸易伙伴共享自己的发展带来的利益，从而为华为的继续发展争取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新冠肺炎的世界性流行对上述趋势显然是雪上加霜，它对全球化最大的打击不是供应链的一时中断，也不是频繁的人员流动带来病毒的传播，而是使各国对国际分工的信心发生了动摇。当各国纷纷认为供应链对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因而必须掌控在本土境内时，商品和零部件的跨国生产和贸易必然将大量减少。在这种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否能够发挥力挽狂澜的领导作用，将对未来的国际秩序有重大影响。
（责任编辑：郑涛）
注释：
*本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从理论层面讨论问题;下篇将继续从理论层面讨论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并从实证的层面讨论历史上各国通过调整贸易利益的分配减少冲突、增强合作、发展贸易的经验教训。
[1]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u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2]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1944;Gao Bai， Japan’s Economic Dilemm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Prosperity and Stagn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高柏：《全球化逆转的因果机制》，载《文化纵横》2016年第6期。
[3] 高柏：《休生养息与强筋壮骨：卡莱斯基宏观政治经济学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载《文化纵横》2018年第6期。
[4] [5] [6] [7] Paul Samuelson，“Where Rich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4， Vol. 18， No. 3， pp. 135～146.
[8] Aaron Bernstein， “Shaking up Trade Theory，” Business Week， December 6， 2004， pp.116～120.
[9] 高柏：《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看新结构经济学》，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10] 高柏、朱兰：《从“世界工厂”到工业互联网强国：打造智能制造时代的竞争优势》，载《改革》2020年第6期;Gao Bai and Ru Yi，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Industry Polic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loud Computing Industry in Hangzhou and Shenzhen，” In Bert Hofman， Qian Jiwei and Erik Baark， eds.， Innovation and China’s Global Emerg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forthcoming.
[11] [24]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Second Edition， Longman， 1989， p. 10.
[12] 这个表述来自wikipedia中关于Stolper-Samuelson Theorem的词条。
[13] 这些数据来自WTO关于2000年与2019年国际贸易的统计数据。
[14] Iman Ghosh， “How China Overtook the U.S. as the World’s Major Trading Partner，” www.visualcapitalist.com/china-u-s-worlds-trading-partner，访问时间：2020年11月4日。
[15] 胡江云：《中国对外贸易主要特征及未来展望》，http：//www.esri.go.jp/jp/prj/int_prj/2010/prj2010_03_05.pdf，访问时间：2020年11月4日。
[16] 这些数据来自中国海关的统计。
[17] Ronald 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18] Andrew Walter and Gautam Sen， Analyzing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72～74.
[19] Michael J. Hiscox，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20] Jeffry Frieden， “Sector Conflict and U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14-1940，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8， Vol. 12， No. 1， pp.59～90.
[21] David A. Lake， “British and American Hegemony Compared： Lessons for the Current Era of Decline，” In In Jeffry A. Frieden， David A. Lake and J. Lawrence Broz，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W.W. Norton & Company， Inc.， 2010， pp. 139～151; Cameron G.Thies and Timothy M. Peterson， Intra-Industry Trad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2] Helen V. Milner and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Conclusion，” In Robert Keohane and Helen V. Milner， eds， Internationalizait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43～258.
[23] Gerald F. Davis， Managed by the Markets： How Finance Re-Shaped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5] [27] Cameron G. Thies and Timothy M. Peterson， Intra-Industry Trad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6] Dale G.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28] Joanne Gowa， Allies， Adversar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Gowa的結论基于她对美国、苏联、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七国在80年间（1905～1985年）的贸易数据分析。
[29] Edward D. Mansfield， and Rachel Bronson， “Alliance，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7， Vol. 91， No. 1， pp. 94～107.
[30] Joanne Gowa， “Explaining the GATT/WTO： Origins and Effects，” In Lisa L. Marti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9～36.
[31] Douglas A. Irwin， Petros C. Mavroidis and Alan O. Sykes， The Genesis of the GAT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2] John G.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33] [35] Arthur A. Stein， “The Hegemon’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 Charles Lipson and Benjamin J. Cohen， eds.， Theory and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eader， The MIT Press， 2000 [1984]， pp.283～314.
[34] Christina L. Davis and Meredith Wilf， “WTO Membership，” In Lisa L. Marti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380～399.
[36] Hilary Clinton， “A National Security Reckoning，” Foreign Affairs， 2020， Vol. 99， Iss. 6; Stephen Wertheim， “America Has no Reason to Be So Powerful，” The New York Times， 2020， October 16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