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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条河流,在我的肉体可能是一团模糊的气体时就消逝了,就像旧历年祠堂上供着的祖先,薄薄的灯光漂洗着他们的名字。
它是朱耿河。朱耿河是一条雨水河,它的出身和消逝,像谜一样纠结在我的眉头。“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歌声在我听来,有时就是锯齿,切割着我内心的隐痛。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条童年的河流,但是,我没有。一个没有河流的童年,他的胳膊只能在半空中划来划去,以桨的姿势。
“东朱耿,因位于朱耿河以东而得名”,看过故乡的地名考,我只能臆测出这样的意象:一根匍匐着的藤蔓,结出了两个葫芦,葫芦长大以后成为瓢,在水缸里,浮浮沉沉,藤蔓像一条羸弱的手臂,满是皱褶,水分在悄无声息地流失。
六十多年前,爷爷永远躺在了朱耿河的西岸。我的小脚奶奶抱着一个(我不满周岁的父亲),领着一个(我的大伯),走过了朱耿河。父亲太小,他后来只知道爷爷的名字是刘世温。大伯十一岁那年得病死了,父亲成了刘家的独苗、郝家的长兄。父亲说,要是现在,你大伯就不会死,条件不行啊!父亲重重的叹息像石块,压得他低下头,只好用胳膊支撑着自己的倒伏。晚年的奶奶是父亲和二叔轮流赡养的,一家五天,按当地的集市日计算。是奶奶决定的,这样时间短,遇上农忙,两家都能顾上。奶奶来来回回,就像赶集,隔墙喊一声,奶奶便小腿勤挪,一步一颠地过来了。奶奶没有名字,生产队里按人头分东西,我看见奶奶的那份写着“郝赵氏”(奶奶娘家赵姓),我的胸口像是被一床棉被堵着,憋闷,胀痛。我上学了,填写履历,“家庭成员”一栏:奶奶,赵氏。我对父亲心存芥蒂:他那时是生产队长,是郝姓家族的大哥。“水往低处流”,经年之后,我理解了奶奶和父亲。他们以水的姿态,把自身降到了最低处,赢得了最低限度的尊严。
一条河流,缝合了断裂的土地。西边是我的籍贯,东面是我的故乡。这是一条负重累累的河流。它是一个赶脚的汉子,每天都在路上,忽然有一天,它走累了,躺下,沉溺在漫长的夜晚。它生在天上,死于大地。
我无比怀念我的爷爷,尽管他一直是一个称谓。我在乡下教书的时候,见过我一个同事的父亲,七十多岁,腰都直不起来了,他弯腰抱起小孙子的时候,胖乎乎的肉墩正好填充了他的胸前,使他的身体不再是一个弧,而是敦实的像装了新麦的粮囤。我停下来,作业不批改,只抱着笔,怔怔地看。有个爷爷多好,他用长长的胡子扎我的脸,他拽着我的小鸡鸡问:这东西是干什么的?我头一偏,看天:打种的!我高兴了,就骑在他头上,去捋高高的槐花。
一个没有爷爷的童年,注定是残缺的。消失的朱耿河是一根喑哑的琴弦,它的失语,让枯黄的叶子迟迟找不到春天的树枝。
今年清明,給母亲添了新土,我转道去了爷爷的坟墓,和我的女儿。爷爷的坟很小,像小时候的窝窝头。这些年,我们一家人不停地搬来搬去,东朱耿,慈埠,安丘,直到把母亲搬到亘古的黑暗里,才恍然明了,独独把一个人扔在了西朱耿。如果我是一滴水,爷爷必是我的上游。如同河流消失了,村庄站立着。
无论我怎么眺望,依然看不到我的朱耿河。那是怎样的一条河流?夏天的时候,田野的裂缝被朱耿河温柔地覆盖;到了冬季,它羸弱的手臂,依然挽着两个村庄,绵延的体恤,悠长的慈悲。
真的有过一条朱耿河吗?
我问父亲,他说,河流没有什么两样,河流西边是咱村的坟地,有个西朱耿姓韩的在看林子,就叫了韩家林。韩家林已经是一块耕地的名字,有我家的责任田,现在由我的妹妹、妹夫耕种,农业税不收了,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而我的爷爷,他一直就在河的西岸,他一个人(奶奶去世后葬在郝家的坟地)。他一定看见了我的父亲,在土里刨食,还有我的母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女人。他看着我们夏日割麦秋天浇水,看着我们的日子慢慢好起来。蒸了新麦馒头,上新麦坟,首先让爷爷尝一尝。我想,爷爷肯定饿坏了,他颤巍巍地接过来,吃得手上嘴里全是热气,然后,不住地打嗝,幸福地几近窒息。
奶奶肯定能记得爷爷的模样,她没有说。我的记忆开始明朗的时候,父亲快40岁了,早活过了爷爷的年龄。更多的时候,我注视着村里的老人,构造着我的爷爷。可爷爷呈现在我眼前的形象总是这样:英俊且悲哀。一个英年早逝的人,就像一条消失的河流,我们记得的,应该是有那么两排白杨守护着的一泓水流,水草肆意地生长,有蜻蜓从水面掠过,低低地,在麦浪之上飞翔。
每一棵庄稼和青草,都是河流抚育的孩子。
一条沉寂在地下的河流,它紧紧握着植物的根系,在无边的黑夜里。当每一株绿色挺出地面,都是一条向上的河流。
二
都说,一母生百般。这句俗话,用在我家再合适不过。我的大姑过于强势,三姑又过于弱势。三姑父去世了,三姑哭成了一摊稀泥,大姑说:“走了好,活着也是累赘!”
三姑的夫家是河埠。记得那些年,我把河埠等同于小学课本上“万盛米行的河埠头”,甚至觉得,三姑是我家的新米(结婚的时候才十九岁),万分不舍地送进王姓家门,换回我的二婶。似乎没有更好的命运,季节有时等不到米粒的饱满,便把它当作种子贡献了。如果你生活在那些年月,你就会听到一些这样的话:俺娘说,等俺长大了,给俺哥换个媳妇。
生活真是一位幽默大师。三姑的婚姻,走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路线,却恰恰出现在那些大搞“破四旧、立四新”活动的日子里,结婚要革除旧风俗,不能上轿不能坐车(马车),新风俗是新娘新郎佩戴大红花,步行(路远的可用自行车)。二十多年前,每逢春节,我常常步行到河埠去。一出村口,抬眼可见密密匝匝的杨树槐树们把我的路线截断了。我要拎着一提包的点心饼干,翻过洪沟河的两岸。其间八十米的荒滩和薄冰,灰黄银白相接,因为笔调舒缓而又遒劲,我便对着一棵枯黄的茅草撒尿,或者溜冰,张开双臂,在滑翔的轻盈中制造惊骇。在重重地跌倒以后,我看到了远处的大桥,确切地说,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意念中的幻影。它真实得如同舞台上的布景。我的身下是冷冷的冰。爬上河的北岸,我看见一些高高低低的屋檐,上午的阳光在瓦片上如小蛇一般游动,就像课本上的几顶“旧毡帽”。我遗憾地想,如果是“风吹稻花香两岸”多好。实际上,在交换和适合之间,不会有理想事实的绝对。我老家的东邻孙洪新,论辈分是我的大叔,他四十三岁的时候迎娶了一个十九岁的姑娘,他走到哪里都带着她,逢人就说:“我们是爷俩来串门。”把娇妻当爱女一样疼着,搁在心尖上,他的内心多么祥和。他的妹妹——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女孩子,是这次婚姻的重要筹码。一个水灵灵的女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每每摩玩着一枚多汁的水果,我总想起她即将爆炸的胸脯。她的夫家也是河埠。 一种几乎只是传宗接代的婚姻,让我莫名其妙地想起维吉尔的诗歌。“妮莎嫁了莫勃苏,世上有各样古怪的婚配,/只要时间长了就连狻猊也会和母马成对,/胆小的鹿也会跑去跟猎犬在一处喝水。”天哪,我居然说出了《达蒙的迈那鲁悲歌》中的诗句。当我说出的时候,忽然发现,我像一个溺水者,吐出了第一口脏兮兮的河水,泛着腥臭的气息。
父亲说,三姑家隔河十里远。许多年以后,我骑了摩托车,带着表弟王龙,出村西,向北,走新修的金临路,跨过洪沟河大桥,在王龙的导引下,东去,横穿了两个村庄,画出一个长长的抛物线,最后在三姑新崭崭的瓦房面前,刹车。
一进门,三姑就在后面不停地埋怨:你三姑这几年创穷了,你都好些年不来了。我要回去,三姑执意把我送到村头,一路上逢人就打招呼:这是俺娘家侄,在安丘教学呢!我慌不迭地向一些陌生的微笑点头,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摩托发动的时候,我对三姑大声说:三姑父走了,三姑你再找个人吧,别怕,有我们呢!三姑那年四十一岁,脸上已是沟壑纵横。车轮急速旋转着,这一次,我任凭我的泪水刷刷地流下来,如破冰的河流。
现在的我,坐在荧白的电脑屏幕前,手握鼠标,竭力搜索三姑在东朱耿生活的条目,依然是“该页无法显示”,如同三姑对她先父的记忆,几乎是一片空白(我奶奶改嫁东朱耿以后的丈夫,在三姑五岁的时候,撒手西去)。于是,我问父亲。父亲说,你三姑下学以后,就是去地里拔青草,喂牲口,挣点工分。你三姑上学最多(小学毕业),回家拿不着学费就掉眼泪,我只好去四邻讨借。我问,父亲你这不是在说我吗?他说,你是随了你三姑哩。在我的意识里,三姑就是一条清澈的河流吧。河流没有固定的形态,容器的形状,就是它的形状。它流动着,缺乏的恰恰是一种现世的安稳。
至于三姑的婚姻,二叔一直是觉得亏欠了三姑,看着三姑回家流眼泪,就低下头,也不吱声,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我奶奶生前态度最为坚决:“早知道他是个病秧子,说凌天表也不跟他!”我至今不知道“凌天表”这三个字怎么写,如果奶奶还活着,估计她也不会写,但我明白一点它的意思:老天爷做主,她也不同意嫁我的三姑(奶奶信佛)。多年之后,我在课堂上这样讲解假设复句:要不是及时送医院的话,他早就断气了。我在自己臆造的氛围里沉醉:他断气了没有?没有!是学生的异口同声。我的声音明显高了八度:这就是假设复句的一种,它是现实的反方向的虚拟。我现在发现,我是多么的浅薄和寡情。事实上,自从母亲去世以后,我最忌諱的就是一个“死”字,只要眼睛一碰见这个字,就听见“哧”的一声,我的伤疤被生生地撕开了,即刻渗出一股一股的鲜血,伴随一阵锥心的疼痛,和持久的悲伤。
生活没有假设。我的三姑,跟“死”打了太多的交道。我想,死神,就是一个欺压老弱病残的恶棍,命硬的体壮的,它没有办法,只好四处摇晃着,吐着刁钻的烟圈,一旦瞄上谁家有软柿子,就不由分说,一把拽下来,使劲咬一口,倒牙,接着,恶狠狠地扔进地狱的深沟。三姑的长子,还有她的丈夫,正是这样的软柿子。
三
中国古代的婚姻,多是从新郎用秤杆挑起新娘的红盖头开始,然后循着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路线,滑向一个我们习惯上的认知层面——称心如意到白头。
三姑的新婚之夜,却掀起一阵阵喘息的风暴,不是那种快乐的、复杂的喘息,即使隔着岁月浩淼的河流,我的耳朵依然能够触摸到:是三姑父内部能量枯竭的告警,是生命严重透支的虚脱。我的三姑父——很慈善的一个男人,经常面带笑容,说话慢声细语——像个女孩子。可能因为哮喘的缘故,他尽可能地节俭着语言,最大限度地发展了微笑的功能。他的母亲,一直是家庭的统治者(父亲早逝),代表着家族的公众形象。三姑遭遇着中国传统的婆媳关系,即使以后分家了,三姑和三姑父留守着老屋,她的婆婆依然经常驾幸,有时随手抓起一片泛着湿润气息的落叶,便训导三姑洒扫庭除。还好,三姑怀孕了,生下一个儿子。“孩子是大人的命”,经年之后,我对这句俗语有了深入骨髓的理解,望着我的女儿,生活是如此的踏实和醇厚,有一种晴朗的安好。
三姑的第一个孩子叫发展,记忆中是一个很顽皮的男孩。记得有一年春节,他在大门楼的过道里偷偷地卷纸烟。他摸出藏好的纸条,围着右手的食指转一两圈,抽出食指就是烟筒了,他把下面拧紧,接着变戏法似的,一捏一捏地,往烟筒里放烟丝,就像科学家用镊子在小心翼翼地采集某种标本。他卷烟的路子和大人不一样,却也富于想象。点着了,他猛吸一口,便模仿他的父亲剧烈地咳嗽(三姑父是不抽烟的),曲背弓腰,右手扶着影壁墙,可怎么听,他的声音都是一挂脆响的鞭炮。那一年他四岁?五岁?我记不清了。他六岁的时候生命就停止了发展。是大脑炎,一开始以为是头疼感冒,后来竟至昏迷痉挛,全家人慌了,送到医院呼吸衰竭,已是乙脑晚期。一个把卷烟当作游戏的男孩,在和我们捉迷藏,藏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任我们把白天喊得漆黑,玩心正盛的他,怎么也不肯出来,自己陷溺于漫无边际的黑暗之中。
黄泉路上无老少。发展的夭折,对三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当她半夜里被噩梦困扰,又被三姑父的喘息声惊醒,我不敢想象她耳边汹涌着的风暴和内心的惊悸。也许在那一个时刻,她推醒了自己的丈夫,在喘息的噪音里,他们开始着生命的制造,也使得三姑对明天有了新的期待。
上帝带走了发展,又送来了团结。多年之后,皈依基督的三姑如是说。
王龙一出生,乳名就叫了团结。二叔的儿子叫团结,和发展同岁,已经是个帅哥了。王龙过百日那天,仪式特别隆重。姑的裤子,姨的袄,妗妗的花鞋(穿到老),还有姥姥的虎头“绑”(鞋),所有的词语都是温暖的,都是长寿的同义词。二婶(王龙的大姑)和我的姑姑们手忙脚乱地给王龙穿衣戴帽,正好凑齐了一句民谚:“姑穿上,姨提上,小孩子活到八十上。”三姑和三姑父对王龙更是百般疼爱,用我们那里的话说,是“捧在手里怕热着,含在口里怕化了”。我知道,王龙的小学还没有毕业,光学名就改了三次:王勇、王彪、王龙。改来改去,不外乎高大威猛,百毒不侵(三姑后来知道乙脑是一种夏秋季传染病,由蚊等吸血昆虫传播病毒)。 许是受王龙茁壮成长的引导,或者为了填补内心的巨大空洞,三姑不听任何人的劝说,和三姑父东躲西藏,又强生了一个女婴。三姑那双被青草上的露珠滋润了的嫩手,已经被玉米棉花咬得满是裂口,就是看一眼,眼睛也被扎得疼痛、红肿。我的三姑父,早些年还能下地干点轻活,譬如浇地看看机器,打麦场上坐着马扎接接麦子,后来他就忙着喘气了,待在家里,守着大瓶小瓶的药丸,他的生命就是一盘散沙,无论怎样的仙丹圣水都无法使它凝固,只能一点一点地散失,直到裸露干涸的河床。
那段岁月,是三姑最为艰难的时候。可她居然挺过来了。现在想来,这种交换的婚姻,多像农村的一种板凳,它是马扎。左右各有两根短木条分别交叉,成对称图形,一根细钢筋横穿两个交叉点,拧好两端(不可太紧),下面四个点再用两根木条横向(和中间的钢筋平行)固定。这种马扎的线条,看似并行不悖,实则盘根错节,它们支撑着的凳面是平整的,开合自如,也极为牢固。譬如三姑捱不下去了,哭着闹着回了婆家。二婶就跟二叔吵架,这样的动作,就像木匠抓起一把锤子,往马扎钢筋的某端抡了几下,马扎又松松紧紧的,适合休息,或者安放。我的二婶比二叔小五岁(三姑父比三姑大十岁),个子却高出一头,他们的吵架一直是家庭频道的保留节目,寒暑易节,雷打不动。作为马扎的一根短短的木条,三姑必须服从它既定的秩序,即使1998年三姑父去世了,三姑也必須待在王家,连改嫁的可能都没有(后来,他们给三姑找了一个王家的表弟,倒插门)。在我的想象力无法抵达的地方,我的三姑支撑着一个四口的家庭,和她自身的困窘。
生命就像一条河流。流淌是它的宿命,至于它有多长的流程,其实不可预知,甚至,随时都有断流的可能。我们常常夸夸其谈,一滴水的归宿是大海。可是,有多少水消失在水中,悄无声息;或者,倏忽间挥发,留不下一点水渍。
三姑父走了,他走的时候无声无息,没有惊动任何人。出殡的时候,从他的一个堂叔那里知道,那天晚上,三姑父围着宅子,艰难地转了五圈,他说他只是睡不着随便转转。第二天清晨,村里的人都醒了,三姑父却扶着天井里的一棵白杨,永远地睡着了(心脏病并发)。他特特选择了端午节,是叫人们每年都记起这一天。1998年的这一天夜晚,我正在一个小县城里,搜肠刮肚,幻想用诗歌去征服爱情。三姑痛苦之时,我却高举着诗歌约会。这像我少年时在洪沟河上重重的一摔,成为我内心长久的隐痛。
难道是三姑父生前的喘息,影响了他死后的不安?因为是土葬,入土月余,三姑父被人举报,三姑只好又将三姑父从坟墓里请出来,投进了熊熊的大火。那段日子,三姑的表情变得迟钝和茫然,生活的全部意义悬挂在了荒凉的南山之上(那里有她的长子和丈夫),最后和雨中的黄叶一起飘坠。她的恍惚,使南山成为那些夜晚的全部。按照祖上的规矩,我的三姑百年之后,南山是她的归宿,不知三姑父喘息的风暴是不是已经平息,一家人可以安然成眠。
对于三姑父的死,我只能像史铁生那样说:三姑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快要受不住了,就召三姑父回去。但愿,每天早晚做功课的三姑也能这样认为。
我想,如果我去河埠,我不会再抄那条近道的。那是怎样的一条近道啊,它是一条绳子,被河流生生地截断了,我宁愿它是一条绳子,丢弃在荒野里,腐烂,或者被杂草埋藏。
一条河流,在我的肉体可能是一团模糊的气体时就消逝了,就像旧历年祠堂上供着的祖先,薄薄的灯光漂洗着他们的名字。
它是朱耿河。朱耿河是一条雨水河,它的出身和消逝,像谜一样纠结在我的眉头。“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歌声在我听来,有时就是锯齿,切割着我内心的隐痛。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条童年的河流,但是,我没有。一个没有河流的童年,他的胳膊只能在半空中划来划去,以桨的姿势。
“东朱耿,因位于朱耿河以东而得名”,看过故乡的地名考,我只能臆测出这样的意象:一根匍匐着的藤蔓,结出了两个葫芦,葫芦长大以后成为瓢,在水缸里,浮浮沉沉,藤蔓像一条羸弱的手臂,满是皱褶,水分在悄无声息地流失。
六十多年前,爷爷永远躺在了朱耿河的西岸。我的小脚奶奶抱着一个(我不满周岁的父亲),领着一个(我的大伯),走过了朱耿河。父亲太小,他后来只知道爷爷的名字是刘世温。大伯十一岁那年得病死了,父亲成了刘家的独苗、郝家的长兄。父亲说,要是现在,你大伯就不会死,条件不行啊!父亲重重的叹息像石块,压得他低下头,只好用胳膊支撑着自己的倒伏。晚年的奶奶是父亲和二叔轮流赡养的,一家五天,按当地的集市日计算。是奶奶决定的,这样时间短,遇上农忙,两家都能顾上。奶奶来来回回,就像赶集,隔墙喊一声,奶奶便小腿勤挪,一步一颠地过来了。奶奶没有名字,生产队里按人头分东西,我看见奶奶的那份写着“郝赵氏”(奶奶娘家赵姓),我的胸口像是被一床棉被堵着,憋闷,胀痛。我上学了,填写履历,“家庭成员”一栏:奶奶,赵氏。我对父亲心存芥蒂:他那时是生产队长,是郝姓家族的大哥。“水往低处流”,经年之后,我理解了奶奶和父亲。他们以水的姿态,把自身降到了最低处,赢得了最低限度的尊严。
一条河流,缝合了断裂的土地。西边是我的籍贯,东面是我的故乡。这是一条负重累累的河流。它是一个赶脚的汉子,每天都在路上,忽然有一天,它走累了,躺下,沉溺在漫长的夜晚。它生在天上,死于大地。
我无比怀念我的爷爷,尽管他一直是一个称谓。我在乡下教书的时候,见过我一个同事的父亲,七十多岁,腰都直不起来了,他弯腰抱起小孙子的时候,胖乎乎的肉墩正好填充了他的胸前,使他的身体不再是一个弧,而是敦实的像装了新麦的粮囤。我停下来,作业不批改,只抱着笔,怔怔地看。有个爷爷多好,他用长长的胡子扎我的脸,他拽着我的小鸡鸡问:这东西是干什么的?我头一偏,看天:打种的!我高兴了,就骑在他头上,去捋高高的槐花。
一个没有爷爷的童年,注定是残缺的。消失的朱耿河是一根喑哑的琴弦,它的失语,让枯黄的叶子迟迟找不到春天的树枝。
今年清明,給母亲添了新土,我转道去了爷爷的坟墓,和我的女儿。爷爷的坟很小,像小时候的窝窝头。这些年,我们一家人不停地搬来搬去,东朱耿,慈埠,安丘,直到把母亲搬到亘古的黑暗里,才恍然明了,独独把一个人扔在了西朱耿。如果我是一滴水,爷爷必是我的上游。如同河流消失了,村庄站立着。
无论我怎么眺望,依然看不到我的朱耿河。那是怎样的一条河流?夏天的时候,田野的裂缝被朱耿河温柔地覆盖;到了冬季,它羸弱的手臂,依然挽着两个村庄,绵延的体恤,悠长的慈悲。
真的有过一条朱耿河吗?
我问父亲,他说,河流没有什么两样,河流西边是咱村的坟地,有个西朱耿姓韩的在看林子,就叫了韩家林。韩家林已经是一块耕地的名字,有我家的责任田,现在由我的妹妹、妹夫耕种,农业税不收了,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而我的爷爷,他一直就在河的西岸,他一个人(奶奶去世后葬在郝家的坟地)。他一定看见了我的父亲,在土里刨食,还有我的母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女人。他看着我们夏日割麦秋天浇水,看着我们的日子慢慢好起来。蒸了新麦馒头,上新麦坟,首先让爷爷尝一尝。我想,爷爷肯定饿坏了,他颤巍巍地接过来,吃得手上嘴里全是热气,然后,不住地打嗝,幸福地几近窒息。
奶奶肯定能记得爷爷的模样,她没有说。我的记忆开始明朗的时候,父亲快40岁了,早活过了爷爷的年龄。更多的时候,我注视着村里的老人,构造着我的爷爷。可爷爷呈现在我眼前的形象总是这样:英俊且悲哀。一个英年早逝的人,就像一条消失的河流,我们记得的,应该是有那么两排白杨守护着的一泓水流,水草肆意地生长,有蜻蜓从水面掠过,低低地,在麦浪之上飞翔。
每一棵庄稼和青草,都是河流抚育的孩子。
一条沉寂在地下的河流,它紧紧握着植物的根系,在无边的黑夜里。当每一株绿色挺出地面,都是一条向上的河流。
二
都说,一母生百般。这句俗话,用在我家再合适不过。我的大姑过于强势,三姑又过于弱势。三姑父去世了,三姑哭成了一摊稀泥,大姑说:“走了好,活着也是累赘!”
三姑的夫家是河埠。记得那些年,我把河埠等同于小学课本上“万盛米行的河埠头”,甚至觉得,三姑是我家的新米(结婚的时候才十九岁),万分不舍地送进王姓家门,换回我的二婶。似乎没有更好的命运,季节有时等不到米粒的饱满,便把它当作种子贡献了。如果你生活在那些年月,你就会听到一些这样的话:俺娘说,等俺长大了,给俺哥换个媳妇。
生活真是一位幽默大师。三姑的婚姻,走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路线,却恰恰出现在那些大搞“破四旧、立四新”活动的日子里,结婚要革除旧风俗,不能上轿不能坐车(马车),新风俗是新娘新郎佩戴大红花,步行(路远的可用自行车)。二十多年前,每逢春节,我常常步行到河埠去。一出村口,抬眼可见密密匝匝的杨树槐树们把我的路线截断了。我要拎着一提包的点心饼干,翻过洪沟河的两岸。其间八十米的荒滩和薄冰,灰黄银白相接,因为笔调舒缓而又遒劲,我便对着一棵枯黄的茅草撒尿,或者溜冰,张开双臂,在滑翔的轻盈中制造惊骇。在重重地跌倒以后,我看到了远处的大桥,确切地说,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意念中的幻影。它真实得如同舞台上的布景。我的身下是冷冷的冰。爬上河的北岸,我看见一些高高低低的屋檐,上午的阳光在瓦片上如小蛇一般游动,就像课本上的几顶“旧毡帽”。我遗憾地想,如果是“风吹稻花香两岸”多好。实际上,在交换和适合之间,不会有理想事实的绝对。我老家的东邻孙洪新,论辈分是我的大叔,他四十三岁的时候迎娶了一个十九岁的姑娘,他走到哪里都带着她,逢人就说:“我们是爷俩来串门。”把娇妻当爱女一样疼着,搁在心尖上,他的内心多么祥和。他的妹妹——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女孩子,是这次婚姻的重要筹码。一个水灵灵的女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每每摩玩着一枚多汁的水果,我总想起她即将爆炸的胸脯。她的夫家也是河埠。 一种几乎只是传宗接代的婚姻,让我莫名其妙地想起维吉尔的诗歌。“妮莎嫁了莫勃苏,世上有各样古怪的婚配,/只要时间长了就连狻猊也会和母马成对,/胆小的鹿也会跑去跟猎犬在一处喝水。”天哪,我居然说出了《达蒙的迈那鲁悲歌》中的诗句。当我说出的时候,忽然发现,我像一个溺水者,吐出了第一口脏兮兮的河水,泛着腥臭的气息。
父亲说,三姑家隔河十里远。许多年以后,我骑了摩托车,带着表弟王龙,出村西,向北,走新修的金临路,跨过洪沟河大桥,在王龙的导引下,东去,横穿了两个村庄,画出一个长长的抛物线,最后在三姑新崭崭的瓦房面前,刹车。
一进门,三姑就在后面不停地埋怨:你三姑这几年创穷了,你都好些年不来了。我要回去,三姑执意把我送到村头,一路上逢人就打招呼:这是俺娘家侄,在安丘教学呢!我慌不迭地向一些陌生的微笑点头,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摩托发动的时候,我对三姑大声说:三姑父走了,三姑你再找个人吧,别怕,有我们呢!三姑那年四十一岁,脸上已是沟壑纵横。车轮急速旋转着,这一次,我任凭我的泪水刷刷地流下来,如破冰的河流。
现在的我,坐在荧白的电脑屏幕前,手握鼠标,竭力搜索三姑在东朱耿生活的条目,依然是“该页无法显示”,如同三姑对她先父的记忆,几乎是一片空白(我奶奶改嫁东朱耿以后的丈夫,在三姑五岁的时候,撒手西去)。于是,我问父亲。父亲说,你三姑下学以后,就是去地里拔青草,喂牲口,挣点工分。你三姑上学最多(小学毕业),回家拿不着学费就掉眼泪,我只好去四邻讨借。我问,父亲你这不是在说我吗?他说,你是随了你三姑哩。在我的意识里,三姑就是一条清澈的河流吧。河流没有固定的形态,容器的形状,就是它的形状。它流动着,缺乏的恰恰是一种现世的安稳。
至于三姑的婚姻,二叔一直是觉得亏欠了三姑,看着三姑回家流眼泪,就低下头,也不吱声,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我奶奶生前态度最为坚决:“早知道他是个病秧子,说凌天表也不跟他!”我至今不知道“凌天表”这三个字怎么写,如果奶奶还活着,估计她也不会写,但我明白一点它的意思:老天爷做主,她也不同意嫁我的三姑(奶奶信佛)。多年之后,我在课堂上这样讲解假设复句:要不是及时送医院的话,他早就断气了。我在自己臆造的氛围里沉醉:他断气了没有?没有!是学生的异口同声。我的声音明显高了八度:这就是假设复句的一种,它是现实的反方向的虚拟。我现在发现,我是多么的浅薄和寡情。事实上,自从母亲去世以后,我最忌諱的就是一个“死”字,只要眼睛一碰见这个字,就听见“哧”的一声,我的伤疤被生生地撕开了,即刻渗出一股一股的鲜血,伴随一阵锥心的疼痛,和持久的悲伤。
生活没有假设。我的三姑,跟“死”打了太多的交道。我想,死神,就是一个欺压老弱病残的恶棍,命硬的体壮的,它没有办法,只好四处摇晃着,吐着刁钻的烟圈,一旦瞄上谁家有软柿子,就不由分说,一把拽下来,使劲咬一口,倒牙,接着,恶狠狠地扔进地狱的深沟。三姑的长子,还有她的丈夫,正是这样的软柿子。
三
中国古代的婚姻,多是从新郎用秤杆挑起新娘的红盖头开始,然后循着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路线,滑向一个我们习惯上的认知层面——称心如意到白头。
三姑的新婚之夜,却掀起一阵阵喘息的风暴,不是那种快乐的、复杂的喘息,即使隔着岁月浩淼的河流,我的耳朵依然能够触摸到:是三姑父内部能量枯竭的告警,是生命严重透支的虚脱。我的三姑父——很慈善的一个男人,经常面带笑容,说话慢声细语——像个女孩子。可能因为哮喘的缘故,他尽可能地节俭着语言,最大限度地发展了微笑的功能。他的母亲,一直是家庭的统治者(父亲早逝),代表着家族的公众形象。三姑遭遇着中国传统的婆媳关系,即使以后分家了,三姑和三姑父留守着老屋,她的婆婆依然经常驾幸,有时随手抓起一片泛着湿润气息的落叶,便训导三姑洒扫庭除。还好,三姑怀孕了,生下一个儿子。“孩子是大人的命”,经年之后,我对这句俗语有了深入骨髓的理解,望着我的女儿,生活是如此的踏实和醇厚,有一种晴朗的安好。
三姑的第一个孩子叫发展,记忆中是一个很顽皮的男孩。记得有一年春节,他在大门楼的过道里偷偷地卷纸烟。他摸出藏好的纸条,围着右手的食指转一两圈,抽出食指就是烟筒了,他把下面拧紧,接着变戏法似的,一捏一捏地,往烟筒里放烟丝,就像科学家用镊子在小心翼翼地采集某种标本。他卷烟的路子和大人不一样,却也富于想象。点着了,他猛吸一口,便模仿他的父亲剧烈地咳嗽(三姑父是不抽烟的),曲背弓腰,右手扶着影壁墙,可怎么听,他的声音都是一挂脆响的鞭炮。那一年他四岁?五岁?我记不清了。他六岁的时候生命就停止了发展。是大脑炎,一开始以为是头疼感冒,后来竟至昏迷痉挛,全家人慌了,送到医院呼吸衰竭,已是乙脑晚期。一个把卷烟当作游戏的男孩,在和我们捉迷藏,藏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任我们把白天喊得漆黑,玩心正盛的他,怎么也不肯出来,自己陷溺于漫无边际的黑暗之中。
黄泉路上无老少。发展的夭折,对三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当她半夜里被噩梦困扰,又被三姑父的喘息声惊醒,我不敢想象她耳边汹涌着的风暴和内心的惊悸。也许在那一个时刻,她推醒了自己的丈夫,在喘息的噪音里,他们开始着生命的制造,也使得三姑对明天有了新的期待。
上帝带走了发展,又送来了团结。多年之后,皈依基督的三姑如是说。
王龙一出生,乳名就叫了团结。二叔的儿子叫团结,和发展同岁,已经是个帅哥了。王龙过百日那天,仪式特别隆重。姑的裤子,姨的袄,妗妗的花鞋(穿到老),还有姥姥的虎头“绑”(鞋),所有的词语都是温暖的,都是长寿的同义词。二婶(王龙的大姑)和我的姑姑们手忙脚乱地给王龙穿衣戴帽,正好凑齐了一句民谚:“姑穿上,姨提上,小孩子活到八十上。”三姑和三姑父对王龙更是百般疼爱,用我们那里的话说,是“捧在手里怕热着,含在口里怕化了”。我知道,王龙的小学还没有毕业,光学名就改了三次:王勇、王彪、王龙。改来改去,不外乎高大威猛,百毒不侵(三姑后来知道乙脑是一种夏秋季传染病,由蚊等吸血昆虫传播病毒)。 许是受王龙茁壮成长的引导,或者为了填补内心的巨大空洞,三姑不听任何人的劝说,和三姑父东躲西藏,又强生了一个女婴。三姑那双被青草上的露珠滋润了的嫩手,已经被玉米棉花咬得满是裂口,就是看一眼,眼睛也被扎得疼痛、红肿。我的三姑父,早些年还能下地干点轻活,譬如浇地看看机器,打麦场上坐着马扎接接麦子,后来他就忙着喘气了,待在家里,守着大瓶小瓶的药丸,他的生命就是一盘散沙,无论怎样的仙丹圣水都无法使它凝固,只能一点一点地散失,直到裸露干涸的河床。
那段岁月,是三姑最为艰难的时候。可她居然挺过来了。现在想来,这种交换的婚姻,多像农村的一种板凳,它是马扎。左右各有两根短木条分别交叉,成对称图形,一根细钢筋横穿两个交叉点,拧好两端(不可太紧),下面四个点再用两根木条横向(和中间的钢筋平行)固定。这种马扎的线条,看似并行不悖,实则盘根错节,它们支撑着的凳面是平整的,开合自如,也极为牢固。譬如三姑捱不下去了,哭着闹着回了婆家。二婶就跟二叔吵架,这样的动作,就像木匠抓起一把锤子,往马扎钢筋的某端抡了几下,马扎又松松紧紧的,适合休息,或者安放。我的二婶比二叔小五岁(三姑父比三姑大十岁),个子却高出一头,他们的吵架一直是家庭频道的保留节目,寒暑易节,雷打不动。作为马扎的一根短短的木条,三姑必须服从它既定的秩序,即使1998年三姑父去世了,三姑也必須待在王家,连改嫁的可能都没有(后来,他们给三姑找了一个王家的表弟,倒插门)。在我的想象力无法抵达的地方,我的三姑支撑着一个四口的家庭,和她自身的困窘。
生命就像一条河流。流淌是它的宿命,至于它有多长的流程,其实不可预知,甚至,随时都有断流的可能。我们常常夸夸其谈,一滴水的归宿是大海。可是,有多少水消失在水中,悄无声息;或者,倏忽间挥发,留不下一点水渍。
三姑父走了,他走的时候无声无息,没有惊动任何人。出殡的时候,从他的一个堂叔那里知道,那天晚上,三姑父围着宅子,艰难地转了五圈,他说他只是睡不着随便转转。第二天清晨,村里的人都醒了,三姑父却扶着天井里的一棵白杨,永远地睡着了(心脏病并发)。他特特选择了端午节,是叫人们每年都记起这一天。1998年的这一天夜晚,我正在一个小县城里,搜肠刮肚,幻想用诗歌去征服爱情。三姑痛苦之时,我却高举着诗歌约会。这像我少年时在洪沟河上重重的一摔,成为我内心长久的隐痛。
难道是三姑父生前的喘息,影响了他死后的不安?因为是土葬,入土月余,三姑父被人举报,三姑只好又将三姑父从坟墓里请出来,投进了熊熊的大火。那段日子,三姑的表情变得迟钝和茫然,生活的全部意义悬挂在了荒凉的南山之上(那里有她的长子和丈夫),最后和雨中的黄叶一起飘坠。她的恍惚,使南山成为那些夜晚的全部。按照祖上的规矩,我的三姑百年之后,南山是她的归宿,不知三姑父喘息的风暴是不是已经平息,一家人可以安然成眠。
对于三姑父的死,我只能像史铁生那样说:三姑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快要受不住了,就召三姑父回去。但愿,每天早晚做功课的三姑也能这样认为。
我想,如果我去河埠,我不会再抄那条近道的。那是怎样的一条近道啊,它是一条绳子,被河流生生地截断了,我宁愿它是一条绳子,丢弃在荒野里,腐烂,或者被杂草埋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