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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风云突变的文艺复兴时代，欧洲涌现出了一大批出色的人文主义作家，意大利的但丁、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法国的拉伯雷等等，而在诸多优秀的文学家之中，最为出色的则是英国著名文学家威廉·莎士比亚。莎翁的创作，不仅标志着那个时代文人对历史可贵的穿透性体验，还有资本主义新潮流中可贵的人生态度。他的人文主义精神具有普遍性，即呼唤一种自由、独立；也有其特殊性，即站在时代的后方贯穿时代。这些特质构成了莎翁作品独特的文学魅力。《李尔王》被认为是莎翁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也是他人文主义精神的外显。本文将从莎士比亚悲剧代表作《李尔王》出发，重读其人文主义精神。
关键词：威廉·莎士比亚 李尔王 文艺复兴 人文主义 新历史主义
引言
《李尔王》作为四大悲剧之一，渗透了莎士比亚太多的心血，有学者认为它是莎翁反抗旧时代的写照，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莎士比亚是在呼唤传统秩序的回归。而这样的矛盾性也是莎士比亚个人思想中较有趣的一个特质，即其人文主义思想的穿透性。但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描述了一个老国王及相关权利纷争的一出戏剧之所以能吸引读者和文学批评家的注意，不仅在于其文本层面的文字优美，还有它独特的精神内蕴和思想内涵。本文将从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四大悲剧之一 ——《李尔王》出发，重读莎翁的人文主义精神。
一 莎士比亚创作生态中的《李尔王》
莎士比亚的创作具有很强的文化生态性征，即莎士比亚的具体文类创作按照时间节点可以分成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李尔王》产生在莎翁作品创作趋向成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莎士比亚创作了诸多优秀的悲剧、悲喜剧、喜剧等，从这些作品中，都可以看出《李尔王》的创作和意义倾向，下文将选取其中一部分关键作品做关联解读。
1 《暴风雨》中的话语文化
以《暴风雨》为例，著名批评家格林布拉特在《学会诅咒》中对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作了解读，他深入研究了有字化和无字化两个世界之间的冲突。此剧中，普洛斯普罗公爵被视为有着优越文化的欧洲的象征，而凯列班则是野蛮的无字世界的代表。凯列班的一句“你们教会了我语言，而我得到的好处就是知道了如何诅咒”，是无字世界面对优越文化的控诉。于是，《暴风雨》中便充满了欧洲殖民者扩张和侵略的野心，以及有字世界对物资世界的粗暴奴役，“莎士比亚似乎已经认识到了语言强大的压力和殖民主义特征。这个新观点让我们更加容易解释……欧洲人居高临下傲视群雄的特权”，格林布拉特认为这种特权是文化因素。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莎士比亚作品在后世解读时将政治的、历史的、权力的话语纳入分析，体现出一种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向，我们可以在后结构主义观点的启发下，从历史语境的角度重新定位文学文本，而文化，包括诗歌，都是话语实践的产品。因此，在这样一个更历史性的视域下，对《暴风雨》中的话语冲突作细致的分析也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了解《李尔王》中类似的话语方式和文化内涵。
2 《亨利四世》等戏剧的历史内涵
莎士比亚在他的一系列历史剧中都体现了他对政治和权力的重视，在这些历史剧中所描述的战胜是政治与权力斗争的手段，于是文学成为一种社会实践，如兰开斯特和约克两大家族对王权的争夺，英法两国冲突与王权的关系等，无不体现着莎士比亚历史剧将政治作为焦点的特色。如《亨利四世》中，福斯塔夫对传统、法规、道德的抛弃就意味着对传统社会的颠覆和反抗，剧中无政治色彩的语言已经变成了具有权利特征的话语，从一般语言的表述变成了由话语权力编制的文本，是所谓的“时代的书写方式”，这也在《李尔王》中有了更为明显的体现。当然，莎翁历史剧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3 《奥赛罗》与细节真实性
格林布拉特曾在《权力的即兴创造》一书中，运用西班牙对卢卡牙斯岛人的诱导这则逸闻说明了文艺复兴时期“即兴创造”的方式，即“置换”与“吸收”，一个文化叙事者首先进入他人的话语系统中，用一种独特的方式重构它，将之内化为自身之中。通过这则逸闻，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奥赛罗》中伊阿古如何将奥赛罗对女性的话语纳入自己的话语系统中，并最终造成奥赛罗对苔丝狄蒙娜的极端行为，由此，伊阿古通过“即兴创造”完成了对异己的扫除。
二 《李尔王》的历史批评概述
1 19世纪的《李尔王》解读
19世纪的批评界对《李尔王》的评价总体还是很高的，以布拉德雷（Bradley）为例，他不止一次地对《李尔王》寄予很高的评价，他给这部作品下的最后结论是：“在这部剧中，怜悯和恐惧已经达到了艺术的极限。它们又和规律感、美感混合在一起，使我们最后感到的不是压抑，更不是绝望，而是包含在痛苦中的伟大感，包含在神秘中的深不可测的庄严感。”然而，其中也有批评，托尔斯泰曾批判《李尔王》悲剧情节的任意安排和情节的虚假，“李尔没有任何必要和原因必须退位。……也没有理由听信大女儿的言辞而不听信有女的真情实话”，“戏剧用以结尾的，……人们感到的不是恐怖和怜悯，只觉得可笑。”所以，我们从托尔斯泰的批评中也能理解为何泰特（Nahum Tate）改写的剧本能够霸占舞台长达一个半世纪。然而，正是主人公的死才让我们感受到悲剧的力量。
2 20世纪的《李尔王》意义新探
20世纪的批评流派繁多。新古典主义根据艺术必须是一个公正而有序的宇宙的“诗的正义”（poet justice）原则，把批评视角集中在对《李尔王》的情节上，认为李尔和考狄利娅的死违背了这一原则不能满足艺术的最高要求，从而认为这部剧是失败的，他们很少关注到文本作为一个自足体本身的艺术意蕴。
从宗教角度批评的学者众多，其中一种观点是把《李尔王》视为关于“上帝”、“基督教”的文本，如钱伯斯（Chambers）认为李尔前后性格的转变显示了爱的胜利和神的意志的公正。欧文·比勃纳认为《李尔王》包含了基督教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怀疑主义两面，前者以爱德伽、考狄利娅为代表，后者以爱德蒙为代表。G·杜西、杰弗里·L·比克斯特斯认为《李尔王》体现了希腊神话和基督教神话中的受难者形象，他把李尔比附为埃斯库勒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的巨人，考狄利娅就像是耶稣的化身。这一派的代表还有巴顿豪斯（R.Batonhouse）等。同时，反对基督教解释的学者也大有人在，布鲁克（Broke）认为《李尔王》表现的是一个悲观、绝望、野蛮和没有神和正义存在的世界。 荒诞派的批评从解读剧中荒谬的、没有目的和价值的世界入手。威尔逊·奈特认为悲剧中的喜剧因素造成的荒谬和不和谐是李尔世界的中心主题，是其中荒诞的幽默。李尔身上体现着一种“巨大的灵魂配上了幼稚的权力”，是一种不和谐的双重性，他一方面抱有着对女儿们情绪化的爱的信念，另一方面又幼稚地坚持着这种判断，这样的不和谐造成了他精神失常。具有荒诞色彩的幽默最终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荒谬的、没有目的的宇宙。这一派的批评家海域斯坦普芬（Stampfer），他否认了布拉德雷等人关于最后一幕的看法，他的解读是无论人如何的救赎自己，当死亡机器运作起来的时候，人和食物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把李尔的死看做是一种人类最大的恐惧，即害怕生活在一个冷漠无情的宇宙之中。此外，还有简·科特（Kurt）将《李尔王》与贝克特《剧终》和《约伯书》的比较，否认绝对秩序的存在。简·科特认为此剧揭示了一个必然毁灭的世界。约翰·霍罗威从神话原型角度理解《李尔王》，他把李尔和约伯相比较，发现《李尔王》隐晦的标识了宗教上的活人祭祀仪式，表现了伊丽莎白时代人们对世界末日观点的接受。弗洛伊德早期的方法也带有神话圆形解读色彩，它认为考狄利娅代表着死亡，是希腊神话中的阿特洛波斯（Atropos）。
此外，还有意象派、象征派、语义派的解读，受学力限制，此处就不赘述了。总之，上述这些观点都没有从作品本身出发，而是从外部环境或者理论出发，即使从文本出发，也并没有抓住《李尔王》中的核心要素——性格。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大不相同，大概在于此。
三 《李尔王》与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新解读
1 深邃的性格悲剧
首先，我们要发现并承认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体现出的人文主义是一种对于性格的重视，也即他的悲剧是一种性格悲剧。
第一幕第一场便对李尔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做了刻画，他对女儿恩惠的标准竟是凭着女儿的口才，即使朝臣肯特直言进谏，他依然不肯更改对考狄利娅的处置且将肯特驱逐。这个怪脾气要王威的老国王在遭到女儿遗弃和虐待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自己所受的待遇和赶走小女儿的事实让他在暴风雨的环境中发生了激烈的死相冲突，进而精神错乱。这时李尔的思维方式是抓住女儿忘恩负义这个观念，然后用这个概念衡量一切事物，认为人间一切都是罪恶，包括风、雨、雷、电，也自然地把这时出现的可怜的汤姆理解为和自己一样的人。李尔和爱德伽在风雨中的对话是一些失去理智的话语，也许有批评者说此时是李尔经过人生的打击后对现实清醒的真实和思考，但是启示一个疯子的疯言疯语中是很可能包含深刻透彻的成分的，正如爱德伽所说：“疯话和正经话夹杂在一起，虽然他发了疯，他说出来的话却不是完全无意义的”（第四幕第六场）。然而，他念念不忘的是仍是“我是国王”的权威和人们的阿谀奉承。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在资本主义渐渐来临的时代而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国王心中的错乱和悲观，最终李尔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2 幽怨的历史隐喻
上文所说，莎士比亚不是一个历史的先导，而是历史的惯透者，他站在时代的后面批判着它的文化，在《李尔王》中，这一性质突出体现为幽怨的历史隐喻。
《李尔王》通过这样的内心冲突展现了超出个体精神至上的社会悲剧，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莎士比亚是在那个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之初，对资产阶级社会罪恶的敏锐发现者、揭露者和抨击者。他通过李尔和考狄利娅的死警醒观众，那种美好的人文主义理想是难以实现的，新的社会制度会把人性中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等黑暗面挖掘出来，造成兄弟反目、父子成仇。
结语
本文从莎士比亚的创作入手，分析了《李尔王》的整体创作风格、话语形式、思想内涵，并透过《李尔王》的创作解读了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丰富空间。
参考文献：
[1] [美]哈罗德·布鲁姆：《摧毁神圣的真理：从圣经到当代的诗与信仰》，杨慧林：《移动的边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
[2] 森林：《新历史主义的文学观》，《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3] 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 杨周翰选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5] [英]布拉德雷：《莎士比亚的实质》，《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程谷雨，上海电机学院讲师）
关键词：威廉·莎士比亚 李尔王 文艺复兴 人文主义 新历史主义
引言
《李尔王》作为四大悲剧之一，渗透了莎士比亚太多的心血，有学者认为它是莎翁反抗旧时代的写照，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莎士比亚是在呼唤传统秩序的回归。而这样的矛盾性也是莎士比亚个人思想中较有趣的一个特质，即其人文主义思想的穿透性。但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描述了一个老国王及相关权利纷争的一出戏剧之所以能吸引读者和文学批评家的注意，不仅在于其文本层面的文字优美，还有它独特的精神内蕴和思想内涵。本文将从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四大悲剧之一 ——《李尔王》出发，重读莎翁的人文主义精神。
一 莎士比亚创作生态中的《李尔王》
莎士比亚的创作具有很强的文化生态性征，即莎士比亚的具体文类创作按照时间节点可以分成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李尔王》产生在莎翁作品创作趋向成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莎士比亚创作了诸多优秀的悲剧、悲喜剧、喜剧等，从这些作品中，都可以看出《李尔王》的创作和意义倾向，下文将选取其中一部分关键作品做关联解读。
1 《暴风雨》中的话语文化
以《暴风雨》为例，著名批评家格林布拉特在《学会诅咒》中对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作了解读，他深入研究了有字化和无字化两个世界之间的冲突。此剧中，普洛斯普罗公爵被视为有着优越文化的欧洲的象征，而凯列班则是野蛮的无字世界的代表。凯列班的一句“你们教会了我语言，而我得到的好处就是知道了如何诅咒”，是无字世界面对优越文化的控诉。于是，《暴风雨》中便充满了欧洲殖民者扩张和侵略的野心，以及有字世界对物资世界的粗暴奴役，“莎士比亚似乎已经认识到了语言强大的压力和殖民主义特征。这个新观点让我们更加容易解释……欧洲人居高临下傲视群雄的特权”，格林布拉特认为这种特权是文化因素。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莎士比亚作品在后世解读时将政治的、历史的、权力的话语纳入分析，体现出一种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向，我们可以在后结构主义观点的启发下，从历史语境的角度重新定位文学文本，而文化，包括诗歌，都是话语实践的产品。因此，在这样一个更历史性的视域下，对《暴风雨》中的话语冲突作细致的分析也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了解《李尔王》中类似的话语方式和文化内涵。
2 《亨利四世》等戏剧的历史内涵
莎士比亚在他的一系列历史剧中都体现了他对政治和权力的重视，在这些历史剧中所描述的战胜是政治与权力斗争的手段，于是文学成为一种社会实践，如兰开斯特和约克两大家族对王权的争夺，英法两国冲突与王权的关系等，无不体现着莎士比亚历史剧将政治作为焦点的特色。如《亨利四世》中，福斯塔夫对传统、法规、道德的抛弃就意味着对传统社会的颠覆和反抗，剧中无政治色彩的语言已经变成了具有权利特征的话语，从一般语言的表述变成了由话语权力编制的文本，是所谓的“时代的书写方式”，这也在《李尔王》中有了更为明显的体现。当然，莎翁历史剧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3 《奥赛罗》与细节真实性
格林布拉特曾在《权力的即兴创造》一书中，运用西班牙对卢卡牙斯岛人的诱导这则逸闻说明了文艺复兴时期“即兴创造”的方式，即“置换”与“吸收”，一个文化叙事者首先进入他人的话语系统中，用一种独特的方式重构它，将之内化为自身之中。通过这则逸闻，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奥赛罗》中伊阿古如何将奥赛罗对女性的话语纳入自己的话语系统中，并最终造成奥赛罗对苔丝狄蒙娜的极端行为，由此，伊阿古通过“即兴创造”完成了对异己的扫除。
二 《李尔王》的历史批评概述
1 19世纪的《李尔王》解读
19世纪的批评界对《李尔王》的评价总体还是很高的，以布拉德雷（Bradley）为例，他不止一次地对《李尔王》寄予很高的评价，他给这部作品下的最后结论是：“在这部剧中，怜悯和恐惧已经达到了艺术的极限。它们又和规律感、美感混合在一起，使我们最后感到的不是压抑，更不是绝望，而是包含在痛苦中的伟大感，包含在神秘中的深不可测的庄严感。”然而，其中也有批评，托尔斯泰曾批判《李尔王》悲剧情节的任意安排和情节的虚假，“李尔没有任何必要和原因必须退位。……也没有理由听信大女儿的言辞而不听信有女的真情实话”，“戏剧用以结尾的，……人们感到的不是恐怖和怜悯，只觉得可笑。”所以，我们从托尔斯泰的批评中也能理解为何泰特（Nahum Tate）改写的剧本能够霸占舞台长达一个半世纪。然而，正是主人公的死才让我们感受到悲剧的力量。
2 20世纪的《李尔王》意义新探
20世纪的批评流派繁多。新古典主义根据艺术必须是一个公正而有序的宇宙的“诗的正义”（poet justice）原则，把批评视角集中在对《李尔王》的情节上，认为李尔和考狄利娅的死违背了这一原则不能满足艺术的最高要求，从而认为这部剧是失败的，他们很少关注到文本作为一个自足体本身的艺术意蕴。
从宗教角度批评的学者众多，其中一种观点是把《李尔王》视为关于“上帝”、“基督教”的文本，如钱伯斯（Chambers）认为李尔前后性格的转变显示了爱的胜利和神的意志的公正。欧文·比勃纳认为《李尔王》包含了基督教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怀疑主义两面，前者以爱德伽、考狄利娅为代表，后者以爱德蒙为代表。G·杜西、杰弗里·L·比克斯特斯认为《李尔王》体现了希腊神话和基督教神话中的受难者形象，他把李尔比附为埃斯库勒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的巨人，考狄利娅就像是耶稣的化身。这一派的代表还有巴顿豪斯（R.Batonhouse）等。同时，反对基督教解释的学者也大有人在，布鲁克（Broke）认为《李尔王》表现的是一个悲观、绝望、野蛮和没有神和正义存在的世界。 荒诞派的批评从解读剧中荒谬的、没有目的和价值的世界入手。威尔逊·奈特认为悲剧中的喜剧因素造成的荒谬和不和谐是李尔世界的中心主题，是其中荒诞的幽默。李尔身上体现着一种“巨大的灵魂配上了幼稚的权力”，是一种不和谐的双重性，他一方面抱有着对女儿们情绪化的爱的信念，另一方面又幼稚地坚持着这种判断，这样的不和谐造成了他精神失常。具有荒诞色彩的幽默最终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荒谬的、没有目的的宇宙。这一派的批评家海域斯坦普芬（Stampfer），他否认了布拉德雷等人关于最后一幕的看法，他的解读是无论人如何的救赎自己，当死亡机器运作起来的时候，人和食物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把李尔的死看做是一种人类最大的恐惧，即害怕生活在一个冷漠无情的宇宙之中。此外，还有简·科特（Kurt）将《李尔王》与贝克特《剧终》和《约伯书》的比较，否认绝对秩序的存在。简·科特认为此剧揭示了一个必然毁灭的世界。约翰·霍罗威从神话原型角度理解《李尔王》，他把李尔和约伯相比较，发现《李尔王》隐晦的标识了宗教上的活人祭祀仪式，表现了伊丽莎白时代人们对世界末日观点的接受。弗洛伊德早期的方法也带有神话圆形解读色彩，它认为考狄利娅代表着死亡，是希腊神话中的阿特洛波斯（Atropos）。
此外，还有意象派、象征派、语义派的解读，受学力限制，此处就不赘述了。总之，上述这些观点都没有从作品本身出发，而是从外部环境或者理论出发，即使从文本出发，也并没有抓住《李尔王》中的核心要素——性格。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大不相同，大概在于此。
三 《李尔王》与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新解读
1 深邃的性格悲剧
首先，我们要发现并承认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体现出的人文主义是一种对于性格的重视，也即他的悲剧是一种性格悲剧。
第一幕第一场便对李尔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做了刻画，他对女儿恩惠的标准竟是凭着女儿的口才，即使朝臣肯特直言进谏，他依然不肯更改对考狄利娅的处置且将肯特驱逐。这个怪脾气要王威的老国王在遭到女儿遗弃和虐待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自己所受的待遇和赶走小女儿的事实让他在暴风雨的环境中发生了激烈的死相冲突，进而精神错乱。这时李尔的思维方式是抓住女儿忘恩负义这个观念，然后用这个概念衡量一切事物，认为人间一切都是罪恶，包括风、雨、雷、电，也自然地把这时出现的可怜的汤姆理解为和自己一样的人。李尔和爱德伽在风雨中的对话是一些失去理智的话语，也许有批评者说此时是李尔经过人生的打击后对现实清醒的真实和思考，但是启示一个疯子的疯言疯语中是很可能包含深刻透彻的成分的，正如爱德伽所说：“疯话和正经话夹杂在一起，虽然他发了疯，他说出来的话却不是完全无意义的”（第四幕第六场）。然而，他念念不忘的是仍是“我是国王”的权威和人们的阿谀奉承。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在资本主义渐渐来临的时代而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国王心中的错乱和悲观，最终李尔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2 幽怨的历史隐喻
上文所说，莎士比亚不是一个历史的先导，而是历史的惯透者，他站在时代的后面批判着它的文化，在《李尔王》中，这一性质突出体现为幽怨的历史隐喻。
《李尔王》通过这样的内心冲突展现了超出个体精神至上的社会悲剧，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莎士比亚是在那个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之初，对资产阶级社会罪恶的敏锐发现者、揭露者和抨击者。他通过李尔和考狄利娅的死警醒观众，那种美好的人文主义理想是难以实现的，新的社会制度会把人性中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等黑暗面挖掘出来，造成兄弟反目、父子成仇。
结语
本文从莎士比亚的创作入手，分析了《李尔王》的整体创作风格、话语形式、思想内涵，并透过《李尔王》的创作解读了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丰富空间。
参考文献：
[1] [美]哈罗德·布鲁姆：《摧毁神圣的真理：从圣经到当代的诗与信仰》，杨慧林：《移动的边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
[2] 森林：《新历史主义的文学观》，《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3] 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 杨周翰选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5] [英]布拉德雷：《莎士比亚的实质》，《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程谷雨，上海电机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