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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初，一批日本人深入中国腹地，留下了大量见闻录、日志、游记、报告书等。游记可以折射出一个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的价值观，也可以从层面反映一个时代比较真实的一种社会现实情况。所以，本文以三位不同身份的日本文人为代表，以其在20世纪初的中国旅行活动中所写游记为基础，通过对他们眼中所见的历史场景的还原和分析，综述其旅行活动，研究其中国印象的不同内容，揭示其中国印象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文化含意。通过还原游记文学中的旅行活动与异文化体验，从新的研究视角审视近代日本文人的中国观。丰富目前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内容，进一步探索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史。
【关键词】 《中国游记》 《中国色彩》 《秦淮之夜》 中国体验
一、研究意义
乔治·罗伯特逊曾这样说过：“纪行文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一种栩栩如生、自我完结的文学。”也就是说，游记，是在记录他人的同时进行自我探索。
因此，我认为研究日本人写的中国旅行游记有两个意义。首先，通过对这些游记的研究，可以了解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或者作者观察到的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我认为这对我们中国人的自我认知来说有极大好处。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历史，历史本身并不会消失。第二，研究这些游记还可以考察当时的日本和日本人。观察者（旅行者、作者）的视线也通过对观察对象的描写来反映，作者民族观念和价值观等当然也会反映在作者自己的游记中。从社会历史来看，通过这些游记中出现的普通人，可以把握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与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也可以更准确、更具体地认识和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
二、20世纪初的时代背景
中日两国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但19世纪上半叶，中日两国都受到了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在对外关系上，两国政府都采取了锁国政策。这个过程到了近代开始反转。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利炮打开了中日两国的国门。1862年至1867年，德川幕府派四次遣使节团视察中国，其开端“千岁丸”来上海访问意义重大。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口号下，效仿西方进行改革，开始走帝国主义的道路。明治4年（1871年），日清签订了表明建邦的《日清友好条约》。此后半个世纪，日本的殖民意识逐渐抬头，提倡先侵略台湾和琉球，接着开始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进而使中国灭亡的“二十一条”。在日本对中侵略扩张政策的指导下，很多文人被派到中国来写见闻。明治、大正时期的游记大多是个人写成的。
日本驻华租界和大使馆在近代日本人访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承担日本人在中国停留期间的安全保障、护照手续、访问咨询等责任外，还安排了日本人在中国停留期间的住宿行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近代日本驻中国租界和大使馆的设立，给来中国的日本人带来了方便。
近代日本人的航运事业在对外贸易后受到政府的奖励而特别发达，对中的航运路线在日中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之前就已经确立了。日本最初的海外定期航班是三菱商会于1875年开设的从上海到横滨的上海航线，这条航线在东京丸等地每周运行一次。为了支援日本的海运事业，日本自明治30年以来，对日本的补助资金每年约650万元，1932年增加到1000万元以上，对中航运发展迅速，进一步为日本人来华旅游提供了便利。
三、游记中的中国印象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谷崎润一郎的《秦淮之夜》、树梢春风的《中国色彩》，这三本书的作者访华时间都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的时间段，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其次，三位作家的芳华足迹都基本遍布了中国的大部分主要城市，对探究当时中国整个社会的现状具有一定的材料支撑;最后，三位作者的访华游记的侧重点和所见所感也各有不同，有助于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真实情况以及三位作家不同的写作动机。
1.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中体现的中国印象
1921年3月至7月之间，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委托到中国访问游览，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上海、南京、长沙、洛阳等地。《中国游记》就是这次旅行的见闻记录。书中不仅论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问题，还对当时的世风世象和民生民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芥川龙之介在访华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他的记者才能，同时，作为一位优秀的文学家，他一边对中国社会的贫困进行深刻批判，一边描绘中国美丽的风景，熟知汉文化的他引经据典来追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游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现实，作品反映出了芥川龙之介对中国的独特感觉和感情，是近现代日本文学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游记之一。《中国游记》中描写了中国人、欧美人和日本人的形象，反映了复杂的时局。正因为芥川龙之介的文字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所以具有特别的历史文化价值，为后人更好更真实地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和中日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芥川龙之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中国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反映出他对中国的爱与恨交织在一起的復杂感情。芥川龙之介一方面想传承传统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希望中国社会进步。新旧思想在他的心中反复交错，所以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情结呈现出多元化和对立的形态。
2.谷崎润一郎《秦淮之夜》中体现的中国印象
从小受到中国文化熏陶的谷崎润一郎，在大正七年（1918年）、大正十五年（1926年）两次到中国旅行，这也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两次海外旅行。这两次中国旅行也直接影响了谷崎润一郎对中国的认识和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创作。谷崎润一郎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可以说与他的中国之旅（主要是第一次旅行）密切相关。
《秦淮之夜》是谷崎润一郎这两次中国之行的游记外和他对中国文化看法的合集，书名是其中一篇游记的标题，意境很美，但并不足概括全书。作者的足迹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到华南，几乎遍布了小半个中国。谷崎润一郎以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好感、自身汉学修养也很高的日本人的视角观察百年前的中国，给我们呈现出既熟悉又颇有新意的民国面貌与市井风情。 谷崎润一郎对中国的情感经历了从向往到背离的过程。面对明治维新后日本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谷崎润一郎希望在中国寻找到能寄托他艺术理想的立身之地，他憧憬着中国的一切。他以非理性的视角去审视近代中国的一切，追求自我情感的宣泄，笔下的中国是他主观臆断下如梦如幻的中国。他没有像夏目漱石一样用失望的笔触描写中国的现实、对中国现实进行挖苦和讽刺，而只是将中国文学作为大洋彼岸的异文化加以玩赏，借助想象创作出一个近代化的中国。由于少年时代受过系统的汉学教育，他也没有像佐藤春夫一样用旁观者的立场对中国的风土民情等进行表层的描写，而是将中国当作他文学创作的背景，以宽松的心态来接纳和描写中国的一切。在目睹中国的残酷现实后，芥川龙之介尽可能去理解中国的一切，发现当时的中国所存在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改变。然而，当谷崎润一郎认识到想象与现实的差距时，其唯美的、梦幻般的中国印象破灭了，他幵始背离那个曾经寄托他文学理想的中国。
3.村松梢风《中国色彩》中体现的中国印象
日本大正时代“中国通”村松梢风，十年间跑遍大江南北，记录20世纪初中国风俗民情。对日本文学界了解不多的人对村松梢风可能不太了解，但“魔都”一词大家肯定都听过，他就是把上海称为“魔都”的命名者，从1923年至1933年曾多次访问中国。他与田汉、郭沫若等作家交流密切，促进了中日文坛的交流。村松梢风曾去过中国的北京、山东、东北、江苏、浙江、广东、台湾和香港等地，他用自己的笔触，描绘着他眼中所见的中国山水、市井和风俗。
《中国色彩》是村松梢风1923年至1933年间多次在中国旅行时撰写的游记合集。与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等作家不同，村松树梢风来中国之前对中国文化并不太了解。但这对他的记录没有主观影响，他对中国的描写更多的是简单地白描，更能直接真实的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另外，他与文人学者们过多地关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文学等不同，村松梢风对“吃喝嫖赌、拉车卖场”的市井生活有着更大的兴趣。他记录了当时普通市民和下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实际情况提供了珍贵资料。
四、三位文人的中国印象之异同
以上三位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对于中国当时落后的现实，他们的真实描写和愤怒都无可厚非，但即使亲眼看到中国民众的苦难和当时社会的艰难，他们依然缺乏宽广和包容的心胸。他们确实都具有很深的汉学修养，但他们并没有去贴近那个时代的中国与中国人、与诉苦的中国民众直接对话，理解这个民族的过去，并理解那个时代普通民众的不容易和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们欠缺对近代日本这个“殖民地帝国”在旧中国衰落的因果关系上的责任进行反省，这是近代几乎所有日本文人的共同倾向。他们的中国游记，更多的是具有情绪化的直接记录和叙事，获得和反映不了太多关于中国更本质的信息，也没能给读者以震撼心灵的感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游记也确实包含着社会、历史、民俗、文化等社会和历史价值。
此外，从他们的游记中也可以读出时代和个人的制约。时代的潮流，力量巨大，逆时代是不容易的。因此，与其愤怒与批评，倒不如自省和自强更为重要。本文更想强调的是近代日本的文人面对中国时的共同短板——缺乏深入了解中国的强烈欲望和坚韧的努力、缺乏平等意识和宽容的胸怀、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和思想力、缺乏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批判意识，很多时候只是一名体验外国风土人情的观光客。正因如此，在那个时代，就算外表温厚的日本文人也很难成为中国人真正的朋友。
五、结语
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不仅仅是变化的中国观，也是十分复杂的中国观。考察游华日本人中国观的复杂化，不应该仅仅是从甲午战争的角度，而应该更多地从传统的、历史的、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样才能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地来考察近代游华日本人的中国观。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近代游华日本人的中国观涉及到了自然和人文景观、社会现状、中国的近代化以及中国人等各个方面。一方面是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灿烂的文化景观，一方面又是衰败不堪的中国社会;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不断传播，另一方面又是中国主权的不断沦丧;一方面是对中国下层民众的不断抨击，一方面又对中国精英阶层赞赏不断。所有的这些都是中国给他们的最直观印象。
近代游华日本人的中国观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有合理的一面，也有扭曲的一面。许多丑恶现象在中国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同样也在所有的国家发生，更没有理由把少数人的行为压在所有的中国人身上。在中国人身上，虽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同样也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优点。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丁韪良在其著作《中国人》所说的那样：“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能像中国人这样被误解，他们被贬斥为感觉迟钝，是因为我们不掌握能夠明确地向他们传达我们的思想，或把我们的思想传达给我们的语言中介。他们还被丑化为野蛮人，是因为我们缺乏理解一个不同文明的宽阔胸襟。他们被描绘成奴仆般的应声虫，虽然他们比任何民族都更少求助于人;他们还被诬蔑为缺少发明的本能，虽然世界要感谢他们做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发现;他们更被贬斥为固守传统，虽然他们在自己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纵观数千年中日关系史，友好交往是主流，战争冲突是支流。中日两国在两千年的友好交往里受益匪浅。这一方面是指古代日本对中华文化的学习，也指明治维新后中国人热衷于研究日本近代化的经验。这种互为师生的关系，当然是中日两国社会的进步之福。而战争冲突则使中日两国人民创巨痛深。历史正反两面的教训应该被牢记。
【参考文献】
[1] 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2] 王美平：《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3] 苏明：《“诗意的幻灭：中国游记与近代日本人中国关之建立》，《学术月刊》，2008年第8期。
[4] 王屏：《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日本学刊》，2003年第2期。
[5] 张晶萍：《叶德辉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及其日本想象》，《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6] 冯天瑜：《同治元年日木人对上海社情的观察》，《学术月刊》，2000年第1期。
[7] 邱雅芬：《“湖南的扇子”：芥川龙之介文学意识及中国观之变迁》，《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8] [日]山根幸夫：《日本人の中国觀——内藤湖南と吉野作造の場合》，載《東京女子大学論集》，1968年第1期。
[9] [日]佐々木木揚：《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觀と西洋觀》，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
[10] [日]小島晋治编：《大正中国見聞錄集成》，東京：ゆきま書房，2000年。
作者简介：王露（出生年份—1994年12月8日），性别：女，民族：汉，籍贯：河南。学历：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社会与日本文学，单位：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邮编530004。
【关键词】 《中国游记》 《中国色彩》 《秦淮之夜》 中国体验
一、研究意义
乔治·罗伯特逊曾这样说过：“纪行文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一种栩栩如生、自我完结的文学。”也就是说，游记，是在记录他人的同时进行自我探索。
因此，我认为研究日本人写的中国旅行游记有两个意义。首先，通过对这些游记的研究，可以了解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或者作者观察到的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我认为这对我们中国人的自我认知来说有极大好处。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历史，历史本身并不会消失。第二，研究这些游记还可以考察当时的日本和日本人。观察者（旅行者、作者）的视线也通过对观察对象的描写来反映，作者民族观念和价值观等当然也会反映在作者自己的游记中。从社会历史来看，通过这些游记中出现的普通人，可以把握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与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也可以更准确、更具体地认识和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
二、20世纪初的时代背景
中日两国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但19世纪上半叶，中日两国都受到了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在对外关系上，两国政府都采取了锁国政策。这个过程到了近代开始反转。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利炮打开了中日两国的国门。1862年至1867年，德川幕府派四次遣使节团视察中国，其开端“千岁丸”来上海访问意义重大。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口号下，效仿西方进行改革，开始走帝国主义的道路。明治4年（1871年），日清签订了表明建邦的《日清友好条约》。此后半个世纪，日本的殖民意识逐渐抬头，提倡先侵略台湾和琉球，接着开始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进而使中国灭亡的“二十一条”。在日本对中侵略扩张政策的指导下，很多文人被派到中国来写见闻。明治、大正时期的游记大多是个人写成的。
日本驻华租界和大使馆在近代日本人访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承担日本人在中国停留期间的安全保障、护照手续、访问咨询等责任外，还安排了日本人在中国停留期间的住宿行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近代日本驻中国租界和大使馆的设立，给来中国的日本人带来了方便。
近代日本人的航运事业在对外贸易后受到政府的奖励而特别发达，对中的航运路线在日中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之前就已经确立了。日本最初的海外定期航班是三菱商会于1875年开设的从上海到横滨的上海航线，这条航线在东京丸等地每周运行一次。为了支援日本的海运事业，日本自明治30年以来，对日本的补助资金每年约650万元，1932年增加到1000万元以上，对中航运发展迅速，进一步为日本人来华旅游提供了便利。
三、游记中的中国印象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谷崎润一郎的《秦淮之夜》、树梢春风的《中国色彩》，这三本书的作者访华时间都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的时间段，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其次，三位作家的芳华足迹都基本遍布了中国的大部分主要城市，对探究当时中国整个社会的现状具有一定的材料支撑;最后，三位作者的访华游记的侧重点和所见所感也各有不同，有助于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真实情况以及三位作家不同的写作动机。
1.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中体现的中国印象
1921年3月至7月之间，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委托到中国访问游览，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上海、南京、长沙、洛阳等地。《中国游记》就是这次旅行的见闻记录。书中不仅论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问题，还对当时的世风世象和民生民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芥川龙之介在访华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他的记者才能，同时，作为一位优秀的文学家，他一边对中国社会的贫困进行深刻批判，一边描绘中国美丽的风景，熟知汉文化的他引经据典来追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游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现实，作品反映出了芥川龙之介对中国的独特感觉和感情，是近现代日本文学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游记之一。《中国游记》中描写了中国人、欧美人和日本人的形象，反映了复杂的时局。正因为芥川龙之介的文字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所以具有特别的历史文化价值，为后人更好更真实地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和中日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芥川龙之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中国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反映出他对中国的爱与恨交织在一起的復杂感情。芥川龙之介一方面想传承传统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希望中国社会进步。新旧思想在他的心中反复交错，所以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情结呈现出多元化和对立的形态。
2.谷崎润一郎《秦淮之夜》中体现的中国印象
从小受到中国文化熏陶的谷崎润一郎，在大正七年（1918年）、大正十五年（1926年）两次到中国旅行，这也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两次海外旅行。这两次中国旅行也直接影响了谷崎润一郎对中国的认识和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创作。谷崎润一郎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可以说与他的中国之旅（主要是第一次旅行）密切相关。
《秦淮之夜》是谷崎润一郎这两次中国之行的游记外和他对中国文化看法的合集，书名是其中一篇游记的标题，意境很美，但并不足概括全书。作者的足迹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到华南，几乎遍布了小半个中国。谷崎润一郎以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好感、自身汉学修养也很高的日本人的视角观察百年前的中国，给我们呈现出既熟悉又颇有新意的民国面貌与市井风情。 谷崎润一郎对中国的情感经历了从向往到背离的过程。面对明治维新后日本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谷崎润一郎希望在中国寻找到能寄托他艺术理想的立身之地，他憧憬着中国的一切。他以非理性的视角去审视近代中国的一切，追求自我情感的宣泄，笔下的中国是他主观臆断下如梦如幻的中国。他没有像夏目漱石一样用失望的笔触描写中国的现实、对中国现实进行挖苦和讽刺，而只是将中国文学作为大洋彼岸的异文化加以玩赏，借助想象创作出一个近代化的中国。由于少年时代受过系统的汉学教育，他也没有像佐藤春夫一样用旁观者的立场对中国的风土民情等进行表层的描写，而是将中国当作他文学创作的背景，以宽松的心态来接纳和描写中国的一切。在目睹中国的残酷现实后，芥川龙之介尽可能去理解中国的一切，发现当时的中国所存在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改变。然而，当谷崎润一郎认识到想象与现实的差距时，其唯美的、梦幻般的中国印象破灭了，他幵始背离那个曾经寄托他文学理想的中国。
3.村松梢风《中国色彩》中体现的中国印象
日本大正时代“中国通”村松梢风，十年间跑遍大江南北，记录20世纪初中国风俗民情。对日本文学界了解不多的人对村松梢风可能不太了解，但“魔都”一词大家肯定都听过，他就是把上海称为“魔都”的命名者，从1923年至1933年曾多次访问中国。他与田汉、郭沫若等作家交流密切，促进了中日文坛的交流。村松梢风曾去过中国的北京、山东、东北、江苏、浙江、广东、台湾和香港等地，他用自己的笔触，描绘着他眼中所见的中国山水、市井和风俗。
《中国色彩》是村松梢风1923年至1933年间多次在中国旅行时撰写的游记合集。与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等作家不同，村松树梢风来中国之前对中国文化并不太了解。但这对他的记录没有主观影响，他对中国的描写更多的是简单地白描，更能直接真实的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另外，他与文人学者们过多地关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文学等不同，村松梢风对“吃喝嫖赌、拉车卖场”的市井生活有着更大的兴趣。他记录了当时普通市民和下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实际情况提供了珍贵资料。
四、三位文人的中国印象之异同
以上三位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对于中国当时落后的现实，他们的真实描写和愤怒都无可厚非，但即使亲眼看到中国民众的苦难和当时社会的艰难，他们依然缺乏宽广和包容的心胸。他们确实都具有很深的汉学修养，但他们并没有去贴近那个时代的中国与中国人、与诉苦的中国民众直接对话，理解这个民族的过去，并理解那个时代普通民众的不容易和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们欠缺对近代日本这个“殖民地帝国”在旧中国衰落的因果关系上的责任进行反省，这是近代几乎所有日本文人的共同倾向。他们的中国游记，更多的是具有情绪化的直接记录和叙事，获得和反映不了太多关于中国更本质的信息，也没能给读者以震撼心灵的感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游记也确实包含着社会、历史、民俗、文化等社会和历史价值。
此外，从他们的游记中也可以读出时代和个人的制约。时代的潮流，力量巨大，逆时代是不容易的。因此，与其愤怒与批评，倒不如自省和自强更为重要。本文更想强调的是近代日本的文人面对中国时的共同短板——缺乏深入了解中国的强烈欲望和坚韧的努力、缺乏平等意识和宽容的胸怀、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和思想力、缺乏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批判意识，很多时候只是一名体验外国风土人情的观光客。正因如此，在那个时代，就算外表温厚的日本文人也很难成为中国人真正的朋友。
五、结语
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不仅仅是变化的中国观，也是十分复杂的中国观。考察游华日本人中国观的复杂化，不应该仅仅是从甲午战争的角度，而应该更多地从传统的、历史的、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样才能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地来考察近代游华日本人的中国观。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近代游华日本人的中国观涉及到了自然和人文景观、社会现状、中国的近代化以及中国人等各个方面。一方面是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灿烂的文化景观，一方面又是衰败不堪的中国社会;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不断传播，另一方面又是中国主权的不断沦丧;一方面是对中国下层民众的不断抨击，一方面又对中国精英阶层赞赏不断。所有的这些都是中国给他们的最直观印象。
近代游华日本人的中国观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有合理的一面，也有扭曲的一面。许多丑恶现象在中国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同样也在所有的国家发生，更没有理由把少数人的行为压在所有的中国人身上。在中国人身上，虽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同样也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优点。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丁韪良在其著作《中国人》所说的那样：“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能像中国人这样被误解，他们被贬斥为感觉迟钝，是因为我们不掌握能夠明确地向他们传达我们的思想，或把我们的思想传达给我们的语言中介。他们还被丑化为野蛮人，是因为我们缺乏理解一个不同文明的宽阔胸襟。他们被描绘成奴仆般的应声虫，虽然他们比任何民族都更少求助于人;他们还被诬蔑为缺少发明的本能，虽然世界要感谢他们做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发现;他们更被贬斥为固守传统，虽然他们在自己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纵观数千年中日关系史，友好交往是主流，战争冲突是支流。中日两国在两千年的友好交往里受益匪浅。这一方面是指古代日本对中华文化的学习，也指明治维新后中国人热衷于研究日本近代化的经验。这种互为师生的关系，当然是中日两国社会的进步之福。而战争冲突则使中日两国人民创巨痛深。历史正反两面的教训应该被牢记。
【参考文献】
[1] 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2] 王美平：《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3] 苏明：《“诗意的幻灭：中国游记与近代日本人中国关之建立》，《学术月刊》，2008年第8期。
[4] 王屏：《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日本学刊》，2003年第2期。
[5] 张晶萍：《叶德辉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及其日本想象》，《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6] 冯天瑜：《同治元年日木人对上海社情的观察》，《学术月刊》，2000年第1期。
[7] 邱雅芬：《“湖南的扇子”：芥川龙之介文学意识及中国观之变迁》，《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8] [日]山根幸夫：《日本人の中国觀——内藤湖南と吉野作造の場合》，載《東京女子大学論集》，1968年第1期。
[9] [日]佐々木木揚：《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觀と西洋觀》，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
[10] [日]小島晋治编：《大正中国見聞錄集成》，東京：ゆきま書房，2000年。
作者简介：王露（出生年份—1994年12月8日），性别：女，民族：汉，籍贯：河南。学历：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社会与日本文学，单位：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邮编53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