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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作为从中东迁出的民族证据，不仅他们的神话、宗教与审美系统中的符号几乎全部来自中东，并且他们又与中国衔接形成一个序列，甚至一直延续到美洲。这个特征从印度本土地理上的“先西方、后东方”发展模式也可以看出来。印度两河之间的发展差异几乎存在3000年之久，东边印度河文明的发展开端可以从6000年前算起，而西边恒河最热闹的时候却是在三四千年。更东方的中国成型的文明实际上与恒河文明联系在一起。这些都说明了人类古代从中东向东、向东、再向东逐步探索发展的痕迹。
文献中的夏、商
《辞海》1009页：“夏子，指禹、汤”。传统的说法是，“夏”指“禹”，“子”指“汤”。因为汤姓“子”。那么，有没有另外一种解读呢?夏甲的儿子(或后代)是禹、汤?当然这个说法比较牵强，作为一个疑问暂且放在这里。无论如何，商汤他们家族曾经生活在夏之下却是事实，商并非突然而起的朝代。
而商的出处在哪里呢?西方!证据在《辞海》上。
商风：秋风；西风。《楚辞·七谏·沈江》“商风肃而害生兮”。王逸注：商风，西风。参见“商秋”。
此条可见：“商”代表“西”，可以表示商人西来。
商秋：旧以商为五音中的金音，声凄厉，与肃杀的秋气相应，故称秋天为商秋。
“商贾”、“商业”、“商贸”等词汇，都说明“商”人带来了物质交换活动，人们经济意识多从这个时期开始。又从“商、贾”之分来看，商朝游牧色彩鲜明。
再回头看看“夏”的词条。
夏日可畏，比喻人严厉可畏。语出《左传·文公七年》。参见“冬日可爱”。
暖洋洋的“夏天”被人看作“可畏”，而严酷的冬天竟然“可爱”。再加上“商风”和“凄厉”之声的金音，我不得不说，这是习惯于原始世外桃源生活的人们对“男子不耕、女子不织”好日子结束的一种不习惯和哀叹，突然而至的夏、商文明使人觉得十分可畏。约束人的法律与残酷的战争也开始了。所以，夏、商朝给中国古代人的印象是相当阴森恐怖的。
打败夏桀的同样是汤，但这是两个不同的汤还是同一个汤呢?把这个答案留给专家吧。不要忘记中国古代叫“tang”的非此一人，还有更古的“唐尧”呢。尽管比较固定的说法是他被封的地方名字叫唐，但我们依然可以大胆怀疑这一结论。比较肯定的一点是，夏、商文化之间有某种文化统一性。他们可能不是同一个细分的家族，但却在同一种大的家族体系(文明体系)中。这主要体现在他们的文明“进步性”上面，比如世袭制的确立，国家的建立，法律的完善，青铜器的使用，土城建筑等。同时，夏商周三代常常不把前朝赶尽杀绝，而是留下并不反抗的后代。我也很怀疑他们是否知道彼此的渊源关系。
还有，以色列后来在迦南征战的支系中竟然有夏甲人，假如他们是夏甲留在以色列的一些后代，则说明确实当时有以母系命名族群的习惯。所以来到中国的夏甲之后，无论是命名自己的朝代为夏后，还是自称夏人，都是说得通的。另外，这还为中国的九州留下了一个解释的出口，12支中的3支留在了中东，但后来补齐了12。当然，以上都是我的怀疑与推测。
“Hagar”翻译为夏甲也符合中国人的发音。至今在四川等长江流域，“夏”皆发音“ha”，说明两者完全相通，更不用说汉语版《圣经》就直接将“Hagar”翻译为“夏”了。
《辞海》中“夏”条目：中国人自称。《书·舜典》：“蛮夷猾夏”。孔传：“夏，猾夏”。
这可以看作华夏的最初来源。假如为实，我得说中国最基本的文明底色就是埃及特色，并且是含族特色。后来所谓“汉族”恐怕与“Ham”族有关。
对于夏(商)的来路，我认为他们主要从北方陆路而来。从中东已经指明经亚述，那么最大的可能是走西域或印度半岛。但是不排除从印度开始沿海到中国东南。
商武丁的妻子妇好墓中玉器已经证明出自新疆地区，说明早在3700年前中原地区和新疆之间的来往通道已经成熟存在。最大的可能是，夏、商部分采用了陆地丝绸之路。后来的汉代人对这条道路的使用只是踩着前人的足迹前进，根本不是新辟。熟悉纺织史的人会知道，在中国境内保存有最多精良纺织品的地区不是别处，而是西域新疆。假如你说那是汉代丝绸之路的遗留那就错了，因为中国“这一时期(商周到春秋时期)的毛织品多出自新疆地区”。同时期没有可敌新疆者，然后出现纺织品最多的是内蒙。由于气候的原因，北方只能生产毛织品。
有迹象表明，帕米尔高原是来往于中国腹地的重要通道。中国西北的昆仑山更是一个中国腹地与西亚和中东联系的纽带，这就是昆仑山为什么一再被中国人神话的原因所在。昆仑山文明很可能早于中国腹地，那里确实应该是中国人记忆中遍地琼楼玉宇的“仙山”，黄河流域文明发展之后昆仑西域才成为相对偏远荒芜的地带。这个局面正可以称作：沧海桑田，三千年河西、三千年河东!又过两千年，西域成沙漠，中国不“中”，风水转到北美，世界第一强国出现在距离中东最远的一个国度。
为什么新疆今天成沙漠肯定与早期开发有关。甚至中国的北方，尤其是广大的西北地区，甚至甘肃、山西、陕西这些古代水草丰美的地带也逐渐成为缺水严重的干旱地区，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半沙漠化的危险，我同样认为是几千年里过度农业开发的恶果。为什么中国南方相对就没有这样的危机呢?自然地理与气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南方地区向来就不是中国历史上人口稠密地区，中华文明的主流向来就在北方，在黄河流域。千年前的中国南方许多地区都荒无人烟，几百年前的许多时代都如此。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徙主流一直是向南向南、再向南，基本上没有向北过。但它起码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北方似乎有一个源源不断的人口源，这就是中东经今天新疆而到内蒙古西北；第二，长期北方发达的局面导致北方人口的急剧增长，农业开发进一步加剧；同时这个北方发达的效应导致北方的人们不愿意到荒蛮的南方，最终南方越来越荒芜，北方农业顺利发展。
实际上南方的荒芜从另外一方面看，恰是一种很好的生态保护，北方的长期发达为今天的气候与地理变化埋下了干旱的隐患。这个效应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尚不构成威胁，因为它限制了人口的发展，环境就可以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得益彰的状态。但是到了政通人和的年代，尤其是到了医疗发达的近代，人口的膨胀对环境的彻底破坏几乎是突然之间来临的——巨大的人口压力下，生产方式又没有从传统的农业及时转入工业，几乎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使中国的北方明显进入沙漠化时代。我自己在家乡亲眼目睹了土地与山林的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房屋和光秃秃的荒山，我童年时代经常会有狼出现在身边，今天几十千米之内想找到狼恐怕也是个难事了。相信和我基本同龄的人都见证了中国环境急剧恶化的过程。农业资源的枯竭导致的贫穷，再加上观念的 陈旧，恶性循环使中国的西北几乎面临着更加严重的生态问题。假如说北方使用了几千年才积累了今天的隐患，那么在中国的南方由于人口在20世纪的猛然增加，几千年完好的生态环境几乎是在突然之间被毁坏的。但是无论如何南方还是比北方形势好一些，这是事实。
从以上简略的事实可以看出，人口的发展与一个地区的地理状况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且有些变化由于时间过久，人们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变化是因为人而改变的。在几千年前河南这个地方还有大象等大型动物，河南的简称“豫”正是人类手牵大象的比喻，但今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大象呢?只有几千千米之外的云南了。森林的消失是农业开发的前奏，也是沙漠化的第一步。
假如不认识到这些漫长而为人们所忽视的地理变化，假如不计划生育，我们将来可以到哪里去观看大象呢?假以时日湖北、湖南甚至云南都有可能成为今天缺水的新疆与甘肃。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并非从来就是沙漠。
羌族与夏朝的联系
在今天的羌族地区，莲花、龙、凤、十字架、白石头、羊、牛、鸡以及猪图腾，呈交叉密集型存在于其民族文化之中。尽管传说他们从北方而来，但是却发现有使用贝币的现象，另外男人穿的民族传统“云云鞋”绣饰波浪滚滚，外观为明显的船形，说明这些人有曾经生活在海边的痕迹。有研究者认为，羌族人定居在四川大约是在战国时期，我老家河南嵩县“陆浑戎”也大约在这个时期从中国西北甘肃敦煌等地被迁入河南，很可能他们是同一批人但却走了两个方向。在此补充一个话题，在中原内陆地区对古墓的考古整理中，贝币与蚌壳的大量使用是个特别应该引起注意的现象。这个现象说明，这些中国人的祖先普遍来自海边，至于具体是哪个海边需要对那些蚌壳做出鉴定，是来自“伊塞克湖”还是地中海还是印度洋，甚至是太平洋沿岸，这将是个有趣的课题。
一位联合国官员说，他知道的用泥巴做屋顶的习惯全世界只有两个民族或地区，一个是巴勒斯坦(即迦南)，另外一个就是羌族。用石头做瞭望塔(雕楼)的习惯世界上有三个地方，一个是羌族，另外是意大利的某山区，还有一个是格鲁吉亚地区。这个古埃及房屋模型倒是与羌族地区的房屋形状近似。
我认为，在羌族物品上看到的许多红、白颜色的崇拜也当与古埃及的红、自崇拜之间有关联。
在我委托朋友李冰代我在四川地区做羌族文化考察后，我在他提供的宝贵资料中识别出明显的古埃及文化气息。最为突出的是崇拜“羊”和“十字”(牛为第二崇拜)，羌族人甚至平时不吃羊肉，在特殊的祭祀节日等才吃羊肉。羌族人解释他们的“羌”字就是羊角。羌族人还认为，彝族、藏族和纳西等多个少数民族都与他们之间有族源联系。
羌族人认为炎帝是他们的祖先，不是黄帝。传说中炎帝所戴王冠为尖锥，恰是埃及法老的王冠样式。
上埃及法老是用白色王冠，下埃及红色，所以红白同时在羌族物品中的出现可能说明了埃及文化在他们身上的统一。在中国境内自然不必分为上埃及和下埃及，所以在中国有希望做王的人必然把自己视为埃及的统一者，所以“红”、“白”就被通吃了。他们不认为黄帝是他们的祖先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的推测中黄帝应该是商人的祖先，而羌族属于夏人的可能性很大。
夏人由于和后来的商人实际上文化有血缘联系，所以他们之间既有分别又有关联，正所谓难分难解。其使用的语言估计差别不大，甚至为同种，或者混合型。但李冰谈羌族人今天的语言“听起来像印第安语言”则显示了另外一端的发展。
李冰还认为，羌族中许多人的眼珠有外突特征，兴奋时有外眼角上挑现象，像立起来一样。我想，这或许可以解释历史上所谓蚕王“纵目”说法。
有关脸部五官，也就是生理特征方面，可能是人们认同我的“全球文明同源”的最大障碍。我认为，水土本身可能对人有一定的影响，尽管这方面并无定论，从东亚到西亚，再到东欧，继续向西欧，我们明显可以发现人种五官上的逐渐过渡，这个过渡的有序性表明了地理水土、甚至文化习惯影响的存在。经过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化，这个进化至今天的“黑、白”区别是可以想象的。
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一种“多数同化效应”，即哪个种族人数最众会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同化掉少数人。实际上就是哪里杂交的频率越高幅度越大越广泛，则对少数人的消灭就越彻底，最后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地区你只能看到一个人种的存在，其他的全部被同化掉了。对这个理论的检验是，越是偏远的地区人们长相越“孤立”，与文明核心发达地区相差越远。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效应也是解释今天全球人种分布不应忽视的，那就是“趋同定居原则”。比如从中东走出的人们可能知道朝东的方向多黄色人种，所以越来越多的黄色人种愿意到中国来；反之，白人更愿意到西方去，黑人选择南部非洲，这样就形成了如今的三大块人种：从中东核心往东的黄色人种，往西的白色人种，非洲的黑人。最开初有杂居的，最终在“多数同化少数”的效应下只要是交流发达地区就彻底同化了(以上推理适用于近代殖民地之前，比如美洲应该是以黄色人种为主)。
李冰对羌族的另外一个强烈感觉就是，羌族的一切之一切似乎都是为战争而存在。这在他们的建筑上表现最充分。比如寨子的瞭望楼，其坚固与实战作用非常明显；住房的设计，窗户外小内大的采光与防范；尤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山上通往每家每户的水道，在提供生活用水的同时竟然是战争中逃生的通道，这几乎可与中国北方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战相媲美。这些残酷战争的痕迹说明，这个民族曾经是朝代争夺的核心人群之一，他们的生死存亡有人特别“关心”，有人曾经想把他们赶尽杀绝，所以羌族最终就生活在条件恶劣、地势险峻闭塞的地理环境中。(待续)
(选自苏三破译飓风系列之《向东，向东，再向东》，有删节)
文献中的夏、商
《辞海》1009页：“夏子，指禹、汤”。传统的说法是，“夏”指“禹”，“子”指“汤”。因为汤姓“子”。那么，有没有另外一种解读呢?夏甲的儿子(或后代)是禹、汤?当然这个说法比较牵强，作为一个疑问暂且放在这里。无论如何，商汤他们家族曾经生活在夏之下却是事实，商并非突然而起的朝代。
而商的出处在哪里呢?西方!证据在《辞海》上。
商风：秋风；西风。《楚辞·七谏·沈江》“商风肃而害生兮”。王逸注：商风，西风。参见“商秋”。
此条可见：“商”代表“西”，可以表示商人西来。
商秋：旧以商为五音中的金音，声凄厉，与肃杀的秋气相应，故称秋天为商秋。
“商贾”、“商业”、“商贸”等词汇，都说明“商”人带来了物质交换活动，人们经济意识多从这个时期开始。又从“商、贾”之分来看，商朝游牧色彩鲜明。
再回头看看“夏”的词条。
夏日可畏，比喻人严厉可畏。语出《左传·文公七年》。参见“冬日可爱”。
暖洋洋的“夏天”被人看作“可畏”，而严酷的冬天竟然“可爱”。再加上“商风”和“凄厉”之声的金音，我不得不说，这是习惯于原始世外桃源生活的人们对“男子不耕、女子不织”好日子结束的一种不习惯和哀叹，突然而至的夏、商文明使人觉得十分可畏。约束人的法律与残酷的战争也开始了。所以，夏、商朝给中国古代人的印象是相当阴森恐怖的。
打败夏桀的同样是汤，但这是两个不同的汤还是同一个汤呢?把这个答案留给专家吧。不要忘记中国古代叫“tang”的非此一人，还有更古的“唐尧”呢。尽管比较固定的说法是他被封的地方名字叫唐，但我们依然可以大胆怀疑这一结论。比较肯定的一点是，夏、商文化之间有某种文化统一性。他们可能不是同一个细分的家族，但却在同一种大的家族体系(文明体系)中。这主要体现在他们的文明“进步性”上面，比如世袭制的确立，国家的建立，法律的完善，青铜器的使用，土城建筑等。同时，夏商周三代常常不把前朝赶尽杀绝，而是留下并不反抗的后代。我也很怀疑他们是否知道彼此的渊源关系。
还有，以色列后来在迦南征战的支系中竟然有夏甲人，假如他们是夏甲留在以色列的一些后代，则说明确实当时有以母系命名族群的习惯。所以来到中国的夏甲之后，无论是命名自己的朝代为夏后，还是自称夏人，都是说得通的。另外，这还为中国的九州留下了一个解释的出口，12支中的3支留在了中东，但后来补齐了12。当然，以上都是我的怀疑与推测。
“Hagar”翻译为夏甲也符合中国人的发音。至今在四川等长江流域，“夏”皆发音“ha”，说明两者完全相通，更不用说汉语版《圣经》就直接将“Hagar”翻译为“夏”了。
《辞海》中“夏”条目：中国人自称。《书·舜典》：“蛮夷猾夏”。孔传：“夏，猾夏”。
这可以看作华夏的最初来源。假如为实，我得说中国最基本的文明底色就是埃及特色，并且是含族特色。后来所谓“汉族”恐怕与“Ham”族有关。
对于夏(商)的来路，我认为他们主要从北方陆路而来。从中东已经指明经亚述，那么最大的可能是走西域或印度半岛。但是不排除从印度开始沿海到中国东南。
商武丁的妻子妇好墓中玉器已经证明出自新疆地区，说明早在3700年前中原地区和新疆之间的来往通道已经成熟存在。最大的可能是，夏、商部分采用了陆地丝绸之路。后来的汉代人对这条道路的使用只是踩着前人的足迹前进，根本不是新辟。熟悉纺织史的人会知道，在中国境内保存有最多精良纺织品的地区不是别处，而是西域新疆。假如你说那是汉代丝绸之路的遗留那就错了，因为中国“这一时期(商周到春秋时期)的毛织品多出自新疆地区”。同时期没有可敌新疆者，然后出现纺织品最多的是内蒙。由于气候的原因，北方只能生产毛织品。
有迹象表明，帕米尔高原是来往于中国腹地的重要通道。中国西北的昆仑山更是一个中国腹地与西亚和中东联系的纽带，这就是昆仑山为什么一再被中国人神话的原因所在。昆仑山文明很可能早于中国腹地，那里确实应该是中国人记忆中遍地琼楼玉宇的“仙山”，黄河流域文明发展之后昆仑西域才成为相对偏远荒芜的地带。这个局面正可以称作：沧海桑田，三千年河西、三千年河东!又过两千年，西域成沙漠，中国不“中”，风水转到北美，世界第一强国出现在距离中东最远的一个国度。
为什么新疆今天成沙漠肯定与早期开发有关。甚至中国的北方，尤其是广大的西北地区，甚至甘肃、山西、陕西这些古代水草丰美的地带也逐渐成为缺水严重的干旱地区，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半沙漠化的危险，我同样认为是几千年里过度农业开发的恶果。为什么中国南方相对就没有这样的危机呢?自然地理与气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南方地区向来就不是中国历史上人口稠密地区，中华文明的主流向来就在北方，在黄河流域。千年前的中国南方许多地区都荒无人烟，几百年前的许多时代都如此。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徙主流一直是向南向南、再向南，基本上没有向北过。但它起码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北方似乎有一个源源不断的人口源，这就是中东经今天新疆而到内蒙古西北；第二，长期北方发达的局面导致北方人口的急剧增长，农业开发进一步加剧；同时这个北方发达的效应导致北方的人们不愿意到荒蛮的南方，最终南方越来越荒芜，北方农业顺利发展。
实际上南方的荒芜从另外一方面看，恰是一种很好的生态保护，北方的长期发达为今天的气候与地理变化埋下了干旱的隐患。这个效应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尚不构成威胁，因为它限制了人口的发展，环境就可以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得益彰的状态。但是到了政通人和的年代，尤其是到了医疗发达的近代，人口的膨胀对环境的彻底破坏几乎是突然之间来临的——巨大的人口压力下，生产方式又没有从传统的农业及时转入工业，几乎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使中国的北方明显进入沙漠化时代。我自己在家乡亲眼目睹了土地与山林的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房屋和光秃秃的荒山，我童年时代经常会有狼出现在身边，今天几十千米之内想找到狼恐怕也是个难事了。相信和我基本同龄的人都见证了中国环境急剧恶化的过程。农业资源的枯竭导致的贫穷，再加上观念的 陈旧，恶性循环使中国的西北几乎面临着更加严重的生态问题。假如说北方使用了几千年才积累了今天的隐患，那么在中国的南方由于人口在20世纪的猛然增加，几千年完好的生态环境几乎是在突然之间被毁坏的。但是无论如何南方还是比北方形势好一些，这是事实。
从以上简略的事实可以看出，人口的发展与一个地区的地理状况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且有些变化由于时间过久，人们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变化是因为人而改变的。在几千年前河南这个地方还有大象等大型动物，河南的简称“豫”正是人类手牵大象的比喻，但今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大象呢?只有几千千米之外的云南了。森林的消失是农业开发的前奏，也是沙漠化的第一步。
假如不认识到这些漫长而为人们所忽视的地理变化，假如不计划生育，我们将来可以到哪里去观看大象呢?假以时日湖北、湖南甚至云南都有可能成为今天缺水的新疆与甘肃。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并非从来就是沙漠。
羌族与夏朝的联系
在今天的羌族地区，莲花、龙、凤、十字架、白石头、羊、牛、鸡以及猪图腾，呈交叉密集型存在于其民族文化之中。尽管传说他们从北方而来，但是却发现有使用贝币的现象，另外男人穿的民族传统“云云鞋”绣饰波浪滚滚，外观为明显的船形，说明这些人有曾经生活在海边的痕迹。有研究者认为，羌族人定居在四川大约是在战国时期，我老家河南嵩县“陆浑戎”也大约在这个时期从中国西北甘肃敦煌等地被迁入河南，很可能他们是同一批人但却走了两个方向。在此补充一个话题，在中原内陆地区对古墓的考古整理中，贝币与蚌壳的大量使用是个特别应该引起注意的现象。这个现象说明，这些中国人的祖先普遍来自海边，至于具体是哪个海边需要对那些蚌壳做出鉴定，是来自“伊塞克湖”还是地中海还是印度洋，甚至是太平洋沿岸，这将是个有趣的课题。
一位联合国官员说，他知道的用泥巴做屋顶的习惯全世界只有两个民族或地区，一个是巴勒斯坦(即迦南)，另外一个就是羌族。用石头做瞭望塔(雕楼)的习惯世界上有三个地方，一个是羌族，另外是意大利的某山区，还有一个是格鲁吉亚地区。这个古埃及房屋模型倒是与羌族地区的房屋形状近似。
我认为，在羌族物品上看到的许多红、白颜色的崇拜也当与古埃及的红、自崇拜之间有关联。
在我委托朋友李冰代我在四川地区做羌族文化考察后，我在他提供的宝贵资料中识别出明显的古埃及文化气息。最为突出的是崇拜“羊”和“十字”(牛为第二崇拜)，羌族人甚至平时不吃羊肉，在特殊的祭祀节日等才吃羊肉。羌族人解释他们的“羌”字就是羊角。羌族人还认为，彝族、藏族和纳西等多个少数民族都与他们之间有族源联系。
羌族人认为炎帝是他们的祖先，不是黄帝。传说中炎帝所戴王冠为尖锥，恰是埃及法老的王冠样式。
上埃及法老是用白色王冠，下埃及红色，所以红白同时在羌族物品中的出现可能说明了埃及文化在他们身上的统一。在中国境内自然不必分为上埃及和下埃及，所以在中国有希望做王的人必然把自己视为埃及的统一者，所以“红”、“白”就被通吃了。他们不认为黄帝是他们的祖先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的推测中黄帝应该是商人的祖先，而羌族属于夏人的可能性很大。
夏人由于和后来的商人实际上文化有血缘联系，所以他们之间既有分别又有关联，正所谓难分难解。其使用的语言估计差别不大，甚至为同种，或者混合型。但李冰谈羌族人今天的语言“听起来像印第安语言”则显示了另外一端的发展。
李冰还认为，羌族中许多人的眼珠有外突特征，兴奋时有外眼角上挑现象，像立起来一样。我想，这或许可以解释历史上所谓蚕王“纵目”说法。
有关脸部五官，也就是生理特征方面，可能是人们认同我的“全球文明同源”的最大障碍。我认为，水土本身可能对人有一定的影响，尽管这方面并无定论，从东亚到西亚，再到东欧，继续向西欧，我们明显可以发现人种五官上的逐渐过渡，这个过渡的有序性表明了地理水土、甚至文化习惯影响的存在。经过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化，这个进化至今天的“黑、白”区别是可以想象的。
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一种“多数同化效应”，即哪个种族人数最众会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同化掉少数人。实际上就是哪里杂交的频率越高幅度越大越广泛，则对少数人的消灭就越彻底，最后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地区你只能看到一个人种的存在，其他的全部被同化掉了。对这个理论的检验是，越是偏远的地区人们长相越“孤立”，与文明核心发达地区相差越远。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效应也是解释今天全球人种分布不应忽视的，那就是“趋同定居原则”。比如从中东走出的人们可能知道朝东的方向多黄色人种，所以越来越多的黄色人种愿意到中国来；反之，白人更愿意到西方去，黑人选择南部非洲，这样就形成了如今的三大块人种：从中东核心往东的黄色人种，往西的白色人种，非洲的黑人。最开初有杂居的，最终在“多数同化少数”的效应下只要是交流发达地区就彻底同化了(以上推理适用于近代殖民地之前，比如美洲应该是以黄色人种为主)。
李冰对羌族的另外一个强烈感觉就是，羌族的一切之一切似乎都是为战争而存在。这在他们的建筑上表现最充分。比如寨子的瞭望楼，其坚固与实战作用非常明显；住房的设计，窗户外小内大的采光与防范；尤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山上通往每家每户的水道，在提供生活用水的同时竟然是战争中逃生的通道，这几乎可与中国北方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战相媲美。这些残酷战争的痕迹说明，这个民族曾经是朝代争夺的核心人群之一，他们的生死存亡有人特别“关心”，有人曾经想把他们赶尽杀绝，所以羌族最终就生活在条件恶劣、地势险峻闭塞的地理环境中。(待续)
(选自苏三破译飓风系列之《向东，向东，再向东》，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