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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京沦陷时期，日军最广为人知的暴行是南京大屠杀。本文着眼于大屠杀背景下安全区的日常生活，简要分析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面临的生存问题，主要表现为食宿、卫生医疗上的困境，从而管窥沦陷初期安全区难民生存的状况和承受的深重苦难。
关键词： 沦陷初期 安全区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难民营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城后，对放下武器的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展开了长达六周的屠杀和对妇女的强奸，造成了约30万人的死亡，即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中外史学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颇多，就国内而言，以中国第二档案馆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整理出版的系列史料，以及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相关研究最突出，学者多是利用幸存者口述资料、留守南京西方人士的记录、官方资料等展开研究。
本文主要利用《魏特琳日记》、《程瑞芳日记》、《拉贝日记》，对沦陷初期魏特琳女士领导的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的日常生存状况做初步探究，从而窥看沦陷初期安全区难民生存的状况和承受的深重苦难。
一、安全区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概况
日军即将进入南京城时自愿留守南京的二十几位西方人士于11月自发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委员会），在南京城西北部教会学校集中处建立起占地约3.86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沦陷初期以单薄之力给大量难民提供庇护，并且他们以日记、照片、录像等方式留下了日军在南京的罪证。
安全区虽有“安全”之名，但并不是真正的安全。尽管国际委员会竭力保护难民，但嚣张残暴的日军并不把这些西方人放在眼里，“大规模地屠杀居民中的男人和小孩，洗劫、烧毁全城的商店和住宅，到处强奸妇女”[1]，甚至连美国大使馆、西人住宅也遭到抢劫。即便这样，安全区的安全性仍然比其他地区要高，每天无数难民涌向此处，最高峰时安全区人数多达25万，国际委员会直接救济7万多人。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是安全区内25个难民营的重要组成，主要收容妇女和儿童，由美籍教授魏特琳等人负责。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前身是1915年美国教会在南京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1930年更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7前日军侵占南京和众高校一同西迁，而魏特琳、程瑞芳、陈斐然等人自愿留下，守护校园，亦组成学校难民营负责小组，在沦陷初期给无数面临死亡、强奸的妇孺提供庇护。
二、文理学院的生存困境
学校原打算接受2700人左右，但日军疯狂的强奸活动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得不涌向学校寻求庇护，高峰时学校里竟达1万人。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我完成了我们能够接纳的难民人数的估计，共为2750人。这个数字尽我们的力量是可以办到的（后来在我们6所建筑里的难民人数实际上超过了1万人）。”[2]由于日军暴行而被迫涌入安全区的大量难民正是下文分析的生存困境的主要来源，他们使安全区的日常生存变得异常艰难，尤其是食宿和卫生医疗问题。
1.食宿问题
沦陷初期日军在南京的杀烧抢掠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死亡、强奸和城市的毁灭，而对于学校难民营的日常生存而言，则直接导致食宿上的困境。
（1）粮食
在日军暴行和难民众多情况下，学校面临严重的粮食问题，粮食短缺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首先，国际委员会粮食储备不多。安全区创立时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和支持，承诺非军事化和提供20000袋大米和10000袋面粉，350袋食盐，但是由于运输困难，实际委员会实际只收到了9067袋大米、1000袋面粉和350袋食盐[3]，这些粮食显然不足以长时间支撑安全区数以万计的难民的饮食，至1938年2月2日，拉贝预估委员会存粮仅够维持安全区内两周的施粥量。粮食储备不足有国民政府未兑现承诺的原因，也有委员会对日军预估错误的原因，日军进城前，他们普遍认为日军素质较高，会对南京城进行和平接管，他们担心的是中国溃军撤退时会有暴行出现从而给民众带来灾难。
其次，农、商业陷入停滞，无法购买粮食。日军进城后到处杀烧抢掠，将食品、住宅和其他一切值钱的东西据为己有或者毁坏，几乎所有商铺都被抢劫和砸毁。粮食储备不够，无法从市场上购买任何物资，这促成黑市的产生，但是食品恰是黑市上最贵的东西，例如“一些明代花瓶真品只卖1元钱一个，一只母鸡要2元钱”[4]。昂贵的黑市物价并不在学校可承受范围内，且难民营人数众多，需要购买大量粮食，黑市不稳定的供应量无法满足。而且黑市物品大多是抢来偷来，学校里的中国负责人常常不屑买。不仅是市场，由于中日双方在农村均实行焦土政策，大面积烧毁耕地，存粮、蔬菜和家禽畜牧等则被抢走或杀害，也没有农副产品可提供买卖。总之，日军进城后，食品供给的重要源头之一消失，流通的市场消失。
再者，日军阻拦国际委员会外购食品。日军进入南京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切断南京和外界的一切联系，“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允许离开这座城市”[5]，南京几近成为一座孤岛。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邮递服务并未因为战争和封锁中断，国际委员会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各自大使馆取得联系，1938年1月份委员会收到数十万元来自于上海各界的善款，并和上海的红字会、基督教总会合作，购买600吨粮食，拉贝多次写信给日本驻华大使请求签发运输许可证，然而屡次遭到拒绝。虽最终经过协商，粮食被允许进程，却是以国际委员会失去粮食分发权为代价，日军实际上希望国际委员会解散，由其扶持的自治委员会取而代之。
以上三点是安全区粮食问题的共性，但对于文理学院而言，粮食问题最令人震惊的来源是粥厂的压榨。学校的饭食由学校对面国际红十字会下属的粥厂负责，国际委员会将分派给文理学院的米、面送到粥厂，粥厂加工成饭食低价卖给学校的难民。国难当头，作为慈善机构的粥厂却出现压榨救济粮的情况，使得原本就存在的粮食问题变得更严重。魏特琳的日记中多次提到她对此事的愤慨，1938年3月12日日记中写道：“这个粥厂没有给穷苦的难民充分的好处，而是以难民饿肚子为代价赚了一大笔钱。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6]3月31日：“粥厂的负责人指责工作人员在一点点地偷米，而工作人员们又指控那些负责人大量地偷米……今晚很迟才给他们供应粥，粥稀薄且分量不足。”[7] （2）居住
住是学校面临的一大难题，尤其是校舍和御寒物资缺乏。日军在二战中对于征服地区最突出的暴行就是强奸，在南京尤为如此，因此南京大屠杀在英文中除叫“Nanking Massacre”，又名“The Rape of Nanking”。虽然文理学院内亦时有这种恶行发生，但因为有魏特琳的竭力保护，学校总体状况要比外面及安全区其他地方好得多。日军进城后，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为躲避强奸，便不断逃入文理学院，因此学校计划开放的宿舍很快住满，随后又不断开放新的楼宇供难民栖身，据程夫人记载，1937年12月14日学校已有四五千人，最多时则高达一万多人。校园内十分拥挤，宿舍、教室、图书馆、实验室所有的室内都挤满了人，住不下的人宁愿睡在走廊甚至露天操场上也不敢回家。
而此时南京正值冬季，天寒地冻，面对不断涌入的难民，学校显然没有足够的御寒物资。最初进校的人可睡在宿舍床上，随着难民增多，学校连草甸也没有了，大多数人只能睡在冰冷的地上。对于这种情况魏特琳虽深感心痛却也无能为力，12月18日日记记载：“神情惊恐的妇女、年轻的姑娘和孩子就潮水般拥了进来。我们只能让她们进来，但没有地方安置她们。我们告诉她们只能睡在露天草地上。不幸的是，天气现在冷多了，她们又得忍受另一种新的痛苦。”[8]
除来自于以上所言需求扩大之外，亦有御寒物资自身供应量减少的原因，供应问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自行烧毁了大量棉衣。战火未燃及南京之时，包括文理学院在内的许多学校和妇女联合会都志愿为国军伤兵做了大量过冬的棉衣，而日军占领南京后这些未来得及给国军的新棉衣就面临被日军侵占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许多人烧毁了这些财产物资。另外，难民自身御寒物件的减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不少人逃往学校时是自带行李的，却在路上被日军劫走，没了冬衣和棉被。
御寒物资不足包括用于生火取暖的资源减少。因为寒冷，日军不仅抢劫百姓的衣物，更是抢走柴火、煤炭一类生火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燃料短缺，市场的颓败也使购买途径阻塞。魏特琳1938年1月13日日记记载：“里格斯先生今天去了7家煤店，但都没有煤。燃料越来越成问题。”[9]而日方派来“保护”学校的宪兵，不仅为起到保护学校的作用，更是大量消耗学校宝贵的能源，程夫人的日记即可佐证：“昨晚也派了兵来守卫，其实用不着，他们来了还要照应他们。华也不敢得罪他们，预备两个火炉还不够，他们爱用柴烧，在外面烧房子大火惯了的，这种炉子他还不愿意。”[10]
2.卫生医疗
沦陷初期学校里的生存困境，不仅是食宿上的苦难，而且体现在卫生医疗上面临的挑战。在此种战乱的日子里，校园里的卫生环境、医疗条件之恶劣可想而知。
（1）卫生环境
学校所面临的卫生问题突出表现在粪便处理和洗澡问题上。
学校实际难民人数远超原计划接纳量，因此没有足够的厕所、粪坑和壕沟可供使用。“一条壕沟接一条壕沟被粪便填满了，到处都是粪便，这已成为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11]，学校工作人员过少，尤其是男丁，没有足够的人力挖更多的壕沟，造成排泄物在露天环境中堆积，只得挖很浅的掩埋坑，故而需要生石灰消毒，而生石灰的短缺无法妥善处理粪便，更增加学校对传染病爆发的担忧。除了厕所不够之外，此问题的另一来源则是难民本身，难民多为中下层民众，素质水平不高，加上儿童众多，又在极度惊恐的情况下，随地大小便情况多有发生。
洗澡则是学校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日军进城后，断水断电，煤炭、柴火短缺，学校没有条件经营浴室，但这不是学校无法洗澡的主要原因，洗澡问题的重要来源是不敢洗澡。由于魏特琳的孤勇和对学校妇孺的奋力保护，文理学院的安全状况比安全区大部分地方要好，但是魏特琳不可能随时出现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在顾不到的地方强奸不时发生，也有人被日军强行带走。如，魏特琳1937年12月19日记记载：“在楼上538房间里，我看见一个家伙站在门口，另一个正在强奸一名姑娘。我的出现和我手上那封日本大使馆的信，使他们慌忙逃走。”[12]程夫人同年12月21日记载：“昨晚又进来两个兵，脱了两个姑娘在草地里。”[13]直到1938年4月份，南京秩序基本恢复后，学校里所有人才都能够洗得上澡。在日军暴行最恐怖的岁月里，人们不仅不敢洗澡，有床睡觉的人都不敢脱衣睡觉，魏特琳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和衣而睡，程夫人甚至一个月没脱衣睡觉。
（2）医疗条件
难民的健康状况决定了对医疗的需求，而沦陷初期却是医护人员、药品双重缺乏的时期。
就难民的健康而言，粮食缺乏、长期吃不饱，极少蔬菜、肉食和单一的大米摄入导致营养不良，普遍出现水肿、脚气病，加上严冬的寒冷，伤风咳嗽之人更是数不胜数。而传染病对难民的健康乃至生命威胁更大，上文亦有提到魏特琳担心无法用生石灰掩埋的粪便造成春季的传染病大流行。事实上，难民营中的确有传染病的出现，儿童白喉症即是一例，“发白喉症的小孩死了，他的妹也有了，一共死了十五个小孩”[14]。儿童的死亡似乎尤多，程夫人作为学校唯一的医护人员，其日记中每隔几天就记载学校孩童尤其是婴儿的死亡。对于妇女而言，最大的伤害来自于遭受强奸后的身心创伤。许多妇女遭受多次强奸，染上严重的性病。
妇孺糟糕的健康状况给难民营医疗带来巨大的压力，而医疗条件的恶劣则来自于医护人员和药品的双重匮乏，日军拒绝给来宁药品、医护人员发放通行证造成两者缺乏的持续。文理学院有一万多名难民，却只程夫人一个护士，没有医生，各类病患众多，年逾花甲的程夫人身兼数职，既要充当接生婆，又要给难民看病、照顾病人，还要安排逝者的身后事，作为卫生组长，更要参与管理难民营和应付日军检查。她在日记中写道：“一天到晚不是忙病人就是忙死人和生的小孩。”[15]至于药品，程夫人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伤寒药用尽和治疗白喉的药缺乏，且因市场瘫痪无法购买，药品匮乏可见一斑。
对于重症无力医治者，则需转到医院治疗，一般送至沦陷初期南京唯一的医院——鼓楼医院。但鼓楼医院自身的情况也不容客观，医院只有数名中外籍医生，急需的外科医生仅有一名，由于日军禁运，医用材料和药品及其缺乏，伤患却是众多。日军更是在医院实施暴行，甚至强奸中国护士。
三、结语
通过对沦陷初期境遇相对较好的文理学院在食宿、卫生医疗上生存困境的粗略了解，可以初步窥探到整个安全区生存环境是多么恶劣，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在南京的暴行则是造成这一切深重苦难的根源。与日军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数十位自愿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建立安全区的西方人，程夫人说：“若不是他们在此，中国人也只有死路一条。”[16]安全区的难民更是把魏特琳、拉贝等称作“活菩萨”，中国人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可见一斑。而在魏特琳看来，正是中国人的坚韧和不屈给了这个国家最大的希望和无限的生机。
参考文献：
[1][2][6][7][8][9][11][12][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06，136，307，331-332，200-201，237，
282，202.
[3]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J].民国档案，1997（4）.
[4][5][德]约翰·拉贝，著.拉贝日记翻译组，译.拉贝日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142，318，269.
[10][13][14][15][16]程瑞芳.程瑞芳日记[J].民国档案，2004（3）～2005（1）.
关键词： 沦陷初期 安全区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难民营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城后，对放下武器的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展开了长达六周的屠杀和对妇女的强奸，造成了约30万人的死亡，即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中外史学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颇多，就国内而言，以中国第二档案馆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整理出版的系列史料，以及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相关研究最突出，学者多是利用幸存者口述资料、留守南京西方人士的记录、官方资料等展开研究。
本文主要利用《魏特琳日记》、《程瑞芳日记》、《拉贝日记》，对沦陷初期魏特琳女士领导的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的日常生存状况做初步探究，从而窥看沦陷初期安全区难民生存的状况和承受的深重苦难。
一、安全区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概况
日军即将进入南京城时自愿留守南京的二十几位西方人士于11月自发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委员会），在南京城西北部教会学校集中处建立起占地约3.86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沦陷初期以单薄之力给大量难民提供庇护，并且他们以日记、照片、录像等方式留下了日军在南京的罪证。
安全区虽有“安全”之名，但并不是真正的安全。尽管国际委员会竭力保护难民，但嚣张残暴的日军并不把这些西方人放在眼里，“大规模地屠杀居民中的男人和小孩，洗劫、烧毁全城的商店和住宅，到处强奸妇女”[1]，甚至连美国大使馆、西人住宅也遭到抢劫。即便这样，安全区的安全性仍然比其他地区要高，每天无数难民涌向此处，最高峰时安全区人数多达25万，国际委员会直接救济7万多人。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是安全区内25个难民营的重要组成，主要收容妇女和儿童，由美籍教授魏特琳等人负责。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前身是1915年美国教会在南京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1930年更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7前日军侵占南京和众高校一同西迁，而魏特琳、程瑞芳、陈斐然等人自愿留下，守护校园，亦组成学校难民营负责小组，在沦陷初期给无数面临死亡、强奸的妇孺提供庇护。
二、文理学院的生存困境
学校原打算接受2700人左右，但日军疯狂的强奸活动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得不涌向学校寻求庇护，高峰时学校里竟达1万人。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我完成了我们能够接纳的难民人数的估计，共为2750人。这个数字尽我们的力量是可以办到的（后来在我们6所建筑里的难民人数实际上超过了1万人）。”[2]由于日军暴行而被迫涌入安全区的大量难民正是下文分析的生存困境的主要来源，他们使安全区的日常生存变得异常艰难，尤其是食宿和卫生医疗问题。
1.食宿问题
沦陷初期日军在南京的杀烧抢掠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死亡、强奸和城市的毁灭，而对于学校难民营的日常生存而言，则直接导致食宿上的困境。
（1）粮食
在日军暴行和难民众多情况下，学校面临严重的粮食问题，粮食短缺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首先，国际委员会粮食储备不多。安全区创立时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和支持，承诺非军事化和提供20000袋大米和10000袋面粉，350袋食盐，但是由于运输困难，实际委员会实际只收到了9067袋大米、1000袋面粉和350袋食盐[3]，这些粮食显然不足以长时间支撑安全区数以万计的难民的饮食，至1938年2月2日，拉贝预估委员会存粮仅够维持安全区内两周的施粥量。粮食储备不足有国民政府未兑现承诺的原因，也有委员会对日军预估错误的原因，日军进城前，他们普遍认为日军素质较高，会对南京城进行和平接管，他们担心的是中国溃军撤退时会有暴行出现从而给民众带来灾难。
其次，农、商业陷入停滞，无法购买粮食。日军进城后到处杀烧抢掠，将食品、住宅和其他一切值钱的东西据为己有或者毁坏，几乎所有商铺都被抢劫和砸毁。粮食储备不够，无法从市场上购买任何物资，这促成黑市的产生，但是食品恰是黑市上最贵的东西，例如“一些明代花瓶真品只卖1元钱一个，一只母鸡要2元钱”[4]。昂贵的黑市物价并不在学校可承受范围内，且难民营人数众多，需要购买大量粮食，黑市不稳定的供应量无法满足。而且黑市物品大多是抢来偷来，学校里的中国负责人常常不屑买。不仅是市场，由于中日双方在农村均实行焦土政策，大面积烧毁耕地，存粮、蔬菜和家禽畜牧等则被抢走或杀害，也没有农副产品可提供买卖。总之，日军进城后，食品供给的重要源头之一消失，流通的市场消失。
再者，日军阻拦国际委员会外购食品。日军进入南京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切断南京和外界的一切联系，“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允许离开这座城市”[5]，南京几近成为一座孤岛。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邮递服务并未因为战争和封锁中断，国际委员会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各自大使馆取得联系，1938年1月份委员会收到数十万元来自于上海各界的善款，并和上海的红字会、基督教总会合作，购买600吨粮食，拉贝多次写信给日本驻华大使请求签发运输许可证，然而屡次遭到拒绝。虽最终经过协商，粮食被允许进程，却是以国际委员会失去粮食分发权为代价，日军实际上希望国际委员会解散，由其扶持的自治委员会取而代之。
以上三点是安全区粮食问题的共性，但对于文理学院而言，粮食问题最令人震惊的来源是粥厂的压榨。学校的饭食由学校对面国际红十字会下属的粥厂负责，国际委员会将分派给文理学院的米、面送到粥厂，粥厂加工成饭食低价卖给学校的难民。国难当头，作为慈善机构的粥厂却出现压榨救济粮的情况，使得原本就存在的粮食问题变得更严重。魏特琳的日记中多次提到她对此事的愤慨，1938年3月12日日记中写道：“这个粥厂没有给穷苦的难民充分的好处，而是以难民饿肚子为代价赚了一大笔钱。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6]3月31日：“粥厂的负责人指责工作人员在一点点地偷米，而工作人员们又指控那些负责人大量地偷米……今晚很迟才给他们供应粥，粥稀薄且分量不足。”[7] （2）居住
住是学校面临的一大难题，尤其是校舍和御寒物资缺乏。日军在二战中对于征服地区最突出的暴行就是强奸，在南京尤为如此，因此南京大屠杀在英文中除叫“Nanking Massacre”，又名“The Rape of Nanking”。虽然文理学院内亦时有这种恶行发生，但因为有魏特琳的竭力保护，学校总体状况要比外面及安全区其他地方好得多。日军进城后，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为躲避强奸，便不断逃入文理学院，因此学校计划开放的宿舍很快住满，随后又不断开放新的楼宇供难民栖身，据程夫人记载，1937年12月14日学校已有四五千人，最多时则高达一万多人。校园内十分拥挤，宿舍、教室、图书馆、实验室所有的室内都挤满了人，住不下的人宁愿睡在走廊甚至露天操场上也不敢回家。
而此时南京正值冬季，天寒地冻，面对不断涌入的难民，学校显然没有足够的御寒物资。最初进校的人可睡在宿舍床上，随着难民增多，学校连草甸也没有了，大多数人只能睡在冰冷的地上。对于这种情况魏特琳虽深感心痛却也无能为力，12月18日日记记载：“神情惊恐的妇女、年轻的姑娘和孩子就潮水般拥了进来。我们只能让她们进来，但没有地方安置她们。我们告诉她们只能睡在露天草地上。不幸的是，天气现在冷多了，她们又得忍受另一种新的痛苦。”[8]
除来自于以上所言需求扩大之外，亦有御寒物资自身供应量减少的原因，供应问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自行烧毁了大量棉衣。战火未燃及南京之时，包括文理学院在内的许多学校和妇女联合会都志愿为国军伤兵做了大量过冬的棉衣，而日军占领南京后这些未来得及给国军的新棉衣就面临被日军侵占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许多人烧毁了这些财产物资。另外，难民自身御寒物件的减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不少人逃往学校时是自带行李的，却在路上被日军劫走，没了冬衣和棉被。
御寒物资不足包括用于生火取暖的资源减少。因为寒冷，日军不仅抢劫百姓的衣物，更是抢走柴火、煤炭一类生火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燃料短缺，市场的颓败也使购买途径阻塞。魏特琳1938年1月13日日记记载：“里格斯先生今天去了7家煤店，但都没有煤。燃料越来越成问题。”[9]而日方派来“保护”学校的宪兵，不仅为起到保护学校的作用，更是大量消耗学校宝贵的能源，程夫人的日记即可佐证：“昨晚也派了兵来守卫，其实用不着，他们来了还要照应他们。华也不敢得罪他们，预备两个火炉还不够，他们爱用柴烧，在外面烧房子大火惯了的，这种炉子他还不愿意。”[10]
2.卫生医疗
沦陷初期学校里的生存困境，不仅是食宿上的苦难，而且体现在卫生医疗上面临的挑战。在此种战乱的日子里，校园里的卫生环境、医疗条件之恶劣可想而知。
（1）卫生环境
学校所面临的卫生问题突出表现在粪便处理和洗澡问题上。
学校实际难民人数远超原计划接纳量，因此没有足够的厕所、粪坑和壕沟可供使用。“一条壕沟接一条壕沟被粪便填满了，到处都是粪便，这已成为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11]，学校工作人员过少，尤其是男丁，没有足够的人力挖更多的壕沟，造成排泄物在露天环境中堆积，只得挖很浅的掩埋坑，故而需要生石灰消毒，而生石灰的短缺无法妥善处理粪便，更增加学校对传染病爆发的担忧。除了厕所不够之外，此问题的另一来源则是难民本身，难民多为中下层民众，素质水平不高，加上儿童众多，又在极度惊恐的情况下，随地大小便情况多有发生。
洗澡则是学校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日军进城后，断水断电，煤炭、柴火短缺，学校没有条件经营浴室，但这不是学校无法洗澡的主要原因，洗澡问题的重要来源是不敢洗澡。由于魏特琳的孤勇和对学校妇孺的奋力保护，文理学院的安全状况比安全区大部分地方要好，但是魏特琳不可能随时出现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在顾不到的地方强奸不时发生，也有人被日军强行带走。如，魏特琳1937年12月19日记记载：“在楼上538房间里，我看见一个家伙站在门口，另一个正在强奸一名姑娘。我的出现和我手上那封日本大使馆的信，使他们慌忙逃走。”[12]程夫人同年12月21日记载：“昨晚又进来两个兵，脱了两个姑娘在草地里。”[13]直到1938年4月份，南京秩序基本恢复后，学校里所有人才都能够洗得上澡。在日军暴行最恐怖的岁月里，人们不仅不敢洗澡，有床睡觉的人都不敢脱衣睡觉，魏特琳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和衣而睡，程夫人甚至一个月没脱衣睡觉。
（2）医疗条件
难民的健康状况决定了对医疗的需求，而沦陷初期却是医护人员、药品双重缺乏的时期。
就难民的健康而言，粮食缺乏、长期吃不饱，极少蔬菜、肉食和单一的大米摄入导致营养不良，普遍出现水肿、脚气病，加上严冬的寒冷，伤风咳嗽之人更是数不胜数。而传染病对难民的健康乃至生命威胁更大，上文亦有提到魏特琳担心无法用生石灰掩埋的粪便造成春季的传染病大流行。事实上，难民营中的确有传染病的出现，儿童白喉症即是一例，“发白喉症的小孩死了，他的妹也有了，一共死了十五个小孩”[14]。儿童的死亡似乎尤多，程夫人作为学校唯一的医护人员，其日记中每隔几天就记载学校孩童尤其是婴儿的死亡。对于妇女而言，最大的伤害来自于遭受强奸后的身心创伤。许多妇女遭受多次强奸，染上严重的性病。
妇孺糟糕的健康状况给难民营医疗带来巨大的压力，而医疗条件的恶劣则来自于医护人员和药品的双重匮乏，日军拒绝给来宁药品、医护人员发放通行证造成两者缺乏的持续。文理学院有一万多名难民，却只程夫人一个护士，没有医生，各类病患众多，年逾花甲的程夫人身兼数职，既要充当接生婆，又要给难民看病、照顾病人，还要安排逝者的身后事，作为卫生组长，更要参与管理难民营和应付日军检查。她在日记中写道：“一天到晚不是忙病人就是忙死人和生的小孩。”[15]至于药品，程夫人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伤寒药用尽和治疗白喉的药缺乏，且因市场瘫痪无法购买，药品匮乏可见一斑。
对于重症无力医治者，则需转到医院治疗，一般送至沦陷初期南京唯一的医院——鼓楼医院。但鼓楼医院自身的情况也不容客观，医院只有数名中外籍医生，急需的外科医生仅有一名，由于日军禁运，医用材料和药品及其缺乏，伤患却是众多。日军更是在医院实施暴行，甚至强奸中国护士。
三、结语
通过对沦陷初期境遇相对较好的文理学院在食宿、卫生医疗上生存困境的粗略了解，可以初步窥探到整个安全区生存环境是多么恶劣，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在南京的暴行则是造成这一切深重苦难的根源。与日军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数十位自愿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建立安全区的西方人，程夫人说：“若不是他们在此，中国人也只有死路一条。”[16]安全区的难民更是把魏特琳、拉贝等称作“活菩萨”，中国人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可见一斑。而在魏特琳看来，正是中国人的坚韧和不屈给了这个国家最大的希望和无限的生机。
参考文献：
[1][2][6][7][8][9][11][12][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06，136，307，331-332，200-201，237，
282，202.
[3]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J].民国档案，1997（4）.
[4][5][德]约翰·拉贝，著.拉贝日记翻译组，译.拉贝日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142，318，269.
[10][13][14][15][16]程瑞芳.程瑞芳日记[J].民国档案，2004（3）～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