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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信忠这个台湾70后笔下的台湾生活虽然琐碎,
却与台湾的政治、文化等大背景紧密相连,当书中所写的国民党老兵听到上海乡音热泪盈眶之时,廖信忠个人书写的意义也再次凸显:
当冷漠的大历史渐渐远去,每一颗思乡心切、渴望生活的心灵都无比动人。
蒋家王朝
1978年,蒋中正“崩逝”(是的,当时的报纸用的就是这个充满了皇权帝制意味的封建字眼)后,“副总统”严家淦继任,但实权却在“行政院长”蒋经国手上。严家淦可说是虚位“首脑”,当时都叫他“YESMAN”。虽然两年后蒋经国的接班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但还是有不少人不太满意,不知道蒋家王朝还有多久。当初有个政治笑话是这么说的:蒋介石去世后,不可避免地在天堂遇见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孙中山非常关心“中华民国”的状况,于是问老蒋——
“我死后,‘中华民国’有没有‘行宪啊’?”
蒋介石马上回答:“有啊!有‘行宪’,有‘行宪’啦!”
孙中山又问:“那第一任‘总统’是谁?”
蒋介石回答:“是我。”
孙中山心想,老蒋一统江湖,确实当得,又问:“那第二任呢?”
这时老蒋不太好意思说还是自己,可又不太想说谎对不起“国父”,于是回答:“于右任(余又任)。”
孙中山高兴地说:“不错不错,书法家当‘总统’,文学治国。那第三任又是谁呢?”
蒋中正脑筋一转,机智地答道:“吴三连(吾三连)。”
孙:“嗯,舆论界有人出任‘总统’,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谁?”
蒋:“赵元任(照原任)。”
孙想了一想说道:“很好,语言学家当‘总统’。那第五任呢?”
蒋:“是……是赵丽莲(照例连)。”
孙中山开心地说:“太好了,连教育家也做‘总统’了,真是越来越进步了。”
这是个很典型的讽刺蒋家的笑话。其实,蒋中正的影响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还存在,在我小学时都还要背“蒋公遗嘱”,音乐课也要学唱“蒋公纪念歌”。而每次老师一提到蒋公或“国父”孙中山先生时,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一下表示尊敬。这些事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挺傻的。
台湾生育政策:以劝为主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当局鼓励的生育政策是“一个孩子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这种大家都会背的口号;另外,那几年还有一种口号叫“三三三一”,指婚后三年生第一个小孩,过三年再生一个,理想的结婚年龄为男28岁、女25岁。我爸妈还真响应号召,刚好生了一男一女,一家4口,标准地迈入中产阶级家庭。
在这之前,台湾人总是喜欢多生,像我父亲就有7个兄弟姐妹,母亲家也有5个。越穷的人家越喜欢生得多,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但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过去台湾比较穷,一般百姓必须多生增加机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到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有了人口压力,当局开始鼓励少生。这几年口号又改啦!“两个孩子恰恰好,女孩男孩一样好”,特地将女孩放在男孩之前,希望消除重男轻女观念。后来因为少子化的风潮,又改成“两个孩子很幸福,三个孩子更热闹”,希望民众多生几个小孩。
香肠与A片,台湾民主的特殊风貌
在非国民党籍竞选候选人的演讲场子中,总会有些卖烤香肠的小推车,他们大概都是一些基本上支持党外运动的烤香肠小贩,有时上面可能会放个掷骰子赌香肠的碗。他们如游牧民族般跟着党外或后来民进党的造势及抗议场子四处移动。除了卖烤香肠外,还有糯米肠、饮料等东西,这种香肠摊在当时通称为“民主香肠”。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许多群众、抗议者、记者甚至是警察一起吃香肠,然后互通一些资讯。
此外,旁边一定会有些流动的书摊,贩卖些书店看不到的禁书、街头运动的录像带,以及夹杂在这些录像带中间偷渡贩卖的A片等,这是早年台湾民主运动的一种特殊风貌。
金庸、马克·吐温、左拉为何被查禁?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金庸小说被禁了好几本,读者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盗版书。就拿《射雕英雄传》来说,当初在台湾叫《大漠英雄传》,原因在于“射雕”两字出自于毛泽东诗词,所以就被迫改了。
据说更早以前,不是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嘛,问题就出自“东邪”,在东方的桃花岛上,有暗喻台湾的意思,所以也被禁了。
在台湾,以前这种事件还不少。台湾有个作家叫陈映真,因为一些政治因素也被抄家。警总人员从他家里搜出一堆马克·吐温的小说来,就说:“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吗,你怎么会有他的书?”所以,同理可证,当初很多马克思·韦伯的书也都遭殃。
甚至连法国作家佐拉(大陆一般翻译为左拉)也逃不了。明明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翘楚,只因为这位外国作家姓名发音接近“左”,被打入左派,也成了禁书。
6个劫机犯的下场
1983年5月,一架大陆的民航机,从沈阳飞往上海的途中,被劫持到了韩国。参与这次劫机的6名青年降落韩国后,立刻表示要投奔台湾。当时台湾当局在反共意识形态挂帅之下,并未依国际反劫机公约将他们视为“劫机犯”,反而称他们为“夺机六义士”。本来劫机者是要受到韩国政府审判的,台湾当局却动员一切力量声援他们(包括在韩国聘请律师为他们辩护等)。
经过韩国拘留、起诉、判刑确定,并羁押了1年3个月后,在1984年8月,利用洛杉矶奥运的喧腾,劫机者被悄悄遣送到台湾。他们来到台湾的第二天,立即被蒋经国接见而成为“反共英雄”。当时的国民党当局颁发给他们约1700万台币的奖金作为生活费,还安排他们就业与就学,可谓风光一时。
这件事很快就被人淡忘掉,英雄的光环也已不在。再之后的劫机者也改由人机分离的方式处理,飞机先送回去,人则当作劫机犯先在台湾关个几年,然后遣送回大陆。
再听到“六义士”这个词,已经是1992年了。“六义士”其中之一的卓长仁投资地产赚了钱,却在转投资其他时血本无归,犯下了绑架案并撕票,被判死刑,拖了10年后才执行。
外省老兵:我是传奇
1984年,海山一坑煤矿灾变。有位叫周宗鲁的工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是个外省老兵,大小战役的幸存者。据他口述,在战争中曾经两次,全连就只有他和两三个人活下来,也算是命大的家伙。跟其他外省老兵一样,周宗鲁退伍后没什么谋生技能,就去挖煤矿。
海山一坑爆炸灾变后,他被封在坑里约5天才被救出,是唯一的生还者。在那个高温40度的坑里,没有食物和水分进补,他只好喝自己的尿才活下来,可说是奇迹。
他觉得是上帝救了他,所以后来当牧师去了。前几年在街上看到他在传福音发单张,没什么人理他。谁晓得他就是当年轰动全台的人物呢!
后来,大陆探亲开放了。但没想到开放通信及探亲后,台湾这边的老婆才赫然发现丈夫在那边已经有了“原配”,自己只不过是个“二奶”而已。惨一点儿的大闹离婚;有些妻子碍于人情,只好隐忍下来,看着丈夫越来越往“原配”那边倾斜。其实做丈夫的何尝不痛苦呢?一边是故乡年轻时结发的妻子,许多人回去一看,发现妻子根本没改嫁,一直在等他,心里自然会有极度亏欠的感觉。而另一边,当初台湾本省人讨厌外省人,台湾的女孩想嫁给这些外省汉子免不了是经过一场家庭革命而为爱出走的,胼手胝足几十年,突然之间让她从大太太变成小老婆,更是情何以堪。后来还是赖法律的解套,这些“宝岛夫人”才有了合法的地位。
就如同我初中同学的父亲,上海人,最近再见到他时,我开玩笑地用上海话问候他“张家爸爸,长远未见喔……”,没想到,这个几十年没听过乡音的老人顿时呆若木鸡,激动得茶杯都掉在地上,眼泪差点儿就落了下来。
台湾扫黑实录:他被江南了
江南本名刘宜良,是台湾报社的驻美特派记者,有一个说法是,其实他也有收集情报的特工身份。江南在美国期间写了《蒋经国传》,并于美国报上连载。这本传记,详细地记载了蒋家内部许多不为人知的八卦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权斗争历史。当时,当局认为他是因心生不满而污蔑蒋家。
因此,由当时的情报局长汪希苓经人介绍认识“竹联帮”帮主陈启礼,派竹联帮帮众赴美国“锄奸”,在旧金山暗杀了江南。
结果这件事干得不够干净利落,加上聪明的陈启礼已经先行录了一卷自保录音带给别人保管,因此马上被查出来跟台湾当局有关。美国政府大怒,因为,台湾情报机构公然派杀手到美国本土刺杀了已经是美国公民的江南。但又有一说,江南原来也是FBI的线民,是三面间谍,所以美国才那么积极侦查。
当然,当事人后来都作鸟兽散,四处逃亡,陈启礼也逃回台湾。这件事除了让民众对当局有非常非常负面的印象外,也让民众深深感到黑社会之恐怖——当局原来与黑社会有这样的挂钩!
蒋经国到底知不知情,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但执行策划者是他的儿子蒋孝武。后者本来应该是最有希望成为接班人的,后来他虽然没事,但也从此被外放到岛外冷冻着。
后来当局为了转移话题,拾回形象,在当年年底也展开了台湾史上最大的一次扫黑行动“一清专案”,许多大哥不管有事没事通通落网。在过去,“绿岛”本来是专门关政治犯的地方,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变成了“大哥的故乡”,号称“绿岛大学”——要成为大哥,都要先去那里“进修”一下。
那时我年纪小,记得电视上总是有扫黑的宣导短片,一堆明星穿着警察的制服,拿着扫把在扫着地上一堆堆黑黑的纸屑,在“扫黑”。
几十年后,电视台再访问当时的当事人,他们还是认为那时所做的是为了台湾为了当局,一点儿错也没有。看看台湾后来的社会发展,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仍然觉得一点儿错都没有,只是他们认同的对象错了而已。
那几年的流行语是:“他被江南了……”
课本里的蒋公故事
蒋公从小就不怕劳苦。他每天都要洒水扫地,帮着母亲到园里去种菜。母亲织布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读书。
有一天,他到河边去玩,看见河里有许多小鱼,向水的上游游。因为水太急,几次都被冲下来,但是小鱼还是用力向上游。
蒋公看了,心里想:“小鱼都有这样大的勇气,我们做人,能不如小鱼吗?”
蒋公小的时候,不怕劳苦,又很有勇气,所以长大了,能为国家做许多事。(以上源自小学二年级上学期第十二课)
一般的该死小孩看到鱼,大概就只会想抓来玩或吃掉吧。当年,老师们都喜欢拿这个故事来鼓励小朋友要努力向上。听到激动处,一些感性的小女生已经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我爸生日,蒋经国去世
1988年年初,又有两个禁解除了,分别是报禁与发禁。发禁解除的隔天,1月13日,蒋经国就去世了。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一起在电视机前面,收看华视播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我娘抢着看台视的《还君明珠》。在接近8点半后进广告,广告播到一半,电视上赫然出现蒋经国的遗像。全家一阵愕然,画面也停在那里,时间好像顿时停止了一样。
学校中庭也出现了灵堂。每天老师都会带我们去鞠躬,然后老师就开始哭了。老师一哭,班上的女生也跟着哭,最后大家哭成一团。
“都是那些民进党把‘蒋总统’气死的,呜呜呜。”小女生一把鼻涕一把泪,愤愤不平地说着。“新的‘蒋总统’怎么不姓蒋了?那以后要叫什么?”小朋友也窃窃私语了,“‘李蒋总统’吧?”
人们为何怀念蒋经国
以蒋经国的观念来说,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富可敌国”与“贫无立锥”如果形成两个极端,却被理解为经济真的成长了,这应是一大讽刺。所以,为了避免像许多高度开发国家那样财富集中,贫富悬殊,他认为发展不仅要增加财富,也要合理分配,这样人民才能在均富的标准下愉快又勤劳地工作,社会才能稳定。
他在“行政院长”任内,虽然内外局势剧烈变化,但他带领的一批技术官僚,却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完成十大建设,使台湾经济有了更飞快的增长。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虽然台湾是专制当局,也总算看清了时势,能采取宜时的决策,为台湾民主及经济的发展奠下重要的基石。
当然,这些历史的尘埃需要更长的时间沉淀,几代后才可能会对功过有更客观的评价。现在有许多人开口闭口总是蒋经国在位的时候,似乎那个年代比现在更好。我想,其实可能是怀念当时经济正在全力发展,人人埋头苦干、同舟共济的充实感吧!现在大家都富了,反而一点共同的目标都没了,有些空虚。
(摘编自《我们台湾这些年》及其作者廖信忠博客)
《看世界》杂志2010年1月(上)
却与台湾的政治、文化等大背景紧密相连,当书中所写的国民党老兵听到上海乡音热泪盈眶之时,廖信忠个人书写的意义也再次凸显:
当冷漠的大历史渐渐远去,每一颗思乡心切、渴望生活的心灵都无比动人。
蒋家王朝
1978年,蒋中正“崩逝”(是的,当时的报纸用的就是这个充满了皇权帝制意味的封建字眼)后,“副总统”严家淦继任,但实权却在“行政院长”蒋经国手上。严家淦可说是虚位“首脑”,当时都叫他“YESMAN”。虽然两年后蒋经国的接班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但还是有不少人不太满意,不知道蒋家王朝还有多久。当初有个政治笑话是这么说的:蒋介石去世后,不可避免地在天堂遇见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孙中山非常关心“中华民国”的状况,于是问老蒋——
“我死后,‘中华民国’有没有‘行宪啊’?”
蒋介石马上回答:“有啊!有‘行宪’,有‘行宪’啦!”
孙中山又问:“那第一任‘总统’是谁?”
蒋介石回答:“是我。”
孙中山心想,老蒋一统江湖,确实当得,又问:“那第二任呢?”
这时老蒋不太好意思说还是自己,可又不太想说谎对不起“国父”,于是回答:“于右任(余又任)。”
孙中山高兴地说:“不错不错,书法家当‘总统’,文学治国。那第三任又是谁呢?”
蒋中正脑筋一转,机智地答道:“吴三连(吾三连)。”
孙:“嗯,舆论界有人出任‘总统’,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谁?”
蒋:“赵元任(照原任)。”
孙想了一想说道:“很好,语言学家当‘总统’。那第五任呢?”
蒋:“是……是赵丽莲(照例连)。”
孙中山开心地说:“太好了,连教育家也做‘总统’了,真是越来越进步了。”
这是个很典型的讽刺蒋家的笑话。其实,蒋中正的影响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还存在,在我小学时都还要背“蒋公遗嘱”,音乐课也要学唱“蒋公纪念歌”。而每次老师一提到蒋公或“国父”孙中山先生时,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一下表示尊敬。这些事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挺傻的。
台湾生育政策:以劝为主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当局鼓励的生育政策是“一个孩子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这种大家都会背的口号;另外,那几年还有一种口号叫“三三三一”,指婚后三年生第一个小孩,过三年再生一个,理想的结婚年龄为男28岁、女25岁。我爸妈还真响应号召,刚好生了一男一女,一家4口,标准地迈入中产阶级家庭。
在这之前,台湾人总是喜欢多生,像我父亲就有7个兄弟姐妹,母亲家也有5个。越穷的人家越喜欢生得多,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但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过去台湾比较穷,一般百姓必须多生增加机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到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有了人口压力,当局开始鼓励少生。这几年口号又改啦!“两个孩子恰恰好,女孩男孩一样好”,特地将女孩放在男孩之前,希望消除重男轻女观念。后来因为少子化的风潮,又改成“两个孩子很幸福,三个孩子更热闹”,希望民众多生几个小孩。
香肠与A片,台湾民主的特殊风貌
在非国民党籍竞选候选人的演讲场子中,总会有些卖烤香肠的小推车,他们大概都是一些基本上支持党外运动的烤香肠小贩,有时上面可能会放个掷骰子赌香肠的碗。他们如游牧民族般跟着党外或后来民进党的造势及抗议场子四处移动。除了卖烤香肠外,还有糯米肠、饮料等东西,这种香肠摊在当时通称为“民主香肠”。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许多群众、抗议者、记者甚至是警察一起吃香肠,然后互通一些资讯。
此外,旁边一定会有些流动的书摊,贩卖些书店看不到的禁书、街头运动的录像带,以及夹杂在这些录像带中间偷渡贩卖的A片等,这是早年台湾民主运动的一种特殊风貌。
金庸、马克·吐温、左拉为何被查禁?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金庸小说被禁了好几本,读者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盗版书。就拿《射雕英雄传》来说,当初在台湾叫《大漠英雄传》,原因在于“射雕”两字出自于毛泽东诗词,所以就被迫改了。
据说更早以前,不是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嘛,问题就出自“东邪”,在东方的桃花岛上,有暗喻台湾的意思,所以也被禁了。
在台湾,以前这种事件还不少。台湾有个作家叫陈映真,因为一些政治因素也被抄家。警总人员从他家里搜出一堆马克·吐温的小说来,就说:“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吗,你怎么会有他的书?”所以,同理可证,当初很多马克思·韦伯的书也都遭殃。
甚至连法国作家佐拉(大陆一般翻译为左拉)也逃不了。明明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翘楚,只因为这位外国作家姓名发音接近“左”,被打入左派,也成了禁书。
6个劫机犯的下场
1983年5月,一架大陆的民航机,从沈阳飞往上海的途中,被劫持到了韩国。参与这次劫机的6名青年降落韩国后,立刻表示要投奔台湾。当时台湾当局在反共意识形态挂帅之下,并未依国际反劫机公约将他们视为“劫机犯”,反而称他们为“夺机六义士”。本来劫机者是要受到韩国政府审判的,台湾当局却动员一切力量声援他们(包括在韩国聘请律师为他们辩护等)。
经过韩国拘留、起诉、判刑确定,并羁押了1年3个月后,在1984年8月,利用洛杉矶奥运的喧腾,劫机者被悄悄遣送到台湾。他们来到台湾的第二天,立即被蒋经国接见而成为“反共英雄”。当时的国民党当局颁发给他们约1700万台币的奖金作为生活费,还安排他们就业与就学,可谓风光一时。
这件事很快就被人淡忘掉,英雄的光环也已不在。再之后的劫机者也改由人机分离的方式处理,飞机先送回去,人则当作劫机犯先在台湾关个几年,然后遣送回大陆。
再听到“六义士”这个词,已经是1992年了。“六义士”其中之一的卓长仁投资地产赚了钱,却在转投资其他时血本无归,犯下了绑架案并撕票,被判死刑,拖了10年后才执行。
外省老兵:我是传奇
1984年,海山一坑煤矿灾变。有位叫周宗鲁的工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是个外省老兵,大小战役的幸存者。据他口述,在战争中曾经两次,全连就只有他和两三个人活下来,也算是命大的家伙。跟其他外省老兵一样,周宗鲁退伍后没什么谋生技能,就去挖煤矿。
海山一坑爆炸灾变后,他被封在坑里约5天才被救出,是唯一的生还者。在那个高温40度的坑里,没有食物和水分进补,他只好喝自己的尿才活下来,可说是奇迹。
他觉得是上帝救了他,所以后来当牧师去了。前几年在街上看到他在传福音发单张,没什么人理他。谁晓得他就是当年轰动全台的人物呢!
后来,大陆探亲开放了。但没想到开放通信及探亲后,台湾这边的老婆才赫然发现丈夫在那边已经有了“原配”,自己只不过是个“二奶”而已。惨一点儿的大闹离婚;有些妻子碍于人情,只好隐忍下来,看着丈夫越来越往“原配”那边倾斜。其实做丈夫的何尝不痛苦呢?一边是故乡年轻时结发的妻子,许多人回去一看,发现妻子根本没改嫁,一直在等他,心里自然会有极度亏欠的感觉。而另一边,当初台湾本省人讨厌外省人,台湾的女孩想嫁给这些外省汉子免不了是经过一场家庭革命而为爱出走的,胼手胝足几十年,突然之间让她从大太太变成小老婆,更是情何以堪。后来还是赖法律的解套,这些“宝岛夫人”才有了合法的地位。
就如同我初中同学的父亲,上海人,最近再见到他时,我开玩笑地用上海话问候他“张家爸爸,长远未见喔……”,没想到,这个几十年没听过乡音的老人顿时呆若木鸡,激动得茶杯都掉在地上,眼泪差点儿就落了下来。
台湾扫黑实录:他被江南了
江南本名刘宜良,是台湾报社的驻美特派记者,有一个说法是,其实他也有收集情报的特工身份。江南在美国期间写了《蒋经国传》,并于美国报上连载。这本传记,详细地记载了蒋家内部许多不为人知的八卦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权斗争历史。当时,当局认为他是因心生不满而污蔑蒋家。
因此,由当时的情报局长汪希苓经人介绍认识“竹联帮”帮主陈启礼,派竹联帮帮众赴美国“锄奸”,在旧金山暗杀了江南。
结果这件事干得不够干净利落,加上聪明的陈启礼已经先行录了一卷自保录音带给别人保管,因此马上被查出来跟台湾当局有关。美国政府大怒,因为,台湾情报机构公然派杀手到美国本土刺杀了已经是美国公民的江南。但又有一说,江南原来也是FBI的线民,是三面间谍,所以美国才那么积极侦查。
当然,当事人后来都作鸟兽散,四处逃亡,陈启礼也逃回台湾。这件事除了让民众对当局有非常非常负面的印象外,也让民众深深感到黑社会之恐怖——当局原来与黑社会有这样的挂钩!
蒋经国到底知不知情,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但执行策划者是他的儿子蒋孝武。后者本来应该是最有希望成为接班人的,后来他虽然没事,但也从此被外放到岛外冷冻着。
后来当局为了转移话题,拾回形象,在当年年底也展开了台湾史上最大的一次扫黑行动“一清专案”,许多大哥不管有事没事通通落网。在过去,“绿岛”本来是专门关政治犯的地方,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变成了“大哥的故乡”,号称“绿岛大学”——要成为大哥,都要先去那里“进修”一下。
那时我年纪小,记得电视上总是有扫黑的宣导短片,一堆明星穿着警察的制服,拿着扫把在扫着地上一堆堆黑黑的纸屑,在“扫黑”。
几十年后,电视台再访问当时的当事人,他们还是认为那时所做的是为了台湾为了当局,一点儿错也没有。看看台湾后来的社会发展,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仍然觉得一点儿错都没有,只是他们认同的对象错了而已。
那几年的流行语是:“他被江南了……”
课本里的蒋公故事
蒋公从小就不怕劳苦。他每天都要洒水扫地,帮着母亲到园里去种菜。母亲织布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读书。
有一天,他到河边去玩,看见河里有许多小鱼,向水的上游游。因为水太急,几次都被冲下来,但是小鱼还是用力向上游。
蒋公看了,心里想:“小鱼都有这样大的勇气,我们做人,能不如小鱼吗?”
蒋公小的时候,不怕劳苦,又很有勇气,所以长大了,能为国家做许多事。(以上源自小学二年级上学期第十二课)
一般的该死小孩看到鱼,大概就只会想抓来玩或吃掉吧。当年,老师们都喜欢拿这个故事来鼓励小朋友要努力向上。听到激动处,一些感性的小女生已经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我爸生日,蒋经国去世
1988年年初,又有两个禁解除了,分别是报禁与发禁。发禁解除的隔天,1月13日,蒋经国就去世了。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一起在电视机前面,收看华视播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我娘抢着看台视的《还君明珠》。在接近8点半后进广告,广告播到一半,电视上赫然出现蒋经国的遗像。全家一阵愕然,画面也停在那里,时间好像顿时停止了一样。
学校中庭也出现了灵堂。每天老师都会带我们去鞠躬,然后老师就开始哭了。老师一哭,班上的女生也跟着哭,最后大家哭成一团。
“都是那些民进党把‘蒋总统’气死的,呜呜呜。”小女生一把鼻涕一把泪,愤愤不平地说着。“新的‘蒋总统’怎么不姓蒋了?那以后要叫什么?”小朋友也窃窃私语了,“‘李蒋总统’吧?”
人们为何怀念蒋经国
以蒋经国的观念来说,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富可敌国”与“贫无立锥”如果形成两个极端,却被理解为经济真的成长了,这应是一大讽刺。所以,为了避免像许多高度开发国家那样财富集中,贫富悬殊,他认为发展不仅要增加财富,也要合理分配,这样人民才能在均富的标准下愉快又勤劳地工作,社会才能稳定。
他在“行政院长”任内,虽然内外局势剧烈变化,但他带领的一批技术官僚,却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完成十大建设,使台湾经济有了更飞快的增长。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虽然台湾是专制当局,也总算看清了时势,能采取宜时的决策,为台湾民主及经济的发展奠下重要的基石。
当然,这些历史的尘埃需要更长的时间沉淀,几代后才可能会对功过有更客观的评价。现在有许多人开口闭口总是蒋经国在位的时候,似乎那个年代比现在更好。我想,其实可能是怀念当时经济正在全力发展,人人埋头苦干、同舟共济的充实感吧!现在大家都富了,反而一点共同的目标都没了,有些空虚。
(摘编自《我们台湾这些年》及其作者廖信忠博客)
《看世界》杂志2010年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