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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 大约上午8点左右，我开始听取《总统每日简报》，内容包含高度机密的情报以及对地缘政治深入的分析。之后，我们动身去访问埃玛布克小学，以强调教育改革的重要性。
下车后，罗夫告诉我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听起来很奇怪，我当时以为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桨飞机由于突然失控而撞上大楼。随后赖斯给我打来电话。她说，撞上世贸中心大楼的飞机不是一架小型飞机，而是一架商用的喷气式大型飞机。
我当时震惊了，心想那架飞机上的飞行员一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飞行员。他怎么可能在一个大晴天把飞机撞上一座摩天大楼呢？或许是他突发心脏病吧。我告诉赖斯要对事态保持高度关注。
通话之后，埃玛布克小学的校长里热尔把我介绍给那个班级的老师丹尼尔斯，以及教室中二年级的学生们。之后，丹尼尔斯带领学生们做阅读练习。这时，卡德凑近我，悄悄对我说：“又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双子塔中的另一座大楼”，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故意带着他那马萨诸塞州的口音，“美国正遭受袭击。”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怒。竟然有人胆敢袭击美国。他们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之后，我看着面前的孩子们那一张张无辜的面孔，他们与那些残忍的袭击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数百万像这些孩子一样的人们需要依靠我来保护他们。那时，我下定决心绝不会让他们失望。
我看到教室后边有一些记者正在通过手机和寻呼机查看新闻。本能告诉我，我的一切反应都会被记录下来，并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整个国家可以陷入震惊，但总统不能。如果我暴跳如雷的话，使得整个国家陷入恐慌。
我的思绪早已飞离教室。谁会干出这样恶毒的行径？造成的损失有多严重？政府需要做些什么呢？新闻秘书弗莱彻站在了我和记者中间，他举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先什么都不要说。我也没打算说什么，当时我已经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做。课程结束后，我会平静地离开，去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
7分钟后我回到之前的房间，有人在那里放了一台电视机。当电视机用慢动作重放第二架飞机冲撞世贸中心南侧大楼的片段时，我看得心惊肉跳。现场出现了巨大的火球和滚滚的浓烟，情况比我预想更加糟糕。美国人震惊了，我需要立即发表电视演讲。我迅速地写出了我的演讲稿。我要向美国人民保证，政府正在采取应对措施，并且我们一定会把袭击者绳之以法。之后，我希望自己尽快返回华盛顿。
“女士们、先生们，此刻对于美国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我开始说道，“两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很明显是一起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那些电视前的家长们和社区成员们倒吸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本以为这是一次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径是不会得逞的。”我接着说道。
特勤局希望把我送往空军一号，越快越好。我坐车行驶在佛罗里达41号公路时，赖斯电话告诉我实际上还有第三架飞机，这架是预谋撞向五角大楼的。我坐在座位上，仔细思忖着她的话。我的思绪逐渐变得清晰：如果只是一架飞机的话，这可能是一次事故，两架的话就绝对是一次袭击，要是三架的话无异于向我们宣战。
我全身的血液沸腾了。我们一定要查出幕后黑手，决不能放过他们。在机场，大家已经表现出了战时的状态。特工们佩戴着突击步枪，在空军一号周围巡视。两名空乘站在悬梯的顶端，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恐惧与悲伤的神情。我知道此时此刻数百万的美国民众也有着同样的心情。我走上悬梯，拥抱了空乘人员，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进入了总统舱，要求单独待一会儿。我想到遇难飞机上的乘客面临的恐惧，以及丧失亲人的家属心中的悲痛。那么多人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失去了自己至亲的人。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天能够缓解人们的伤痛，指引美国渡过这一难关。我还想起了最喜爱的一首圣歌中的歌词：“在此危难时刻，赐予我智慧，赐予我勇气。”我的心情可能和大多美国人是一样的，但我的责任是不同的。之后会有时间哀悼，会有机会将袭击者绳之以法，但首先我要应对这一危机。自珍珠港事件后，这是我们遭遇的最为惨痛的一次突然袭击。
在那个上午，我总统任期的目标变得清晰起来：在国家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保护人民，维护自由。要想成功应对危机，第一步是安定民心。而这也是我在佛罗里达州就试图去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理清事实，采取行动以保卫国家，并帮助遭受袭击的区域尽快恢复。随着这些工作的进展，我们也需想出策略，以将这些恐怖主义者绳之以法，遏止他们再次袭击。
我很快做出了两大决策。军队派出了空中战斗巡逻机组到华盛顿和纽约巡视，被指派拦截无响应飞机。我们需要明确拦截方式。我告诉切尼，我们的飞行员要首先联系可疑飞机，并试图让他们安全着陆。如果可疑飞机拒绝安全着陆，则飞行员有权将其击落，因为被劫持的飞机就是战争武器。尽管击落飞机代价惨重，但能够拯救地面上无数的生命。我，作为战时总司令，就这样做出了第一个决策。
几分钟后，切尼拨通了我的电话，赖斯、博尔滕得到消息，称一架无响应飞机正在驶向华盛顿。切尼与我确认是否下达可击落无响应飞机的命令。答案是肯定的。这让我想起了我做飞行员的日子。“我无法想象接到这样的命令会是什么样子。”我和卡德说道。当然，我希望没有人要去执行这一命令。
第二个决策是空军一号在何处着陆的问题。我的强烈感觉是应当返回华盛顿，以在白宫带领美国应对这一危机。在首都受到攻击之时，美国人民看到总统身在首都，也会感到更加安心。在我们离开萨拉索塔市不久，安迪和马林塞尔就开始对这个想法泼冷水。他们说华盛顿现在情况非常不稳定，遭受袭击的可能性极高。联邦航空管理局发现总共有6架飞机被劫持，这也就意味着还有3架被劫飞机仍在空中飞行。
我告诉他们，我是不会被恐怖分子吓退的，“我是美国总统，”我坚定地说，“我们要返回华盛顿。”他们仍坚持他们的观点，但恐怖分子逼我逃离的景象令我生厌。尽管我非常想返回华盛顿，我也意识到我有责任保证政府能够顺利地延续下去。如果敌人成功杀掉总统，对于他们将是标志性的胜利。军队和特勤人员建议我们转向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并在那里为飞机加油。我勉强同意了。几分钟后，我感觉到空军一号开始向西飞行。
下车后，罗夫告诉我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听起来很奇怪，我当时以为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桨飞机由于突然失控而撞上大楼。随后赖斯给我打来电话。她说，撞上世贸中心大楼的飞机不是一架小型飞机，而是一架商用的喷气式大型飞机。
我当时震惊了，心想那架飞机上的飞行员一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飞行员。他怎么可能在一个大晴天把飞机撞上一座摩天大楼呢？或许是他突发心脏病吧。我告诉赖斯要对事态保持高度关注。
通话之后，埃玛布克小学的校长里热尔把我介绍给那个班级的老师丹尼尔斯，以及教室中二年级的学生们。之后，丹尼尔斯带领学生们做阅读练习。这时，卡德凑近我，悄悄对我说：“又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双子塔中的另一座大楼”，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故意带着他那马萨诸塞州的口音，“美国正遭受袭击。”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怒。竟然有人胆敢袭击美国。他们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之后，我看着面前的孩子们那一张张无辜的面孔，他们与那些残忍的袭击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数百万像这些孩子一样的人们需要依靠我来保护他们。那时，我下定决心绝不会让他们失望。
我看到教室后边有一些记者正在通过手机和寻呼机查看新闻。本能告诉我，我的一切反应都会被记录下来，并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整个国家可以陷入震惊，但总统不能。如果我暴跳如雷的话，使得整个国家陷入恐慌。
我的思绪早已飞离教室。谁会干出这样恶毒的行径？造成的损失有多严重？政府需要做些什么呢？新闻秘书弗莱彻站在了我和记者中间，他举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先什么都不要说。我也没打算说什么，当时我已经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做。课程结束后，我会平静地离开，去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
7分钟后我回到之前的房间，有人在那里放了一台电视机。当电视机用慢动作重放第二架飞机冲撞世贸中心南侧大楼的片段时，我看得心惊肉跳。现场出现了巨大的火球和滚滚的浓烟，情况比我预想更加糟糕。美国人震惊了，我需要立即发表电视演讲。我迅速地写出了我的演讲稿。我要向美国人民保证，政府正在采取应对措施，并且我们一定会把袭击者绳之以法。之后，我希望自己尽快返回华盛顿。
“女士们、先生们，此刻对于美国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我开始说道，“两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很明显是一起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那些电视前的家长们和社区成员们倒吸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本以为这是一次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径是不会得逞的。”我接着说道。
特勤局希望把我送往空军一号，越快越好。我坐车行驶在佛罗里达41号公路时，赖斯电话告诉我实际上还有第三架飞机，这架是预谋撞向五角大楼的。我坐在座位上，仔细思忖着她的话。我的思绪逐渐变得清晰：如果只是一架飞机的话，这可能是一次事故，两架的话就绝对是一次袭击，要是三架的话无异于向我们宣战。
我全身的血液沸腾了。我们一定要查出幕后黑手，决不能放过他们。在机场，大家已经表现出了战时的状态。特工们佩戴着突击步枪，在空军一号周围巡视。两名空乘站在悬梯的顶端，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恐惧与悲伤的神情。我知道此时此刻数百万的美国民众也有着同样的心情。我走上悬梯，拥抱了空乘人员，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进入了总统舱，要求单独待一会儿。我想到遇难飞机上的乘客面临的恐惧，以及丧失亲人的家属心中的悲痛。那么多人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失去了自己至亲的人。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天能够缓解人们的伤痛，指引美国渡过这一难关。我还想起了最喜爱的一首圣歌中的歌词：“在此危难时刻，赐予我智慧，赐予我勇气。”我的心情可能和大多美国人是一样的，但我的责任是不同的。之后会有时间哀悼，会有机会将袭击者绳之以法，但首先我要应对这一危机。自珍珠港事件后，这是我们遭遇的最为惨痛的一次突然袭击。
在那个上午，我总统任期的目标变得清晰起来：在国家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保护人民，维护自由。要想成功应对危机，第一步是安定民心。而这也是我在佛罗里达州就试图去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理清事实，采取行动以保卫国家，并帮助遭受袭击的区域尽快恢复。随着这些工作的进展，我们也需想出策略，以将这些恐怖主义者绳之以法，遏止他们再次袭击。
我很快做出了两大决策。军队派出了空中战斗巡逻机组到华盛顿和纽约巡视，被指派拦截无响应飞机。我们需要明确拦截方式。我告诉切尼，我们的飞行员要首先联系可疑飞机，并试图让他们安全着陆。如果可疑飞机拒绝安全着陆，则飞行员有权将其击落，因为被劫持的飞机就是战争武器。尽管击落飞机代价惨重，但能够拯救地面上无数的生命。我，作为战时总司令，就这样做出了第一个决策。
几分钟后，切尼拨通了我的电话，赖斯、博尔滕得到消息，称一架无响应飞机正在驶向华盛顿。切尼与我确认是否下达可击落无响应飞机的命令。答案是肯定的。这让我想起了我做飞行员的日子。“我无法想象接到这样的命令会是什么样子。”我和卡德说道。当然，我希望没有人要去执行这一命令。
第二个决策是空军一号在何处着陆的问题。我的强烈感觉是应当返回华盛顿，以在白宫带领美国应对这一危机。在首都受到攻击之时，美国人民看到总统身在首都，也会感到更加安心。在我们离开萨拉索塔市不久，安迪和马林塞尔就开始对这个想法泼冷水。他们说华盛顿现在情况非常不稳定，遭受袭击的可能性极高。联邦航空管理局发现总共有6架飞机被劫持，这也就意味着还有3架被劫飞机仍在空中飞行。
我告诉他们，我是不会被恐怖分子吓退的，“我是美国总统，”我坚定地说，“我们要返回华盛顿。”他们仍坚持他们的观点，但恐怖分子逼我逃离的景象令我生厌。尽管我非常想返回华盛顿，我也意识到我有责任保证政府能够顺利地延续下去。如果敌人成功杀掉总统，对于他们将是标志性的胜利。军队和特勤人员建议我们转向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并在那里为飞机加油。我勉强同意了。几分钟后，我感觉到空军一号开始向西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