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学家威尔弗瑞德·史密斯认为,信仰乃是基本的宗教范畴,其实质就是一种"参与"。从耶佛对话的角度看,基督教入华后分别采取了"辟佛—易佛""况佛—援佛"等文化参与模式。其中晚明天主教徒立足于实践和礼仪层面来展开"辟佛"和"易佛",但却错失了"性理之学"层面上与佛教思想熔铸的历史机遇。谢扶雅等现代基督徒学人提出的"基督学时代论"则是立足于佛学深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从而具有史家视野的文化参与立场。时代论历史视野透露出一种可能性,即基督教与佛教在性理之学层面上具有深度会通的思想基础。得益于唐代开放的文化政策,景教采取了深度中国化的路线。以景净为代表的唐代景士在性理之学的"援佛入景"方面做了很多尝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过去学者常常批评景教过度迎合本土文化,而未能看到景教超越格义、实现思想的创造性熔铸的积极意义。当年王国维以史家的敏锐眼光,视景教敦煌文书为"世界宝籍",其着眼点恐怕就在于强调汉语景教文献的文化策略意义,不能不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