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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繁华的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的商务印书馆，已承载了百余年文化的光荣与梦想。作为近代中国出版史上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直至今日依然保持着有数量、有品质的出版发行业绩。
出版人的品格和追求，决定了出版的品质与成就。如今执掌这座百年老店的出版人于殿利，也同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掌门人一样，一如既往地拥有着对出版事业的赤忱与热爱，对出版品质的坚守和对文化传播责任的担当。
在商务印书馆120岁华诞之际，笔者来到商务印书馆拜访了于殿利先生。在他看来，正是每一位商务印书馆人始终不变的文化担当、始终不移的文化坚守、始终不息的文化创新，成就了商务印书馆这一百年老店的传奇。如今，站在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必须用充满时代精神的双手创造和续写一段属于商务印书馆的新辉煌。
沈世婧：作为拥有120年历史的文化机构，商务印书馆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传播者，有责任和义务扛起引领社会正确文化取向的大旗。当下新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革新，大众文化价值观及消费取向正发生着变化。反观新技术对内容生产、消费方式以及大众内容取向产生巨大影响的当下，面对略显浮躁的当代出版业，在今日，商务印书馆如何引领出版行业回归出版的本质，用思想推动社会进步？
于殿利：作为出版人，无论面临何种繁杂的形势，无论外来的因素或者新技术对我们造成怎样的冲击，也无论健康的或者不健康的市场竞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只要深刻地理解了出版的本质，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有人说图书是文化产业的源头，所有的文化创意产品以往一般都首先源自于图书，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图书这种产品与其他许多产品最重要的不同在于，其他许多产品不论是生产工具还是生活用具，都是为人所用的工具，而只有图书不是人的工具，它能够塑造人本身，这是最核心的。图书塑造人本身的这种特性，就是其所独有的思想性。人最核心的本质其实就是文化，但文化不应简单等同于知识，有了知识不一定有文化，文化是指个人的修养、理想、信念这些更高层次的东西。文化不是先天就有的，是需要后天培养和养成的，需要通过阅读汲取正确的价值观。人有了知识还不够，必须把知识用在好的方面，用在对社会有意义的方面，我们需要对这个社会、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担当起责任。因此我们作为出版人最重要的，是要保证所出书内容的思想性要对所有人都起到正能量作用。如果离开了这些，那不是出版要达到的目的。
出版的核心本质，一定是图书所传递的知识以及这个知识所承载的思想，再用这个思想去塑造一个个健康的人。人性是有弱点的，而所有的知识和思想是为了帮助人类克制弱点，让长处发挥到最大，这也是人类的生存之道，这就是出版和其他物质生产产业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民族是一种精神文化性存在，出版有可能决定民族的精神文化性存在。因此无论面临什么样的纷争和挑战，也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新技术，都应该是为了把思想内容的价值传播最大化而服务的。新技术本身对于出版行业并不带来毁灭，也不带来挑战和危机，恰恰是我们的帮手。我们不善于利用或者惰性地拒绝技术，这才是危机。
沈世婧：商务印书馆在创立后的一百余年里，为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为整个民族的现代化和复兴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新时期新形势下，商务印书馆是如何进一步体现继承与创新结合的？
于殿利：我们做出版的目标应该有三个层面的东西，第一个是传播知识，第二个是传承文化，第三个是推动先进思想的传播，用思想改变世界。思想存在于内容当中，知识存在于内容当中，文化存在于内容当中，可见这里面最核心、始终不变的就是内容。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应该坚持100年不动摇地始终把内容的创新放在首位。
内容创新的第一个方面是要与时俱进，支持和鼓励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比如关于互联网的研究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新课题，由于仍是新的知识领域，所以现阶段的科研成果与传统成熟的文史哲政经法学科相比都还不能算做一门学问。如果严格按照原来的出版标准，这些关于新兴学科的专著都没法出版，所以刚开始商务印书馆对这些新兴学科的理论专著出版都是很谨慎的。我接触了几个专家的书稿之后，给我非常大的触动，那就是每个学科在兴起时都往往表現出稚嫩性，同时又表现出成长性，尤其是现在许多新兴学科更需要理论性阐释。所以我们决定推出“新商务”系列丛书，将这个时代最好的关于新兴学科的科研成果和学术专著出版出来，从中发现新的经典、新的规则、新的方法。为此，丛书开辟“发现经典”“发现规则”“发现方法”三个子系列，反响非常好。另一方面，传统的学科也需要不断创新，只有结合当下时代新的特点和精神，才能发现新的需求和新的问题。
康德的一句话，对我啟发很大。知识是怎么形成的？有概念才有知识，没有概念就没有知识。所有的概念又都源自于分类，而分类就是方法，所以知识其实都来自于不同的方法，也就是认知它的方法，知识的创新、内容的创新也就来自于不同的方法。哪怕用不同的方法去看同样的内容，所见的是不一样的，它其实就已经是一种新知识了。所以内容创新是最重要的，包括主题出版也是一样。这几年我一直在主张主题出版的学术化和大众化，主题出版不能仅仅满足于只是一种政治口号和政治宣传，所以要把它知识化，变成国家的知识体系，乃至变成全人类的知识体系。要学理化，从学术上去阐释，所以商务印书馆所做的主题出版是偏向学术的，这也正是我们的长处。无论什么书，都要引领思想。接下来再大众化，要让老百姓喜闻乐见，都能阅读。
沈世婧：您曾经在谈到关于好书的品质时表示，好书应该兼具学术性、思想性和文化性。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批兼具这些特性同时又被大众市场所广泛接受的好书，不仅具备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也收获了经济效益。未来商务印书馆将如何面向更多不同的读者推出好书？
于殿利：在我看来，无论多么高端的学术、多么严肃的话题、多么艰涩的术语，都可以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出来。包括我自己写书也是一样，无论阐释多么深的道理，跨了多少学科内容，如果读者没看懂，一定是我写得不清楚不明白，一定不是读者的错。我们现在一定要更加注重大众化表达，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是存在一个认识偏差的。所以，这几年商务印书馆特别注重学术著作的大众化，但大众化需要坚守两个底线：一个是学术性，一个是文化性。学术性就是无论你用怎样通俗的语言进行文字表达，一定要能经受住学术界的考量。语言的通俗性并不代表科学性的丧失，也不代表准确性的丧失。此外，无论内容表达多么通俗，一定不能庸俗，所以一定要坚守住文化性。商务印书馆这些年出的书，从博大精深的学术巨著到平易近人的读物都注意坚守这个底线。 有人曾问我，“您总是强调学术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可目标大众读者在哪？他们是谁呢？”我回答说，我就是大众。对于我所研究学科以外的领域，我就是普通大众，大家不应该把大众读者想象成什么都不懂的人。前年我在上海书展上说，学术研究现在有大众化趋势，你甚至很难分清谁是专家谁不是专家，专家仅仅是因为他专门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以这个为生，这是他的职业。可是我们看到，有许多业余爱好者也达到了专家级水平。所以现在的学术是大众的学术，是共同构建的学术，一定不能忽视大众读者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做出版也是一样的。
沈世婧：在阅读的重要性与急迫性已逐步成为共识的今天，“读什么”和“怎么读”是如今社会向读者和出版人提出的两个根本问题。2014年，商务印书馆等文化机构共同提出了“价值阅读”的理念，希望通过这一理念更好地引导社会民众的价值观。在此后的几年中，商务印书馆是如何持续践行这一理念的？
于殿利：“价值阅读”理念的提出与践行，源于我们作为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是一种对国家、民族文化发展和文明促进的责任感。现在我们感受最深的其实是文化的缺失，往好听了说是价值多元，往不好听了说就是理想、信念和道德的缺失。所谓“价值阅读”，即是认为价值观的培养应从阅读开始。读什么书我们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人的精神高度由阅读的高度所决定。所以我们在鼓励读书的时候，一定要倡导阅读对社会、对人身心发展有意义、有价值的图书。有些人可能不会完全赞同，认为读书不需要这么功利，读书就是很自由的事。读书的确是很自由的事，但这就给我们出版人提了一个最高也是最低的要求——所出版的本本都要是好书，只要读者拿起来读就可以产生正能量。但现实情况却是有许多平庸和低俗的书存在于市场上，这就仍然需要出版人不断努力提升图书的品质。
我们“价值阅读”推荐的图书定位在经典名著。经典是人类所共有的精神财富，对各个民族都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对人性有正向的塑造作用。同时，这些经典都是经过千百年时间检验的，其中包含文明的种子和爱的力量。经典阅读在这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不仅不能减弱，反而要不断提倡、不断得到加强。目前，商务印书馆联合发起的“价值阅读”系列活动，已经在全国开设近1000家“价值阅读”品牌示范店，覆盖范围超过16个省份。在书店的显著位置设立“价值阅读”专区，帮助读者认识经典、阅读经典，成为读者们的精神家园。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阅读推广活动，都是运用“价值阅读”这样一种理念在推广，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
沈世婧：在商务印书馆踏入新纪元的同时，传统出版业也已进入一个由新技术支撑的时代，这是当代出版人都不可忽视的。在规划商务印书馆的全媒体出版路线图时，您曾提出，十年之内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媒体出版。如今该进程取得了怎样的成绩？未来在这一领域，商务印书馆将如何持续发力？
于殿利：应该说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候，赶上了人类出现一种新技术可以全面改变生产与生活思维的阶段。尤其是对于我们做内容的而言，可以说这个新技术为我们创造了提供新价值的机会。数字产品和网络产品，无论是电子书还是数据库、平台，都给我们提供了原来单一纸本书不能表現的新价值，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新机会，对于读者来说就是新需求的满足。所以，我们一定要善于利用这个新机会，把一个内容做成尽可能多的读者喜欢的各类产品形式。现在我们已经确立了新的全媒体出版模式，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流程复合出版。总体来看有三个战略阶段，第一阶段是纸、电同步出版，现在这部分比例在逐渐加大；第二阶段是诸如辞书数据库、语料库等各种专业数据库的开发；第三阶段就是服务平台的开发。在数字转型过程中，商务印书馆将继续坚守内容质量和创新。
沈世婧：近年來，商务印书馆成功组织策划了一系列面向社会各个阶层的阅读公益服务和全民阅读推广活动，让百年商务的核心思想“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又得以有了结合当下时代特点的新体现，其出版品牌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商务印书馆这一系列举措背后的深层考虑是什么？未来工作方向的重点将会是什么？
于殿利：我们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断奋斗和努力着。但如果中国13亿人口中有10亿农民的状况得不到改变的话，什么梦可能都永远只是梦。因此，改变中国必须从改变乡村开始，改变乡村必须从改变乡村文化开始，改变乡村文化必须从改变乡村教育开始，始终把“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作为核心发展思想的商务印书馆在这点上责无旁贷。2016年3月，商务印书馆在河北省武安市阳邑中心学校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商务印书馆乡村阅读中心”，探索以学校辐射村镇的乡村阅读推广新模式。
另一方面，高校阅读体验中心也正在逐步建设、运营和推广中。大学生群体是人类文明发展和推进的中坚力量，因此商务印书馆也将阅读体验店开进了高校，目前已在山西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建立阅读体验中心，未来还将联手更多高校打造集“阅读体验、讲座沙龙、学术交流、文创开发”等为一体的校园文化综合体。除此之外，未来商务印书馆还将尝试在核心城市建立文化中心。若要彰显出这个属于文化的时代，那么任何领域、场所、机构和空间都应该体现出以文化为核心的特色，只有这样做才不辜负这个文化时代。
我一直在说出版产业上游的文化特性不需要进行过多阐释，大家都明白，只要是内容最终一定会落到文化上来。但是面对出版产业的中下游，即生产领域和销售领域，我们对这一领域所属文化特性的意识不够、重视不够、挖掘不够，所以这是我这半年来讲得最重要的话题。我们未来工作的方向就是要在生产和销售领域，充分认识和重视图书产品的文化特性，从而挖掘出它们的文化性。在销售环节凸显出图书产品的文化特性后，这个社会的文化基础就算是打下了。我们出版人要投入到推广全民阅读、营造书香社会中来。这既是出版人的责任，也是我们赢得市场所应该做的。
出版人的品格和追求，决定了出版的品质与成就。如今执掌这座百年老店的出版人于殿利，也同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掌门人一样，一如既往地拥有着对出版事业的赤忱与热爱，对出版品质的坚守和对文化传播责任的担当。
在商务印书馆120岁华诞之际，笔者来到商务印书馆拜访了于殿利先生。在他看来，正是每一位商务印书馆人始终不变的文化担当、始终不移的文化坚守、始终不息的文化创新，成就了商务印书馆这一百年老店的传奇。如今，站在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必须用充满时代精神的双手创造和续写一段属于商务印书馆的新辉煌。
沈世婧：作为拥有120年历史的文化机构，商务印书馆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传播者，有责任和义务扛起引领社会正确文化取向的大旗。当下新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革新，大众文化价值观及消费取向正发生着变化。反观新技术对内容生产、消费方式以及大众内容取向产生巨大影响的当下，面对略显浮躁的当代出版业，在今日，商务印书馆如何引领出版行业回归出版的本质，用思想推动社会进步？
于殿利：作为出版人，无论面临何种繁杂的形势，无论外来的因素或者新技术对我们造成怎样的冲击，也无论健康的或者不健康的市场竞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只要深刻地理解了出版的本质，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有人说图书是文化产业的源头，所有的文化创意产品以往一般都首先源自于图书，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图书这种产品与其他许多产品最重要的不同在于，其他许多产品不论是生产工具还是生活用具，都是为人所用的工具，而只有图书不是人的工具，它能够塑造人本身，这是最核心的。图书塑造人本身的这种特性，就是其所独有的思想性。人最核心的本质其实就是文化，但文化不应简单等同于知识，有了知识不一定有文化，文化是指个人的修养、理想、信念这些更高层次的东西。文化不是先天就有的，是需要后天培养和养成的，需要通过阅读汲取正确的价值观。人有了知识还不够，必须把知识用在好的方面，用在对社会有意义的方面，我们需要对这个社会、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担当起责任。因此我们作为出版人最重要的，是要保证所出书内容的思想性要对所有人都起到正能量作用。如果离开了这些，那不是出版要达到的目的。
出版的核心本质，一定是图书所传递的知识以及这个知识所承载的思想，再用这个思想去塑造一个个健康的人。人性是有弱点的，而所有的知识和思想是为了帮助人类克制弱点，让长处发挥到最大，这也是人类的生存之道，这就是出版和其他物质生产产业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民族是一种精神文化性存在，出版有可能决定民族的精神文化性存在。因此无论面临什么样的纷争和挑战，也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新技术，都应该是为了把思想内容的价值传播最大化而服务的。新技术本身对于出版行业并不带来毁灭，也不带来挑战和危机，恰恰是我们的帮手。我们不善于利用或者惰性地拒绝技术，这才是危机。
沈世婧：商务印书馆在创立后的一百余年里，为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为整个民族的现代化和复兴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新时期新形势下，商务印书馆是如何进一步体现继承与创新结合的？
于殿利：我们做出版的目标应该有三个层面的东西，第一个是传播知识，第二个是传承文化，第三个是推动先进思想的传播，用思想改变世界。思想存在于内容当中，知识存在于内容当中，文化存在于内容当中，可见这里面最核心、始终不变的就是内容。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应该坚持100年不动摇地始终把内容的创新放在首位。
内容创新的第一个方面是要与时俱进，支持和鼓励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比如关于互联网的研究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新课题，由于仍是新的知识领域，所以现阶段的科研成果与传统成熟的文史哲政经法学科相比都还不能算做一门学问。如果严格按照原来的出版标准，这些关于新兴学科的专著都没法出版，所以刚开始商务印书馆对这些新兴学科的理论专著出版都是很谨慎的。我接触了几个专家的书稿之后，给我非常大的触动，那就是每个学科在兴起时都往往表現出稚嫩性，同时又表现出成长性，尤其是现在许多新兴学科更需要理论性阐释。所以我们决定推出“新商务”系列丛书，将这个时代最好的关于新兴学科的科研成果和学术专著出版出来，从中发现新的经典、新的规则、新的方法。为此，丛书开辟“发现经典”“发现规则”“发现方法”三个子系列，反响非常好。另一方面，传统的学科也需要不断创新，只有结合当下时代新的特点和精神，才能发现新的需求和新的问题。
康德的一句话，对我啟发很大。知识是怎么形成的？有概念才有知识，没有概念就没有知识。所有的概念又都源自于分类，而分类就是方法，所以知识其实都来自于不同的方法，也就是认知它的方法，知识的创新、内容的创新也就来自于不同的方法。哪怕用不同的方法去看同样的内容，所见的是不一样的，它其实就已经是一种新知识了。所以内容创新是最重要的，包括主题出版也是一样。这几年我一直在主张主题出版的学术化和大众化，主题出版不能仅仅满足于只是一种政治口号和政治宣传，所以要把它知识化，变成国家的知识体系，乃至变成全人类的知识体系。要学理化，从学术上去阐释，所以商务印书馆所做的主题出版是偏向学术的，这也正是我们的长处。无论什么书，都要引领思想。接下来再大众化，要让老百姓喜闻乐见，都能阅读。
沈世婧：您曾经在谈到关于好书的品质时表示，好书应该兼具学术性、思想性和文化性。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批兼具这些特性同时又被大众市场所广泛接受的好书，不仅具备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也收获了经济效益。未来商务印书馆将如何面向更多不同的读者推出好书？
于殿利：在我看来，无论多么高端的学术、多么严肃的话题、多么艰涩的术语，都可以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出来。包括我自己写书也是一样，无论阐释多么深的道理，跨了多少学科内容，如果读者没看懂，一定是我写得不清楚不明白，一定不是读者的错。我们现在一定要更加注重大众化表达，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是存在一个认识偏差的。所以，这几年商务印书馆特别注重学术著作的大众化，但大众化需要坚守两个底线：一个是学术性，一个是文化性。学术性就是无论你用怎样通俗的语言进行文字表达，一定要能经受住学术界的考量。语言的通俗性并不代表科学性的丧失，也不代表准确性的丧失。此外，无论内容表达多么通俗，一定不能庸俗，所以一定要坚守住文化性。商务印书馆这些年出的书，从博大精深的学术巨著到平易近人的读物都注意坚守这个底线。 有人曾问我，“您总是强调学术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可目标大众读者在哪？他们是谁呢？”我回答说，我就是大众。对于我所研究学科以外的领域，我就是普通大众，大家不应该把大众读者想象成什么都不懂的人。前年我在上海书展上说，学术研究现在有大众化趋势，你甚至很难分清谁是专家谁不是专家，专家仅仅是因为他专门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以这个为生，这是他的职业。可是我们看到，有许多业余爱好者也达到了专家级水平。所以现在的学术是大众的学术，是共同构建的学术，一定不能忽视大众读者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做出版也是一样的。
沈世婧：在阅读的重要性与急迫性已逐步成为共识的今天，“读什么”和“怎么读”是如今社会向读者和出版人提出的两个根本问题。2014年，商务印书馆等文化机构共同提出了“价值阅读”的理念，希望通过这一理念更好地引导社会民众的价值观。在此后的几年中，商务印书馆是如何持续践行这一理念的？
于殿利：“价值阅读”理念的提出与践行，源于我们作为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是一种对国家、民族文化发展和文明促进的责任感。现在我们感受最深的其实是文化的缺失，往好听了说是价值多元，往不好听了说就是理想、信念和道德的缺失。所谓“价值阅读”，即是认为价值观的培养应从阅读开始。读什么书我们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人的精神高度由阅读的高度所决定。所以我们在鼓励读书的时候，一定要倡导阅读对社会、对人身心发展有意义、有价值的图书。有些人可能不会完全赞同，认为读书不需要这么功利，读书就是很自由的事。读书的确是很自由的事，但这就给我们出版人提了一个最高也是最低的要求——所出版的本本都要是好书，只要读者拿起来读就可以产生正能量。但现实情况却是有许多平庸和低俗的书存在于市场上，这就仍然需要出版人不断努力提升图书的品质。
我们“价值阅读”推荐的图书定位在经典名著。经典是人类所共有的精神财富，对各个民族都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对人性有正向的塑造作用。同时，这些经典都是经过千百年时间检验的，其中包含文明的种子和爱的力量。经典阅读在这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不仅不能减弱，反而要不断提倡、不断得到加强。目前，商务印书馆联合发起的“价值阅读”系列活动，已经在全国开设近1000家“价值阅读”品牌示范店，覆盖范围超过16个省份。在书店的显著位置设立“价值阅读”专区，帮助读者认识经典、阅读经典，成为读者们的精神家园。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阅读推广活动，都是运用“价值阅读”这样一种理念在推广，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
沈世婧：在商务印书馆踏入新纪元的同时，传统出版业也已进入一个由新技术支撑的时代，这是当代出版人都不可忽视的。在规划商务印书馆的全媒体出版路线图时，您曾提出，十年之内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媒体出版。如今该进程取得了怎样的成绩？未来在这一领域，商务印书馆将如何持续发力？
于殿利：应该说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候，赶上了人类出现一种新技术可以全面改变生产与生活思维的阶段。尤其是对于我们做内容的而言，可以说这个新技术为我们创造了提供新价值的机会。数字产品和网络产品，无论是电子书还是数据库、平台，都给我们提供了原来单一纸本书不能表現的新价值，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新机会，对于读者来说就是新需求的满足。所以，我们一定要善于利用这个新机会，把一个内容做成尽可能多的读者喜欢的各类产品形式。现在我们已经确立了新的全媒体出版模式，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流程复合出版。总体来看有三个战略阶段，第一阶段是纸、电同步出版，现在这部分比例在逐渐加大；第二阶段是诸如辞书数据库、语料库等各种专业数据库的开发；第三阶段就是服务平台的开发。在数字转型过程中，商务印书馆将继续坚守内容质量和创新。
沈世婧：近年來，商务印书馆成功组织策划了一系列面向社会各个阶层的阅读公益服务和全民阅读推广活动，让百年商务的核心思想“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又得以有了结合当下时代特点的新体现，其出版品牌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商务印书馆这一系列举措背后的深层考虑是什么？未来工作方向的重点将会是什么？
于殿利：我们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断奋斗和努力着。但如果中国13亿人口中有10亿农民的状况得不到改变的话，什么梦可能都永远只是梦。因此，改变中国必须从改变乡村开始，改变乡村必须从改变乡村文化开始，改变乡村文化必须从改变乡村教育开始，始终把“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作为核心发展思想的商务印书馆在这点上责无旁贷。2016年3月，商务印书馆在河北省武安市阳邑中心学校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商务印书馆乡村阅读中心”，探索以学校辐射村镇的乡村阅读推广新模式。
另一方面，高校阅读体验中心也正在逐步建设、运营和推广中。大学生群体是人类文明发展和推进的中坚力量，因此商务印书馆也将阅读体验店开进了高校，目前已在山西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建立阅读体验中心，未来还将联手更多高校打造集“阅读体验、讲座沙龙、学术交流、文创开发”等为一体的校园文化综合体。除此之外，未来商务印书馆还将尝试在核心城市建立文化中心。若要彰显出这个属于文化的时代，那么任何领域、场所、机构和空间都应该体现出以文化为核心的特色，只有这样做才不辜负这个文化时代。
我一直在说出版产业上游的文化特性不需要进行过多阐释，大家都明白，只要是内容最终一定会落到文化上来。但是面对出版产业的中下游，即生产领域和销售领域，我们对这一领域所属文化特性的意识不够、重视不够、挖掘不够，所以这是我这半年来讲得最重要的话题。我们未来工作的方向就是要在生产和销售领域，充分认识和重视图书产品的文化特性，从而挖掘出它们的文化性。在销售环节凸显出图书产品的文化特性后，这个社会的文化基础就算是打下了。我们出版人要投入到推广全民阅读、营造书香社会中来。这既是出版人的责任，也是我们赢得市场所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