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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薛凤著，《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352页，48元。
摘 要 德国学者薛凤所著《工开万物：17 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一书，以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著述为切入点，探讨宋应星在知识生成过程中的思考与行动，阐释技术与工艺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角色。从《工开万物》的篇章结构与主要内容来看，全书结构清晰，叙事风格鲜明;通过对宋应星及其著述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了解作者独特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写作手法;对于书中引发的争议问题，也尝试作了简要讨论。
关键词 工开万物 宋应星 知识生成 技艺秩序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作为一部综合性的科技文化名著，晚明学者宋应星所撰的《天工开物》自崇祯十年（1637）问世以来历经中外40余版次发行（[1]，页607），至今仍获极大称赞，被誉为“世界第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百科全书”（[2]，页182）。“天工”一词来自《尚书》“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3]，页30），“开物”语出《周易》“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4]，页94），德国学者薛凤（Dagmar Sch?fer）认为宋应星所要展现的正是“天工”与“开物”中的知识生成和技艺秩序。为了揭示这段独特的知识生成历史，薛凤在宋应星《天工开物》和《野议》《论气》《谈天》四部存世著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其学术成果出版后译为《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5]（以下简称《工开万物》，书名原文为The Crafting of the 10000 Things：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引起了国内外部分学者的关注。从《天工开物》到《工开万物》，从明代中国学者宋应星到现代德国学者薛凤，关于17世纪中国知识生成与技艺秩序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下文即以此为中心，对薛凤教授的《工开万物》作出评述。
一 篇章结构与主要内容
本书以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四部存世著作为切入点，通过聚焦其文本内容中的知识脉络，分析了影响中国科学与技术知识形成的“文化性”和“歷史性”因素。书中条分缕析地展开了宋应星时代私人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同层面，通过追问“物”（things）的出现与“事”（affairs）的兴起，致力于凸显知识产出的原初过程，阐释技术与工艺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角色。在作者看来，宋应星的思考是以“气”这一概念为核心的，“气”成就了“物”与“事”;在宋应星实施技术与工艺的过程中，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宇宙秩序被揭示出来，而人唯有敬仰宇宙的原则，保持“知”与“行”一致，才能够平息时代的混乱。
从全书的结构来看，“导论”与“结语”前后呼应，情景化的语言描述引人入胜，主体六个章节层层递进，“余响篇”讨论了作者称之为“余音绕梁”的问题，增强了读者对全书内容的理解和把握。从每一篇章的结构来看，开篇之处几乎都以宋应星著作原文为“引子”，如“春将暮矣，游憩钤山”（《野议》）、“儒者言事应以日食为天变之大者”（《谈天·日说三》）、“物声万变，而人声皆能效之”（《论气·气声一》）等，增强了书中人物和环境氛围的形象感。除“引子”外，章节的正文部分大都以《天工开物》18项技艺中的若干项为侧重点展开论述，如第三章的“作咸”“陶埏”“膏液”“佳兵”篇、第四章的“乃粒”“乃服”“燔石”“杀青”“丹青”篇、第六章的“冶铸”“锤锻”篇等，再分别结合《野议》《谈天》《论气》进行细致分析，巧妙地将宋应星四部存世著作中的思想内涵融合起来，结构风格鲜明。
从主要内容来看，“导论”以皮影戏背后匠人的时代地位，引出对自然之道和世界秩序的关注。作者以宋应星的著作为检验性的个案，通过聚焦他的生活和工作以及那些敦促他行动的理念和理想，进而探讨影响科学与技术知识在中国形成的“文化性”和“历史性”因素。作者认为，“研究宋应星和他的著作，可以揭示一段独特的知识生成历史”（[5]，页24）。
第一章从宋应星的家世盛衰与时代处境出发，分析了影响宋应星对知识的看法和观点的因素，以及促使宋应星形成对工艺和技术的兴趣的理念。宋氏家族的发展与晚明社会的危机同步，武人出身的陈启新“立谈而得美官”更直接反映出国家局面的混乱。考察宋应星时代的社会、文化和物质条件，有助于读者了解其努力作为之处;作者设想，宋应星在知识产出中呈现出了理论与实践的断裂，因此他将工匠人和读书人连在一起，试图在工艺和技术中寻找“治世”的秩序。
第二章结合宋应星时代的主要思想特征，解析了宋应星如何以“气”求知，以及他关于“天”和“人”在世界上、在“物”和“事”的构成中所承担角色的观点。晚明现实政治的混乱促使宋应星去发现人与天之间的关联性，认为宇宙立于“气”的规制之上;“气”的概念基础是阴阳、五行和感应，宋应星以阴阳五行之间的关系构想为宇宙规则，将国家、人和宇宙连接在一起。在对秩序的寻求中，宋应星从自然现象和物品效用中找到了可靠性①，技艺被认为是恢复秩序的可行途径。
第三章着重分析了宋应星在知识探索和知识生成问题上的相关理论和观点，如知识探索的社会政治色调、学者与匠人的社会角色、实用技艺的目的与任务等。作者认为，宋应星对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倡导一种严格的评判，即匠人拥有的技艺是经验所在，学者才能看到知识内在地存在于技艺之中。学术知识与工艺知识的关联，是17世纪中国知识产出的重要层面;宋应星观察匠人的技艺，意在让宗室王孙和学者同人认知到匠艺工作是宇宙规制的镜像，并将知识的起源定位在“物”与“事”中。
第四章探讨了宋应星如何用实践和理论完成自己的“知识生成”（knowledge-making），以及如何在书面文化当中展示知识的诸多层面。这一探讨从宋应星如何进行观察以及用观察所得进行论证开始，通过运用图像这一视觉表征手段来补充阐释其哲学观点，如代表文化建构的图式化构图等。宋应星的知识探求实践与言说修辞方式，揭示了如何去观察知识;他对事物的理解存在于实证当中，将工艺和技术提升为知识的基础。对宋应星而言，“物”与“事”都来自“阴水”和“阳火”的交会，坚持“阴阳气”的理论范式，通过系统剖析自然过程和物质效用来寻求世界的规制。 第五章考察的是宋应星如何适时扩展和调整自己的理论框架以保持断言的普遍有效性，从而在天然之事与实验之间建立起一种关系。宋应星所采用的多个事例表明，“阴-阳气”与“五行论”的传统理论框架具有普遍意义，而“尘”“埃”“灰”等新概念凸显出宋应星理论中的非洽和性①，需要通过对“气”这一传统理论模式进行扩展和完善来解释世间万物。
第六章以“声”（sound）和“静”（silence）的探讨为切入点，揭示了宋应星知识表征的原本结构和实际动力，认为世间万物皆由阴阳交会生发，“气”之原则在可见和不可见的现象上都行之有效。宋应星从宇宙观意义入手，在与“感应”（resonance）、“和谐”（harmony）等概念的关联中来定义“声”;在“虚”这一不可见的范围内，“气”之原理同样具有普遍验效性。宋应星关于“声”与“声之生成”的论点，在作者看来同样证实了世界在“气”的原则之下运行这一重要理念。
“结语”点明了全书的写作意图，即通过展示宋应星原作品中的不同层次，审视影响探求知识的方法和技术的具体因素。作者认为“实行‘天工’意味着找出规制为何，并在与普遍性原则相合下治理国家”（[5]，页277），技术和工艺揭示出了一种可以通过观察、实验和量化而分析出来的理性规制。“余响篇”从后续影响的角度来审视宋应星著作传世的相关问题，虽然涂绍和陈宏绪对宋应星的学术活动进行了友谊上的襄助，但并不认可其著作;宋应星的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忠”于国家情绪下的中立态度，以及著作版本的难以保存和获取等，都成为影响宋应星著作不被接受的重要因素。
二 学术价值与研究特点
正如作者在“导论”中所言，宋应星记录工艺技术知识的《天工开物》是其著作中体量最大的一部，且早已被各路学者进行了不同的曲解，“以便使其符合人们关于中国科学技术思想发展轨迹的不同设想”（[5]，页6）。下文拟对有关宋应星及其存世著作的研究进行简要回顾，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本书研究内容的价值和特点。
一是对宋应星的综合研究，主要为人物评传。其中以潘吉星的研究着力较多，如《明代科学家宋应星》[6]根据实地采访和文献调查所得第一手史料，分别論述了宋应星的时代背景、生平事迹、社会关系、著述思想、科学成就、历史影响、《天工开物》版本考证等内容;其《宋应星评传》[7]在深入评述的同时又保存了不少珍贵插图，《中国的狄德罗：宋应星的故事》[8]则以科普百科类的形式介绍了宋应星独立思考、敢于怀疑、勇于创新、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协作、友爱、宽容的人文精神。其它关于宋应星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仍有十几种①，但研究内容和写作方法大同小异，不再详述。
二是对宋应星《天工开物》等存世著作的整理与翻译研究。潘吉星编著的《天工开物导读》[9]对《天工开物》一书作了全面系统的解读，深入浅出，开阔了读者的自然科学视野;其《天工开物译注》[10]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及白话翻译，并附有一百多幅插图。潘伟编著的《天工开物古今图说》[11]以大量的田野调查图文，融合历史考证与现实考察，成为“天工开物”的现实影像。《天工开物》历来备受国内外推崇，迄今已被译成英[12]、日[13]、法[14]、德[15]等多种文字，其它相关版本的研究不再详述②。除《天工开物》外，宋应星的其它部分传世著作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为《野议 论气 谈天 思怜诗》[16]一书，另有《宋应星学术著作四种》[17]《宋应星见存著作五种》[18]《宋应星四种》[19]等相关整理成果，为进一步深化宋应星《天工开物》等存世著作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三是关于宋应星思想的研究。杨维增编著的《宋应星思想研究及诗文注译》[20]根据明刊孤本对宋应星诗文进行了新的点校和注释今译，并全面发掘和论述了宋应星的思想精华，“为我国科技史和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优良的版本和重要的参考书”[21]。下面拟从宋应星的哲学、科学及政治经济思想为出发点来进行简要回顾。从哲学思想来看，宋应星思想来源和内涵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如杨维增将宋应星的自然哲学概括为“天工开物”说、“二气五行”说和“人巧法妙”说[22];吴伯田认为宋应星的哲学思想是以“二气五行”和“形气化”为基点，强调人对自然界和社会治乱的主观能动作用[23]。从科学思想来看，周济等认为最出色的是宋应星“天工开物”的思想以及科学认识来自“试验”或“实验”的思想，并体现在其声学理论、物质守恒和转化、有机界与无机界的统一等科学理论中[24];李志林则认为宋应星对气化规律和气化过程的复杂性认识，是其科学思想中最有亮色之处[25];徐钟济认为宋应星的自然科学思想涉及面广泛，但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26]。从政治经济思想来看，俞兆鹏认为主要体现在宋应星整顿学政、严格铨法、选拔良将，以及反对地主高利贷剥削、发展生产和屯田、改革盐政等相关的政治经济主张[27];路兆丰认为宋应星提出的诸如盐政、“上供”、赋税等改革现行弊端的主张，体现了其务实之学的特点[28]。
四是关于宋应星和《天工开物》的历史地位及影响研究。正如钱宝琮认为“研究吾国技术史，应该上抓《考工记》，下抓《天工万物》”[29]、李约瑟称赞《天工开物》是“很重要的技术著作”（[30]，页315）一样，国内诸多学者对宋应星及其著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邱峰认为宋应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天工开物》中的科学创见为世界科技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1]。从《天工开物》所载不同学科的内容来看，游修龄认为《天工开物》呈现出了不一样的农学体系和技术特色，如水稻、油料、甘蔗和荞麦等项精彩屡见[32];李仲均认为《天工开物》反映了当时冶炼技术上的先进成就，但也存在不合科学和错误的记录[33]。蒋猷龙认为宋应星对蚕丝业从栽桑、养蚕、留种以至缫丝、制棉、染色、织绸等全过程作了认真的总结，表现出16—17世纪之交我国蚕丝业科技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34]，其它方面的科学贡献不再一一论述。 总的来看，学界关于宋应星及其存世著作的研究侧重于人物评述、版本译注、挖掘思想内涵、总结科学贡献以及分析历史影响等方面。虽然研究成果不少，但多止于一般性的叙述和资料性的整理，如关于宋应星的人物评传多达十几种，《天工开物》等译注版本也有数种，重复性研究较多;论及宋应星的思想内涵时，对《天工开物》之外的其它著述关注不多，胡道静也认为《野议》《谈天》《论气》等存世著作有待深入发掘[35]，从自然哲学史的角度去探究宋应星的宇宙观、物质观和人生观;而就宋应星及《天工开物》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而言，部分研究成果以偏概全，僅从一点或一面出发，缺乏全面而系统的力作。曹国庆等也认为不仅要加强学科间的深入交流，力图从“百科”的角度进行合作研究，还要同时看到宋应星作为科学家和思想家的双重身份和地位，让研究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36]。近年来，一些学者在“天工开物”的思想下，从概念讨论和个案研究两个层面来推进环境史中自然与技术关系的理解[37]，这一独特视角也颇值得关注。
通过对宋应星及其著述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可以发现《工开万物》一书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与研究特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内容来看，《工开万物》既有前人所研究过的内容，也有其新的独到之处。如书中关于宋应星家世与处境的介绍，以及对宋应星思想内涵的阐述，都是传统“宋学”（即“宋应星学”）[35]中一直关注的问题;但作者采用了不一样的视角进行再次解读，试图分析影响宋应星关于知识的看法和观点的相关因素以及他对工艺和技术的兴趣来源，探讨怎样的理念促使宋应星想去恢复社会秩序以及如何以“气”求知。而对于前人研究中尚未注意或研究不完善的地方，《工开万物》作了有力的补充。例如，在分析宋应星未能通过会试的原因时，作者认为宋应星本人或其后人在宋氏族谱中有意建构了宋应星在“八股文”写作方面的天分，并非他不精通经典才没有获取进士名号，而是他认为这种技艺没有任何价值，从而达到告诫晚辈以维护家族名声的目的（[5]，页41）。而关于宋应星“知识生成”（knowledge-making）的实践与理论问题，以及如何适时调整理论框架来保持断言的普遍有效性等，尤其是作者关于“声”（sound）和“静”（silence）的探讨，让宋应星“气”的原理扩展到“虚”的不可见范围之内。
正如作者所言，宋应星对传统工艺的记录并没有他在《天工开物》中所描绘的宇宙论那样重要，在对工艺和技术过程记录的背后，蕴藏着世界的普遍性原则，展示了一种宇宙秩序，而这正是宋应星与其他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①。即使与同时代的波义耳相比，作者也认为二者是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只不过宋应星开创的传统中断，而波义耳开创的传统延续下来并受到更多的关注。在《工开万物》中，作者最主要的目标是展示“科学”与“工艺”是何时以及为何应运而生的，并思考从知识到科学的变化路线①。无论是作者对宋应星知识生成的探讨，还是作者对技艺背后秩序的关注，都别开生面地展现了《工开万物》的独特价值。
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工开万物》以跨文化的视角来透视知识生产，引入了一种新的编史观念。作者认为这一研究方法源于近年来科学史分析上的重大进展，即“揭示某些能够影响科学与技术知识产生的非结构化的‘文化性’和‘历史性’因素”（[5]，页5）。《工开万物》的主体部分要凸显知识产出的原初过程，作者所做的便是将《天工开物》重新归置到它原本所处的各种关联之中，通过透视宋应星获取、评判和表征知识的方式，采用宋应星的知识分类来评判他提出的观点和看法（[5]，页7），分析影响中国科学与技术知识形成的“文化性”和“历史性”因素。虽然这种研究方式可能会带来行文上的晦涩难懂，但有助于引导我们去追寻思想的发展脉络，分析知识的生成过程，令人耳目一新。
如前所述，《工开万物》以宋应星及其著述为检验性个案，致力于凸显知识产出的原初过程。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作者引入了“气”的概念，认为宋应星在“阴-阳气”与“五行论”这一“宇宙规则”下将国家、人和宇宙连接在了一起，“气”能够解释世间万物，让世界具有一体的共性。基于这样的视角，刘兵认为作者将研究对象置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当中，通过宋应星这一个案引入了一种新的编史观念[38]。作者所采用的这一研究方法，增加了对于知识生成过程中多样性和变化的问题敏感性，但江晓原认为用“气”“阴阳”“五行”等非科学的理论作支撑或指导，通过分析和论证得出令人信服的阐释或解答，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38]。
第三， 从写作手法来看，《工开万物》以其鲜明的叙事风格和深邃的语言分析，将读者带入到特定的语境之中。本书开篇即以晚明时期流行的皮影戏《打严嵩》来引出自己的论题，全书结束时又以戏场的演艺人卷起戏偶和清理舞台收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皮影制作工艺与表演技艺显然激发了作者对明代技艺知识的兴趣和热情，甚至以皮影戏为喻来表征和具象化17世纪的中国。“春将暮矣，游憩钤山”，书中图景式的叙事描绘不难发现，且处处引入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观点，从文笔上带给人以身临其境般的美感。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得以流传并吸引众人，与其栩栩如生的插图无不相关，在他看来，“研究‘物’与‘事’可以通过观察图像，也可以通过观察真正的实践来进行”（[5]，页163）。作者虽然认为这些插图很难断定是由宋应星本人所画，但出于对图文关系的重视，宋应星一定参与了插图创作与内容设计①，并富有成效地应用了视觉表征手段，将其作为一种补充性论点来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如在介绍提花机和编织工艺时，宋应星特别提到社会的秩序，“‘治乱经纶’字义，学者童而习之，而终身不见其形象，岂非缺憾也”（[10]，页87），可见提花机插图的出现绝非偶然。在这种视图修辞方式的影响下，作者对《天工开物》中插图的分析也颇有深意，凸显出很多独特的细节，如通过插图中指甲、胡子、头饰等标记人物的社会身份等级，通过画面上的芭蕉叶明确棉的生产地位于南方，通过矗立的建筑物强调造纸业在国家建制中承担的核心角色，通过盐池周边的砖石墙角象征国家权力对制盐的控制等。图像除了描绘工艺本身外，还隐藏着很多的文化建构内涵，而《工开万物》对宋应星有意为之的图式化构图的解读，不仅强化了作者的核心论点，也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力。 三 结语：《工开万物》的争议与期待
知识之生成、表述、传播、被接受（或不被接受）的过程，都深深地嵌入在当事人置身其中的社会、文化、思想理念以及价值观构成的整体性关联当中;作为知识承载的一种形式，一本书是这一复杂体系的产物（[5]，页349）。薛凤教授的《工开万物》作为中国17世纪知识产出的个案研究成果，在科学史领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并先后荣获美国科学史学会的“菲茨奖”（Pfizer Award）和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列文森著作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和认可。
当然，《工开万物》在个别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如张學渝一方面认为作者想表达的“知识”概念是相对于“科学”和“技术”而言的，并没有与宋应星哲学或政治等方面的“知识”概念作特别区分，导致“知识”与“技术”两个含义模糊不清;另一方面认为作者只采用了宋应星十余种作品的四种进行解读，且仅从宋应星个案探讨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这一宏大主题有些欠妥[39]。关于以上争议，试着作出简要讨论。
从作者自己的论述来看，“我在这项研究中要将宋应星留下来的文字遗产放回到其原处的关联背景当中，……那个世界里的人们从‘理’‘气’‘阴阳’或者‘五行’这些概念入手，来理解那些会被我们认为属于‘科学’和‘技术’范畴之内的事物”（[5]，页3），“这些研究使人们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来看待‘科学’和‘技术’的真面目，即它们是嵌入在文化和历史当中的、关于自然与事物的知识生成”（[5]，页6）。在这里，作者所采用的“知识”概念具有很明显的侧重点，即“科学”与“技术”方面的“知识”，并且将宋应星时代对“科学”与“技术”的理解纳入到更广阔范围内加以解释，如“气”的哲学理论等。
在宋应星现有的五种存世著作中，作者选取了《天工开物》《野议》《论气》《谈天》四种，唯有《思怜诗》没有得到关注。《思怜诗》分为10首《思美诗》和42首《怜愚诗》，关于它的研究价值也存在争论，如黄长椿认为它的价值在于思想内容而不在形式，为探讨宋应星这一科学家的思想提供了宝贵资料[40];杨维增等认为《思美诗》是宋应星人生观的自白，《怜愚诗》反映的思想内涵更深[41];江晓原则认为宋应星以《天工开物》名世是恰如其分的，其在明代“三流”的文笔写出的《思怜诗》“实在乏善可陈”，没能引起作者薛凤的注意也是“完全正常的”[38]。
至于仅以宋应星个案来探讨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是否合适暂且不论，但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工开万物》不失为一个恰当的个案研究。如果以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这一宏大主题出发，所参阅的资料将会扩大到正史、档案、方志、文集、笔记、医书、报纸、地方文书等等各个方面，最后的研究成果似乎与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相差无几。江晓原和刘兵认为，不管是否能让所有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的人都信服地接受《工开万物》的观点，但它已经超越了国内研究中常见的技术史研究范式，并在宋应星和中国古代技术史的研究领域中开辟了另一种路径，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新思路[38]。
正如作者所言：“我最主要的目标是展示‘科学’与‘工艺’是何时、为何应运而生的，而不是它们是什么样子的，那是李约瑟曾做过的工作。此外，我要思考从知识到科学的变化路线，有的知识永远不会变成科学。”①关于17世纪中国知识生成与技艺秩序的讨论还将一直继续。在近百年的学科发展过程中，科学史经历了多元文化解释的转换，呈现出一种从内史逐渐向外史转变，并发展为内、外史综合研究的状态。随着科学、知识与社会的交融，不同路径下的科学史研究更应得到关注。薛凤的《工开万物》从知识生成史的独特视角出发，探究知识产出的原初过程，阐释中国文化中的技艺角色，突破了科学史研究中的传统范式。相较于书中的具体论述而言，作者所带给我们的启发意义更大。在中国文化认同感的构建里，追问“知识应该是什么”“知识如何生成”“怎样才能获取知识”，也正是科学史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值得思考和令人期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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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国学者薛凤所著《工开万物：17 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一书，以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著述为切入点，探讨宋应星在知识生成过程中的思考与行动，阐释技术与工艺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角色。从《工开万物》的篇章结构与主要内容来看，全书结构清晰，叙事风格鲜明;通过对宋应星及其著述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了解作者独特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写作手法;对于书中引发的争议问题，也尝试作了简要讨论。
关键词 工开万物 宋应星 知识生成 技艺秩序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作为一部综合性的科技文化名著，晚明学者宋应星所撰的《天工开物》自崇祯十年（1637）问世以来历经中外40余版次发行（[1]，页607），至今仍获极大称赞，被誉为“世界第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百科全书”（[2]，页182）。“天工”一词来自《尚书》“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3]，页30），“开物”语出《周易》“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4]，页94），德国学者薛凤（Dagmar Sch?fer）认为宋应星所要展现的正是“天工”与“开物”中的知识生成和技艺秩序。为了揭示这段独特的知识生成历史，薛凤在宋应星《天工开物》和《野议》《论气》《谈天》四部存世著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其学术成果出版后译为《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5]（以下简称《工开万物》，书名原文为The Crafting of the 10000 Things：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引起了国内外部分学者的关注。从《天工开物》到《工开万物》，从明代中国学者宋应星到现代德国学者薛凤，关于17世纪中国知识生成与技艺秩序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下文即以此为中心，对薛凤教授的《工开万物》作出评述。
一 篇章结构与主要内容
本书以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四部存世著作为切入点，通过聚焦其文本内容中的知识脉络，分析了影响中国科学与技术知识形成的“文化性”和“歷史性”因素。书中条分缕析地展开了宋应星时代私人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同层面，通过追问“物”（things）的出现与“事”（affairs）的兴起，致力于凸显知识产出的原初过程，阐释技术与工艺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角色。在作者看来，宋应星的思考是以“气”这一概念为核心的，“气”成就了“物”与“事”;在宋应星实施技术与工艺的过程中，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宇宙秩序被揭示出来，而人唯有敬仰宇宙的原则，保持“知”与“行”一致，才能够平息时代的混乱。
从全书的结构来看，“导论”与“结语”前后呼应，情景化的语言描述引人入胜，主体六个章节层层递进，“余响篇”讨论了作者称之为“余音绕梁”的问题，增强了读者对全书内容的理解和把握。从每一篇章的结构来看，开篇之处几乎都以宋应星著作原文为“引子”，如“春将暮矣，游憩钤山”（《野议》）、“儒者言事应以日食为天变之大者”（《谈天·日说三》）、“物声万变，而人声皆能效之”（《论气·气声一》）等，增强了书中人物和环境氛围的形象感。除“引子”外，章节的正文部分大都以《天工开物》18项技艺中的若干项为侧重点展开论述，如第三章的“作咸”“陶埏”“膏液”“佳兵”篇、第四章的“乃粒”“乃服”“燔石”“杀青”“丹青”篇、第六章的“冶铸”“锤锻”篇等，再分别结合《野议》《谈天》《论气》进行细致分析，巧妙地将宋应星四部存世著作中的思想内涵融合起来，结构风格鲜明。
从主要内容来看，“导论”以皮影戏背后匠人的时代地位，引出对自然之道和世界秩序的关注。作者以宋应星的著作为检验性的个案，通过聚焦他的生活和工作以及那些敦促他行动的理念和理想，进而探讨影响科学与技术知识在中国形成的“文化性”和“历史性”因素。作者认为，“研究宋应星和他的著作，可以揭示一段独特的知识生成历史”（[5]，页24）。
第一章从宋应星的家世盛衰与时代处境出发，分析了影响宋应星对知识的看法和观点的因素，以及促使宋应星形成对工艺和技术的兴趣的理念。宋氏家族的发展与晚明社会的危机同步，武人出身的陈启新“立谈而得美官”更直接反映出国家局面的混乱。考察宋应星时代的社会、文化和物质条件，有助于读者了解其努力作为之处;作者设想，宋应星在知识产出中呈现出了理论与实践的断裂，因此他将工匠人和读书人连在一起，试图在工艺和技术中寻找“治世”的秩序。
第二章结合宋应星时代的主要思想特征，解析了宋应星如何以“气”求知，以及他关于“天”和“人”在世界上、在“物”和“事”的构成中所承担角色的观点。晚明现实政治的混乱促使宋应星去发现人与天之间的关联性，认为宇宙立于“气”的规制之上;“气”的概念基础是阴阳、五行和感应，宋应星以阴阳五行之间的关系构想为宇宙规则，将国家、人和宇宙连接在一起。在对秩序的寻求中，宋应星从自然现象和物品效用中找到了可靠性①，技艺被认为是恢复秩序的可行途径。
第三章着重分析了宋应星在知识探索和知识生成问题上的相关理论和观点，如知识探索的社会政治色调、学者与匠人的社会角色、实用技艺的目的与任务等。作者认为，宋应星对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倡导一种严格的评判，即匠人拥有的技艺是经验所在，学者才能看到知识内在地存在于技艺之中。学术知识与工艺知识的关联，是17世纪中国知识产出的重要层面;宋应星观察匠人的技艺，意在让宗室王孙和学者同人认知到匠艺工作是宇宙规制的镜像，并将知识的起源定位在“物”与“事”中。
第四章探讨了宋应星如何用实践和理论完成自己的“知识生成”（knowledge-making），以及如何在书面文化当中展示知识的诸多层面。这一探讨从宋应星如何进行观察以及用观察所得进行论证开始，通过运用图像这一视觉表征手段来补充阐释其哲学观点，如代表文化建构的图式化构图等。宋应星的知识探求实践与言说修辞方式，揭示了如何去观察知识;他对事物的理解存在于实证当中，将工艺和技术提升为知识的基础。对宋应星而言，“物”与“事”都来自“阴水”和“阳火”的交会，坚持“阴阳气”的理论范式，通过系统剖析自然过程和物质效用来寻求世界的规制。 第五章考察的是宋应星如何适时扩展和调整自己的理论框架以保持断言的普遍有效性，从而在天然之事与实验之间建立起一种关系。宋应星所采用的多个事例表明，“阴-阳气”与“五行论”的传统理论框架具有普遍意义，而“尘”“埃”“灰”等新概念凸显出宋应星理论中的非洽和性①，需要通过对“气”这一传统理论模式进行扩展和完善来解释世间万物。
第六章以“声”（sound）和“静”（silence）的探讨为切入点，揭示了宋应星知识表征的原本结构和实际动力，认为世间万物皆由阴阳交会生发，“气”之原则在可见和不可见的现象上都行之有效。宋应星从宇宙观意义入手，在与“感应”（resonance）、“和谐”（harmony）等概念的关联中来定义“声”;在“虚”这一不可见的范围内，“气”之原理同样具有普遍验效性。宋应星关于“声”与“声之生成”的论点，在作者看来同样证实了世界在“气”的原则之下运行这一重要理念。
“结语”点明了全书的写作意图，即通过展示宋应星原作品中的不同层次，审视影响探求知识的方法和技术的具体因素。作者认为“实行‘天工’意味着找出规制为何，并在与普遍性原则相合下治理国家”（[5]，页277），技术和工艺揭示出了一种可以通过观察、实验和量化而分析出来的理性规制。“余响篇”从后续影响的角度来审视宋应星著作传世的相关问题，虽然涂绍和陈宏绪对宋应星的学术活动进行了友谊上的襄助，但并不认可其著作;宋应星的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忠”于国家情绪下的中立态度，以及著作版本的难以保存和获取等，都成为影响宋应星著作不被接受的重要因素。
二 学术价值与研究特点
正如作者在“导论”中所言，宋应星记录工艺技术知识的《天工开物》是其著作中体量最大的一部，且早已被各路学者进行了不同的曲解，“以便使其符合人们关于中国科学技术思想发展轨迹的不同设想”（[5]，页6）。下文拟对有关宋应星及其存世著作的研究进行简要回顾，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本书研究内容的价值和特点。
一是对宋应星的综合研究，主要为人物评传。其中以潘吉星的研究着力较多，如《明代科学家宋应星》[6]根据实地采访和文献调查所得第一手史料，分别論述了宋应星的时代背景、生平事迹、社会关系、著述思想、科学成就、历史影响、《天工开物》版本考证等内容;其《宋应星评传》[7]在深入评述的同时又保存了不少珍贵插图，《中国的狄德罗：宋应星的故事》[8]则以科普百科类的形式介绍了宋应星独立思考、敢于怀疑、勇于创新、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协作、友爱、宽容的人文精神。其它关于宋应星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仍有十几种①，但研究内容和写作方法大同小异，不再详述。
二是对宋应星《天工开物》等存世著作的整理与翻译研究。潘吉星编著的《天工开物导读》[9]对《天工开物》一书作了全面系统的解读，深入浅出，开阔了读者的自然科学视野;其《天工开物译注》[10]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及白话翻译，并附有一百多幅插图。潘伟编著的《天工开物古今图说》[11]以大量的田野调查图文，融合历史考证与现实考察，成为“天工开物”的现实影像。《天工开物》历来备受国内外推崇，迄今已被译成英[12]、日[13]、法[14]、德[15]等多种文字，其它相关版本的研究不再详述②。除《天工开物》外，宋应星的其它部分传世著作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为《野议 论气 谈天 思怜诗》[16]一书，另有《宋应星学术著作四种》[17]《宋应星见存著作五种》[18]《宋应星四种》[19]等相关整理成果，为进一步深化宋应星《天工开物》等存世著作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三是关于宋应星思想的研究。杨维增编著的《宋应星思想研究及诗文注译》[20]根据明刊孤本对宋应星诗文进行了新的点校和注释今译，并全面发掘和论述了宋应星的思想精华，“为我国科技史和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优良的版本和重要的参考书”[21]。下面拟从宋应星的哲学、科学及政治经济思想为出发点来进行简要回顾。从哲学思想来看，宋应星思想来源和内涵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如杨维增将宋应星的自然哲学概括为“天工开物”说、“二气五行”说和“人巧法妙”说[22];吴伯田认为宋应星的哲学思想是以“二气五行”和“形气化”为基点，强调人对自然界和社会治乱的主观能动作用[23]。从科学思想来看，周济等认为最出色的是宋应星“天工开物”的思想以及科学认识来自“试验”或“实验”的思想，并体现在其声学理论、物质守恒和转化、有机界与无机界的统一等科学理论中[24];李志林则认为宋应星对气化规律和气化过程的复杂性认识，是其科学思想中最有亮色之处[25];徐钟济认为宋应星的自然科学思想涉及面广泛，但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26]。从政治经济思想来看，俞兆鹏认为主要体现在宋应星整顿学政、严格铨法、选拔良将，以及反对地主高利贷剥削、发展生产和屯田、改革盐政等相关的政治经济主张[27];路兆丰认为宋应星提出的诸如盐政、“上供”、赋税等改革现行弊端的主张，体现了其务实之学的特点[28]。
四是关于宋应星和《天工开物》的历史地位及影响研究。正如钱宝琮认为“研究吾国技术史，应该上抓《考工记》，下抓《天工万物》”[29]、李约瑟称赞《天工开物》是“很重要的技术著作”（[30]，页315）一样，国内诸多学者对宋应星及其著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邱峰认为宋应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天工开物》中的科学创见为世界科技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1]。从《天工开物》所载不同学科的内容来看，游修龄认为《天工开物》呈现出了不一样的农学体系和技术特色，如水稻、油料、甘蔗和荞麦等项精彩屡见[32];李仲均认为《天工开物》反映了当时冶炼技术上的先进成就，但也存在不合科学和错误的记录[33]。蒋猷龙认为宋应星对蚕丝业从栽桑、养蚕、留种以至缫丝、制棉、染色、织绸等全过程作了认真的总结，表现出16—17世纪之交我国蚕丝业科技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34]，其它方面的科学贡献不再一一论述。 总的来看，学界关于宋应星及其存世著作的研究侧重于人物评述、版本译注、挖掘思想内涵、总结科学贡献以及分析历史影响等方面。虽然研究成果不少，但多止于一般性的叙述和资料性的整理，如关于宋应星的人物评传多达十几种，《天工开物》等译注版本也有数种，重复性研究较多;论及宋应星的思想内涵时，对《天工开物》之外的其它著述关注不多，胡道静也认为《野议》《谈天》《论气》等存世著作有待深入发掘[35]，从自然哲学史的角度去探究宋应星的宇宙观、物质观和人生观;而就宋应星及《天工开物》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而言，部分研究成果以偏概全，僅从一点或一面出发，缺乏全面而系统的力作。曹国庆等也认为不仅要加强学科间的深入交流，力图从“百科”的角度进行合作研究，还要同时看到宋应星作为科学家和思想家的双重身份和地位，让研究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36]。近年来，一些学者在“天工开物”的思想下，从概念讨论和个案研究两个层面来推进环境史中自然与技术关系的理解[37]，这一独特视角也颇值得关注。
通过对宋应星及其著述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可以发现《工开万物》一书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与研究特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内容来看，《工开万物》既有前人所研究过的内容，也有其新的独到之处。如书中关于宋应星家世与处境的介绍，以及对宋应星思想内涵的阐述，都是传统“宋学”（即“宋应星学”）[35]中一直关注的问题;但作者采用了不一样的视角进行再次解读，试图分析影响宋应星关于知识的看法和观点的相关因素以及他对工艺和技术的兴趣来源，探讨怎样的理念促使宋应星想去恢复社会秩序以及如何以“气”求知。而对于前人研究中尚未注意或研究不完善的地方，《工开万物》作了有力的补充。例如，在分析宋应星未能通过会试的原因时，作者认为宋应星本人或其后人在宋氏族谱中有意建构了宋应星在“八股文”写作方面的天分，并非他不精通经典才没有获取进士名号，而是他认为这种技艺没有任何价值，从而达到告诫晚辈以维护家族名声的目的（[5]，页41）。而关于宋应星“知识生成”（knowledge-making）的实践与理论问题，以及如何适时调整理论框架来保持断言的普遍有效性等，尤其是作者关于“声”（sound）和“静”（silence）的探讨，让宋应星“气”的原理扩展到“虚”的不可见范围之内。
正如作者所言，宋应星对传统工艺的记录并没有他在《天工开物》中所描绘的宇宙论那样重要，在对工艺和技术过程记录的背后，蕴藏着世界的普遍性原则，展示了一种宇宙秩序，而这正是宋应星与其他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①。即使与同时代的波义耳相比，作者也认为二者是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只不过宋应星开创的传统中断，而波义耳开创的传统延续下来并受到更多的关注。在《工开万物》中，作者最主要的目标是展示“科学”与“工艺”是何时以及为何应运而生的，并思考从知识到科学的变化路线①。无论是作者对宋应星知识生成的探讨，还是作者对技艺背后秩序的关注，都别开生面地展现了《工开万物》的独特价值。
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工开万物》以跨文化的视角来透视知识生产，引入了一种新的编史观念。作者认为这一研究方法源于近年来科学史分析上的重大进展，即“揭示某些能够影响科学与技术知识产生的非结构化的‘文化性’和‘历史性’因素”（[5]，页5）。《工开万物》的主体部分要凸显知识产出的原初过程，作者所做的便是将《天工开物》重新归置到它原本所处的各种关联之中，通过透视宋应星获取、评判和表征知识的方式，采用宋应星的知识分类来评判他提出的观点和看法（[5]，页7），分析影响中国科学与技术知识形成的“文化性”和“历史性”因素。虽然这种研究方式可能会带来行文上的晦涩难懂，但有助于引导我们去追寻思想的发展脉络，分析知识的生成过程，令人耳目一新。
如前所述，《工开万物》以宋应星及其著述为检验性个案，致力于凸显知识产出的原初过程。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作者引入了“气”的概念，认为宋应星在“阴-阳气”与“五行论”这一“宇宙规则”下将国家、人和宇宙连接在了一起，“气”能够解释世间万物，让世界具有一体的共性。基于这样的视角，刘兵认为作者将研究对象置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当中，通过宋应星这一个案引入了一种新的编史观念[38]。作者所采用的这一研究方法，增加了对于知识生成过程中多样性和变化的问题敏感性，但江晓原认为用“气”“阴阳”“五行”等非科学的理论作支撑或指导，通过分析和论证得出令人信服的阐释或解答，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38]。
第三， 从写作手法来看，《工开万物》以其鲜明的叙事风格和深邃的语言分析，将读者带入到特定的语境之中。本书开篇即以晚明时期流行的皮影戏《打严嵩》来引出自己的论题，全书结束时又以戏场的演艺人卷起戏偶和清理舞台收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皮影制作工艺与表演技艺显然激发了作者对明代技艺知识的兴趣和热情，甚至以皮影戏为喻来表征和具象化17世纪的中国。“春将暮矣，游憩钤山”，书中图景式的叙事描绘不难发现，且处处引入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观点，从文笔上带给人以身临其境般的美感。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得以流传并吸引众人，与其栩栩如生的插图无不相关，在他看来，“研究‘物’与‘事’可以通过观察图像，也可以通过观察真正的实践来进行”（[5]，页163）。作者虽然认为这些插图很难断定是由宋应星本人所画，但出于对图文关系的重视，宋应星一定参与了插图创作与内容设计①，并富有成效地应用了视觉表征手段，将其作为一种补充性论点来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如在介绍提花机和编织工艺时，宋应星特别提到社会的秩序，“‘治乱经纶’字义，学者童而习之，而终身不见其形象，岂非缺憾也”（[10]，页87），可见提花机插图的出现绝非偶然。在这种视图修辞方式的影响下，作者对《天工开物》中插图的分析也颇有深意，凸显出很多独特的细节，如通过插图中指甲、胡子、头饰等标记人物的社会身份等级，通过画面上的芭蕉叶明确棉的生产地位于南方，通过矗立的建筑物强调造纸业在国家建制中承担的核心角色，通过盐池周边的砖石墙角象征国家权力对制盐的控制等。图像除了描绘工艺本身外，还隐藏着很多的文化建构内涵，而《工开万物》对宋应星有意为之的图式化构图的解读，不仅强化了作者的核心论点，也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力。 三 结语：《工开万物》的争议与期待
知识之生成、表述、传播、被接受（或不被接受）的过程，都深深地嵌入在当事人置身其中的社会、文化、思想理念以及价值观构成的整体性关联当中;作为知识承载的一种形式，一本书是这一复杂体系的产物（[5]，页349）。薛凤教授的《工开万物》作为中国17世纪知识产出的个案研究成果，在科学史领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并先后荣获美国科学史学会的“菲茨奖”（Pfizer Award）和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列文森著作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和认可。
当然，《工开万物》在个别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如张學渝一方面认为作者想表达的“知识”概念是相对于“科学”和“技术”而言的，并没有与宋应星哲学或政治等方面的“知识”概念作特别区分，导致“知识”与“技术”两个含义模糊不清;另一方面认为作者只采用了宋应星十余种作品的四种进行解读，且仅从宋应星个案探讨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这一宏大主题有些欠妥[39]。关于以上争议，试着作出简要讨论。
从作者自己的论述来看，“我在这项研究中要将宋应星留下来的文字遗产放回到其原处的关联背景当中，……那个世界里的人们从‘理’‘气’‘阴阳’或者‘五行’这些概念入手，来理解那些会被我们认为属于‘科学’和‘技术’范畴之内的事物”（[5]，页3），“这些研究使人们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来看待‘科学’和‘技术’的真面目，即它们是嵌入在文化和历史当中的、关于自然与事物的知识生成”（[5]，页6）。在这里，作者所采用的“知识”概念具有很明显的侧重点，即“科学”与“技术”方面的“知识”，并且将宋应星时代对“科学”与“技术”的理解纳入到更广阔范围内加以解释，如“气”的哲学理论等。
在宋应星现有的五种存世著作中，作者选取了《天工开物》《野议》《论气》《谈天》四种，唯有《思怜诗》没有得到关注。《思怜诗》分为10首《思美诗》和42首《怜愚诗》，关于它的研究价值也存在争论，如黄长椿认为它的价值在于思想内容而不在形式，为探讨宋应星这一科学家的思想提供了宝贵资料[40];杨维增等认为《思美诗》是宋应星人生观的自白，《怜愚诗》反映的思想内涵更深[41];江晓原则认为宋应星以《天工开物》名世是恰如其分的，其在明代“三流”的文笔写出的《思怜诗》“实在乏善可陈”，没能引起作者薛凤的注意也是“完全正常的”[38]。
至于仅以宋应星个案来探讨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是否合适暂且不论，但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工开万物》不失为一个恰当的个案研究。如果以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这一宏大主题出发，所参阅的资料将会扩大到正史、档案、方志、文集、笔记、医书、报纸、地方文书等等各个方面，最后的研究成果似乎与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相差无几。江晓原和刘兵认为，不管是否能让所有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的人都信服地接受《工开万物》的观点，但它已经超越了国内研究中常见的技术史研究范式，并在宋应星和中国古代技术史的研究领域中开辟了另一种路径，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新思路[38]。
正如作者所言：“我最主要的目标是展示‘科学’与‘工艺’是何时、为何应运而生的，而不是它们是什么样子的，那是李约瑟曾做过的工作。此外，我要思考从知识到科学的变化路线，有的知识永远不会变成科学。”①关于17世纪中国知识生成与技艺秩序的讨论还将一直继续。在近百年的学科发展过程中，科学史经历了多元文化解释的转换，呈现出一种从内史逐渐向外史转变，并发展为内、外史综合研究的状态。随着科学、知识与社会的交融，不同路径下的科学史研究更应得到关注。薛凤的《工开万物》从知识生成史的独特视角出发，探究知识产出的原初过程，阐释中国文化中的技艺角色，突破了科学史研究中的传统范式。相较于书中的具体论述而言，作者所带给我们的启发意义更大。在中国文化认同感的构建里，追问“知识应该是什么”“知识如何生成”“怎样才能获取知识”，也正是科学史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值得思考和令人期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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