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社会性别的女性是被社会和文化建构而成的，而在建构女性的各种力量中，大众传媒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深刻作用。
过去的大众媒介对女性表现出赤裸而直接的歧视，主要体现在对女性从业人员的歧视和所呈现的刻板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要么是温柔娴淑的贤妻良母、要么是被妖魔化的荡妇形象，但无一例外的。均是男性对女性的理想期待形象。女性仅仅作为被看的客体。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对女性的显性歧视。与此相对应，当前的大众传媒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表现出一种近乎平等的姿态，以一种更为隐蔽而不易察觉的方式继续对女性的控制。因为没有更为权威的定义，笔者在此称这种现象为隐性控制。
本文主要从以下两方面来分析大众传媒中的女性歧视如何由显入隐：(一)媒体中的女性从业者的数量和地位；(二)媒体内容所表现的女性形象。
日益增多的女性制媒者VS本质上的性别歧视
第一，女性从业者增多，业内地位并未有显著提升：
据美国统计局197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新闻界的男女人数比例为2：1，而1880年的数字为42：1。塔奇曼在考察美国当代大众电视和新闻界时发现：员工包括56％的男性和44％的女性。在我国。统计结果表明：媒体行业中。女性从业人数占到了媒体从业人员总数的1／3。虽然整个媒体行业中两性比例接近持平，媒体中、高级决策层中的女性比例却只占4.4％和9.6％。由此看来，女性在传媒业中所占的比例和其所拥有的权利显然是失衡的。
不同的传播媒介为妇女提供的工作岗位也是不同的。调查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广播地位的下滑减少了男性在此领域的竞争，因此妇女才得以填补这些广播职位的空缺。此外，地方性的媒体均比国家媒体聘请更多的妇女。很显然，越靠近权力中心、越有话语权的媒体职位，更容易被男性占据。针对此情况，克里顿曾归纳说。媒介产业中妇女人数的增加，“不能说明妇女拥有了高层权力或者影响力。而是说明了该领域薪酬和地位的整体下滑”。
综上所述，可以很明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女性从业人员在全部媒体从业人员中的比例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与男性接近平等。同时。媒体行业中获得高级管理职位的女性却少之又少。因此，男性仍牢牢掌握着“把关人”所拥有的决策权和控制权，因此媒体的议程设置、话题选择、内容重要性排序以及叙事方式等依然从男性视角出发。受男性控制。可以说，即使在今天，女性在传媒从业人员中仍是边缘的少数群体。其声音和视角难免会被忽视。
第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女性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女性气质和专业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传统女性气质如温柔、依赖性强等特征与传媒专业所要求的干练、果断等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女性制媒者无疑要遭受传媒专业主义与自身女性气质的矛盾和冲突。研究表示，塞内加尔的女新闻记者体会到“女性气质”和“专业主义”之间的紧张。因为她们会因失去女性气质而受到指责。而女新闻记者的工作又要求她们远离家庭。从而忽视她们的丈夫和孩子。
传统女性气质不仅阻碍了女性进入传媒行业发挥自己的能力。并且在女性的职位升迁中也有不小的阻力。前文提到女性制媒者数量增多但在决策层的比例却很低，这一方面来自社会潜意识的性别歧视。另一方面也有女性自身的问题。卜卫1995年对全国女新闻工作者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54.2％的人指出“一般女性只愿埋头干业务。不愿当领导指挥别人”；1.7％的人指出“女性家庭责任感强。生怕担当领导工作会影响家庭生活”；有72.4％的女新闻工作会者同意“只要工作适合志向。何必当领导干部”。
来自男同事的压力。除了来自女性自身已经内化的性别意识的阻碍。在工作当中，女性制媒者也受到来自男同事的巨大压力。根据德克霍夫等对荷兰报业男记者的态度调查，他们认为女同事会红杏出墙。而且把女同事的成功看作是“女人的诡计”的结果。
来自组织内的压力。大众传媒作为组织传播工具必有其一套组织规范与原则。女性从业者在一个具体的传媒组织内。对信息产品的生产、加工、发布，每一步都要按照既有的规范来走。试想，有多少人敢于冒着丢掉饭碗的压力坚持一个广告对女性的表现不够真实和全面?
根据赫斯基的说法，有关媒介组织的最重要的主题，是由个体对其组织必要的服从而引起的紧张与冲突。这通常意味着个人对工作的适应过程是通过一些微妙的奖励。而不是压制的力量来表现的。在奖惩过程中，媒体从业人员逐渐熟悉了那些潜在的规则、标准和价值观并相应地遵循。此外。调查显示。女性记者也倾向于接受和内化媒体行业的专业要求。梅里特和格罗斯从有关美国妇女版面的男女编辑的调查中发现。尽管部分女编辑对妇女版面的处理相比男同事而言不那么传统，但大部分妇女仍坚持传统价值观念。因此。女性从业者们一方面声称有自主权。另一方面又报道了更多变本加厉地限制她们原本已经很卑微的角色的事实。
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形象VS快乐的家庭主妇形象
第一，快乐的家庭主妇形象一度备受推崇：
作为美国妇女杂志的资深编辑，贝蒂·弗里丹曾查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家大型妇女杂志，如《麦考尔》、《妇女家庭杂志》、《家政》和《妇女家庭伴侣》，结果发现这类妇女杂志通过对家庭主妇形象的美化和对职业妇女的妖魔化。成功地说服了大批大学女生中途辍学去结婚。
对家庭主妇形象的变化。对当时杂志所推崇的理想家庭主妇形象。弗里丹在其著作《女性奥秘》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由这家漂亮的大型杂志推出的妇女形象，年轻、浅薄，简直是一脸娃娃相，傻乎乎的，很温顺，颇具女性特征，对由卧室、厨房、性、婴儿和家庭组成的这个世界十分欢喜，心满意足……允许一个女人具有的唯一激情、唯一追求和唯一目标就是找到男人。”
当时的女性杂志极力宣扬女性奥秘，这种奥秘告诉人们：女人的最高价值和唯一使命就是她们自身女性特征的完善，并坚持女性特征绝不比人的本性低下，在某些方面还要优于后者。而遵照此种女性奥秘描绘出的女性形象，就是生活在婴儿、洗碗机、尿布、郊区花园、丈夫所充塞的家庭生活中。
弗里丹说：“自1949年以后，对美国妇女来说，女性的完美就只存在唯一的一种定义，那就是主妇加母亲。”经过几十年的女性主义运动，历史似乎对女性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又轮回到了200年前被禁锢在家中的状态。
对职业女性的忽视及丑化。当时美国的主流妇女杂志在对待职业女性的态度上，不是忽视便是丑化。弗里丹曾翻遍了1958年和1959年美国的三大杂志。结果是“竟没有一位女主人公，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职业家庭主妇’之外还有自己的事业，在诸如艺术、宗教、专门行业等任何一种工作中有所作为”。
仅仅忽视职业女性和她们为社会所 作的贡献似乎还不够，众多杂志还将事业型女性塑造成没有女人味的、性生活不幸福的可怕形象。直到今天，许多人似乎仍然下意识地认为事业成功的女性必然不会有幸福的婚姻与和谐的性生活。
第二，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仍身处性别困境：
今天，距离弗里丹所批判的那种幼稚、可笑的家庭主妇形象已过去50年了，媒体所呈现的女性形象与当初的家庭主妇形象也有了许多差别。大致说来，今天媒体上的女性形象更独立自主，其活动领域也从家庭延伸到了更广的职业领域。同时，女性欲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张扬。
但正如本文开始所说。这并非是对女性的歧视消失了，只是更为隐蔽罢了。下面笔者将从四个方面详细分析：
女性依然被禁钢在私领域。2004年，HBO热播剧集《欲望都市》以四位纽约单身白领女子为主角讲述了她们的生活和情感。此剧对女性欲望的大胆张扬无疑是对过往被动、依赖性强的女性形象的颠覆。虽然Carrie等新都市女性与幼稚的家庭主妇形象已有了很大差别。但仔细分析起来，在她们身上性别歧视不过是被巧妙地隐藏起来了，女性仍然被性别歧视的意识牢牢控制。
“领域划分”意识形态认为，人类活动的领域划分为两个：一个是公众领域，一个是私人领域。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公众领域是男人的活动领域，私人领域才是女人的活动领域。人们大都认为，女人与生俱来的位置是在家里，是以家庭这个私人世界为其主要活动领域的。家庭这个核心概念的延伸，还包括感情世界、性生活，这些均包括在私领域内。剧中Carrie和她的女友们整日大谈特谈的依然是围绕着性生活的话题。所以说。即使作为职业女性，她们的职业却似乎只是装饰性的背景，对她们而言，重要的还是男人和爱情。整部电视剧中很少正面描述她们在工作中的遭遇和困境，即使偶有涉及，也是一笔带过。
被救赎的主题未曾改变。《圣经·创世纪》中，罪孽深重的夏娃受到上帝的惩罚。并需由丈夫管制以拯救她堕落的灵魂。这样的主题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被反复演绎，最为露骨的应该是电视剧中的情节，一个女性最终总是要通过一个男人的救赎获得灵魂的升华或精神的提升。抑或找到心灵的归宿(此处仅指主流媒体中的剧情，非商业电影因其导演独立的思想性被排除在外)。
不论是表现都市熟女的《欲望都市》，还是以少女为主要受众的青春剧，故事中的女孩总是得到一个真心爱她的男人。才算是修成正果。当然，绝大多数观众都喜欢happy ending，然而快乐结局定要由男性来给予吗?在这个终极意义上。《欲望都市》中的现代女性与灰姑娘并无二致，被救赎的主题依然深深嵌在流行文化中。
“看”还是“被看”。长期以来。女性是作为男性的观赏对象和欲望投射对象而存在的。而在《欲望都市》这样的都市剧中，女性欲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现，表现男性身体镜头的增多，是否可以说女性不再只是“被看”?
其实，早就有研究发现，男性身体似乎拒绝直接的视觉欲望。在父权制社会中，仅仅偶尔有部分的男性身体供给女性窥视、观看。伊恩·安在对《花花小姐》的分析中，发现“即使在这本杂志里，这样直接地将男性身体建构为女性欲望的对象，仍然逃脱不了父权制视觉经济的运作常规”。通过将《花花公子》与《花花小姐》对比可以发现，《花花小姐》中的男人多以浪漫的而不是性感的形象出现。在《欲望都市》中，几位女主角的白马王子最吸引人的特征也是或浪漫或体贴、或绅士风度或成熟稳重，却无一单纯表现为性感。类似的，综观电视剧里出现的各类男主角，从未有单纯被表现为性感或帅气的。他们在被塑造时更多是表现出硬朗的男子汉气概或者对女主角的温柔体贴等性格魅力。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些标榜张扬女性欲望的电视剧中。在看与被看的问题上，女性依然是被看的客体。
被消费的身体。许多广告和电视中，女性的身体被物化，消费等同于快乐。《欲望都市》中，Carrie心情不好时，买名牌鞋子发泄一通，立刻就会重新变得心满意足。Charlota作为一个收入不菲的画廊经理，却因为迷恋鞋子而将旅游费用全部花光。
其实在Carrie们时尚性感的外表下，在她们购物所得到的兴奋和快乐中。所掩盖的恐怕是内心的失落与对真正人生问题的逃避。就像快乐的家庭主妇从尿布和洗碗中得到快乐一样。时尚的单身女性从衣服和鞋子中寻求慰藉和满足。
购物的快乐同时指代了女性“被看”的快乐。在库利的“镜中我”中，女性逐渐失去了自觉的女性意识，其内心体验基本已被男性标准驯化，并开始主动向男权投靠和认同，将自己的视角认同于男性视角。女人看着她们自己“被看”，并享受“被看”的过程。这就是“被看”的快乐。
结语
在笔者看来。经过漫长的岁月，从历史上第一位女记者到21世纪的今天，媒介组织内的性别歧视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善，反而以一种更隐蔽的形式运作。女性制媒者的增多掩盖了话语权的缺失。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也依然逃不掉“被看”的命运。要在大众传媒中真正实现两性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编校：张红玲
过去的大众媒介对女性表现出赤裸而直接的歧视，主要体现在对女性从业人员的歧视和所呈现的刻板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要么是温柔娴淑的贤妻良母、要么是被妖魔化的荡妇形象，但无一例外的。均是男性对女性的理想期待形象。女性仅仅作为被看的客体。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对女性的显性歧视。与此相对应，当前的大众传媒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表现出一种近乎平等的姿态，以一种更为隐蔽而不易察觉的方式继续对女性的控制。因为没有更为权威的定义，笔者在此称这种现象为隐性控制。
本文主要从以下两方面来分析大众传媒中的女性歧视如何由显入隐：(一)媒体中的女性从业者的数量和地位；(二)媒体内容所表现的女性形象。
日益增多的女性制媒者VS本质上的性别歧视
第一，女性从业者增多，业内地位并未有显著提升：
据美国统计局197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新闻界的男女人数比例为2：1，而1880年的数字为42：1。塔奇曼在考察美国当代大众电视和新闻界时发现：员工包括56％的男性和44％的女性。在我国。统计结果表明：媒体行业中。女性从业人数占到了媒体从业人员总数的1／3。虽然整个媒体行业中两性比例接近持平，媒体中、高级决策层中的女性比例却只占4.4％和9.6％。由此看来，女性在传媒业中所占的比例和其所拥有的权利显然是失衡的。
不同的传播媒介为妇女提供的工作岗位也是不同的。调查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广播地位的下滑减少了男性在此领域的竞争，因此妇女才得以填补这些广播职位的空缺。此外，地方性的媒体均比国家媒体聘请更多的妇女。很显然，越靠近权力中心、越有话语权的媒体职位，更容易被男性占据。针对此情况，克里顿曾归纳说。媒介产业中妇女人数的增加，“不能说明妇女拥有了高层权力或者影响力。而是说明了该领域薪酬和地位的整体下滑”。
综上所述，可以很明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女性从业人员在全部媒体从业人员中的比例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与男性接近平等。同时。媒体行业中获得高级管理职位的女性却少之又少。因此，男性仍牢牢掌握着“把关人”所拥有的决策权和控制权，因此媒体的议程设置、话题选择、内容重要性排序以及叙事方式等依然从男性视角出发。受男性控制。可以说，即使在今天，女性在传媒从业人员中仍是边缘的少数群体。其声音和视角难免会被忽视。
第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女性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女性气质和专业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传统女性气质如温柔、依赖性强等特征与传媒专业所要求的干练、果断等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女性制媒者无疑要遭受传媒专业主义与自身女性气质的矛盾和冲突。研究表示，塞内加尔的女新闻记者体会到“女性气质”和“专业主义”之间的紧张。因为她们会因失去女性气质而受到指责。而女新闻记者的工作又要求她们远离家庭。从而忽视她们的丈夫和孩子。
传统女性气质不仅阻碍了女性进入传媒行业发挥自己的能力。并且在女性的职位升迁中也有不小的阻力。前文提到女性制媒者数量增多但在决策层的比例却很低，这一方面来自社会潜意识的性别歧视。另一方面也有女性自身的问题。卜卫1995年对全国女新闻工作者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54.2％的人指出“一般女性只愿埋头干业务。不愿当领导指挥别人”；1.7％的人指出“女性家庭责任感强。生怕担当领导工作会影响家庭生活”；有72.4％的女新闻工作会者同意“只要工作适合志向。何必当领导干部”。
来自男同事的压力。除了来自女性自身已经内化的性别意识的阻碍。在工作当中，女性制媒者也受到来自男同事的巨大压力。根据德克霍夫等对荷兰报业男记者的态度调查，他们认为女同事会红杏出墙。而且把女同事的成功看作是“女人的诡计”的结果。
来自组织内的压力。大众传媒作为组织传播工具必有其一套组织规范与原则。女性从业者在一个具体的传媒组织内。对信息产品的生产、加工、发布，每一步都要按照既有的规范来走。试想，有多少人敢于冒着丢掉饭碗的压力坚持一个广告对女性的表现不够真实和全面?
根据赫斯基的说法，有关媒介组织的最重要的主题，是由个体对其组织必要的服从而引起的紧张与冲突。这通常意味着个人对工作的适应过程是通过一些微妙的奖励。而不是压制的力量来表现的。在奖惩过程中，媒体从业人员逐渐熟悉了那些潜在的规则、标准和价值观并相应地遵循。此外。调查显示。女性记者也倾向于接受和内化媒体行业的专业要求。梅里特和格罗斯从有关美国妇女版面的男女编辑的调查中发现。尽管部分女编辑对妇女版面的处理相比男同事而言不那么传统，但大部分妇女仍坚持传统价值观念。因此。女性从业者们一方面声称有自主权。另一方面又报道了更多变本加厉地限制她们原本已经很卑微的角色的事实。
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形象VS快乐的家庭主妇形象
第一，快乐的家庭主妇形象一度备受推崇：
作为美国妇女杂志的资深编辑，贝蒂·弗里丹曾查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家大型妇女杂志，如《麦考尔》、《妇女家庭杂志》、《家政》和《妇女家庭伴侣》，结果发现这类妇女杂志通过对家庭主妇形象的美化和对职业妇女的妖魔化。成功地说服了大批大学女生中途辍学去结婚。
对家庭主妇形象的变化。对当时杂志所推崇的理想家庭主妇形象。弗里丹在其著作《女性奥秘》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由这家漂亮的大型杂志推出的妇女形象，年轻、浅薄，简直是一脸娃娃相，傻乎乎的，很温顺，颇具女性特征，对由卧室、厨房、性、婴儿和家庭组成的这个世界十分欢喜，心满意足……允许一个女人具有的唯一激情、唯一追求和唯一目标就是找到男人。”
当时的女性杂志极力宣扬女性奥秘，这种奥秘告诉人们：女人的最高价值和唯一使命就是她们自身女性特征的完善，并坚持女性特征绝不比人的本性低下，在某些方面还要优于后者。而遵照此种女性奥秘描绘出的女性形象，就是生活在婴儿、洗碗机、尿布、郊区花园、丈夫所充塞的家庭生活中。
弗里丹说：“自1949年以后，对美国妇女来说，女性的完美就只存在唯一的一种定义，那就是主妇加母亲。”经过几十年的女性主义运动，历史似乎对女性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又轮回到了200年前被禁锢在家中的状态。
对职业女性的忽视及丑化。当时美国的主流妇女杂志在对待职业女性的态度上，不是忽视便是丑化。弗里丹曾翻遍了1958年和1959年美国的三大杂志。结果是“竟没有一位女主人公，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职业家庭主妇’之外还有自己的事业，在诸如艺术、宗教、专门行业等任何一种工作中有所作为”。
仅仅忽视职业女性和她们为社会所 作的贡献似乎还不够，众多杂志还将事业型女性塑造成没有女人味的、性生活不幸福的可怕形象。直到今天，许多人似乎仍然下意识地认为事业成功的女性必然不会有幸福的婚姻与和谐的性生活。
第二，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仍身处性别困境：
今天，距离弗里丹所批判的那种幼稚、可笑的家庭主妇形象已过去50年了，媒体所呈现的女性形象与当初的家庭主妇形象也有了许多差别。大致说来，今天媒体上的女性形象更独立自主，其活动领域也从家庭延伸到了更广的职业领域。同时，女性欲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张扬。
但正如本文开始所说。这并非是对女性的歧视消失了，只是更为隐蔽罢了。下面笔者将从四个方面详细分析：
女性依然被禁钢在私领域。2004年，HBO热播剧集《欲望都市》以四位纽约单身白领女子为主角讲述了她们的生活和情感。此剧对女性欲望的大胆张扬无疑是对过往被动、依赖性强的女性形象的颠覆。虽然Carrie等新都市女性与幼稚的家庭主妇形象已有了很大差别。但仔细分析起来，在她们身上性别歧视不过是被巧妙地隐藏起来了，女性仍然被性别歧视的意识牢牢控制。
“领域划分”意识形态认为，人类活动的领域划分为两个：一个是公众领域，一个是私人领域。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公众领域是男人的活动领域，私人领域才是女人的活动领域。人们大都认为，女人与生俱来的位置是在家里，是以家庭这个私人世界为其主要活动领域的。家庭这个核心概念的延伸，还包括感情世界、性生活，这些均包括在私领域内。剧中Carrie和她的女友们整日大谈特谈的依然是围绕着性生活的话题。所以说。即使作为职业女性，她们的职业却似乎只是装饰性的背景，对她们而言，重要的还是男人和爱情。整部电视剧中很少正面描述她们在工作中的遭遇和困境，即使偶有涉及，也是一笔带过。
被救赎的主题未曾改变。《圣经·创世纪》中，罪孽深重的夏娃受到上帝的惩罚。并需由丈夫管制以拯救她堕落的灵魂。这样的主题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被反复演绎，最为露骨的应该是电视剧中的情节，一个女性最终总是要通过一个男人的救赎获得灵魂的升华或精神的提升。抑或找到心灵的归宿(此处仅指主流媒体中的剧情，非商业电影因其导演独立的思想性被排除在外)。
不论是表现都市熟女的《欲望都市》，还是以少女为主要受众的青春剧，故事中的女孩总是得到一个真心爱她的男人。才算是修成正果。当然，绝大多数观众都喜欢happy ending，然而快乐结局定要由男性来给予吗?在这个终极意义上。《欲望都市》中的现代女性与灰姑娘并无二致，被救赎的主题依然深深嵌在流行文化中。
“看”还是“被看”。长期以来。女性是作为男性的观赏对象和欲望投射对象而存在的。而在《欲望都市》这样的都市剧中，女性欲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现，表现男性身体镜头的增多，是否可以说女性不再只是“被看”?
其实，早就有研究发现，男性身体似乎拒绝直接的视觉欲望。在父权制社会中，仅仅偶尔有部分的男性身体供给女性窥视、观看。伊恩·安在对《花花小姐》的分析中，发现“即使在这本杂志里，这样直接地将男性身体建构为女性欲望的对象，仍然逃脱不了父权制视觉经济的运作常规”。通过将《花花公子》与《花花小姐》对比可以发现，《花花小姐》中的男人多以浪漫的而不是性感的形象出现。在《欲望都市》中，几位女主角的白马王子最吸引人的特征也是或浪漫或体贴、或绅士风度或成熟稳重，却无一单纯表现为性感。类似的，综观电视剧里出现的各类男主角，从未有单纯被表现为性感或帅气的。他们在被塑造时更多是表现出硬朗的男子汉气概或者对女主角的温柔体贴等性格魅力。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些标榜张扬女性欲望的电视剧中。在看与被看的问题上，女性依然是被看的客体。
被消费的身体。许多广告和电视中，女性的身体被物化，消费等同于快乐。《欲望都市》中，Carrie心情不好时，买名牌鞋子发泄一通，立刻就会重新变得心满意足。Charlota作为一个收入不菲的画廊经理，却因为迷恋鞋子而将旅游费用全部花光。
其实在Carrie们时尚性感的外表下，在她们购物所得到的兴奋和快乐中。所掩盖的恐怕是内心的失落与对真正人生问题的逃避。就像快乐的家庭主妇从尿布和洗碗中得到快乐一样。时尚的单身女性从衣服和鞋子中寻求慰藉和满足。
购物的快乐同时指代了女性“被看”的快乐。在库利的“镜中我”中，女性逐渐失去了自觉的女性意识，其内心体验基本已被男性标准驯化，并开始主动向男权投靠和认同，将自己的视角认同于男性视角。女人看着她们自己“被看”，并享受“被看”的过程。这就是“被看”的快乐。
结语
在笔者看来。经过漫长的岁月，从历史上第一位女记者到21世纪的今天，媒介组织内的性别歧视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善，反而以一种更隐蔽的形式运作。女性制媒者的增多掩盖了话语权的缺失。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也依然逃不掉“被看”的命运。要在大众传媒中真正实现两性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