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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风波”没完没了
1971年9月上旬，中国政坛突然聚集波谲云诡、神秘紧张的气氛。
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权力斗争已进入白热化。自1970年八九月间庐山会议上两派矛盾公开化之后，两个政治集团已经摊牌。
当时被视为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有中共中央副主席、法定接班人林彪，林彪的妻子、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林彪的儿子、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其中，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通常被称为“四大将”，都是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为组长，这4人与叶群又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庐山会议上，林彪一伙野心勃勃，向党中央发起了进攻。毛泽东当时对林彪还是保护的，但他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及林彪的五员大将——黄、吴、叶、李、邱。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原毛泽东资深政治秘书陈伯达主动靠近林彪、叶群，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快。林彪支持叶群与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采取一致行动，对“秀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展开围攻，得到了汪东兴等的响应。汪东兴一直被认为是最得毛泽东信任的党内人物，汪东兴积极、坚决的表态使会议形成一边倒的态势，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后面的主要支持者江青、康生成为众矢之的。抵挡不住的江青等在8月25日来到毛泽东住处，痛哭流涕，揭发了林彪集团，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当即决定各个击破，先拿陈伯达开刀，毛泽东8月31日发表《我的一点意见》点了陈伯达的名。会议的进程出现逆转，陈伯达被停职反省，叶群与“四大将”等被要求检讨。
而后，毛泽东继续扩大战果，采取他称之为“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三板斧”方法，对林彪集团穷追猛打。所谓“甩石头”，就是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发动政治攻势，紧紧揪住叶群及“四员大将”。所谓“掺沙子”，就是重新布局中央组织，特别是对被认为是林彪集团主要力量的中央军委办事组进行改组。1970年11月6日，庐山会议结束不到两个月时间，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权限极大，实际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种形式。中央组织宣传组以康生为组长，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庐山会议后，康生一直称病不出，权力遂归江青等的手上。所谓“挖墙脚”，就是改组毛泽东认为是林彪集团势力范围的北京军区。1971年1月24日，北京军区改组，李德生为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为第一、第二政委；尤太忠为内蒙前指司令员，郑维山、李雪峰被撤换，这些措施后来被认为是“捣烂了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脚”。
庐山会议以林彪集团的大败亏输告终。林立果在会后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的谈话中，即坦陈已经遭受重大挫折。林立果说：“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双方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毛泽东“抓住不放”的战略还危及到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尽管在庐山会议期间（1970年8月29日），毛泽东曾经对林彪表态不会改变接班人布局，但毛泽东只是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面对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毛泽东要“换马”的趋势非常明显，林彪地位岌岌可危，林彪集团也兔死狐悲，认识到必须起来抗争。
林彪集团的应对方式有两种，一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作“挤牙膏式”的检讨，拖延、观望，希望得到毛泽东的谅解，抗衡江青等的嚣张气焰，尽量减弱“庐山风波”的冲击，力求平稳降落，并坚决不涉及林彪，宁愿丢卒保帅。林彪集团的失败促成了江青势力的膨胀，毛泽东的政治天平已经明显倾斜到江青一边。姚文元在197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毛泽东在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情形：“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包谷），而且指定是五个，江青同志送春桥和我各一。我在吃夜餐时吃了。一面咀嚼着清甜而韧的玉米粒子，一面凝神细思主席的用意所在。觉其味无穷。”这一点林彪也心知肚明，决定再不让步，以拖寻变，指示叶群等以“不变应万变”。毛泽东洞见了林彪的策略，决定“擒贼先擒王”，避开北京，施展过去的战略，以地方包围中央，南下寻求支持，打打“预防针”，“打草惊蛇”，促使林彪集团暴露并彻底清除。
另一方面，以林立果为代表的“少壮派”，对于老一代的体制内抗争大不以为然，认为在体制内解决问题显然不太可能，决定在体制外解决，于是就有惊天的暗杀“政变”计划。
两条线上的“作业”可能在叶群那儿出现了交叉点，于是在1971年的八九月间毛泽东的南巡，就变得险象环生，惊悚诡异。
长沙巡视“外松内紧”
毛泽东在国庆节前出巡南方，可以说是日常工作的惯例，但是1971年毛泽东盛夏时节的南巡，却是别有深意。
8月14日，毛泽东仅仅带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等少数工作人员乘专列秘密南下。中央警卫团派出一个100余人的中队进行保卫，每人配置一支手枪，一支自动步枪，另还配置了轻机枪，由汪东兴和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直接指挥。据毛泽东的卫士长陈长江回忆，毛泽东这次南巡，除他之外，再没有带任何其他负责人，甚至工作人员也比较少，“也因此，毛主席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往往很快就知道了”。在动身之前，毛泽东严令任何人不得泄露他的行踪。在北京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被周恩来安排，“陪同”江青到青岛视察。以往毛泽东出巡，虽然也只有周恩来一人掌握行踪，但因为需要给毛泽东送文件、送东西、接送客人，需要动用飞机，所以吴法宪一般知道毛泽东的去向，但这次毛泽东沿途的谈话，却明确要求必须对林彪等采取极为严密的封锁。
对于毛泽东南巡的动机，汪东兴等后来明确表示，“就是因为庐山会议的问题，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主席亲自外出做工作。”
毛泽东从8月14日离开北京到9月12日晚上返回北京，正好30天，沿途停留过郑州、武汉、长沙、杭州、南昌、上海、济南等城市，行程十分紧密，与各地负责人谈话较多。在武汉，毛泽东停留10天，先后同湖北、河南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5次；在长沙，毛泽东停留5天，找了广州军区1个军区、湖南、广东、广西3个省区和中央的华国锋、汪东兴等5个方面的负责人谈话4次；以后毛泽东还在杭州、上海、南京和北京的丰台有多次谈话。这其中，长沙是毛泽东停留较久、找人最多、谈话内容最为全面系统的地方。
8月15日，专列到达武昌车站，毛泽东当即召见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次日，再召见河南省革委会负责人刘建勋、王新及刘丰、汪东兴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政治斗争的内情，特别提出要防止中国共产党的“分裂”，对庐山会议及其后的政治局势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林彪集团的问题。毛泽东说，这次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1971年9月上旬，中国政坛突然聚集波谲云诡、神秘紧张的气氛。
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权力斗争已进入白热化。自1970年八九月间庐山会议上两派矛盾公开化之后，两个政治集团已经摊牌。
当时被视为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有中共中央副主席、法定接班人林彪，林彪的妻子、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林彪的儿子、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其中，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通常被称为“四大将”，都是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为组长，这4人与叶群又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庐山会议上，林彪一伙野心勃勃，向党中央发起了进攻。毛泽东当时对林彪还是保护的，但他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及林彪的五员大将——黄、吴、叶、李、邱。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原毛泽东资深政治秘书陈伯达主动靠近林彪、叶群，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快。林彪支持叶群与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采取一致行动，对“秀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展开围攻，得到了汪东兴等的响应。汪东兴一直被认为是最得毛泽东信任的党内人物，汪东兴积极、坚决的表态使会议形成一边倒的态势，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后面的主要支持者江青、康生成为众矢之的。抵挡不住的江青等在8月25日来到毛泽东住处，痛哭流涕，揭发了林彪集团，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当即决定各个击破，先拿陈伯达开刀，毛泽东8月31日发表《我的一点意见》点了陈伯达的名。会议的进程出现逆转，陈伯达被停职反省，叶群与“四大将”等被要求检讨。
而后，毛泽东继续扩大战果，采取他称之为“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三板斧”方法，对林彪集团穷追猛打。所谓“甩石头”，就是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发动政治攻势，紧紧揪住叶群及“四员大将”。所谓“掺沙子”，就是重新布局中央组织，特别是对被认为是林彪集团主要力量的中央军委办事组进行改组。1970年11月6日，庐山会议结束不到两个月时间，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权限极大，实际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种形式。中央组织宣传组以康生为组长，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庐山会议后，康生一直称病不出，权力遂归江青等的手上。所谓“挖墙脚”，就是改组毛泽东认为是林彪集团势力范围的北京军区。1971年1月24日，北京军区改组，李德生为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为第一、第二政委；尤太忠为内蒙前指司令员，郑维山、李雪峰被撤换，这些措施后来被认为是“捣烂了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脚”。
庐山会议以林彪集团的大败亏输告终。林立果在会后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的谈话中，即坦陈已经遭受重大挫折。林立果说：“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双方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毛泽东“抓住不放”的战略还危及到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尽管在庐山会议期间（1970年8月29日），毛泽东曾经对林彪表态不会改变接班人布局，但毛泽东只是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面对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毛泽东要“换马”的趋势非常明显，林彪地位岌岌可危，林彪集团也兔死狐悲，认识到必须起来抗争。
林彪集团的应对方式有两种，一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作“挤牙膏式”的检讨，拖延、观望，希望得到毛泽东的谅解，抗衡江青等的嚣张气焰，尽量减弱“庐山风波”的冲击，力求平稳降落，并坚决不涉及林彪，宁愿丢卒保帅。林彪集团的失败促成了江青势力的膨胀，毛泽东的政治天平已经明显倾斜到江青一边。姚文元在197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毛泽东在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情形：“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包谷），而且指定是五个，江青同志送春桥和我各一。我在吃夜餐时吃了。一面咀嚼着清甜而韧的玉米粒子，一面凝神细思主席的用意所在。觉其味无穷。”这一点林彪也心知肚明，决定再不让步，以拖寻变，指示叶群等以“不变应万变”。毛泽东洞见了林彪的策略，决定“擒贼先擒王”，避开北京，施展过去的战略，以地方包围中央，南下寻求支持，打打“预防针”，“打草惊蛇”，促使林彪集团暴露并彻底清除。
另一方面，以林立果为代表的“少壮派”，对于老一代的体制内抗争大不以为然，认为在体制内解决问题显然不太可能，决定在体制外解决，于是就有惊天的暗杀“政变”计划。
两条线上的“作业”可能在叶群那儿出现了交叉点，于是在1971年的八九月间毛泽东的南巡，就变得险象环生，惊悚诡异。
长沙巡视“外松内紧”
毛泽东在国庆节前出巡南方，可以说是日常工作的惯例，但是1971年毛泽东盛夏时节的南巡，却是别有深意。
8月14日，毛泽东仅仅带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等少数工作人员乘专列秘密南下。中央警卫团派出一个100余人的中队进行保卫，每人配置一支手枪，一支自动步枪，另还配置了轻机枪，由汪东兴和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直接指挥。据毛泽东的卫士长陈长江回忆，毛泽东这次南巡，除他之外，再没有带任何其他负责人，甚至工作人员也比较少，“也因此，毛主席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往往很快就知道了”。在动身之前，毛泽东严令任何人不得泄露他的行踪。在北京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被周恩来安排，“陪同”江青到青岛视察。以往毛泽东出巡，虽然也只有周恩来一人掌握行踪，但因为需要给毛泽东送文件、送东西、接送客人，需要动用飞机，所以吴法宪一般知道毛泽东的去向，但这次毛泽东沿途的谈话，却明确要求必须对林彪等采取极为严密的封锁。
对于毛泽东南巡的动机，汪东兴等后来明确表示，“就是因为庐山会议的问题，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主席亲自外出做工作。”
毛泽东从8月14日离开北京到9月12日晚上返回北京，正好30天，沿途停留过郑州、武汉、长沙、杭州、南昌、上海、济南等城市，行程十分紧密，与各地负责人谈话较多。在武汉，毛泽东停留10天，先后同湖北、河南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5次；在长沙，毛泽东停留5天，找了广州军区1个军区、湖南、广东、广西3个省区和中央的华国锋、汪东兴等5个方面的负责人谈话4次；以后毛泽东还在杭州、上海、南京和北京的丰台有多次谈话。这其中，长沙是毛泽东停留较久、找人最多、谈话内容最为全面系统的地方。
8月15日，专列到达武昌车站，毛泽东当即召见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次日，再召见河南省革委会负责人刘建勋、王新及刘丰、汪东兴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政治斗争的内情，特别提出要防止中国共产党的“分裂”，对庐山会议及其后的政治局势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林彪集团的问题。毛泽东说，这次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