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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分化为南北两大体系，南方书法顺延着传统继续演进，向精致化发展，用笔考究、注重细节、追求情态，表现风度，上层主流社会的书法艺术与下层文字书写几无关系；北方书法学习和模仿南方书法，介于隶楷之间，书风质朴、猛利、粗犷。隋唐时期南北书风开始走向融合之路，褚遂良、薛稷代表了南北书风对峙的终结。
【关键词】南北政权分化；南方书风；北方书风；南北书风融合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7）21-0023-02
【作者简介】辛尘，本名胡新群，南京艺术学院（南京，210013）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江苏省教育书法协会副秘书长。
上古、中古书法发展的轨迹，分分合合，先民各部落、各族群记事符号汇合而为图形文字、象形文字，西周大篆又分化为各诸侯国地域性书艺，秦统一文字，由篆到隶再到真，一脉相承。而至两晋南北朝，汉字书艺又出现了南北两大体系。
东晋以来，传统的中原汉文化中心南迁，北方成了少数民族逐鹿争强的战场。南方的书法，顺延着传统继续向前演进，钟繇、张芝等汉魏名家技艺和地位被东晋的王羲之和王献之所继承，并在南朝被逐渐确立为正统一脉的新权威、新经典。而在北方，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在征战过程中，以其特有的性格和方式，逐渐学习中原汉文化，除了西晋崔、卢等氏族大姓继续留在北方，为汉文化的传播留下了种子，也有在南北战争中南方士大夫（如王氏家族的王褒等）归顺北方，把南方的书法新风气带到北方。
南方的书法是士大夫们的玄妙之技，是上流社会的专利，贵至帝王，下及朝臣，人们热衷搜集记载议论品评的，都是历代上流社会的书艺，与社会下层的文字书写全无关系。可以说，在南方的上流社会，书法已经成为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用笔考究、注重细节、追求情态，表现风度。北方的情况则不同，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在学习和模仿中原汉文化，在这样的过程中，即使想讲究也是讲究不起来的。他们先学汉隶（当然远没有汉隶的精妙），继而学习真体楷书（也没有南方真体楷书的纯粹），就字体、书体而言，他们的文字书写，徘徊在隶体与真体之间，这倒造成了北方书艺的亦此亦彼的特征，例如北魏初期的《嵩高灵庙碑》（见图1），北齐的《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等，都是亦隶亦真的名作。另一方面，从现今遗存的北方书艺看，大多数石刻书丹应出自文士之手，笔法虽然简单，但结字严谨匀称，体态端庄大方，得楷法真正，如郑道昭所书《郑文公碑》，以及一批结字精美的北魏墓志、造像记等等，都不逊于南方楷法。但是，上述的这些石刻文字，不仅用笔本来就比南方书法简单、粗放，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刻制大多简单、猛利，增添了几分质朴、粗犷的意态，与南方的墨迹大异其趣。总体来说，南北方书法都是社会上层高度重视的，但南方多墨迹、重神韵，北方书法多刻石、重气度。如果是南方统一了北方，或许北方的书法会被埋没在尘土废墟里，后人只能看到从钟张到二王的书法。但是历史没有如果，北方杨坚挥师南下，统一南北，建立隋朝，还是北方的李渊灭隋建唐。隋唐一脉，北方统一了南方。
魏徵说过：“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初唐人关于文学的这一见解同样可以用来说明当时南北书风的差异。虽然北方人一直在学习南方书法，但在学习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当他们用武力征服了南方后，既学习南方的书风，又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传统。所以，隋朝的书法，例如《苏慈墓志》（見图2）、《董美人墓志》等，都是在北方的书风中不同程度地掺入了南方用笔的精巧。而纯粹的南方书风的继承者僧智永则沦为寺院中抄经的样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初唐，高祖李渊所推崇的书家欧阳询，是以北方为基调兼融南方的典型样式。太宗李世民开始真正把视野扩大到南方，推崇智永的传人虞世南，独尊王羲之书法，盛赞“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不仅在全国范围搜求王字，而且身体力行，学习王羲之笔法。唐太宗如此强有力的倡导，使南北书风的融合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书法史上“初唐四家”除了年长的欧、虞分别代表着北方与南方的书风，另外两位新秀褚遂良、薛稷最能代表南北书风的走向融合。
褚遂良虽然出生于南方，但褚家是北方的大族，并且一直在北方活动。褚遂良的早期书法与欧字一样，同属于北周、隋代以来的北方书风，但在唐太宗的号召下，他转学虞世南，用笔由直而曲，由简而繁，由朴而饰，由断而连，由质实而轻灵，由正拙而清逸，结字构架依旧保留了北方隶书的宽绰，用笔尽现江左风流，实现了以北书为筋骨、南书为风神的南北融合新书风（见图3）。薛稷也是出身北方的大族，地位显赫，他的书法结体本具北方传统，但竭力追随褚书笔法，终于成为南北融合新书风的一大家。
褚、薛二人的书法，是跨时代的，它们在唐代的传播标志着南北书风对峙的终结，此后的唐人书法，诸如李邕、徐浩、颜真卿、柳公权等等，都不是单纯的北书或正宗的南书，而是唐代特有的南北融合的书风。
【关键词】南北政权分化；南方书风；北方书风；南北书风融合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7）21-0023-02
【作者简介】辛尘，本名胡新群，南京艺术学院（南京，210013）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江苏省教育书法协会副秘书长。
上古、中古书法发展的轨迹，分分合合，先民各部落、各族群记事符号汇合而为图形文字、象形文字，西周大篆又分化为各诸侯国地域性书艺，秦统一文字，由篆到隶再到真，一脉相承。而至两晋南北朝，汉字书艺又出现了南北两大体系。
东晋以来，传统的中原汉文化中心南迁，北方成了少数民族逐鹿争强的战场。南方的书法，顺延着传统继续向前演进，钟繇、张芝等汉魏名家技艺和地位被东晋的王羲之和王献之所继承，并在南朝被逐渐确立为正统一脉的新权威、新经典。而在北方，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在征战过程中，以其特有的性格和方式，逐渐学习中原汉文化，除了西晋崔、卢等氏族大姓继续留在北方，为汉文化的传播留下了种子，也有在南北战争中南方士大夫（如王氏家族的王褒等）归顺北方，把南方的书法新风气带到北方。
南方的书法是士大夫们的玄妙之技，是上流社会的专利，贵至帝王，下及朝臣，人们热衷搜集记载议论品评的，都是历代上流社会的书艺，与社会下层的文字书写全无关系。可以说，在南方的上流社会，书法已经成为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用笔考究、注重细节、追求情态，表现风度。北方的情况则不同，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在学习和模仿中原汉文化，在这样的过程中，即使想讲究也是讲究不起来的。他们先学汉隶（当然远没有汉隶的精妙），继而学习真体楷书（也没有南方真体楷书的纯粹），就字体、书体而言，他们的文字书写，徘徊在隶体与真体之间，这倒造成了北方书艺的亦此亦彼的特征，例如北魏初期的《嵩高灵庙碑》（见图1），北齐的《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等，都是亦隶亦真的名作。另一方面，从现今遗存的北方书艺看，大多数石刻书丹应出自文士之手，笔法虽然简单，但结字严谨匀称，体态端庄大方，得楷法真正，如郑道昭所书《郑文公碑》，以及一批结字精美的北魏墓志、造像记等等，都不逊于南方楷法。但是，上述的这些石刻文字，不仅用笔本来就比南方书法简单、粗放，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刻制大多简单、猛利，增添了几分质朴、粗犷的意态，与南方的墨迹大异其趣。总体来说，南北方书法都是社会上层高度重视的，但南方多墨迹、重神韵，北方书法多刻石、重气度。如果是南方统一了北方，或许北方的书法会被埋没在尘土废墟里，后人只能看到从钟张到二王的书法。但是历史没有如果，北方杨坚挥师南下，统一南北，建立隋朝，还是北方的李渊灭隋建唐。隋唐一脉，北方统一了南方。
魏徵说过：“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初唐人关于文学的这一见解同样可以用来说明当时南北书风的差异。虽然北方人一直在学习南方书法，但在学习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当他们用武力征服了南方后，既学习南方的书风，又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传统。所以，隋朝的书法，例如《苏慈墓志》（見图2）、《董美人墓志》等，都是在北方的书风中不同程度地掺入了南方用笔的精巧。而纯粹的南方书风的继承者僧智永则沦为寺院中抄经的样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初唐，高祖李渊所推崇的书家欧阳询，是以北方为基调兼融南方的典型样式。太宗李世民开始真正把视野扩大到南方，推崇智永的传人虞世南，独尊王羲之书法，盛赞“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不仅在全国范围搜求王字，而且身体力行，学习王羲之笔法。唐太宗如此强有力的倡导，使南北书风的融合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书法史上“初唐四家”除了年长的欧、虞分别代表着北方与南方的书风，另外两位新秀褚遂良、薛稷最能代表南北书风的走向融合。
褚遂良虽然出生于南方，但褚家是北方的大族，并且一直在北方活动。褚遂良的早期书法与欧字一样，同属于北周、隋代以来的北方书风，但在唐太宗的号召下，他转学虞世南，用笔由直而曲，由简而繁，由朴而饰，由断而连，由质实而轻灵，由正拙而清逸，结字构架依旧保留了北方隶书的宽绰，用笔尽现江左风流，实现了以北书为筋骨、南书为风神的南北融合新书风（见图3）。薛稷也是出身北方的大族，地位显赫，他的书法结体本具北方传统，但竭力追随褚书笔法，终于成为南北融合新书风的一大家。
褚、薛二人的书法，是跨时代的，它们在唐代的传播标志着南北书风对峙的终结，此后的唐人书法，诸如李邕、徐浩、颜真卿、柳公权等等，都不是单纯的北书或正宗的南书，而是唐代特有的南北融合的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