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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是经历过“反右”运动及文革的一代作家，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他以那段亲身经历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名为《唯物论者启示录》的小说，包括《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树》等。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右派”的知识份子章永璘，这一人物形象有着作者的投影。二十岁的章永璘因为一首诗歌被打成“右派”投入西北某农场劳改，从此开始了一次次屈辱的政治迫害与漫长的牢狱生活：一九五七年劳改，一九六二年劳教，一九六五年管制……抓了放，放了抓，一次又一次的磨难将他打倒在地。章永璘尽管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但新中国的建立，同样呈现了一派新天地在他面前，他对生活是充满激情的。然而，“反右”运动的冲击，把他从正常的生活中甩了出来，抛到了偏僻的劳改农场。他在《我的菩提树》中说：“锋利的刀已将我拦腰斩断，又把我有意识的这一部分抛到荒郊野外,我不知道我的另一部分在哪里和我是不是曾经完整过。”《我的菩提树》以当日日记为依托，用第一人称口吻再现了六零年全国大饥荒背景下，“右派”份子章永璘在牢狱中遭受饥饿及精神屈辱的苦难经历。此时的章永璘，一是刚从历史的棍棒下下来，屁股上仍是鲜血淋淋，就被抛到了改造农场；二是刚好赶上全国大饥荒，饥饿使他原本濒临崩溃的精神雪上加霜，为了保住一具生理意义上的躯体，他不得不卑贱、屈辱、狡黠地苟活。这样一来，作为知识分子的章永璘基本上失去了防御能力，精神上的防御系统崩溃了，就像小说中写的：“当一个人与压迫他，折磨他的势力认同，驯顺地由这种势力摆布时，他在心理上和人格上的防御就彻底崩溃。这种防卫系统想蛋壳一样极其脆弱，蛋壳破碎了，蛋壳里的精华便会流淌得精光。我想，先天赋予我的和后天赋予我的才华，大约就是在我低头写检讨的那一刹那，就流淌殆尽了。”章永璘被丢劳改农场后，只能像一只受伤的狗一样呜咽地舔着自己的伤口，同时还要用一对饿得发光的眼睛四处搜寻，寻找可以活命的食物，当然还有评论者认为这展示了知识分子的堕落史，作者也给他安排了一个死亡的结局。
就像在《我的菩提树》中所展示的，当时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份子不止章永璘一个，各人对这次运动的反映也是迥然不同的，有麻维孝那样，有王三育那样，有“巴比伦”那样，也有营业部主任那样。在苦难面前，知识分子的反应是形形色色的。有评论者以为，文革过来的一代有把苦难神圣化倾向，借助苦难展示他们的自我超越。
《绿化树》讲述了主人公章永林发生在一九六二年的故事。全国的大饥荒算是过去了，章永璘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四年的劳改生活暂时结束了，他随着海师傅的车子到了场部，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生活似乎在章永林面前出现了新的一页。然而，饥荒过去了，并不意味着他就吃饱了肚子，劳改生活暂时脱离了，并不意味被打成“右派 ”、劳改的阴影不再笼罩他的心头，心理的阴影是最难抹去的。现实的否定早已把章永璘早年读书生活形成的自我系统打得粉碎，批判、劳改带给他最大的伤害不是侮辱、惩罚了他的躯体，而是来自主流社会的否定，这使章永璘丧失了立身的根本，从心理上根绝了他做人的勇气和信心，从而使他自己甘愿为“贱民”的行列，落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是在这个时候，马缨花来到了章永璘的身边，从此，章永璘的精神状态发生了质的变化。山民马缨花并不认为被打成右派的章永璘就真有什么罪过，不人云亦云，她从淳朴的天性出发，给予了章永璘同情与帮助并爱上了章永璘。在她的是非观中，章永璘是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她没有太多的阶级意识。这透露给章永璘一种被接纳、被认可的信息。正是从这来自马缨花的接纳和认可中，章永璘找回了自我，坚定了做人的信心与信念。从这一点上说，“马缨花在章永林心中既是漂母，又是圣母。”马缨花珍贵的白面馍馍滋润了章永璘的肚子，也湿润了章永璘疼痛之后久已卑怯，粗糙，麻木的灵魂，马缨花淳朴的爱与关怀，真诚的接纳与认可，使章永璘做回一个正常人成为可能。马缨花的白面馍馍把章永林从刚刚上演的“半块黑饼子”的丑剧中沉沦下去的灵魂拯救了出来；马缨花热情的倾听，真诚的理解，把章永璘从曾经被绝对否定而也差不多死寂的过去衔接起来；马缨花对读书人执拗的崇拜，把章永林从“读书越多越反动”的无奈与尴尬中解救出来。“在这种地方，天高皇帝远，民心尚古，不失纯朴的原始人性之美，并以这种人性为良知良能的绝对尺度去判定是非和善恶，而不接受在内地和通都大邑大行其道的极左的‘逻辑’，而正是这一点 ，拯救了许多面临崩溃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没有自弃，不曾颓唐。”正是马缨花所代表的人民大众以他们的实践推翻了那个政治謊言，使章永璘找回了自我，找回了做人的勇气和信心，从而拯救了他的灵魂。
可以说《绿化树》是以“食”为楔子写了章永璘的饥饿与自我超越。而“色”是始终贯穿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一条线索。
自古以来，国人耻与谈“性”，谈“性”就有一种罪恶心理。性禁忌的产生有着复杂的文化原因，后来变本加厉地苛刻，统治者对人民的统治需要是其主要原因。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小说中“性”是作为健康、丰富的生命力而存在的，是作为一种美好的生活而被人追求着的，在那个特定的全面封锁和阉割的年代，“性”是作为被肯定的自然人性的存在。一九七七年的章永林，黎明之前的黑暗分外的凄冷。盘旋在璘身上的疾病——性无能，使他成了“废人”“半个人”，但是，“章永璘并非真正在生理上被阉割，如果仅仅如此，那么世界上少了一只生殖器算得了什么？司马迁正是少了这样一件东西，然而世界上从此就多了一部辉煌的巨著。生殖器是次要的，主要的是生殖的欲望，创造的能力。而章永璘并非少了生殖器，恰恰是丧失了至关重要的创造能力，生产力。”性能力历来就是生殖力创造力生命力的隐喻，章永林在长期被批判、劳教的生活下，自行放弃了这种能力，首先是精神意义上的残疾，继而导致身体机能的丧失。就像大青马所说的：“你全身完好无损，你是在心理上受到了损伤。外部刺激刻下的病灶在你的肺腑里，在你的头脑里，在你的神经里……”
就在章永林这种处境中，是黄香久用她美丽的身体，重新唤起他对人生的美好欲求。黄香久窝成勺子状撩水的手掌，那有力的一划，那毫不防备的坦然呼唤，占据了章永璘所有关于女人的幻想，在章永璘的心中，他早已将自己的童贞付于了黄香久。然而，男人和女人之间“不但需要凭力气、凭勇气，并且要凭感情，凭灵魂中的力量，凭天生的艺术直觉在对立的搏斗中才能达到均衡，达到和平，达到统一，达到完美无缺，而又保持各自的特性，各自的独立……”章永璘与黄香久之间却不能构成这种需求关系，章永林只是消费而不能生产，他不能给予黄香久，这就无法与女人产生认同。黄香久对章永璘的意义，在于对章永璘人性的要求与唤醒，黄香久对章永璘的需求与唤醒却是章永林得以恢复的必须的因素。没有黄香久，就不可能有完整的章永林,就像黄香久说的，是他将章永璘变成男人的。性能力的恢复，预示章永璘对自我的认同，他已经完全能够思考分析历史，创造新的生活了。
张贤亮在小说中再现了宏大政治事件下渺小的个体被命运左右，真诚描写了在我们这种以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熏陶下的知识分子在道德松弛时表现出的内心挣扎，比起同期一味歌颂苦难的作品，张贤亮在平静的叙述表达了对物质贫穷和政治专制的诅咒，带给读者更多的是对人性的救赎与回归，对历史、政治和文化的深思。
参考文献：
[1]张贤亮.无法苏醒[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
[2]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M].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
[3]王鲁湘,李军.一阴一阳之谓道—《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本体象征及其他[J].当代文艺思潮,1986（2）.
[4]陈戈亮.论张贤亮的总体把握及其笔下的章永林[J].文汇报,1986（2）.
[5]王哓明.所罗门的瓶子—论张贤亮的小说创作[J].上海文学,1986（2）.
（作者简介：鲁丽，陕西省安康日报社记者。）
就像在《我的菩提树》中所展示的，当时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份子不止章永璘一个，各人对这次运动的反映也是迥然不同的，有麻维孝那样，有王三育那样，有“巴比伦”那样，也有营业部主任那样。在苦难面前，知识分子的反应是形形色色的。有评论者以为，文革过来的一代有把苦难神圣化倾向，借助苦难展示他们的自我超越。
《绿化树》讲述了主人公章永林发生在一九六二年的故事。全国的大饥荒算是过去了，章永璘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四年的劳改生活暂时结束了，他随着海师傅的车子到了场部，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生活似乎在章永林面前出现了新的一页。然而，饥荒过去了，并不意味着他就吃饱了肚子，劳改生活暂时脱离了，并不意味被打成“右派 ”、劳改的阴影不再笼罩他的心头，心理的阴影是最难抹去的。现实的否定早已把章永璘早年读书生活形成的自我系统打得粉碎，批判、劳改带给他最大的伤害不是侮辱、惩罚了他的躯体，而是来自主流社会的否定，这使章永璘丧失了立身的根本，从心理上根绝了他做人的勇气和信心，从而使他自己甘愿为“贱民”的行列，落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是在这个时候，马缨花来到了章永璘的身边，从此，章永璘的精神状态发生了质的变化。山民马缨花并不认为被打成右派的章永璘就真有什么罪过，不人云亦云，她从淳朴的天性出发，给予了章永璘同情与帮助并爱上了章永璘。在她的是非观中，章永璘是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她没有太多的阶级意识。这透露给章永璘一种被接纳、被认可的信息。正是从这来自马缨花的接纳和认可中，章永璘找回了自我，坚定了做人的信心与信念。从这一点上说，“马缨花在章永林心中既是漂母，又是圣母。”马缨花珍贵的白面馍馍滋润了章永璘的肚子，也湿润了章永璘疼痛之后久已卑怯，粗糙，麻木的灵魂，马缨花淳朴的爱与关怀，真诚的接纳与认可，使章永璘做回一个正常人成为可能。马缨花的白面馍馍把章永林从刚刚上演的“半块黑饼子”的丑剧中沉沦下去的灵魂拯救了出来；马缨花热情的倾听，真诚的理解，把章永璘从曾经被绝对否定而也差不多死寂的过去衔接起来；马缨花对读书人执拗的崇拜，把章永林从“读书越多越反动”的无奈与尴尬中解救出来。“在这种地方，天高皇帝远，民心尚古，不失纯朴的原始人性之美，并以这种人性为良知良能的绝对尺度去判定是非和善恶，而不接受在内地和通都大邑大行其道的极左的‘逻辑’，而正是这一点 ，拯救了许多面临崩溃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没有自弃，不曾颓唐。”正是马缨花所代表的人民大众以他们的实践推翻了那个政治謊言，使章永璘找回了自我，找回了做人的勇气和信心，从而拯救了他的灵魂。
可以说《绿化树》是以“食”为楔子写了章永璘的饥饿与自我超越。而“色”是始终贯穿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一条线索。
自古以来，国人耻与谈“性”，谈“性”就有一种罪恶心理。性禁忌的产生有着复杂的文化原因，后来变本加厉地苛刻，统治者对人民的统治需要是其主要原因。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小说中“性”是作为健康、丰富的生命力而存在的，是作为一种美好的生活而被人追求着的，在那个特定的全面封锁和阉割的年代，“性”是作为被肯定的自然人性的存在。一九七七年的章永林，黎明之前的黑暗分外的凄冷。盘旋在璘身上的疾病——性无能，使他成了“废人”“半个人”，但是，“章永璘并非真正在生理上被阉割，如果仅仅如此，那么世界上少了一只生殖器算得了什么？司马迁正是少了这样一件东西，然而世界上从此就多了一部辉煌的巨著。生殖器是次要的，主要的是生殖的欲望，创造的能力。而章永璘并非少了生殖器，恰恰是丧失了至关重要的创造能力，生产力。”性能力历来就是生殖力创造力生命力的隐喻，章永林在长期被批判、劳教的生活下，自行放弃了这种能力，首先是精神意义上的残疾，继而导致身体机能的丧失。就像大青马所说的：“你全身完好无损，你是在心理上受到了损伤。外部刺激刻下的病灶在你的肺腑里，在你的头脑里，在你的神经里……”
就在章永林这种处境中，是黄香久用她美丽的身体，重新唤起他对人生的美好欲求。黄香久窝成勺子状撩水的手掌，那有力的一划，那毫不防备的坦然呼唤，占据了章永璘所有关于女人的幻想，在章永璘的心中，他早已将自己的童贞付于了黄香久。然而，男人和女人之间“不但需要凭力气、凭勇气，并且要凭感情，凭灵魂中的力量，凭天生的艺术直觉在对立的搏斗中才能达到均衡，达到和平，达到统一，达到完美无缺，而又保持各自的特性，各自的独立……”章永璘与黄香久之间却不能构成这种需求关系，章永林只是消费而不能生产，他不能给予黄香久，这就无法与女人产生认同。黄香久对章永璘的意义，在于对章永璘人性的要求与唤醒，黄香久对章永璘的需求与唤醒却是章永林得以恢复的必须的因素。没有黄香久，就不可能有完整的章永林,就像黄香久说的，是他将章永璘变成男人的。性能力的恢复，预示章永璘对自我的认同，他已经完全能够思考分析历史，创造新的生活了。
张贤亮在小说中再现了宏大政治事件下渺小的个体被命运左右，真诚描写了在我们这种以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熏陶下的知识分子在道德松弛时表现出的内心挣扎，比起同期一味歌颂苦难的作品，张贤亮在平静的叙述表达了对物质贫穷和政治专制的诅咒，带给读者更多的是对人性的救赎与回归，对历史、政治和文化的深思。
参考文献：
[1]张贤亮.无法苏醒[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
[2]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M].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
[3]王鲁湘,李军.一阴一阳之谓道—《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本体象征及其他[J].当代文艺思潮,1986（2）.
[4]陈戈亮.论张贤亮的总体把握及其笔下的章永林[J].文汇报,1986（2）.
[5]王哓明.所罗门的瓶子—论张贤亮的小说创作[J].上海文学,1986（2）.
（作者简介：鲁丽，陕西省安康日报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