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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查阅相关资料基础上，以到户访查、座谈会方式，对浏阳烤烟生产不同规模种植主体年龄结构、成本、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值、家庭种烟收入以及用烤烟生产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等主要指标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种植主体投入劳动力的数量、年龄、身体状况和技术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种植规模、生产经营模式、单位面积种烟收益及家庭种烟收益。在此基础上提出正确看待种植主体的种烟收益，根据不同规模、不同群体种植主体生产经营特点，精准制定和实施扶持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 烤烟生产;规模;模式;效益
中图分类号 S-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9）14-0231-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19.14.06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onsulting relevant materials，in the way of household visits and symposiums，the main indicators such as the age structure，cost，unit area output and output value，household tobacco income，and the propor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generated by roasting tobacco production were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quantity，age，physical condition and technical level of the labor force invested by the planting body largely determine its planting scale，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ode，income per unit area of tobacco and household income.On this basis，it was proposed to correctly treat the income of the planting tobacco，and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supporting polici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cales and different groups of planting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Key words Fluecured tobacco production;Scale;Model;Benefit
作者简介 李建勇（1984—），男，河北沧州人，农艺师，硕士，从事烟草生产经营研究。
收稿日期 2019-02-22
烟叶生产是烟草行业的基础，而保持种植主体——烟农的合理稳定种植效益，以及稳定的一定数量的种植主体群体，既是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又是烟草行业的社会责任。目前，烤烟扶持政策基本实行普惠制，参考因素为整体种植主体的生产成本和收入调查，主要集中在成本结构、各项收入、用工及工值、烟粮收入比较等固定项目上[1]。然而，当前农村生产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粮食生产日益集中在大户当中，而且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农村就业形式日益多样化，农民工工资差距也因不同工种、不同要求显著扩大[2]。烤烟生产亦然，不同农户年龄、身体状况、技术水平、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差异显著，他们之间种植规模、产量、质量、成本、效益差异也较为明显[3]。因而，不同群体或个体因自身条件和投入不同对烤烟种植效益目标不同，以平均每户种植主体种烟成本收益衡量种烟效益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还要根据对不同规模、不同群体种植主体分类分析。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通过对湖南浏阳烤烟生产不同年龄和不同规模群体的种植主体的生产经营特点及产量、质量、效益进行调查，并结合土壤、气候、劳动力等多方因素对他们的烤烟生产成本结构和效益分析，为合理评价烤烟种植效益，为优化烤烟生产经营模式和烤烟生产扶持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调查范围为湖南浏阳2018年合同烤烟种植户，种植品种为烤烟G80，分0.800 hm2以下（T1）、0.800～2.267 hm2
（T2）、2.267 hm2以上（T3）各30户随机抽取。调查方法为：在查阅2018年烟叶收购合同和收购数据基础上，主要以上户访问调查方式核实各组内每户种植主体户主年龄、实际种烟面积、单产量、单产值，烤烟种植成本和收入，种烟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各数据均取最大值、最小值和组内平均值，种烟历史及种植效益等均在备注栏记录。
1.1 种植户年龄结构和种植面积 各组内每户种烟面积和年龄均在查阅合同资料基础上，上户或现场核实，对部分面积存在疑问田块用GPS定位测量后修正。
1.2 烤烟单产量和产值 烤烟单产量=合同收购量除以实际移栽面积得出单位面积收购重量;单位面积产值=单位面积收购金额+各项扶持政策补贴。
1.3 烤烟生产成本和收益 烤烟生产成本包括肥料、农药、燃煤、燃油、烟苗款、田租、利息、专业化服务费、雇工工资及伙食费等。其中自有田和农家肥均按市场价计入成本，烤烟收获后当年种植其他作物的按全年租金的50%計算，没有种植其他作物的按整年租金计算。家庭烟叶种植用工不计入成本，列入种烟收益。
1.4 种烟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 由于农村家庭在子女婚后虽然部分仍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大部分都分立户头，在外工作的家庭成员的年收入难以统计。该研究中统计的家庭收入，不论家庭户口是否在一起，只对作为主要劳动力之一，参与大部分以上烤烟生产的家庭成员的年收入统计计入全部家庭年收入，对整年在外工作或仅短时在家参与烤烟生产的家庭成员的年收入不计入家庭年收入。 1.5 其他 种烟历史及种烟面积变化、连续种烟历史、生产经营模式、来年种烟计划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组别年龄、面积范围及户数、面积占比 2018年浏阳市烤烟合同种植总面积、总户数，各组别年龄、面积范围及户数、面积占比重见表1。
T1组种植主体大部分年龄较大或身体较弱，少部分年龄相对较轻而种植面积较少的主要原因为同时兼顾其他产业，或需要照顾家庭等。近年浏阳烤烟生产中年龄较大、种植规模较小的种植主体户因身体等原因正快速退出种烟队伍，无论面积还是户数占的比重都在连年减少。但从表1可看出，面积在0.800 hm2以下的种植主体面积占的比重虽然最小，但仍达9.2%，而这部分种植主体户数占总种烟户比例达23.8%。显示这一群体仍然是浏阳烤烟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这一群体管理在烤烟生产中仍然占据较重要位置。
这一群体种植主体特点是：种烟历史较长，大部分连续种烟历史20年以上，其中部分种烟历史30年以上;大多数沿袭历史习惯种植形成稳定的种植面积;较多使用小型密集烤房或土烤房。家庭劳动力大多数以夫妻其中一方为主，另一方在照顾家庭的同时，辅助大田生产，并在烤烟采收、分级上担负部分工作。少量为夫妻中一方已逝世或在外打工。
T2组的种植主体无论户数还是面积，占总量的比例都是最大，这一群体种植主体是浏阳烤烟种植的主力军。该组种植主体特征是：年龄相对较轻，平均年龄52.2岁。种植面积集中在1～2座中型密集烤房容量。
T3组的种植主体户数占总户数比重较小，但种植面积占总面积比重较大。近年这一群体种植面积占总面积比重一直在加大。预计未来这一趋势仍将继续保持，这一群体种植主体将成逐渐为浏阳烤烟种植的主要群体。这一群体总体上平均年龄较小，平均低于T1组2.8岁，但年龄跨度较大。烤烟生产上自身用工投入比重较少，主要依靠合作社专业化服务和雇工完成。但仍有一部分身体强壮、家庭劳力充足的烤烟种植户或合伙经营户，烟叶生产大部分工作自主完成。
目前，在依靠自身劳力完成全部烤烟生产的烟叶种植户中，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包括年龄、身体素质和技术）是影响其种植规模的最大因素，也是决定其家庭种烟收益大小的主要因素。此外，土地流转的难易程度、烟田的水利和道路配套状况、当地专业化服务水平和劳力供应状况，以及烤房配套状况也是影响其种植规模重要因素之一。另外，烤烟种植比较效益也是影响不同规模种植面积比例的重要因素。当种植效益与种植其他作物或外出务工相比具有比较优势时，将延迟部分年老种植户退出种烟年龄，吸引更多专业队员或外出务工人员加入种烟队伍，从而导致烤烟种植户均植规模缩小。当种植比较效益下降时，可能使部分年老种植户提前退出种烟，加入专业化工作人员队伍，土地流转和雇工难度减少，户均规模相对增加。
2.2 不同规模种植户的单产和产值、成本、总收益和收益占家庭收入比重 从表2可看出，各组之间及各组内单位面积最高和最低产量、产值、成本、收益及种烟收益占家庭收入比重都呈显著差异。不同组别之间差异表现为：T1组中以较高比例的老年群体种植户为主体的种植户，种植面积小，由于年龄较大，外出打工困难，全年大部分工作都花在烤烟种植和烤烟收获后的水稻种植上。部分种植户手工起垄、手工埋基肥，采收、编竿、烘烤、分级均亲自操作完成，个别种植户自己用牛犁田翻耕。因而，肥料利用率高于其他组种植主体，翻耕、起垄，采收、烘烤等服务费用显著低于其他组别，最低户成本仅19 260元/hm2，呈现典型的以人工换成本的特征。他们在烤烟栽培上习惯于精耕细作、精细管理，田间边角利用率高、移栽密度略大，烟株生长均匀，烘烤时每块田采收的次数比其他组多，成熟度把握得更好。较多使用小型烤房烘烤，耗煤量略大，但质量更好。因而他们产出的单位烟叶肥料成本低于其他组别，烟叶质量高于其他组别。该组种植主体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值最高，成本最低，但用工量最多，工作效率因身体较差而呈较低状态，家庭种烟总收入较低但较稳定，抗风险能力强[4]。但这一群体也有部分种植主体由于自然灾害或自身身体、技术等方面原因而相差悬殊，最低户家庭种烟收入只有2 356.9元。该户种植主体种植面积为0.8 hm2，家庭劳力只有1人，烤烟生产大部分用工为雇工或承包给专业队，交售烟叶仅1 546.5 kg/hm2。
T2组的种植主体单位面积产量、产值均低于T1组，成本均高于T1组，但家庭种烟总收益显著高于T1组。该组种植主体的特点是：户主年龄相对较小，身体较好，工作效率较高，一般夫妻双方都能作为主要劳力完成烤烟生产主要工作。大田生产期间雇工较少或无雇工，但烘烤期间采收、编杆、分级大部分承包给合作社专业队员，部分家庭由老人辅助完成编杆、下杆工作。他们雇佣的工作人员相对较少，并且雇工与自己一起劳作，可以随时掌握雇佣人员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烘烤时可根据大田烟叶长势和劳力状况决定承包给专业队采收或自主雇工协助采收，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管理成本低的优势。因而，烟叶产量不仅较高，而且质量较好、抗风险能力较强，最高单户家庭种烟收益为106 797.6元。该组种植主体也有极少部分效益不佳，其原因是兼职其他行业，雇工较多。
目前，由于农村散户养殖模式正逐渐减少，烤烟种植主体家庭经营也从承包半年田块种烟兼养殖模式，转变为承包全年田块种烟，烟后种植晚稻，晚稻收割前后外出打工的模式。整体上种烟户烤烟种植面积增加，种烟用工投入更多，种烟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没有减少，反而有所上升，烟叶生产的专业化、职业化程度增加，对烤烟产业的依赖程度增加，而该组种植主体是这方面典型代表。
T3组的烟叶种植户中，整体上随种植面积增加，烤烟生产用工依靠雇工或承包给专业队的比例显著增加，单位面积成本显著增加，单位面积收益显著降低，家庭种烟总收益增加的趋势。并且，该组种植主体中部分家庭劳力较多，单位面积产量、产值、成本大部分與T2组接近，家庭种烟总收益也显著高于T2组平均家庭种烟收益。该组家庭种烟收益最高户实际种植面积7.200 hm2，家庭种烟收益为211 733.7元，较上年有所增加。收益提升主要得益于管理加强、技术落实到位，烟质大幅提升。最低户种植面积3.240 hm2，家庭种烟收益为26 745.5元。收益较低主要原因是自身用工投入少，管理较弱，低次烟比例较高。该组种植主体由于单户种植面积较大，单位种植面积成本显著增加，家庭种烟收益因不同年份气候变化而差异较大，抗风险能力降低。 3 结论与建议
3.1 应多角度看待种植主体种烟收益，持续提升种烟效益 经过多年努力，烤烟生产所需用工量显著减少，劳动强度显著降低，烟叶质量和种植主体种植效益也有了显著提高[5-6]。但作为劳动密集型的烤烟种植产业，若保持一定产量和质量仍然离不开大量的人工投入，靠劳力生存的人员比例正在逐渐降低，烟叶生产的基础地位仍然脆弱。表现在大量年龄较大的种植主体因身体等原因相继退出种烟，很多经验丰富的优秀种植主体因为有了更好的就业门路而流失，新加入种烟队伍的人员数量较少，特别是种烟队伍中35岁以下年轻主体占比极少[7]。因而，在看待种植主体家庭种烟收益时，不能单纯和一般工厂工资比较，应从多角度正确看待。
烤烟种植家庭收益由3个部分组成：一是自身劳动收入。这一收入多少随自身投入的用工数量增加和工作效率的提高而增加，整体上以2组最大，T2组最小。自身劳动收入占种烟总收入的比重随自身用工占总用工的比重增加而加大，整体上以T1组占的比重最大，T3组最小。二是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收入。表现在种植经验丰富、技术措施到位的种植主体种烟收入高于其他种植主体，种烟户的收入和工值高于雇佣工作人员或专业队伍。这方面收入的多少及占种烟收入比重的大小均随种植规模的扩大和雇工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以T3组最大，T1组最小。三是风险收入。包括市场和政策变化风险、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风险、工伤事故风险等。尽管收入风险和损失风险是均等的，但合理的风险控制应该是总体上收入大于损失。这方面收入的多少及收入占种烟收入比重也是以T3组最大，T1组最小。由于风险和技术及管理方面因素影响，不同种植主体户的烟叶种植家庭年收益和工值或同一种植主体户的烟叶种植家庭年收益和工值差异显著[8]。
目前，浏阳农村就业形式非常广泛，打工收入较高，一名技术工人或强壮劳力收入150～400元/工日。烤烟种植雇工因劳动强度和工作环境不同而相差显著，如：烟叶分级70～80元/工日，大田管理100～120元/工日，采收200元/工日左右。这些工作由于受季节限制，无法保证长期就业，大部分由留守妇女或老人完成，而这些人员也由于生活条件改善和年龄老化相继退出专业队伍，造成烤烟雇工困难。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农村物质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面对烤烟生产烘烤的相对重劳力工作，大部分年轻人宁愿选择虽然收入较低但更轻松的工作。在计划性很强的烤烟种植中，只有加强对烤烟生产扶持力度，培育适度规模种植户，才有可能保持种植主体收入持续稳定增长[9-10]。
3.2 根据不同规模、不同群体种植主体生产经营特点，精准制定和实施扶持政策 在烤烟生产扶持方面，需要关注的是小型种植户中的老年群体。他们虽然种植面积小，但经验丰富，生产的烟叶质量好。但他们在烤房、农机、物资补贴等方面享受的政策与其他烟农一致。尽管他们用工量多，家庭种烟收入少，但每年2万元左右家庭种烟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较大。若退出种烟后，大部分生活质量会显著下降，也会影响烟叶整体质量，应当得到社会和行业的特殊支持。建议优先纳入职业烟农培育范畴，在政策扶持上予以优先对待。T2组种植主体户主均为家庭主要劳力，种烟收入也是全家主要生活来源。对这一组种植主体的扶持应当着重在优化烟叶生产布局，完善烟叶生产基础设施，提高机械化作业比重，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种植水平和烟叶质量，以增加他们家庭种烟收入和工值，使他们种烟效益高于其他工作。同时，在以水稻为主的烟田后茬作物种植方面提供技术扶持和引导，增加这一与烤烟种植密切相关的种植主体收入，并在烟基设施利用等多方面渠道拓展种植主体增收途径。T3组种植主体烤烟生产专业化程度和对烤烟产业依赖程度都很高。但他们都随烤烟种植面积的增加，种烟收益的稳定性减小，他们一旦退出烤烟种植，不仅对当地烟叶规模产生较大影响，而且降低烟基设施的利用率，造成资源浪费[11]。对这一组种植主体，应当严格准入制度，在技术服务同时对其经营管理跟踪指导，提高这一体烟叶种植效益和效益的稳定性。同时加大基础设施扶持力度，在完善种植区域的水利、道路、烤房等基础上，提高机械化配置水平和烘烤等关键环节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完善种植保险制度，通过烤烟生产方式转变拓展降本增收渠道。
参考文献
[1] 刘天波，段淑辉，李建勇，等.密度与有机氮水平互作对长沙烟区烤烟产质量的影响[J].作物研究，2017，31（2）：146-151.
[2] 杨格.农业政策调整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27（17）：120-123.
[3] 郜红娟，蔡广鹏，张新鼎，等.我国烤烟生产比较优势时空演变[J].烟草科技，2018，51（2）：25-33.
[4] 陈佳锋，陈坤，李建勇，等.2008～2013年烤烟生产各类成本构成及变化分析：以浏阳烟区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3，41（22）：9482-9483，9487.
[5] 袁文.南平市烟草种植比较效益调查及对策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3，41（13）：5694-5697.
[6] 沈安业，彭孟祥，陈鹏峰，等.新形式下烟叶生产规模控制探讨：以湖南浏阳为例[J].农业开发与装备，2019（2）：66-68.
[7] 张光辉，呙亚平，蒲元瀛，等.现代烟草农业烟叶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7）：4330-4332，4336.
[8] 李琦.我国烤烟产值、产量、质量及其与气候年景关系研究[J].安徽农业技術师范学院学报，2001，15（2）：24-28.
[9] 浦勇，杨嘉，蔺忠龙，等.现代烟草农业建设中职业烟农的培养[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21）：12658-12660.
[10] 赵登花，赵登宏.彭阳县烤烟生产及效益情况的调查[J].内蒙古农业科技，2011（4）：120.
[11] 宋林，舒照鹤，吴春发.烟农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11（19）：362-363.
关键词 烤烟生产;规模;模式;效益
中图分类号 S-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9）14-0231-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19.14.06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onsulting relevant materials，in the way of household visits and symposiums，the main indicators such as the age structure，cost，unit area output and output value，household tobacco income，and the propor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generated by roasting tobacco production were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quantity，age，physical condition and technical level of the labor force invested by the planting body largely determine its planting scale，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ode，income per unit area of tobacco and household income.On this basis，it was proposed to correctly treat the income of the planting tobacco，and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supporting polici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cales and different groups of planting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Key words Fluecured tobacco production;Scale;Model;Benefit
作者简介 李建勇（1984—），男，河北沧州人，农艺师，硕士，从事烟草生产经营研究。
收稿日期 2019-02-22
烟叶生产是烟草行业的基础，而保持种植主体——烟农的合理稳定种植效益，以及稳定的一定数量的种植主体群体，既是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又是烟草行业的社会责任。目前，烤烟扶持政策基本实行普惠制，参考因素为整体种植主体的生产成本和收入调查，主要集中在成本结构、各项收入、用工及工值、烟粮收入比较等固定项目上[1]。然而，当前农村生产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粮食生产日益集中在大户当中，而且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农村就业形式日益多样化，农民工工资差距也因不同工种、不同要求显著扩大[2]。烤烟生产亦然，不同农户年龄、身体状况、技术水平、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差异显著，他们之间种植规模、产量、质量、成本、效益差异也较为明显[3]。因而，不同群体或个体因自身条件和投入不同对烤烟种植效益目标不同，以平均每户种植主体种烟成本收益衡量种烟效益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还要根据对不同规模、不同群体种植主体分类分析。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通过对湖南浏阳烤烟生产不同年龄和不同规模群体的种植主体的生产经营特点及产量、质量、效益进行调查，并结合土壤、气候、劳动力等多方因素对他们的烤烟生产成本结构和效益分析，为合理评价烤烟种植效益，为优化烤烟生产经营模式和烤烟生产扶持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调查范围为湖南浏阳2018年合同烤烟种植户，种植品种为烤烟G80，分0.800 hm2以下（T1）、0.800～2.267 hm2
（T2）、2.267 hm2以上（T3）各30户随机抽取。调查方法为：在查阅2018年烟叶收购合同和收购数据基础上，主要以上户访问调查方式核实各组内每户种植主体户主年龄、实际种烟面积、单产量、单产值，烤烟种植成本和收入，种烟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各数据均取最大值、最小值和组内平均值，种烟历史及种植效益等均在备注栏记录。
1.1 种植户年龄结构和种植面积 各组内每户种烟面积和年龄均在查阅合同资料基础上，上户或现场核实，对部分面积存在疑问田块用GPS定位测量后修正。
1.2 烤烟单产量和产值 烤烟单产量=合同收购量除以实际移栽面积得出单位面积收购重量;单位面积产值=单位面积收购金额+各项扶持政策补贴。
1.3 烤烟生产成本和收益 烤烟生产成本包括肥料、农药、燃煤、燃油、烟苗款、田租、利息、专业化服务费、雇工工资及伙食费等。其中自有田和农家肥均按市场价计入成本，烤烟收获后当年种植其他作物的按全年租金的50%計算，没有种植其他作物的按整年租金计算。家庭烟叶种植用工不计入成本，列入种烟收益。
1.4 种烟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 由于农村家庭在子女婚后虽然部分仍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大部分都分立户头，在外工作的家庭成员的年收入难以统计。该研究中统计的家庭收入，不论家庭户口是否在一起，只对作为主要劳动力之一，参与大部分以上烤烟生产的家庭成员的年收入统计计入全部家庭年收入，对整年在外工作或仅短时在家参与烤烟生产的家庭成员的年收入不计入家庭年收入。 1.5 其他 种烟历史及种烟面积变化、连续种烟历史、生产经营模式、来年种烟计划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组别年龄、面积范围及户数、面积占比 2018年浏阳市烤烟合同种植总面积、总户数，各组别年龄、面积范围及户数、面积占比重见表1。
T1组种植主体大部分年龄较大或身体较弱，少部分年龄相对较轻而种植面积较少的主要原因为同时兼顾其他产业，或需要照顾家庭等。近年浏阳烤烟生产中年龄较大、种植规模较小的种植主体户因身体等原因正快速退出种烟队伍，无论面积还是户数占的比重都在连年减少。但从表1可看出，面积在0.800 hm2以下的种植主体面积占的比重虽然最小，但仍达9.2%，而这部分种植主体户数占总种烟户比例达23.8%。显示这一群体仍然是浏阳烤烟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这一群体管理在烤烟生产中仍然占据较重要位置。
这一群体种植主体特点是：种烟历史较长，大部分连续种烟历史20年以上，其中部分种烟历史30年以上;大多数沿袭历史习惯种植形成稳定的种植面积;较多使用小型密集烤房或土烤房。家庭劳动力大多数以夫妻其中一方为主，另一方在照顾家庭的同时，辅助大田生产，并在烤烟采收、分级上担负部分工作。少量为夫妻中一方已逝世或在外打工。
T2组的种植主体无论户数还是面积，占总量的比例都是最大，这一群体种植主体是浏阳烤烟种植的主力军。该组种植主体特征是：年龄相对较轻，平均年龄52.2岁。种植面积集中在1～2座中型密集烤房容量。
T3组的种植主体户数占总户数比重较小，但种植面积占总面积比重较大。近年这一群体种植面积占总面积比重一直在加大。预计未来这一趋势仍将继续保持，这一群体种植主体将成逐渐为浏阳烤烟种植的主要群体。这一群体总体上平均年龄较小，平均低于T1组2.8岁，但年龄跨度较大。烤烟生产上自身用工投入比重较少，主要依靠合作社专业化服务和雇工完成。但仍有一部分身体强壮、家庭劳力充足的烤烟种植户或合伙经营户，烟叶生产大部分工作自主完成。
目前，在依靠自身劳力完成全部烤烟生产的烟叶种植户中，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包括年龄、身体素质和技术）是影响其种植规模的最大因素，也是决定其家庭种烟收益大小的主要因素。此外，土地流转的难易程度、烟田的水利和道路配套状况、当地专业化服务水平和劳力供应状况，以及烤房配套状况也是影响其种植规模重要因素之一。另外，烤烟种植比较效益也是影响不同规模种植面积比例的重要因素。当种植效益与种植其他作物或外出务工相比具有比较优势时，将延迟部分年老种植户退出种烟年龄，吸引更多专业队员或外出务工人员加入种烟队伍，从而导致烤烟种植户均植规模缩小。当种植比较效益下降时，可能使部分年老种植户提前退出种烟，加入专业化工作人员队伍，土地流转和雇工难度减少，户均规模相对增加。
2.2 不同规模种植户的单产和产值、成本、总收益和收益占家庭收入比重 从表2可看出，各组之间及各组内单位面积最高和最低产量、产值、成本、收益及种烟收益占家庭收入比重都呈显著差异。不同组别之间差异表现为：T1组中以较高比例的老年群体种植户为主体的种植户，种植面积小，由于年龄较大，外出打工困难，全年大部分工作都花在烤烟种植和烤烟收获后的水稻种植上。部分种植户手工起垄、手工埋基肥，采收、编竿、烘烤、分级均亲自操作完成，个别种植户自己用牛犁田翻耕。因而，肥料利用率高于其他组种植主体，翻耕、起垄，采收、烘烤等服务费用显著低于其他组别，最低户成本仅19 260元/hm2，呈现典型的以人工换成本的特征。他们在烤烟栽培上习惯于精耕细作、精细管理，田间边角利用率高、移栽密度略大，烟株生长均匀，烘烤时每块田采收的次数比其他组多，成熟度把握得更好。较多使用小型烤房烘烤，耗煤量略大，但质量更好。因而他们产出的单位烟叶肥料成本低于其他组别，烟叶质量高于其他组别。该组种植主体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值最高，成本最低，但用工量最多，工作效率因身体较差而呈较低状态，家庭种烟总收入较低但较稳定，抗风险能力强[4]。但这一群体也有部分种植主体由于自然灾害或自身身体、技术等方面原因而相差悬殊，最低户家庭种烟收入只有2 356.9元。该户种植主体种植面积为0.8 hm2，家庭劳力只有1人，烤烟生产大部分用工为雇工或承包给专业队，交售烟叶仅1 546.5 kg/hm2。
T2组的种植主体单位面积产量、产值均低于T1组，成本均高于T1组，但家庭种烟总收益显著高于T1组。该组种植主体的特点是：户主年龄相对较小，身体较好，工作效率较高，一般夫妻双方都能作为主要劳力完成烤烟生产主要工作。大田生产期间雇工较少或无雇工，但烘烤期间采收、编杆、分级大部分承包给合作社专业队员，部分家庭由老人辅助完成编杆、下杆工作。他们雇佣的工作人员相对较少，并且雇工与自己一起劳作，可以随时掌握雇佣人员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烘烤时可根据大田烟叶长势和劳力状况决定承包给专业队采收或自主雇工协助采收，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管理成本低的优势。因而，烟叶产量不仅较高，而且质量较好、抗风险能力较强，最高单户家庭种烟收益为106 797.6元。该组种植主体也有极少部分效益不佳，其原因是兼职其他行业，雇工较多。
目前，由于农村散户养殖模式正逐渐减少，烤烟种植主体家庭经营也从承包半年田块种烟兼养殖模式，转变为承包全年田块种烟，烟后种植晚稻，晚稻收割前后外出打工的模式。整体上种烟户烤烟种植面积增加，种烟用工投入更多，种烟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没有减少，反而有所上升，烟叶生产的专业化、职业化程度增加，对烤烟产业的依赖程度增加，而该组种植主体是这方面典型代表。
T3组的烟叶种植户中，整体上随种植面积增加，烤烟生产用工依靠雇工或承包给专业队的比例显著增加，单位面积成本显著增加，单位面积收益显著降低，家庭种烟总收益增加的趋势。并且，该组种植主体中部分家庭劳力较多，单位面积产量、产值、成本大部分與T2组接近，家庭种烟总收益也显著高于T2组平均家庭种烟收益。该组家庭种烟收益最高户实际种植面积7.200 hm2，家庭种烟收益为211 733.7元，较上年有所增加。收益提升主要得益于管理加强、技术落实到位，烟质大幅提升。最低户种植面积3.240 hm2，家庭种烟收益为26 745.5元。收益较低主要原因是自身用工投入少，管理较弱，低次烟比例较高。该组种植主体由于单户种植面积较大，单位种植面积成本显著增加，家庭种烟收益因不同年份气候变化而差异较大，抗风险能力降低。 3 结论与建议
3.1 应多角度看待种植主体种烟收益，持续提升种烟效益 经过多年努力，烤烟生产所需用工量显著减少，劳动强度显著降低，烟叶质量和种植主体种植效益也有了显著提高[5-6]。但作为劳动密集型的烤烟种植产业，若保持一定产量和质量仍然离不开大量的人工投入，靠劳力生存的人员比例正在逐渐降低，烟叶生产的基础地位仍然脆弱。表现在大量年龄较大的种植主体因身体等原因相继退出种烟，很多经验丰富的优秀种植主体因为有了更好的就业门路而流失，新加入种烟队伍的人员数量较少，特别是种烟队伍中35岁以下年轻主体占比极少[7]。因而，在看待种植主体家庭种烟收益时，不能单纯和一般工厂工资比较，应从多角度正确看待。
烤烟种植家庭收益由3个部分组成：一是自身劳动收入。这一收入多少随自身投入的用工数量增加和工作效率的提高而增加，整体上以2组最大，T2组最小。自身劳动收入占种烟总收入的比重随自身用工占总用工的比重增加而加大，整体上以T1组占的比重最大，T3组最小。二是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收入。表现在种植经验丰富、技术措施到位的种植主体种烟收入高于其他种植主体，种烟户的收入和工值高于雇佣工作人员或专业队伍。这方面收入的多少及占种烟收入比重的大小均随种植规模的扩大和雇工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以T3组最大，T1组最小。三是风险收入。包括市场和政策变化风险、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风险、工伤事故风险等。尽管收入风险和损失风险是均等的，但合理的风险控制应该是总体上收入大于损失。这方面收入的多少及收入占种烟收入比重也是以T3组最大，T1组最小。由于风险和技术及管理方面因素影响，不同种植主体户的烟叶种植家庭年收益和工值或同一种植主体户的烟叶种植家庭年收益和工值差异显著[8]。
目前，浏阳农村就业形式非常广泛，打工收入较高，一名技术工人或强壮劳力收入150～400元/工日。烤烟种植雇工因劳动强度和工作环境不同而相差显著，如：烟叶分级70～80元/工日，大田管理100～120元/工日，采收200元/工日左右。这些工作由于受季节限制，无法保证长期就业，大部分由留守妇女或老人完成，而这些人员也由于生活条件改善和年龄老化相继退出专业队伍，造成烤烟雇工困难。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农村物质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面对烤烟生产烘烤的相对重劳力工作，大部分年轻人宁愿选择虽然收入较低但更轻松的工作。在计划性很强的烤烟种植中，只有加强对烤烟生产扶持力度，培育适度规模种植户，才有可能保持种植主体收入持续稳定增长[9-10]。
3.2 根据不同规模、不同群体种植主体生产经营特点，精准制定和实施扶持政策 在烤烟生产扶持方面，需要关注的是小型种植户中的老年群体。他们虽然种植面积小，但经验丰富，生产的烟叶质量好。但他们在烤房、农机、物资补贴等方面享受的政策与其他烟农一致。尽管他们用工量多，家庭种烟收入少，但每年2万元左右家庭种烟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较大。若退出种烟后，大部分生活质量会显著下降，也会影响烟叶整体质量，应当得到社会和行业的特殊支持。建议优先纳入职业烟农培育范畴，在政策扶持上予以优先对待。T2组种植主体户主均为家庭主要劳力，种烟收入也是全家主要生活来源。对这一组种植主体的扶持应当着重在优化烟叶生产布局，完善烟叶生产基础设施，提高机械化作业比重，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种植水平和烟叶质量，以增加他们家庭种烟收入和工值，使他们种烟效益高于其他工作。同时，在以水稻为主的烟田后茬作物种植方面提供技术扶持和引导，增加这一与烤烟种植密切相关的种植主体收入，并在烟基设施利用等多方面渠道拓展种植主体增收途径。T3组种植主体烤烟生产专业化程度和对烤烟产业依赖程度都很高。但他们都随烤烟种植面积的增加，种烟收益的稳定性减小，他们一旦退出烤烟种植，不仅对当地烟叶规模产生较大影响，而且降低烟基设施的利用率，造成资源浪费[11]。对这一组种植主体，应当严格准入制度，在技术服务同时对其经营管理跟踪指导，提高这一体烟叶种植效益和效益的稳定性。同时加大基础设施扶持力度，在完善种植区域的水利、道路、烤房等基础上，提高机械化配置水平和烘烤等关键环节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完善种植保险制度，通过烤烟生产方式转变拓展降本增收渠道。
参考文献
[1] 刘天波，段淑辉，李建勇，等.密度与有机氮水平互作对长沙烟区烤烟产质量的影响[J].作物研究，2017，31（2）：146-151.
[2] 杨格.农业政策调整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27（17）：120-123.
[3] 郜红娟，蔡广鹏，张新鼎，等.我国烤烟生产比较优势时空演变[J].烟草科技，2018，51（2）：25-33.
[4] 陈佳锋，陈坤，李建勇，等.2008～2013年烤烟生产各类成本构成及变化分析：以浏阳烟区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3，41（22）：9482-9483，9487.
[5] 袁文.南平市烟草种植比较效益调查及对策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3，41（13）：5694-5697.
[6] 沈安业，彭孟祥，陈鹏峰，等.新形式下烟叶生产规模控制探讨：以湖南浏阳为例[J].农业开发与装备，2019（2）：66-68.
[7] 张光辉，呙亚平，蒲元瀛，等.现代烟草农业烟叶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7）：4330-4332，4336.
[8] 李琦.我国烤烟产值、产量、质量及其与气候年景关系研究[J].安徽农业技術师范学院学报，2001，15（2）：24-28.
[9] 浦勇，杨嘉，蔺忠龙，等.现代烟草农业建设中职业烟农的培养[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21）：12658-12660.
[10] 赵登花，赵登宏.彭阳县烤烟生产及效益情况的调查[J].内蒙古农业科技，2011（4）：120.
[11] 宋林，舒照鹤，吴春发.烟农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11（19）：362-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