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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9）11-0222-01
“低俗趣味”作为一个名词短语，包含修饰语——“低俗”和名词——“趣味”。其中的“低俗”是和“高雅”相对应存在的，也就是日常生活中所说的“雅俗之分”，所以这是一个审美判断和标准问题。而“趣味”却存在着两种指向，一种指向美学的本质——何为美与何为审美的问题，另一种指向主体，也就是存在于具体历史中的人们。如果避开历史因素探讨美学本质往往会离开美学的范畴走入本体论的形而上陷阱，如果避开美学本质的思辨而探讨历史流变中的审美则往往会陷入审美标准的虚无主义陷阱。所以要切实论述“低俗趣味”应当从美的本质、审美标准和世俗生活中的审美三个方面来谈。但受限于文章的篇幅和笔者的知识储备，本文试图以世俗生活中的对审美判断的影响因素为切入点进而浅谈笔者对于低俗趣味乃至对美的本质等问题的理解。
一、创作主体的动机对审美判断的影响
1868年，英国的法官希克林从“动机论”的角度为淫秽色情品下如此定义：“要看被指控为淫秽的东西是否有意去毒害和腐蚀那些心里准备接受这种不道德影响的人，或是否有意让这类出版物落入他们手中”。 1由此笔者试图论证，创作主体的动机对审美主体的趣味是否也有一定的影响。
以曹雪芹的文学作品《红楼梦》为例，在《红楼梦》里涉及到许多远超过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容忍程度的伦理问题，如：翁媳、叔嫂、主仆、同性之间的不伦关系。从审美主体的角度，这些内容上“低俗情节”不仅有机地塑造了小说中没落士族阶级安逸、腐化生活氛围，而且有力地推动了现实主义故事情节的铺陈，进而能够辅助作者的艺术和现实表达。这些内容上的“有伤风化”，在香港拍摄的三级电影《红楼梦》中给审美主体带来的却是截然相反的观感。相同的情节内容（尽管在表现形式和媒介上有所不同）为何能够调动起审美主体截然相反的审美趣味？笔者试图从动机论的角度解释这一问题。如果创作主体的创作动机是“表达”，那么创作的内容不论雅俗都是为了创作者的表达所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创作主体秉承的哲学基础的延伸。但如果创作主体的动机是“迎合”，那么对于创作主体来说成本最低廉的途径便是迎合审美主体（或者市场主体）的本能趣味，便自然走向了媚俗之路。表达是主体的能动，而迎合却是创作主体对于审美者的迁就，表达的目的是内化于主体本身的，而迎合的目的却是外化于主体的客体。除此之外，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说：人的“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兴趣的愉悦或者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者一个表象方式而做评判的能力。” 2抛开康德美学中的绝对性和先验性问题，笔者希望借鉴其理论中的“功利性”概念来作为“表达”和“迎合”的一个区分。当然，内容的性质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因素之下也对审美判断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比如在外国文学中，《等待戈多》、《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北回归线》等著作一经面世便不为世俗所接受，但在时间的洗礼下，曾经内容上所谓低俗，反而成为了其艺术表现手法的具体反映，终于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席之地。可见除了创作主体的动机之外，依然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历史的因素对世俗社会的审美判断施加影响。
二、阶级对审美判断的影响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说“文化大众的人数倍增，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盛行，民众對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时尚本身的这种性质，已使文化日趋粗鄙无聊。” 3本节，笔者试图参考布迪厄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从社会分析的角度入手考察阶级和意识形态对审美判断的影响。
布迪厄将“审美判断”概念从康德建构的先验殿堂拉回到日常生活之中，他指出：“除非日常使用中狭义的、规范意义上的‘文化’回归到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并且人们对于最精美物体的高雅趣味与人们对食物口味的基本趣味重新联系起来，否则人们便不能充分理解文化实践的意义。” 4也就是说，布迪厄认为一方面要将审美判断的标准回归到基本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要将对“审美”概念审视的语境扩大到广泛群众的日常生活。由此将审美判断超脱于社会精英所圈定的狭义范畴，引入了社会批判理论的视域。具体来说，布迪厄在《区隔》一书中指出统治阶级追求的是作为自由趣味的“雅趣”，且较之功能更为注重形式； 中产阶级的趣味追求是有限的，既与上层社会的自由趣味相区隔，又不同于被统治阶级，可以称之为一种具有双重否定性的“文化意愿”；被统治阶级的趣味则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粗俗的趣味”。在布迪厄的理论视域中，所谓的“雅趣”和“粗俗”都是中性的客观性质，而不必然具有高下之判。以北宋婉约派词人柳永为例，柳永早年科考受阻、际遇坎坷，作为浪迹天涯的落拓士子其阶级成分属于当时社会的中层偏下。其词的一大风格便是着重描写都市的市井风光和重点关怀市民阶层的情爱，甚至在选择眠花宿柳之际，将歌伎作为其词吟咏的主要对象。虽然在当时柳永词流传广泛，素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一说。但正是因为其审美趣味的大众化和世俗化倾向一度成为了当时以及之后南宋与元两朝“俗”诗的代表。在对柳永的评价中，尤其不乏来自统治阶级的批评之声，如作为统治阶级官方文人的严有翼曾评价柳诗“声态可憎”、“词语尘下” 5。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明清两朝，思想的解放加之古代文人在形式上的崇古意识，文学评论家们日渐发掘到柳词对世俗生活的关怀恰恰是北宋词坛所缺乏的精神，故而对柳词的研究成为一时之热门。
由此可见，在共时性的层面上，审美判断不仅受到创作者动机的影响，也受到社会阶级区隔的影响。不同阶级间的审美判断在布迪厄看来并没有高下之别，但受到文化话语权的影响，由于精英阶层和统治阶级主导社会主流意识的作用更强，故而在具体的历史中底层与中下层阶级的审美趣味往往被主流意识打入“低俗”之流。
三、小结：反观低俗趣味
通过前两节的分析，笔者认识到对审美判断影响因素之多，非本文所能尽述，除了创作者动机与阶层区隔之外，也许还有意识形态、科普水平、政治体制等等各方面的影响。以上分析，对于作为有条件参与高等教育的笔者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在日后的审美判断中尽可能怀着共情、理解甚至悲悯之心来评判日常话语中所谓的“低俗趣味”，而不是站在知识和视野的高地上一味指摘、求全苛责。当然，另一方面，笔者也有义务参与美学知识的普及，进而尽量弥合社会审美趣味的撕裂。
就广义的中国文化环境来讲，以微博、快手等软件为代表，随着个人媒体的日渐普及，在如今的网络上大有“同味相投，异味相轻”之势，社会观察家们将这一趋势称之为“回音室效应”。这一方面使得所谓的高雅与低俗之间不能相互借鉴，另一方面更加断绝了民众接触专业审美训练的可能性。所以探究“低俗趣味”并非要批判趣味的低俗，更重要的是探究影响审美判断的因素，进而讨论出所谓雅俗之间流变、借鉴、相互补益的可能。
注
1.李银河：《性文化研究报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8页.
2.康德：《康的著作全集（第五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8页.
3.[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年1992版第37页。
4.Pierre Boudieu，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first
5.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1984，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p.56.
6.朱崇才：“从柳永词看雅俗观念的转化”[J]江海学刊，2010（6）。
“低俗趣味”作为一个名词短语，包含修饰语——“低俗”和名词——“趣味”。其中的“低俗”是和“高雅”相对应存在的，也就是日常生活中所说的“雅俗之分”，所以这是一个审美判断和标准问题。而“趣味”却存在着两种指向，一种指向美学的本质——何为美与何为审美的问题，另一种指向主体，也就是存在于具体历史中的人们。如果避开历史因素探讨美学本质往往会离开美学的范畴走入本体论的形而上陷阱，如果避开美学本质的思辨而探讨历史流变中的审美则往往会陷入审美标准的虚无主义陷阱。所以要切实论述“低俗趣味”应当从美的本质、审美标准和世俗生活中的审美三个方面来谈。但受限于文章的篇幅和笔者的知识储备，本文试图以世俗生活中的对审美判断的影响因素为切入点进而浅谈笔者对于低俗趣味乃至对美的本质等问题的理解。
一、创作主体的动机对审美判断的影响
1868年，英国的法官希克林从“动机论”的角度为淫秽色情品下如此定义：“要看被指控为淫秽的东西是否有意去毒害和腐蚀那些心里准备接受这种不道德影响的人，或是否有意让这类出版物落入他们手中”。 1由此笔者试图论证，创作主体的动机对审美主体的趣味是否也有一定的影响。
以曹雪芹的文学作品《红楼梦》为例，在《红楼梦》里涉及到许多远超过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容忍程度的伦理问题，如：翁媳、叔嫂、主仆、同性之间的不伦关系。从审美主体的角度，这些内容上“低俗情节”不仅有机地塑造了小说中没落士族阶级安逸、腐化生活氛围，而且有力地推动了现实主义故事情节的铺陈，进而能够辅助作者的艺术和现实表达。这些内容上的“有伤风化”，在香港拍摄的三级电影《红楼梦》中给审美主体带来的却是截然相反的观感。相同的情节内容（尽管在表现形式和媒介上有所不同）为何能够调动起审美主体截然相反的审美趣味？笔者试图从动机论的角度解释这一问题。如果创作主体的创作动机是“表达”，那么创作的内容不论雅俗都是为了创作者的表达所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创作主体秉承的哲学基础的延伸。但如果创作主体的动机是“迎合”，那么对于创作主体来说成本最低廉的途径便是迎合审美主体（或者市场主体）的本能趣味，便自然走向了媚俗之路。表达是主体的能动，而迎合却是创作主体对于审美者的迁就，表达的目的是内化于主体本身的，而迎合的目的却是外化于主体的客体。除此之外，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说：人的“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兴趣的愉悦或者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者一个表象方式而做评判的能力。” 2抛开康德美学中的绝对性和先验性问题，笔者希望借鉴其理论中的“功利性”概念来作为“表达”和“迎合”的一个区分。当然，内容的性质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因素之下也对审美判断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比如在外国文学中，《等待戈多》、《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北回归线》等著作一经面世便不为世俗所接受，但在时间的洗礼下，曾经内容上所谓低俗，反而成为了其艺术表现手法的具体反映，终于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席之地。可见除了创作主体的动机之外，依然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历史的因素对世俗社会的审美判断施加影响。
二、阶级对审美判断的影响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说“文化大众的人数倍增，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盛行，民众對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时尚本身的这种性质，已使文化日趋粗鄙无聊。” 3本节，笔者试图参考布迪厄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从社会分析的角度入手考察阶级和意识形态对审美判断的影响。
布迪厄将“审美判断”概念从康德建构的先验殿堂拉回到日常生活之中，他指出：“除非日常使用中狭义的、规范意义上的‘文化’回归到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并且人们对于最精美物体的高雅趣味与人们对食物口味的基本趣味重新联系起来，否则人们便不能充分理解文化实践的意义。” 4也就是说，布迪厄认为一方面要将审美判断的标准回归到基本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要将对“审美”概念审视的语境扩大到广泛群众的日常生活。由此将审美判断超脱于社会精英所圈定的狭义范畴，引入了社会批判理论的视域。具体来说，布迪厄在《区隔》一书中指出统治阶级追求的是作为自由趣味的“雅趣”，且较之功能更为注重形式； 中产阶级的趣味追求是有限的，既与上层社会的自由趣味相区隔，又不同于被统治阶级，可以称之为一种具有双重否定性的“文化意愿”；被统治阶级的趣味则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粗俗的趣味”。在布迪厄的理论视域中，所谓的“雅趣”和“粗俗”都是中性的客观性质，而不必然具有高下之判。以北宋婉约派词人柳永为例，柳永早年科考受阻、际遇坎坷，作为浪迹天涯的落拓士子其阶级成分属于当时社会的中层偏下。其词的一大风格便是着重描写都市的市井风光和重点关怀市民阶层的情爱，甚至在选择眠花宿柳之际，将歌伎作为其词吟咏的主要对象。虽然在当时柳永词流传广泛，素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一说。但正是因为其审美趣味的大众化和世俗化倾向一度成为了当时以及之后南宋与元两朝“俗”诗的代表。在对柳永的评价中，尤其不乏来自统治阶级的批评之声，如作为统治阶级官方文人的严有翼曾评价柳诗“声态可憎”、“词语尘下” 5。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明清两朝，思想的解放加之古代文人在形式上的崇古意识，文学评论家们日渐发掘到柳词对世俗生活的关怀恰恰是北宋词坛所缺乏的精神，故而对柳词的研究成为一时之热门。
由此可见，在共时性的层面上，审美判断不仅受到创作者动机的影响，也受到社会阶级区隔的影响。不同阶级间的审美判断在布迪厄看来并没有高下之别，但受到文化话语权的影响，由于精英阶层和统治阶级主导社会主流意识的作用更强，故而在具体的历史中底层与中下层阶级的审美趣味往往被主流意识打入“低俗”之流。
三、小结：反观低俗趣味
通过前两节的分析，笔者认识到对审美判断影响因素之多，非本文所能尽述，除了创作者动机与阶层区隔之外，也许还有意识形态、科普水平、政治体制等等各方面的影响。以上分析，对于作为有条件参与高等教育的笔者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在日后的审美判断中尽可能怀着共情、理解甚至悲悯之心来评判日常话语中所谓的“低俗趣味”，而不是站在知识和视野的高地上一味指摘、求全苛责。当然，另一方面，笔者也有义务参与美学知识的普及，进而尽量弥合社会审美趣味的撕裂。
就广义的中国文化环境来讲，以微博、快手等软件为代表，随着个人媒体的日渐普及，在如今的网络上大有“同味相投，异味相轻”之势，社会观察家们将这一趋势称之为“回音室效应”。这一方面使得所谓的高雅与低俗之间不能相互借鉴，另一方面更加断绝了民众接触专业审美训练的可能性。所以探究“低俗趣味”并非要批判趣味的低俗，更重要的是探究影响审美判断的因素，进而讨论出所谓雅俗之间流变、借鉴、相互补益的可能。
注
1.李银河：《性文化研究报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8页.
2.康德：《康的著作全集（第五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8页.
3.[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年1992版第37页。
4.Pierre Boudieu，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first
5.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1984，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p.56.
6.朱崇才：“从柳永词看雅俗观念的转化”[J]江海学刊，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