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大学》的诠释之所以众说纷纭，一个重要原因是诠释者在思想倾向上的差异。他们对《大学》文本的解读或强调“仁”的精神，或强调“礼”的精神，从而表现出有差异的诠释立场和解释方法。儒者对诠释立场和解释方法的选择，又与他们面向当下历史的问题意识紧密相关。从“仁”与“礼”的角度来理解《大学》诠释上的分歧，对于理解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探讨《大学》的现代诠释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仁；礼；《大学》；诠释立场；解释方法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7)03-0077-05
　　
　　对《大学》的诠释歧异甚多。其原因有多种解释，较为零散，多见于思想史的一般性论述或对《大学》中某一问题的梳理，主要从“能否恰当表达文本思想或儒家思想”的角度来判断。本文则关注诠释者思想倾向的比较，由此说明对《大学》的诠释呈现歧异的原因，并揭示这些诠释及其歧异本身的意义。
　　自孟荀以后，儒学内部的思想发展大体有“仁学”与“礼学”两大方向。本文将以思想史的这一基本事实为基点，通过比较历代儒家对《大学》的几处经典诠释，分析诠释者是突出“仁学”还是“礼学”的精神，以考察其思想倾向的差异。从诠释学的观点看，诠释者所持的思想倾向可归于“前见解”，诠释的效果则受到“并不是由事物本身而来的前见解的干扰”。不同的“前见解”将导致诠释者采取不同的诠释立场，运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必须指出，这里只是借用而非在严格意义上使用诠释立场和解释方法这些诠释学的术语，其目的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和明晰。简单地说，本文的“诠释立场”是指诠释者贯穿其文本诠释之中的思想倾向，解释方法则指他们表达其理解的叙述方式。
　　
　　一
　　
　　在汉代，《大学》是《礼记》的一篇，未受特别关注。对《大学》的经典诠释首推汉代经学大家郑玄的《礼记正义》。他将《大学》解释为“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即，《大学》的主旨当是通过学问考究而服务于政事；将“止于至善”之“止”解释为“犹自处也”；将“致知格物”解释为“知，为知善恶凶吉之所终始也。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郑玄：《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这些诠释都很平易，无意做理论的深入探究：一方面，他直接就其字面含义或政治之事来解说，围绕理论上说明政事的意旨而展开；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是把《大学》视为《礼记》中的一篇来注释，并不认为在诠释方法上有必要对《大学》作有别于其他各篇的对待。总之，这里《大学》被视为“礼制”的解说部分，因而他主要采取“礼”的立场，不寻求“礼”外之意。其解释方法是就“事”明“礼意”，其目的是说“礼”。
　　从“礼”的立场来解释《大学》思想，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宋代。可以唐代孔颖达对《大学》的几处注释为例来说明。他将“明德”注释为“己之光明之德”，“明明德”则指“身有明德而更章显之”；对“止于至善”的注释是“在止处于至善之行”；对“致知”的注释是“言若精诚其意，先须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须学习，然后乃能有所知晓成败，故云先致其知也”(孔颖达：《十三经注疏·大学》)。对“格物”则未专门作注。从这些注释看，他显然侧重从伦理规范或外在行为方面来理解《大学》思想，无意在此谈论与“心”、“性”、“天”等概念相关的形而上问题。
　　在宋代理学那里，《大学》的文本地位及其诠释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下主要以朱子对《大学》文本的处理为例做简要说明。首先，理学家们将《大学》文本提升到了儒家经典的地位。对《大学》文本的校订和诠释受到了理学家的特别重视。二程认为《大学》原本“意有不属处”，即文意不够连贯，因而将其篇章结构重新编排。同时，他们将《大学》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与《孟子》、《中庸》、《论语》合称“四书”，认为它们是体现儒家思想的最基本的经典。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对《大学》作了进一步的校订。他将《大学》文本分为“经”与“传”，从形式上确认了《大学》文本的独立性，并作“致知格物补传”，对《大学》注释的修改则终其一生未停过。表面看来，这些工作的起点是因为原本“意有不属处”，但这一判断本身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们的“立意”或“筹划”，即力图使《大学》本身具有独立完整的意义。原本以前一直作为《礼记》的一篇来看待，被视为附属于礼仪制度的解说，也就无所谓意义是否连贯的问题。其次，关注《大学》的视角发生了重大转变。理学家们对《大学》文本具有不同于汉唐经学家的期待，他们力图通过诠释来梳理儒家的“大学之道”。在《大学章句序》中，朱子明言诠释《大学》的意旨是阐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可见朱子要突出的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以及《大学》表达的精神性成分，而不是它对于具体政治制度和礼仪的理论意义。再次，从具体诠释看，朱子在诠释立场上有了根本转变。以前的诠释基本是以《大学》的“礼意”来说明“礼制”。朱子则着重说明如何建立一种理想的政治生活，如何用道德理想去规约政治治理。这一立场可以说是偏重于“仁”，并以此来提升“礼”的精神。最后，朱子在诠释方法上与汉唐诠释者迥异。他对“明德”的解释是“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对“至善”的解释是“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致知格物”的解释是“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朱熹：《大学章句》)。《大学》未明言人性善。这里则从人性善讲起，将恶的表现归于人的气质偏蔽，道德修养的目的就是要去蔽、去恶，以实现本然之善。这就突出了道德的理想性，而又要求它必须转化为现实的道德动力。总之，朱子是从“心”、“性”、“天”等儒家哲学的概念讲下来，由此来规定政治理念。其解释方法可概括为在道德哲学的高度“以仁释礼”。
　　明代王阳明对《大学》的诠释立场和解释方法又有所调整，可见他对于朱子《大学》诠释的辩难。首先，他不反对《大学》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但反对朱子对文本的重新编排。他认为朱子编排的“大学新本”使“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王阳明：《大学古本序》)，即重新编排离析了《大学》的原意。其次，对文本的注释有异议，较为根本的有三处l引：其一，将“亲民”改为“新民”不妥。“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偏了”(王阳明：《传习录上》)。其二，对“至善”的解释。“至善者性也。性原无一毫之恶，故日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王阳明：《传习录上》)。“故至善也者，心之体也。动而后有不善，而本体之知，未尝不知也”(王阳明：《大学古本序》)。其三，对“致知格物”的解 释。“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王阳明：《答顾东桥书》)。从其辩难看，王阳明的诠释有以下特征：其一，不拘于《大学》的具体论述和形式，而重在把握其精神，乃至借《大学》来说己意。其二，将关注点集中到主体自身如何用功，强调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修养工夫，以此来解释《大学》思想。与朱子所要阐明的“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相比较，这里对“国家”作用的关注模糊了，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如何挺立道德主体；讨论问题的重心进一步由“治人”向“修己”偏移。由此诠释《大学》的意旨已从政治生活向一般社会生活偏转。总之，王阳明强调的是“仁心”的培养及其“发用”。其诠释立场是“仁”，其解释方法则是从弘扬人的道德主体性出发去会通《大学》思想。
　　清中叶有一短暂的“礼学”兴起时期，一批儒家学者站在“礼”的立场对《大学》思想做了不同于宋明理学的评论。以其代表人物凌廷堪为例。首先，他将“礼”与“理”区分开来。“考古人所谓格物者，盖言礼之器数仪节皆各有精义存乎其间，既习于礼，则当知之。非天下之物，莫不有礼也”。其次，他认为《大学》所讲的是一种无善无恶的人性论。“人性初不外乎好恶也。爱亦好也。故正心之忿懥、恐惧、好乐、忧患，齐家之亲爱、贱恶、敬畏、哀衿、敖惰，皆不离于人情也”。最后，他认为，《大学》的道德修养工夫以及齐家治国之策都是从人的情性人手。“八条目所指之修为工夫全不外乎好恶得其正之语”，“修身以至齐家治国之策，皆在‘不离人情’”。他对《大学》的诠释立场和方法与王阳明恰成对照。王阳明是站在“仁”的立场用《大学》来发挥其良知说；凌廷堪则站在“礼”的立场用《大学》来说明“礼制”和“礼意”，在一定意义上是将之重新定位为《礼记》的理论部分。两者的相同处则在于都已不拘于对《大学》具体文字的注解。
　　在现代学者中，在对《大学》的诠释立场和解释方法上的差异仍然存在。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大体如下：冯友兰先生认为《大学》思想与《荀子》思想相近，其理论渊源在于“礼学”；徐复观先生倾向于认同朱子的立场，但在某些问题的诠释如“亲民”上认为王阳明有独到处；牟宗三先生则认同王阳明的立场，认为朱子学虽有独到处，却是儒学歧出，并非正宗。他们诠释上的分歧没有传统的儒学思想家那么大。
　　
　　二
　　
　　以上分析说明，儒学家的思想倾向影响着他们对《大学》的诠释，其表现是他们或以“礼”的精神、或以“仁”的精神作为关注面来诠释《大学》思想。可以说，对“仁”或“礼”的侧重不同，是诠释《大学》的“前见解”之中的一个基本因素。“仁”与“礼”本是儒学中两个有着内在关联的概念，但它们的含义和关注面都有区别：“仁”侧重社会伦理精神和个体内心信念的方面，它强调道德的理想性，即如何确立合理的道德理想以有效地批判和引领现实；“礼”强调的是道德行为的规范性以及具体制度的建设，着力于道德实践方面。可以说，“仁”关注道德观念本身的合理性，而“礼”重在将道德观念用于实践。
　　思想家选择“仁”或“礼”作为诠释《大学》的立场，不仅体现了他们的理论旨趣，而且反映了他们对各自时代问题的理解与判断。
　　汉初政治生活的主要任务是要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思想界需做论证政权的合理性和重建社会制度的工作以与之配合。儒学在这一时期取得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独尊地位并非偶然。要取得独尊地位，就“既要为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提供终极的意义，同时又要为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提供制度安排”。即需着力于哲学伦理学理论的建构和伦理精神制度化两方面。前一方面，由董仲舒“治春秋”而开启了经学在汉代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后一方面，儒家“礼学”家改造古代礼仪以建立朝仪，并将它们推行于政治生活，这一方面可称之为“儒家思想的制度化”。与此相关，“六经”在汉代最受重视的部分是《春秋》和《礼》。《春秋》记载的虽然是春秋时期的史实，却主要被汉代经学家用作发展其理论的依据；《礼》的编辑成书则是“制度化儒家”的重要成果，《礼》的核心内容是古代的礼仪和制度，《礼记》则被视为《仪礼》的附属部分。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总体发展看，汉代不仅是儒学取得政治意识形态上独尊地位的时期，而且也是一个学术思想、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都取得重大进步的朝代。其中，“礼学”为汉代社会和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汉代儒学家从“礼学”立场来诠释《大学》，突出的正是“礼”的精神，特别是对社会建制的关切。
　　唐代的社会建制较为兴盛。在思想界，儒家思想与佛老相比在精神境界和思辨力上都显不足，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力显著下降。在此背景下，儒学需在理论方面有所提升，方能重获人们的认同，恢复其思想主导地位。儒家思想的复兴并非一朝一夕，由唐代到宋代理学，儒学思想经历了一个衰落、酝酿和重新发展成熟的过程I引。宋代理学的兴起标志着儒家的哲学伦理学理论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正是在新的理论基础上，理学将其诠释立场向“仁”的方向偏转，对《大学》做出了合理而有建设性的诠释。其表现是通过诠释，提出了适应时代要求的儒家政治纲领，提升了儒家政治思想的理想性。
　　理学重释儒家经典的努力为儒学赢来了生机，为重振儒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积极理念的实现需要更新制度以相配合，理学在这方面的意识则嫌不足，“心性之学”难以落实于现实制度。沿此方向发展，难免带来忽视制度建设而空谈“性”、“命”的流弊。钱穆先生对此评论说：“伊洛兴起，那时的学术风气又变了。他们看重‘教’更过于看重‘治’。因此他们特别提出《小戴记》中《大学》这一篇，也正为《大学》明白无误地主张把‘治国’、‘平天下’包括到‘正心’、‘诚意’的一条线上来……他们之更可看重者，也全在其内圣之德上，而不在其外王之道上。”这样，社会秩序仍在旧制度上运行，更新了的儒家观念则表现为一套抽象的道德原则，起着约束人心的作用。社会政治生活的这一特征发展到明末，其表现尤为明显。可以说，宋明时期“礼学”精神的衰落使儒家在社会制度建设上鲜有作为，理学观念与社会现实的脱节日益严重。明清之际儒家学者对宋明理学展开了全面反思，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风格，清中叶则兴起了乾嘉汉学、徽州理学。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复苏“礼学”精神的意义。
　　总的看，对“仁”或“礼”侧重不同，体现出诠释者解决社会问题的着力处不同。大体说，“仁”的立场着眼于观念更新，而“礼”的立场重在制度更新。思想家们的诠释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隐含了这一意识，即要针对其所处时代的思想状况和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对《大学》的诠释是与诠释者在当下历史处境中所预期的效果分不开的，它体现了诠释的“历史性”，伽达默尔称之 为理解中的“效果历史”关系。所谓“效果历史”，是指一种正当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有效性，理解本质上是一种效果历史的关系。这意味着理解者总是以自己的成见去理解文本，而一种合理而有效的文本诠释需要诠释者以合理而有建设性的成见作为诠释的基础和前提。由“效果历史”的观点来看《大学》的诠释，“仁”或“礼”的诠释立场所体现的就是儒学家们“前见”或“成见”，它并不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判断，而是诠释本身的要素。从根本上说，一种能在当下历史产生积极影响的《大学》诠释不在于排除“成见”，而在于这些成见是否合理而有建设性。从《大学》的文本角度说，成见的“合理而有建设性”体现了《大学》面向历史中展开的一系列问题的可能性，也可以说是《大学》思想所具有的发展创造能力；就诠释者而论，它意味着儒学家总是带着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而进入《大学》的文本世界，《大学》的诠释蕴涵着他们面向历史现实的问题意识，并与他们对解决问题的见解相一致。这样看，对《大学》诠释的合理性一方面在于这些诠释与文本本身能否相容，即两者通过沟通和对话而能彼此默认、形成默契，形成“视界融合”；另一方面，这些诠释能否对现实产生积极影响则在于它们能否切中时弊，并从解释中发现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在此意义上，诠释了的《大学》思想不专属于《大学》，而是发展了的《大学》思想。“仁”与“礼”的诠释立场以及相应的解释方法指示出了《大学》思想发展和创造的空间。
　　
　　三
　　
　　从“仁”与“礼”的角度来考察《大学》诠释上的歧异，其意义可从三方面做简要说明。
　　首先，有助于理解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把握其脉络。本文所选的考察角度，绝非意味着要将《大学》的诠释者标定为“仁学家”或“礼学家”，而是力图由此对儒家的相关政治思想有一个概要的整体把握。依前文所述，对《大学》诠释的发展演变、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及其所针对的社会政治问题，此三者紧密相关。从梳理诠释者对“仁”或“礼”的精神的不同侧重入手，可以比较其思想倾向上的差异，进而对产生诠释歧异的原因有所解释。另外，取此角度考察这些有歧异的诠释，可以联系当下历史中的问题来理解其各自意义。同时这种歧异的可能性有助于领会《大学》的精神，把握它所能容纳的思想空间。
　　其次，对于“如何理解和促进儒家政治思想的当代发展”问题当有所启发。在当代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中，“仁学”和“礼学”两大研究路向之别依然存在，对于儒家政治思想的理解及其如何切人现实等问题，不同的路向将导致有相当分歧的看法。这一点在蒋庆的《政治儒学》中表现鲜明。蒋庆认为，当代新儒家的政治思想根于宋明心性之学，所代表的是儒家的“生命儒学”传统。儒家除心性之学外，还有一“政治儒学”传统，它才代表了儒家正宗的政治思想传统。蒋庆所谓的政治儒学是指“儒家的经学，主要源自《礼》与《春秋》。最能发挥《礼》与《春秋》精神的是春秋公羊学，故儒家的政治儒学主要指春秋公羊学”。应该说，在对儒学政治思想传统的理解和判断上，蒋庆的观点代表了与当代新儒家不同的立场和主张，由此在如何选择和运用儒学资源以面向中国现实的问题上也存在相当的分歧。如对于牟宗三提出的由儒家“内圣”之学开出“新外王”的路向，蒋庆认为根本行不通。因为“儒家内圣心性之学只解决个体生命意义的安立问题，不解决社会政治制度的建构问题”；只有依照政治儒学的理路，才能“开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礼法制度，即儒家式的外王大业”㈣。可以看出，蒋庆所谓心性之学与政治儒学之分，实与“仁学”和“礼学”之别相应。由所持立场不同所得出的观点虽有歧异，但一方面它们都认同儒家传统，另一方面它们有诸多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如“儒家政治思想如何于现代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等。加强两者的对话和沟通，无疑可促进当代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在此由“仁”与“礼”的角度来理解诠释歧异的方式，对于两者如何实现有效的沟通当有借鉴意义，《大学》文本本身也当于其中发挥特殊作用。如前所述，《大学》文本曾在《礼》和宋明理学中分别占有位置，且传统儒家在“礼学”和“仁学”范围内都曾对《大学》作过诠释。从“礼”的角度看．可以由《大学》追溯到《礼记》、“六经”，进而探讨它和礼学包括《春秋》的关联；从“仁”的角度看，《大学》本身就是宋明心性儒学表达政治思想的最基本经典；就其政治思想的内容看，《大学》兼具强调伦理规范性和理想性的性格，只是由于诠释立场和解释方法的不同而在诠释者眼里作了不同的理解。在一定意义上，《大学》可成为沟通两者思想的一个渠道，而若能从诠释立场和诠释方法的角度来理解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当有助于两者在有效的交流中实现各自发展，共同面对儒家思想的当代发展之课题。
　　最后，对于如何挖掘《大学》的政治思想资源、做出合理的现代诠释，当有借鉴意义。宋代理学以降，《大学》就成为表达儒家政治观念的纲领，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对《大学》思想的现代诠释是如何理解和发展儒家政治思想传统的重要一环。要使诠释合理而有效，一方面当然要对《大学》的精神有恰当的理解，另一方面还应对当代的问题有明确的判断，意识到当代背景与传统背景之间的差异，形成合理而有建设性的“成见”。如何发展出合理而有建设性的诠释在于适当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本文的角度来理解《大学》诠释的发展过程，将由此形成的方法论自觉用于其现代诠释，当能促进这一任务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