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集体词，陕北民歌原曲）由一首民歌小调被推上“圣歌”地位，始自“文革”之前的一九六四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为此开了头。“文革”开始后，《东方红》的地位越来越特殊。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群众集会上，在中共的代表大会上，在国庆节、五一劳动节的庆祝游行中，毛泽东都是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成了一种象征。
　　每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东方红》开始，夜间则以《国际歌》结束。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狂潮中，北京三十四所中学的学生，一度筹备将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被周恩来总理得知后劝停。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上播放的乐曲，是《东方红》。
　　那是一个红色海洋的时代，那是一个个人崇拜的时代。
　　没有人统计过，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中国大陆公开演唱的歌曲中，在歌词中找不到“毛主席”或“毛泽东”这仨字儿的会有多少？很可能，不会超过1%。
　　歌颂毛主席的红太阳颂歌，是那个年代数量最大、流行面最广的歌曲。当时，全国人民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连住在广州宾馆的日本外宾也不能例外，宾馆的老员工不时看到日本外宾在吃饭前对着毛主席的画像大喊：“翻身不忘共产党！”有时他们啃着鸡腿也照样高喊：“毛主席万岁！”
　　地位仅次于《东方红》的颂歌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李郁文词，王双印曲）。许多人以为这首歌是“文革”的产物。这是一个误会。《大海航行靠舵手》创作于一九六四年，产生于举国上下“学毛著”的热潮中，原名《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一九六四年六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崔庸健委员长到哈尔滨访问，迎宾文艺晚会上，王双印唱了这首歌。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把王双印叫进贵宾室，说“这首歌写得好，曲调明快，歌词形象生动！”他还就个别音符是否可改用切分音提出了建议。一九六五年初，《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大唱十首革命歌曲”的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名列榜首。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文革”中几乎人人会唱的颂歌。原本是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的战歌，由劫夫谱曲，后改了词，从红卫兵向毛泽东表忠心的社团歌曲，变成了普遍适用的领袖颂歌。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大跳“忠字舞”的热潮中，此歌是各地编舞的主要伴奏歌曲。
　　流行极广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付林词，王锡仁曲）写于毛泽东逝世后，是一首音域宽广、境界宏大的合唱作品，在一九七六年一大批怀念伟人的歌曲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此时，已经是歌坛领袖颂歌风的尾声。
　　红卫兵歌曲，是另一个“文革”产物，按当时的政治术语，可称为“文革”中的“新生事物”。
　　红卫兵歌曲最初产生于清华大学附中，主旨是打翻旧世界，其宣言“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一句话，敢造反”。因此，这类歌曲充满了杀气，多采用大调式，它的特点用四个字可概括，即“高、快、硬、响”。
　　较早出现、也是最为知名的红卫兵歌曲，当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严恒所作《革命造反歌》，共三段：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们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三段词唱完后要高喊一声：“杀！杀！杀—— 嘿！”
　　从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八年红卫兵运动鼎盛时期，许多红卫兵组织都创作了自己这一派的“战歌”和歌颂自己造反纪念日的颂歌。歌词中满目都是“保卫毛主席”，“冲冲冲”、“杀杀杀”、“造反造反造反”、“开炮开炮开炮”等词，歌曲则一律为大合唱、进行曲、高快硬响、刀枪齐举。但历史的无情之处在于，这些歌没隔几个月即被遗忘。许多年后，当那场浩劫终于过去，许多人会记起颂歌的旋律、语录歌的旋律、样板戏的旋律，甚至，有些歌再唱起来依然会让人动情，但是没有人会忆念起这些杀气腾腾的红卫兵歌曲。
　　“文化大革命”流行歌曲中最為荒唐的一首，大概要算专供“牛鬼蛇神”们唱的《嚎歌》（也叫《认罪嚎歌》）。
　　一九六六年，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和作曲家周巍峙被一同关在一个大庙里，不知从哪里送来一首歌词，要周巍峙谱曲，并由他教唱，歌词为两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于是，这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曲作者，谱出了这首古怪的《嚎歌》，节拍为2/4拍，演唱风格为“哭丧地”。
　　剧作家曹禺回忆，他上小学的小女儿小欢子唱《嚎歌》唱着玩的事：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这个歌她觉得很有趣，孩子们都觉得很有趣，“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小欢子高兴地反复唱。小欢子的姐姐不让她唱，妈妈却说，让她唱吧，她不懂。
　　后来曹禺被关进“牛棚”，被责令唱这首歌。曹禺写道：“我之所以会唱，还是受小欢子唱的时候熏陶的结果。”
　　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有一篇回忆，讲她和末代皇帝一起唱《嚎歌》的情景。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后，所在的“劳改队”有一天命令全体劳改分子学唱《嚎歌》。学唱中，溥仪和新凤霞两人怎么也唱不好，被罚出列练唱。“这一出来两个人唱得更糟了。我个子低，皇帝个子高，可我声音高，皇帝声音低，这一高一低更不是味了……”最后连看管人员都受不了了，不让他们再唱下去，说：“这可真是鬼哭狼嚎了！”
　　一九六七年，音乐家马思聪逃去美国，他所列举的离开中国的原因，其中就包括被强迫唱《嚎歌》这令人发指的精神凌辱。
　　李慎之在《只有一个顾准》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历来的所谓‘国耻’，其实不过是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难’，‘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国耻’。”
　　“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它几乎掀翻了所有的音乐家，终止了一切创作。除了写颂歌、为毛主席诗词语录谱曲，当时还有一个蔚为壮观的场景：“最高指示”一来，创作班子连夜谱曲，宣传队日夜赶排，宣传“最高指示”。
　　今天的人绝不会想到，以下这样的句子会是一首首歌名：《必须把粮食棉花布匹抓紧》、《不可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坚决贯彻三相信三依靠》、《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目前正是春耕时节》、《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而谱成歌曲的歌词则是这样的句子：“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
　　语录歌里最短的歌词是“要斗私批修”，虽然只有短短五个字，却唱了三分钟，将有限的旋律结合得错落有致。最长的语录歌，歌词长得已不能用字数来计算，有个叫“毛泽东思想光辉照万代”的文艺晚会，把毛主席的“老三篇”硬生生谱曲成大联唱，唱了整整一个晚会！著名的部队作曲家唐诃给《为人民服务》全文谱了弹唱曲，其中只有两句话用“朗诵”过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可以从头到尾又唱又跳将这篇将近一千字的文章唱完！
　　“文革”中带有爱、姑娘、情郎、爱人等字样的歌曲，统统被称为“黄色歌曲”。公安战士、民兵甚至革命群众，都有觉悟、有权利抓那些唱黄歌的“坏人”，轻则拘留，重则劳改。但黄歌还是私下流行开来，知青们用这种歌曲表达性饥渴，表达爱情。回过头去看，这个时期的性教育，是通过黄歌和手抄淫秽小说完成的。
　　《老三篇》（劫夫曲）有可能是知青中知名度最高的改词歌曲。它的原词是：“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搞好思想革命化。”
　　经改词后，唱成了这样：
　　苞谷面，不但战士要吃，干部也要吃，苞谷面，最容易吃，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要把苞谷面，作为细粮来吃，哪一级，都要吃，吃了就要拉。支援农业现代化，支援农业现代化。
　　这首重新填词的歌传遍了各地，但歌词“因地制宜”各有不同。老鬼在自传体长篇小说《血色黄昏》中记的是，内蒙古兵团知青不唱“苞谷面”，而改词为“棒子儿”，“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改成“要把棒子儿作为鸡蛋糕来吃”。深感失落的知青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宣泄苦闷和自娱自乐。
　　唱这些歌高度危险，知青们一边在战战兢兢地唱，一边感觉到过瘾、来劲儿。被人聽到唱这些歌，不但可能被抓，弄不好还会被当成“反革命案件”被追查、被揪斗甚至掉脑袋。
　　但每一个地方的知青，都发展出了那个地方的知青歌曲。这些歌曲作曲技巧简单，感情真挚直接，为广大知青所喜爱。
　　《南京知青之歌》是最知名的知青歌。此歌采用五声羽调式，通篇弥漫着失落和幻灭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这首歌传到了苏联。
　　一九六九年八月，歌曲作者任毅在收音机中听到“苏修”电台在播放这首歌，顿感五雷轰顶。苏方将它处理成男声小合唱，称之“中国知识青年之歌”。任毅跑到公安局自首，没人理他。是祸躲不过，一九七○年二月，江青、姚文元、张春桥亲自下令设立专案，追查这首“反动歌曲”的来历。任毅被逮捕，判了死刑，经省委负责人开恩，改判十年徒刑。在关押期间，任毅三次被拉到“公判大会”上去“陪杀场”，并不知道宣布死刑的名单上有没有自己，就这样经历了三次生死折磨。
　　一位领袖，一个声音，一群群氓。“文革”歌曲给后世留下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个印象。但是，在“革命”进行过程中，已经有一种奇怪的移情作用在发生了。
　　所谓移情作用，是指歌曲本身没有的意思，歌唱者却把它唱成了有。歌曲本身不是的东西，歌唱者却把它唱成了是。
　　摘录林彪词谱成的《敢于牺牲》：“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在武斗时，很鼓动了一些热血青少年去拼命。此歌被俗称为《完蛋歌》。
　　武斗中战死的人，会被本派群众视为“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牺牲”的“烈士”，遗体用汽车载着游行、追悼，此时，《蝶恋花·答李淑一》（常见版本两个，一为劫夫曲，另一为赵开生曲）便成了通用的“追悼”哀乐。毛泽东这首词中有烈士上天后“吴刚捧出桂花酒”的句子，于是说起某人在武斗中被打死时，便有“喝桂花酒去了”的戏谑说法。
　　《西江月·井冈山》（比较流行的为晨耕作曲的版本）也是一首被广泛用于武斗的“毛主席诗词歌曲”。常常是一派群众组织被另一派包围后，就会在广播中反复播放这首歌，以示“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英雄气概。
　　《七绝·庐山仙人洞》曲调抒情，一些人喜欢其中“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所表达的意境，能使人在面临困境时得到鼓舞。
　　造反歌《鬼见愁》，歌里有“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句子，因此为那些没有“好出身”或在政治运动中背黑锅、受株连、受歧视的人推崇，引为自己的身份认证。
　　《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任红举词，时乐蒙曲），有“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句子，本来表现的是革命受挫时红军战士对毛泽东的想念之情，但它却成了这样一首歌—— 宣泄红卫兵、造反派在受到打击或感到压抑时的苦闷情绪，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鼓舞。
　　“毛主席诗词歌曲”大多曲调抒情、旋律优美，在抒情歌曲几乎被当成“毒草”拔光的时代，“毛主席诗词歌曲”成了抒情歌曲的暗道。“时代歌手”劫夫为所有的毛主席诗词都谱了曲，在群众心目中，这是唯一可以大声地抒发感情的歌。
　　抒情歌曲是那么的少。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访中国，创作了《怀念中国》，“情有独钟”地获准公开，结果，它成了广为流传的国外抒情独苗。
　　生于一九六八年的荆方记述了一件事：
　　四年级那年冬天，有一天我做完值日往家走，天已经黑了。宿舍区里很安静，各家各户的窗户透出点点灯光洒在路上。
　　走着走着，我突然听到一缕小提琴声，若有若无地飘过来。琴声很微弱，但我听得很清晰，那旋律犹如天籁，是年少的我无法形容的优美，我听得痴了。
　　正听着，我感觉一颗雪花落在鼻尖上，一抬头，发现一束昏黄的灯光从三楼轻泻下来，音乐的声音也变大了。原来，是楼上打开了窗户。他没有惊动我这个小知音，只体贴地想让我听得更清楚。我们两个，就这样一个楼上一个楼下，默契地陶醉在雪夜里。
　　后来，我利用各种渠道寻找那首不知名的曲子，后来知道，它的名字叫《红太阳的光辉把炉台照亮》（陈钢编曲）。
　　这是一种更久远的移情：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又备受歧视，他和几个同乡聚在一处，突然一起唱起了《北京颂歌》（洪源词，田光、傅晶曲）：“啊北京啊北京，祖国的心脏，胜利的保证……”一支久违的“文革”老歌。
　　还有更匪夷所思的，阿拉腾奥勒作曲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旋律，出现在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电视连续剧《包青天》中，成为其《屠龙记》一集中的背景音乐。
　　一位“文革”听众这样描述《远飞的大雁》（词作者不详，藏族民歌原曲）给他的感受：它那淡淡的忧愁，在那战斗的岁月里，给人无限的遐想。从“文革”到现在，每次想起这首歌，我的脑海里便出现一幅图景：暮色蒙蒙，不大的广场中心，一个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孤独地旋转着……小小少年，当然是我，托着腮在远处出神地凝望、遐想，仿佛世间烦恼已不再存在。
　　老出版家、翻译家陈原在多年后曾动情地回忆说：“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那首由那时的‘知己’作曲家谱的小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首歌真情，朴素，优雅……在那动乱的十年间，这首充满激情的短歌，伴我度过多少个迷惘的黄昏啊！”
　　“文革”是一场浩劫，但它也不是感情的沙漠。它能让巴金听了《东方红》就发抖，让许多老同志一听样板戏就犯心脏病，但也让许多更普通的人，听了其中一些旋律优美的歌，勾起了心底的美好情绪。
　　尽管颂歌铺天盖地，但只有其中很少一部分流行了。这种流行，取决于群众的选择。
　　只要稍稍探究一下就会发现，广为流行的毛主席颂歌，大量脱胎于各民族民歌，或者出自音乐大家的手笔。《红太阳照边疆》（韩允浩词，金凤浩曲）是朝鲜族韵律；《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佘吐肯词，祝恒谦曲）源于锡伯族古曲；《远飞的大雁》、《北京的金山上》（马倬词）是藏族旋律；《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集体词，阿拉腾勒奥曲）是蒙古族风味，《万岁，毛主席》（集体词，吕庆庚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的心坎里》（新疆军区创作组词曲）是维吾尔族曲调……它们之所以广为流传，并不是出于歌词的力量，而是源于音乐的魅力，是民歌力量在畸形年代的延续。不是词，而是曲，是传统，是时间沉淀，是民族和历史的分量，继续在感染着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