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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对他书写的“疼痛”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其实并不想让人以为他是“苦难的言说者”或是“历史的审判者”
自1991年发表处女作《孤岛》以来至今，在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因为更倾向用文字揭示人生的负面元素，比如其中存在的各种困境和欠缺，作家毕飞宇一直被认为很擅长书写各式各样的“疼痛”。他自己也曾经用“疼痛”二字概括自己所有小说的共性。一直以来，“疼痛”都是读者解读毕飞宇及其作品不可忽视的关键词。
毕飞宇对他书写的“疼痛”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其实并不想让人以为他是“苦难的言说者”或是“历史的审判者”。在近期出版的记录自己童年往事的非虚构新作《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毕飞宇摆明自己的立场，他作为一个在“文革”中长大的孩子，却用了轻快的笔调写出自己因为懵懂竟而欢天喜地的童年，用反差来体现对那个时代的悲悯情怀——这是毕飞宇在以往“疼痛”书写上新的突破，“不想让人落泪了，要有更加成熟和清醒的立场”。
毕飞宇承认自己的悲观主义，但他强调自己是“清醒的悲观主义”。到底是怎样的经历让他擅长用“疼痛”的悲观主义的眼光去关注生活？他所谓的“清醒的悲观主义”又是什么？
没有故乡，没有姓氏
对毕飞宇而言，自己之所以拥有一个敏感的身心，“与自己在苏北农村的童年生活有关”。他身为教师的父母在“文革”动乱被下放到农村，毕飞宇从此便开始了一段“疼痛”的生活。
那是1969年，5岁的毕飞宇离开了出生地杨家庄，跟随父母到了一个叫“陆王”的村子。在陆王村，一位比毕飞宇大七八岁的邻居看到了他家里的城镇居民粮油供应本后，告诉了他一个秘密：他是城镇户口，和杨家庄和陆王村都没关系。本来就认为自己已经背井离乡的毕飞宇才知道连他的出生地都不是他的故乡，经真相这么一敲，“连泥土都掉光”。
1975年，在陆王村生活了7年后，父母的工作又调动，一家人又去了中堡镇，再过了4年，他们离开中堡，去了兴化县。到兴化时，毕飞宇已成长为15岁的少年，父亲告诉他“我们回老家了”。可兴化的“老家”，却显得陌生又奇怪。“我的家居然还有代号：201、203，每一床被子和每一个枕头上都有鲜红的‘人民公社’。到了吃饭的时候，所有人都拿起碗，穿越大街，去一家机关食堂”。这里毫无故乡的亲切感。
毕飞宇回忆那时候自己就像一名“老家”的“新客”。而“新客”的感受是忧伤的，毕飞宇开始想念他童年呆过的地方，“我想念我的‘杨家庄’，想念我的‘陆王村’，想念我的‘中堡镇’，我坚定了一个想法，我有过故乡，只不过命运把它们切开了。”15岁的少年毕飞宇在这些思绪中一下子“老了”。
和所有小孩一样，毕飞宇知道自己父亲的名字比使用“爸爸”的称谓来得晚了很多。他还记得很小的时候，一群人闯进家里带走了父亲，他自己一个人走出门，发现附近学校的操场上站满了人，他们大声喊着“打倒毕明”。毕飞宇凑近了看，遇见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看到他就问，晓得毕明是哪一个？毕飞宇说，不晓得。老太太说，毕明就是你爸爸。再长大一些，毕飞宇在家里偶然看到了父亲多年未用的私章，隶体朱文写着“陆承渊”，才被告知父亲曾是名养子，收养他的人家姓“陆”，后来才改叫毕明。
无论是“陆”，还是“毕”，都不是毕飞宇原来的姓氏。原来姓什么，连他父亲也说不清楚了。这就是毕飞宇认为自己没有故乡、没有姓氏的由来。小时候的毕飞宇觉得自己和“汉奸”差不多，注定一生漂泊，难以认祖归宗。
将“疼痛”的书写融入现实生活
事实上，人的一生都在弄清楚两件事情，“从哪来”和“到哪去”。而这样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毕飞宇，在闲暇的时候，内心很复杂，有着许许多多的猜想，这恰恰给了他无限的灵感和绝妙的笔触。这种经历就像一种预示，他只能成为作家或诗人。
“命运让我这样，我就这样了。”毕飞宇说。
毕飞宇告诉《方圆》记者，漂泊感对他最大的影响，首先是他对语言的敏感。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方言进入另一种方言，少年的身心由是布满了探测周围的敏感神经，他的大地是“色彩的”大地，是“声音的”大地。“这声音很奇怪，你不能听，你一听它就没了，你不听它又来了。泥土在开裂，庄稼在抽穗，流水在浇灌，这些都是声音，像交头接耳，鬼鬼祟祟又坦坦荡荡。无数细碎的摩擦，波谷在流淌，从天的这一头一直滚到天的那一头”。所以作家迟子建曾说“毕飞宇的小说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灵光闪烁的”，可见他语言节奏的感染力。
然而，与其说毕飞宇是一个“热爱疼痛”的人，不如说“在艺术和小说认识方面，他对悲剧特别热爱”更可信，因为这符合拥有敏感身心的毕飞宇的气质。大学时期，毕飞宇读到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的一句“任何艺术，到了悲剧之后，就往下走了”，从那开始，毕飞宇与“悲剧”气质相投。他说，书写“疼痛”需要具备的，正是作家的身心和气质。
毕飞宇还记得，真正把自己的生活同写作捆在一起，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最后一个夏季。大学毕业的他，一个人来到南京一所偏僻学校里任教，除了上课、踢球，“23岁的年轻人还没有能力处理无穷无尽的时光和无穷无尽的精力”，到了晚上，别人都睡了，他拿起笔趴在床上写到凌晨，直到《孤岛》诞生，发表在了《花城》1991年的第一期上。
写完《孤岛》，毕飞宇住进了医院，“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了点滴”。“《孤岛》我今天并不满意，可我依然喜爱它，因为它寄托了我的那个夏季……它使我明确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的写作既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又不仅仅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我指的是理想”。
从那开始，“疼痛”的主题如影随形。在《孤岛》中，毕飞宇写了一个封闭小岛上的“疼痛”。“小岛没有变成一个乌托邦、一个新的桃花源，相反，却充满了人与人的争斗、残杀、欺诈”。评论家汪政看出，毕飞宇从《孤岛》开始，“就带有现代人对社会结构演进的判断，有着明确的当下指向”。可见，毕飞宇的“疼痛”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结合的。
自1991年发表处女作《孤岛》以来至今，在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因为更倾向用文字揭示人生的负面元素，比如其中存在的各种困境和欠缺，作家毕飞宇一直被认为很擅长书写各式各样的“疼痛”。他自己也曾经用“疼痛”二字概括自己所有小说的共性。一直以来，“疼痛”都是读者解读毕飞宇及其作品不可忽视的关键词。
毕飞宇对他书写的“疼痛”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其实并不想让人以为他是“苦难的言说者”或是“历史的审判者”。在近期出版的记录自己童年往事的非虚构新作《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毕飞宇摆明自己的立场，他作为一个在“文革”中长大的孩子，却用了轻快的笔调写出自己因为懵懂竟而欢天喜地的童年，用反差来体现对那个时代的悲悯情怀——这是毕飞宇在以往“疼痛”书写上新的突破，“不想让人落泪了，要有更加成熟和清醒的立场”。
毕飞宇承认自己的悲观主义，但他强调自己是“清醒的悲观主义”。到底是怎样的经历让他擅长用“疼痛”的悲观主义的眼光去关注生活？他所谓的“清醒的悲观主义”又是什么？
没有故乡，没有姓氏
对毕飞宇而言，自己之所以拥有一个敏感的身心，“与自己在苏北农村的童年生活有关”。他身为教师的父母在“文革”动乱被下放到农村，毕飞宇从此便开始了一段“疼痛”的生活。
那是1969年，5岁的毕飞宇离开了出生地杨家庄，跟随父母到了一个叫“陆王”的村子。在陆王村，一位比毕飞宇大七八岁的邻居看到了他家里的城镇居民粮油供应本后，告诉了他一个秘密：他是城镇户口，和杨家庄和陆王村都没关系。本来就认为自己已经背井离乡的毕飞宇才知道连他的出生地都不是他的故乡，经真相这么一敲，“连泥土都掉光”。
1975年，在陆王村生活了7年后，父母的工作又调动，一家人又去了中堡镇，再过了4年，他们离开中堡，去了兴化县。到兴化时，毕飞宇已成长为15岁的少年，父亲告诉他“我们回老家了”。可兴化的“老家”，却显得陌生又奇怪。“我的家居然还有代号：201、203，每一床被子和每一个枕头上都有鲜红的‘人民公社’。到了吃饭的时候，所有人都拿起碗，穿越大街，去一家机关食堂”。这里毫无故乡的亲切感。
毕飞宇回忆那时候自己就像一名“老家”的“新客”。而“新客”的感受是忧伤的，毕飞宇开始想念他童年呆过的地方，“我想念我的‘杨家庄’，想念我的‘陆王村’，想念我的‘中堡镇’，我坚定了一个想法，我有过故乡，只不过命运把它们切开了。”15岁的少年毕飞宇在这些思绪中一下子“老了”。
和所有小孩一样，毕飞宇知道自己父亲的名字比使用“爸爸”的称谓来得晚了很多。他还记得很小的时候，一群人闯进家里带走了父亲，他自己一个人走出门，发现附近学校的操场上站满了人，他们大声喊着“打倒毕明”。毕飞宇凑近了看，遇见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看到他就问，晓得毕明是哪一个？毕飞宇说，不晓得。老太太说，毕明就是你爸爸。再长大一些，毕飞宇在家里偶然看到了父亲多年未用的私章，隶体朱文写着“陆承渊”，才被告知父亲曾是名养子，收养他的人家姓“陆”，后来才改叫毕明。
无论是“陆”，还是“毕”，都不是毕飞宇原来的姓氏。原来姓什么，连他父亲也说不清楚了。这就是毕飞宇认为自己没有故乡、没有姓氏的由来。小时候的毕飞宇觉得自己和“汉奸”差不多，注定一生漂泊，难以认祖归宗。
将“疼痛”的书写融入现实生活
事实上，人的一生都在弄清楚两件事情，“从哪来”和“到哪去”。而这样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毕飞宇，在闲暇的时候，内心很复杂，有着许许多多的猜想，这恰恰给了他无限的灵感和绝妙的笔触。这种经历就像一种预示，他只能成为作家或诗人。
“命运让我这样，我就这样了。”毕飞宇说。
毕飞宇告诉《方圆》记者，漂泊感对他最大的影响，首先是他对语言的敏感。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方言进入另一种方言，少年的身心由是布满了探测周围的敏感神经，他的大地是“色彩的”大地，是“声音的”大地。“这声音很奇怪，你不能听，你一听它就没了，你不听它又来了。泥土在开裂，庄稼在抽穗，流水在浇灌，这些都是声音，像交头接耳，鬼鬼祟祟又坦坦荡荡。无数细碎的摩擦，波谷在流淌，从天的这一头一直滚到天的那一头”。所以作家迟子建曾说“毕飞宇的小说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灵光闪烁的”，可见他语言节奏的感染力。
然而，与其说毕飞宇是一个“热爱疼痛”的人，不如说“在艺术和小说认识方面，他对悲剧特别热爱”更可信，因为这符合拥有敏感身心的毕飞宇的气质。大学时期，毕飞宇读到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的一句“任何艺术，到了悲剧之后，就往下走了”，从那开始，毕飞宇与“悲剧”气质相投。他说，书写“疼痛”需要具备的，正是作家的身心和气质。
毕飞宇还记得，真正把自己的生活同写作捆在一起，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最后一个夏季。大学毕业的他，一个人来到南京一所偏僻学校里任教，除了上课、踢球，“23岁的年轻人还没有能力处理无穷无尽的时光和无穷无尽的精力”，到了晚上，别人都睡了，他拿起笔趴在床上写到凌晨，直到《孤岛》诞生，发表在了《花城》1991年的第一期上。
写完《孤岛》，毕飞宇住进了医院，“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了点滴”。“《孤岛》我今天并不满意，可我依然喜爱它，因为它寄托了我的那个夏季……它使我明确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的写作既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又不仅仅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我指的是理想”。
从那开始，“疼痛”的主题如影随形。在《孤岛》中，毕飞宇写了一个封闭小岛上的“疼痛”。“小岛没有变成一个乌托邦、一个新的桃花源，相反，却充满了人与人的争斗、残杀、欺诈”。评论家汪政看出，毕飞宇从《孤岛》开始，“就带有现代人对社会结构演进的判断，有着明确的当下指向”。可见，毕飞宇的“疼痛”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结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