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策执行的科学性直接影响着政策目标的实现。过渡时期总政策执行过快、过急致使总政策目标未能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政策的科学制定和当前的小康社会建设。通过分析过渡时期总政策执行失误的政策原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各项政策的科学制定和有效执行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过渡时期总政策 执行失误 科学性
　　
　　过渡时期总政策的历史意义
　　理论联系实际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途径,政策是实现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一项科学、有效的政策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也需要遵循政策科学自身的内在规律性要求。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党在过渡时期总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党在这一时期制定其他各项具体政策的依据。过渡时期总政策在执行阶段出现过快、过急的缺憾,已是党和广大人民的共识。从政策科学的视角探析这一缺憾的原因及后果,增强政策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观念意识,对当前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总政策执行风波
　　党过渡时期的总政策认为过渡时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经过三年的国家经济恢复之后,再“大约经过15年(1953年到1967年)左右”,我国就能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国家。从实践中看,18年完成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实现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还远远不够。实际上,一场风波的掀起,使我国的过渡时期前后经历了不到7年的时间,比党在制定总政策时所预测的时间还要短了许多。
　　源起: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反右倾批判。总政策执行是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的。自1951年9月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以后,作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形式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合作社作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互助合作组织,既能发挥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又能够体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比较适合建国初期的社会发展需要。但是,由于发展速度较快,相当一部分地区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急需整顿和提高。遗憾的是,党在整顿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作出了我国农业合作化可以发展更快一些的判断。并且,毛泽东指责党内某些领导同志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把党内领导人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不同意见,归结为阶级立场的不同,在全国掀起了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右倾思想的热潮,使许多省份违背实际提出了要提前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划。
　　反应: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加速。从建国初期到党颁布实施过渡时期总政策之时,个体手工业合作化生产经营已经在实践中初显成效。随着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主义”思想的批判,对手工业的改造也出现了盲目追求速度的倾向。1956年底,手工业合作社(组)达到99100个,社(组)员1万人,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2%。手工业由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转变基本完成。①同样,农业改造高潮的推动,割断了私营工商业与农民的联系,使其生产和经营陷入困境,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创造的政治环境,也使私营工商业者的企业管理工作难以为继,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后果:背离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也反过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重温党的过渡时期总政策,可以看出它的政策目标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目标,即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的发展目标,即完成三大改造、消灭私有制。相关数据显示,1957年全国社会总产值达到1606亿元,工业总产值704亿元,所占比重上升到43.8%,其中重工业总产值317亿元,所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到45%。②应该说,总政策的执行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但是,国家工业化的政策目标远远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这就出现了生产关系的变革速度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直接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例如,社会产品供应短缺、质量下降、价格上涨,“地下工厂”滋生蔓延。
　　总政策执行失误分析
　　党历来重视政策执行,并对政策执行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但是,重视政策执行不能等同于政策的有效执行。政策的有效执行不仅要求政策制定者充分重视,还要求在执行过程中遵循一定的科学性。
　　政策问题建构的偏差。过渡时期总政策把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建构为所要解决的问题,忽视了私有制经济形态在我国过渡时期存在、发展、消亡的过程特点,使政策主体产生了错误的逻辑认识,潜伏了急于消灭私有制的危险。尽管总政策的制定初衷是建设与改造并举,把发展生产力与消灭私有制作为同等重要的历史任务,尽管在总政策中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具体政策措施,但由于政策问题建构存在偏差,难以避免顾此失彼,使总政策执行一波三折。
　　政策宣传的误区。政策宣传是政策执行的必要准备。“只有通过宣传使广大社会成员理解政策的制定依据、政策目标和政策方案的执行步骤,才能为政策的执行奠定坚实的群众思想基础,才有可能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政策时,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确保私有财产”等思想观点。1953年12月中宣部的《学习与宣传提纲》中也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③党曾形象地把过渡时期总政策比喻为鸟的“一体两翼”,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所以,总政策的“三改”是为“一化”提供保障的,是为了适应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需要。而这项政策的宣传中却在某种程度上加大渲染了“三改”的力度,形成了喧宾夺主之势。倾向性的失误,使政策执行者产生了曲解,使其在政策执行中忽视其过程和方式,盲目追求最终结果。
　　政策执行反馈失效。政策执行者通过政策执行的信息反馈,可以随时了解政策执行的情况,及时发现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保证整个执行活动的顺利进行,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总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对“右倾”思想的严厉批判,形成了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使政策执行的信息反馈处于失效状态,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不仅不能及时反馈、及时解决,反而助长了党内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成为日后形成浮夸风、报喜不报忧的历史源头。
　　总政策执行的现实借鉴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与尊重政策科学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强调,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④。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领导我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而党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
　　注意把握理论原则性与政策具体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明确的,但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多样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的政策多样性的统一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才能解决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社会问题、把握社会的根本发展方向。过渡时期总政策执行失误的理论原因就在于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教条化,忽视了对理论原则性的把握。党的政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载体,无论以何种形式去应对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都必须坚持把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各项政策的出发点。
　　完善理论建设与制度建设的同步一致性。从政策科学的层面分析,过渡时期总政策执行过快、过急致使政策目标没有实现,这必然导致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重中之重,也必然要磨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使之相互协调。这样,制度建设源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党的领导下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而理论建设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空缺: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再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上的衔接?理论建设与制度建设协调一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统一全体社会成员思想认识的关键点。只有这样,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的具体政策才能避免流于形式,真正得到贯彻落实。(作者单位:河南职工医学院)
　　
　　注释
　　①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64～465、303页。
　　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0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