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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大师辈出，各领风骚。蔡元培（1868-1940）是新文化运动先驱，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胡愈之（1896-1986）是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和文化名人，堪称近现代文化出版事业的“佘太君”。在風云变幻、思想激荡的年代里，他们无疑是“执着火炬而不断前进”的时代路标。
一、推动文字改革——矢志“为大众”的人生理想
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广泛交流和民主大众意识全面觉醒，汉字笔划繁多、难写、难读的缺点，阻碍了文化进一步传播。“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胡适语）“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字改革被认为是启发民智、为大众夺得话语权、促进中西方交流的重要方式，受到进步知识分子重视。
蔡元培和胡愈之呼吁创立一种易为大众所接受的文字系统，积极倡导和推动文字改革。1912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在中央临时教育会议中提出“采用注音字母案”（也称国语字母第一式），并聘请吴稚晖主持文字改革工作。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当时的苏联政府为在远东10万华工中扫除文盲，开始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创制拉丁化新文字，掀起被列宁誉为“东方伟大的革命”的文字拉丁化运动。
拉丁化新文字介绍到中国，受到蔡元培、胡愈之等知名人士热情响应。1928年,蔡元培任大学院（原教育院）院长，公布国语罗马字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中国广义的拉丁化文字运动从此开始。胡愈之认为，普及知识、增进中西交流，首先要解决汉字难学写难读的问题，让汉字“说得出，就写得来”。1934年9月，胡愈之发表《怎样打到方块字》，副题为《提倡“写别字”和实行“词儿连写”》。他在文中说，写别字，原则是“只认声音，不认形态”，只要用声（而且也不分四声），形态上写成什么字都可以。词儿连写，则是把组成词的各个方块字连着写，而词与词之间各有间隔，不相连排。
1935年12月，由蔡元培领衔，胡愈之等文教界知名人士在上海成立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发布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中提到：“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个地方言的独裁的新文字。”“我们希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毛泽东看到这个《意见》，1936年9月22日写信给蔡元培，表示极大赞赏和支持：“20年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持续30年左右，拉丁化新文字的一些特点被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采纳。
蔡元培晚年旅居香港，仍十分关心文字改革。1939年8月，年逾七旬的蔡元培担任香港新文字学会理事会名誉理事长。蔡元培逝世后，胡愈之一直在推动这项未竟事业，开启着汉字简化时代。1954年3月17日，胡愈之任总编辑的《光明日报》创办《文字改革》双周刊；同年12月，国务院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胡愈之任副主任委员。后来，胡愈之还兼任国家语文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顾问，一直推动《汉语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简化字总表》等公布，为中国文字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传播世界语——追求人类的安宁平和
构建新的民族文化语言，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课题。文字改革运动的大众化、拼音化、拉丁化主张，与世界语的特点和理想相通。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和世界语运动是同时代的产物，“世界语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拉丁语”（列宁语）。作为中国世界语的先驱，胡愈之与蔡元培一样，一生都在追求“从语言的统一，以求得人类的安宁与平和”的理想。
世界语是源于印欧语系的人造语，它吸收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合理因素，简便易学。创始人柴门霍夫把它取名为Esperanto，意为“希望”，期冀这种国际辅助语能增进民族间的了解和友谊，带给世界“新的希望”。
蔡元培认为中国与世界沟通，“以世界语为最善”。1907年，蔡元培在德国自学世界语。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曾下令全国师范学校把世界语列为选修课，使传入中国不久的世界语取得合法地位。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孙国璋在北大教授世界语。胡愈之受同乡前辈蔡元培影响，1913年作为浙江上虞春晖学堂“进修生”，从读于蔡元培的同学和连襟薛朗轩校长门下时，就以“函授”方式学习世界语。1917年1月，胡愈之撰写《世界语发达之现势》一文，系统介绍世界语的发生史，倡导普及世界语。
随着“五四”新思潮的传播，秉承平等、进步理念的世界语，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1920年，胡愈之等发起成立上海世界语学会。1921年第7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议，通过由蔡元培提出的“将世界语列为师范学校课程的议案”，后来，蔡元培等成立北京大学世界语研究会，创办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
1921年，前苏联著名盲诗人、进步作家爱罗先珂流亡到上海。日本世界语工作者写信给上海世界语学会负责人胡愈之，要他给予照顾。经胡愈之与鲁迅共同介绍，蔡元培聘爱罗先珂任北大世界语教授。1924年8月，蔡元培出席奥地利维也纳第16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深感“世界语是促进世界大同的有力工具”，“中国人用世界语，可以促进中西民族的互相了解。”回国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成立世界语编译委员会，翻译出版世界语书籍。
蔡元培为世界语在中国的初期传播作出重要贡献，而胡愈之陪伴世界语70多年，是世界语在中国“最持之以恒的推动者”。1950年，胡愈之倡议创办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对外介绍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51年3月，成立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在逝世前，胡愈之一直担任该协会理事长。1984年，在加拿大温哥华的第69届世界语国际大会上，胡愈之被国际世协授予最高荣誉称号——名誉监事。世界语学者李文说：“胡愈之毕生热爱世界语事业，为中国和国际的世界语运动，真是呕心沥血，奋斗终生……将永远在中国和国际的世界语运动史上发出灿烂的光芒。”
三、倡导妇女解放——推动“人的发现和觉醒”
在新文化运动中，“人的发现和觉醒”是个重要特点。在以妇女解放为先进思想的“人的发现和觉醒”过程中，蔡元培和胡愈之都是启蒙者和积极推动者。
蔡元培“素来主张男女平等”。早在1900年，有朋友劝他续娶时，蔡元培就提出五项条件：“女子须不缠足；须识字；男子不娶妾；男死后，女可在嫁；夫妇若不相合，可离婚。”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掀开妇女争取教育权序幕。他认为，“改良男女的关系，必须有一个养成良好习惯的地方，我以为最好的地方是学校了。”1913年，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提出，“男子与女子同系国民，权利与义务，应当平等”；同年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初等小学校，可以男女同校”，开创了中国小学男女合校之先河。
女子可在小学与男子同校，便向高等学校提出开“女禁”的问题。1919年底，复职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就男女同校问题答上海《中华新报》记者，他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理由拒绝。三言两语，智巧地破除了“女禁”的传统束缚。于是，1920年就有9位女生在北大旁听，大学男女同校的先河由此开端，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一件大事。
蔡元培的妇女解放观，或侧重保障妇女教育权益。胡愈之则认为:“今日妇女运动的任务是与整个社会改革、民族解放的任务直接地连接起来的。”十分重视妇女在人类社会和推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1920年8月，胡愈之与周作人等组织成立妇女问题研究会，并发表“五四”时期妇女运动的著名文献——《妇女问题研究宣言》,阐述妇女争取政治经济自由与争取独立解放、争取人类解放之间的关系，“在占人类半数的女性，人格尚不被正确的认识，尚不能获得充分的自由，不能参与文化的事业以前，人类无论怎样的进化，总是偏枯的人类。”
1936年，胡愈之、邹韬奋等利用生活书店，帮助沈兹久出版《妇女生活》杂志，宣传抗日救亡、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思想。1941年，沈兹久来到新加坡，協助胡愈之开展抗日宣传，两人志同道合，结为伉俪。在新加坡这段时间，胡愈之创办的《南洋商报》副刊上开辟《妇女周刊》，由沈兹九主编，号召妇女界联合起来，坚持团结抗战、民主进步，反对分裂投降、专制倒退。
四、出版《鲁迅全集》——创造出版界奇迹
鲁迅在文化界进步人士中享有极高声望。蔡元培和胡愈之都与鲁迅有着至深交往和感情。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蔡元培就与宋庆龄、胡愈之等人成立鲁迅纪念委员会，筹划出版《鲁迅全集》。
蔡元培曾与商务印书馆联系出版事宜，但因商务印书馆内迁，这事就搁置下来。后来，许广平就与纪念委员会商量，决定由胡愈之创办的秘密出版机构“复社”组织出版。当时，鲁迅的许多著作被禁止，要在“孤岛”上海完整、公开地出版《鲁迅全集》不太可能。鉴于蔡元培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声望，胡愈之便想：假如请蔡元培题签“鲁迅全集”四个字，当局就不敢干扰了。于是，１９３８年4月下旬，胡愈之带着样书从上海来到香港，把出版计划向蔡元培和宋庆龄报告，征得他们支持。蔡元培当即挥笔写了“鲁迅全集”四个字，并写了《序言》，称鲁迅为“新文学的开山”。
为解决出版资金问题，胡愈之又提出设想：先预约发行廉价普通本，再出版需预付100元一套的精制纪念本。蔡元培和宋庆龄表示支持，一起发表《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庆龄为向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的通函》和《鲁迅全集募集纪念本定户启事》，共同推销这本书。
胡愈之把蔡元培的题字拍成照片，印在预约券上销售，靠这笔预付款，印行普通本和纪念本。1938年６月15日，20册的第一部《鲁迅全集》普通本出版，精装本8月1日出版。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说：“六百余万言之全集，竟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鲁迅全集》的出版发行，在敌人重重包围中竖起爱国、革命、进步文化的旗帜，广泛团结了各界抗日救亡人士和群众。
五、参加民主革命——着眼民族的根本利益
蔡元培“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但以国民党元老身份涉足政界，是著名的民主主义者。蔡元培政治态度的变化和始终坚守的爱国、民主理念，胡愈之是一个重要见证者。
1926年，蔡元培回国，一度出任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他曾主持通过国民党“清党”文告，提出“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妄称共产党人阴谋从内夺取政权，指使发动武装在上海开始血腥大屠杀，制造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的胡愈之，目睹惨状，奋笔疾书“抗议书”，并征集郑振铎、章锡琛、吴觉农等7人签名，4月14日寄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同时在15日的《商报》上发表，表达对国民党反革命屠杀行动的愤慨。这一行动，后来被周恩来称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蔡元培选择的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路，与共产党的这一“过节”，是他“改良主义”思想的反映。蔡元培“清党”的本意，无非是国共两党分家，并试图以“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全然没料到蒋介石大开杀戒，酿成惨祸。蔡元培是个忠厚长者，不忍戕害和杀戮青年，但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其所能，保护青年。于是，当有人向他告密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朱宜权是共产党员，他立即派亲信通知朱宜权离开上海。后来，也是在蔡元培的影响下，浙江在“清党”期间，成立特别法庭和反省院，防止“随便杀人”。
由于蔡元培与蒋介石之间民主与独裁的矛盾，蒋介石对蔡元培实施排挤和打击报复。此后，蔡元培虽然留在“体制内”，但在政治立场上则属于国民党内进步的爱国民主党派人士，政治活动超越狭隘党派利益，主要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1932年12月，蔡元培与宋庆龄、胡愈之、林语堂等联名发表《中国民权保障宣言》，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同盟所针对的就是国民党压制民主、蹂躏人权的黑暗现实，实质性工作是营救被当局被捕的政治犯。同盟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营救活动。如1933年5月，“左翼”作家丁玲遭国民党特务逮捕，绑架至南京。蔡元培、胡愈之、邹韬奋等38人联名，向南京政府交涉，要求“量予释放”。
“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周恩来语）。抗日战争爆发后，病体羸弱的蔡元培依然坚持用他的威望呼吁世人谴责日寇、一致对外。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蔡元培、胡愈之都担任理事，并创办《救亡日报》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9年7月，蔡元培被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推选为第二届名誉主席，同年12月，他用《满江红》词调为中国分会撰写会歌，对抗战事业充满必胜信念：“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赢诎。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胡愈之闻此噩耗，撰写《我所见的蔡元培先生》一文表达深切缅怀和敬仰之情：“在过去数十年间，在思想文化界执着火炬而不断前进的有几个？”“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以及‘为人生而艺术’，这是五四时代所展开的启蒙运动，而其中最伟大的导师与保护者，却是蔡先生。”“他为民主自由而斗争，为科学思想而斗争，是没有一个时期懈怠过的……都证明蔡先生不是一个空想家，而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思想家。”
一、推动文字改革——矢志“为大众”的人生理想
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广泛交流和民主大众意识全面觉醒，汉字笔划繁多、难写、难读的缺点，阻碍了文化进一步传播。“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胡适语）“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字改革被认为是启发民智、为大众夺得话语权、促进中西方交流的重要方式，受到进步知识分子重视。
蔡元培和胡愈之呼吁创立一种易为大众所接受的文字系统，积极倡导和推动文字改革。1912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在中央临时教育会议中提出“采用注音字母案”（也称国语字母第一式），并聘请吴稚晖主持文字改革工作。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当时的苏联政府为在远东10万华工中扫除文盲，开始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创制拉丁化新文字，掀起被列宁誉为“东方伟大的革命”的文字拉丁化运动。
拉丁化新文字介绍到中国，受到蔡元培、胡愈之等知名人士热情响应。1928年,蔡元培任大学院（原教育院）院长，公布国语罗马字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中国广义的拉丁化文字运动从此开始。胡愈之认为，普及知识、增进中西交流，首先要解决汉字难学写难读的问题，让汉字“说得出，就写得来”。1934年9月，胡愈之发表《怎样打到方块字》，副题为《提倡“写别字”和实行“词儿连写”》。他在文中说，写别字，原则是“只认声音，不认形态”，只要用声（而且也不分四声），形态上写成什么字都可以。词儿连写，则是把组成词的各个方块字连着写，而词与词之间各有间隔，不相连排。
1935年12月，由蔡元培领衔，胡愈之等文教界知名人士在上海成立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发布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中提到：“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个地方言的独裁的新文字。”“我们希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毛泽东看到这个《意见》，1936年9月22日写信给蔡元培，表示极大赞赏和支持：“20年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持续30年左右，拉丁化新文字的一些特点被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采纳。
蔡元培晚年旅居香港，仍十分关心文字改革。1939年8月，年逾七旬的蔡元培担任香港新文字学会理事会名誉理事长。蔡元培逝世后，胡愈之一直在推动这项未竟事业，开启着汉字简化时代。1954年3月17日，胡愈之任总编辑的《光明日报》创办《文字改革》双周刊；同年12月，国务院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胡愈之任副主任委员。后来，胡愈之还兼任国家语文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顾问，一直推动《汉语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简化字总表》等公布，为中国文字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传播世界语——追求人类的安宁平和
构建新的民族文化语言，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课题。文字改革运动的大众化、拼音化、拉丁化主张，与世界语的特点和理想相通。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和世界语运动是同时代的产物，“世界语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拉丁语”（列宁语）。作为中国世界语的先驱，胡愈之与蔡元培一样，一生都在追求“从语言的统一，以求得人类的安宁与平和”的理想。
世界语是源于印欧语系的人造语，它吸收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合理因素，简便易学。创始人柴门霍夫把它取名为Esperanto，意为“希望”，期冀这种国际辅助语能增进民族间的了解和友谊，带给世界“新的希望”。
蔡元培认为中国与世界沟通，“以世界语为最善”。1907年，蔡元培在德国自学世界语。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曾下令全国师范学校把世界语列为选修课，使传入中国不久的世界语取得合法地位。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孙国璋在北大教授世界语。胡愈之受同乡前辈蔡元培影响，1913年作为浙江上虞春晖学堂“进修生”，从读于蔡元培的同学和连襟薛朗轩校长门下时，就以“函授”方式学习世界语。1917年1月，胡愈之撰写《世界语发达之现势》一文，系统介绍世界语的发生史，倡导普及世界语。
随着“五四”新思潮的传播，秉承平等、进步理念的世界语，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1920年，胡愈之等发起成立上海世界语学会。1921年第7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议，通过由蔡元培提出的“将世界语列为师范学校课程的议案”，后来，蔡元培等成立北京大学世界语研究会，创办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
1921年，前苏联著名盲诗人、进步作家爱罗先珂流亡到上海。日本世界语工作者写信给上海世界语学会负责人胡愈之，要他给予照顾。经胡愈之与鲁迅共同介绍，蔡元培聘爱罗先珂任北大世界语教授。1924年8月，蔡元培出席奥地利维也纳第16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深感“世界语是促进世界大同的有力工具”，“中国人用世界语，可以促进中西民族的互相了解。”回国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成立世界语编译委员会，翻译出版世界语书籍。
蔡元培为世界语在中国的初期传播作出重要贡献，而胡愈之陪伴世界语70多年，是世界语在中国“最持之以恒的推动者”。1950年，胡愈之倡议创办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对外介绍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51年3月，成立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在逝世前，胡愈之一直担任该协会理事长。1984年，在加拿大温哥华的第69届世界语国际大会上，胡愈之被国际世协授予最高荣誉称号——名誉监事。世界语学者李文说：“胡愈之毕生热爱世界语事业，为中国和国际的世界语运动，真是呕心沥血，奋斗终生……将永远在中国和国际的世界语运动史上发出灿烂的光芒。”
三、倡导妇女解放——推动“人的发现和觉醒”
在新文化运动中，“人的发现和觉醒”是个重要特点。在以妇女解放为先进思想的“人的发现和觉醒”过程中，蔡元培和胡愈之都是启蒙者和积极推动者。
蔡元培“素来主张男女平等”。早在1900年，有朋友劝他续娶时，蔡元培就提出五项条件：“女子须不缠足；须识字；男子不娶妾；男死后，女可在嫁；夫妇若不相合，可离婚。”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掀开妇女争取教育权序幕。他认为，“改良男女的关系，必须有一个养成良好习惯的地方，我以为最好的地方是学校了。”1913年，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提出，“男子与女子同系国民，权利与义务，应当平等”；同年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初等小学校，可以男女同校”，开创了中国小学男女合校之先河。
女子可在小学与男子同校，便向高等学校提出开“女禁”的问题。1919年底，复职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就男女同校问题答上海《中华新报》记者，他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理由拒绝。三言两语，智巧地破除了“女禁”的传统束缚。于是，1920年就有9位女生在北大旁听，大学男女同校的先河由此开端，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一件大事。
蔡元培的妇女解放观，或侧重保障妇女教育权益。胡愈之则认为:“今日妇女运动的任务是与整个社会改革、民族解放的任务直接地连接起来的。”十分重视妇女在人类社会和推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1920年8月，胡愈之与周作人等组织成立妇女问题研究会，并发表“五四”时期妇女运动的著名文献——《妇女问题研究宣言》,阐述妇女争取政治经济自由与争取独立解放、争取人类解放之间的关系，“在占人类半数的女性，人格尚不被正确的认识，尚不能获得充分的自由，不能参与文化的事业以前，人类无论怎样的进化，总是偏枯的人类。”
1936年，胡愈之、邹韬奋等利用生活书店，帮助沈兹久出版《妇女生活》杂志，宣传抗日救亡、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思想。1941年，沈兹久来到新加坡，協助胡愈之开展抗日宣传，两人志同道合，结为伉俪。在新加坡这段时间，胡愈之创办的《南洋商报》副刊上开辟《妇女周刊》，由沈兹九主编，号召妇女界联合起来，坚持团结抗战、民主进步，反对分裂投降、专制倒退。
四、出版《鲁迅全集》——创造出版界奇迹
鲁迅在文化界进步人士中享有极高声望。蔡元培和胡愈之都与鲁迅有着至深交往和感情。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蔡元培就与宋庆龄、胡愈之等人成立鲁迅纪念委员会，筹划出版《鲁迅全集》。
蔡元培曾与商务印书馆联系出版事宜，但因商务印书馆内迁，这事就搁置下来。后来，许广平就与纪念委员会商量，决定由胡愈之创办的秘密出版机构“复社”组织出版。当时，鲁迅的许多著作被禁止，要在“孤岛”上海完整、公开地出版《鲁迅全集》不太可能。鉴于蔡元培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声望，胡愈之便想：假如请蔡元培题签“鲁迅全集”四个字，当局就不敢干扰了。于是，１９３８年4月下旬，胡愈之带着样书从上海来到香港，把出版计划向蔡元培和宋庆龄报告，征得他们支持。蔡元培当即挥笔写了“鲁迅全集”四个字，并写了《序言》，称鲁迅为“新文学的开山”。
为解决出版资金问题，胡愈之又提出设想：先预约发行廉价普通本，再出版需预付100元一套的精制纪念本。蔡元培和宋庆龄表示支持，一起发表《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庆龄为向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的通函》和《鲁迅全集募集纪念本定户启事》，共同推销这本书。
胡愈之把蔡元培的题字拍成照片，印在预约券上销售，靠这笔预付款，印行普通本和纪念本。1938年６月15日，20册的第一部《鲁迅全集》普通本出版，精装本8月1日出版。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说：“六百余万言之全集，竟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鲁迅全集》的出版发行，在敌人重重包围中竖起爱国、革命、进步文化的旗帜，广泛团结了各界抗日救亡人士和群众。
五、参加民主革命——着眼民族的根本利益
蔡元培“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但以国民党元老身份涉足政界，是著名的民主主义者。蔡元培政治态度的变化和始终坚守的爱国、民主理念，胡愈之是一个重要见证者。
1926年，蔡元培回国，一度出任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他曾主持通过国民党“清党”文告，提出“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妄称共产党人阴谋从内夺取政权，指使发动武装在上海开始血腥大屠杀，制造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的胡愈之，目睹惨状，奋笔疾书“抗议书”，并征集郑振铎、章锡琛、吴觉农等7人签名，4月14日寄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同时在15日的《商报》上发表，表达对国民党反革命屠杀行动的愤慨。这一行动，后来被周恩来称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蔡元培选择的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路，与共产党的这一“过节”，是他“改良主义”思想的反映。蔡元培“清党”的本意，无非是国共两党分家，并试图以“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全然没料到蒋介石大开杀戒，酿成惨祸。蔡元培是个忠厚长者，不忍戕害和杀戮青年，但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其所能，保护青年。于是，当有人向他告密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朱宜权是共产党员，他立即派亲信通知朱宜权离开上海。后来，也是在蔡元培的影响下，浙江在“清党”期间，成立特别法庭和反省院，防止“随便杀人”。
由于蔡元培与蒋介石之间民主与独裁的矛盾，蒋介石对蔡元培实施排挤和打击报复。此后，蔡元培虽然留在“体制内”，但在政治立场上则属于国民党内进步的爱国民主党派人士，政治活动超越狭隘党派利益，主要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1932年12月，蔡元培与宋庆龄、胡愈之、林语堂等联名发表《中国民权保障宣言》，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同盟所针对的就是国民党压制民主、蹂躏人权的黑暗现实，实质性工作是营救被当局被捕的政治犯。同盟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营救活动。如1933年5月，“左翼”作家丁玲遭国民党特务逮捕，绑架至南京。蔡元培、胡愈之、邹韬奋等38人联名，向南京政府交涉，要求“量予释放”。
“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周恩来语）。抗日战争爆发后，病体羸弱的蔡元培依然坚持用他的威望呼吁世人谴责日寇、一致对外。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蔡元培、胡愈之都担任理事，并创办《救亡日报》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9年7月，蔡元培被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推选为第二届名誉主席，同年12月，他用《满江红》词调为中国分会撰写会歌，对抗战事业充满必胜信念：“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赢诎。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胡愈之闻此噩耗，撰写《我所见的蔡元培先生》一文表达深切缅怀和敬仰之情：“在过去数十年间，在思想文化界执着火炬而不断前进的有几个？”“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以及‘为人生而艺术’，这是五四时代所展开的启蒙运动，而其中最伟大的导师与保护者，却是蔡先生。”“他为民主自由而斗争，为科学思想而斗争，是没有一个时期懈怠过的……都证明蔡先生不是一个空想家，而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