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2年李樯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被分配进入战友话剧团担任编剧。在话剧团的两年中，他没得到任何和编剧有关的工作内容。1994年，李樯离开了部队，转业回了老家，被分到安阳市文化局，工作内容是写地方戏曲——豫剧。
　　在旁人眼里，文化局工作是个挺好的差事，可是他却说那不是自己想要表达的。工作半年后，他不再去上班，也没辞职，处在一种彷徨中。父母觉得他不务实，好高骛远。
　　他试着说服自己接受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状态，让自己变得麻木，就经常去朋友的茶馆看别人打牌，从早看到晚。和朋友吃饭聊天，人家目标明确：努力赚钱、等待提拔、升官，过更好的物质生活，但这些都不是他关心的内容。
　　他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只觉得通往未来的路断掉了。尽管每天也会看书，但却一直处在沮丧、茫然中。
　　那两年，他也试着写小说和散文，曾给市里的一家杂志投稿，却杳无音讯。这一度让他怀疑自己。后来他和朋友去了杂志社，发现那封信都没撕开。编辑看到文章后，觉得不错。可他心里却有了阴影，他不知道“写得好”这句话里是不是带了很多交易的色彩。后来文章登出来了，可他内心的荣誉感已经被这个过程毁灭了，他再次陷入到虚妄和自我怀疑中。
　　有一天，母亲的老朋友来访。一个近七十岁的老人，骑着自行车，戴着狗皮帽子，把一沓极厚的稿纸递给他，一个八九万字的剧本，全部用毛笔小楷眷写。
　　老人坚信自己的心血定会是个伟大的剧本，之所以找他，因为他是从北京回来的，又在文化局做编剧，一定有非常好的资源，可以帮着把剧本推荐给导演。
　　老人的出现吓到了李樯，他问自己：“老人的现在会不会是自己未来的一种征兆？执著于与想象中的风车斗争，丧失了现实的成功与欢乐。”他恐惧成为那样的人。这也让他下定决心辞职。
　　二
　　1996年，他重回北京，成了真正的北漂，没有房子、没有户口，在一家报社当编辑。但是命运并没有因为他的舍弃或者付出给予他慷慨的回报，反而让他饥寒交迫。
　　近一年的时间，他都在寻找合适的机会进入编剧这个行业。不管是不是自己喜欢的题材，只要有机会就写。一年后，他辞去报社工作，帮人当枪手写过几集电视剧，接过剧本合约写分集提纲，拿到一点预付金后，就没了下文。
　　他曾为一个中医世家写树碑立传的电影剧本，可是剧本写完了，钱却被中间牵线的人骗走。1998年，他的运气低落到极点，一年没赚一分钱，住在一个特别差的房子里。曾去找一个朋友借钱，朋友让他在楼下等，一等几个小时，再没返回……
　　不会电脑，不会外语，除了写之外，他实在没有其他技能，可是现在就连写也让他产生了怀疑。因为没机会让自己觉得行，也没人认为自己行。此时，已经是他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第七个年头，他觉得自己留在北京等于虚度年华。
　　1999年深秋，落魄的他坐上了北京到安阳的临时加车，决定返回老家。因为是临客，所以总是要停下来给其他列车让道，原本七八个小时的路程居然坐了十几个小时。车上几乎都是民工，他突然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我们都是被生活湮没的人。”
　　三
　　尽管现实很残忍，但是他还是心有不甘。这么多年，自己一直以编剧自居，总得有部作品。不管这个作品能不能被拍成电影，他要自己一定去完成它，也算是给自己这么多年来的折腾一个交代。
　　回到安阳后，李樯对父母说：“北京太喧嚣了，我回家是想安静的写东西。”
　　就这样，他开始写起《孔雀》。
　　只是他不承想，就是因为这部他想为自己多年来的“瞎”折腾埋单的剧本，竟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名导演开始向他抛出橄榄枝，顾长卫导演将该剧本搬上了银幕。2005年，电影《孔雀》获得柏林电影节评委会银熊奖。
　　《孔雀》声名鹊起之后，李樯作为编剧才转向职业化。2006年，他开始创作《立春》，花了五个月时间完成剧本，又捧回了诸多桂冠。2013年，由他执笔的剧本《致青春》，又使得赵薇成功转型打入导演界，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
　　有人说，他作品里的角色都是小人物，卑微，经常遭遇挫折，但却怀揣理想，执着，不肯轻易放弃。正如他所说：“生活再不堪、再不容易，如果命运没有安排你死的话，一定是有你活着的意义。”
　　这大概也是他的人生写照。
　　今年，他与许鞍华导演再度联手，即将推出新作《黄金时代》，用他的笔触讲述民国著名女作家萧红短暂而耀眼的一生。对于黄金时代，李樯的理解是“未到来的”和“已逝去的”。
　　对于已逝去的，我想正是他一朝成名前的那段漫长路上所遭遇的痛苦煎熬，就像他后来所说的：“人要有担当痛苦的能力，才能享受幸福。”
　　对于未到来的，我想正是《立春》中所表现的让“每个人仿佛都一夜之间春心荡漾”，就像美国的黄金时代来临时，每个人，不论卑微，都挥着锄头要去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