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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上午，六名“高级军官”闯进了公安局，手持证件，怀揣密令，口口声声要公安局把一起诈骗案的犯罪嫌疑人给“放”了。这些“军官”所属的“国家特殊监督机制”到底是个什么单位
两辆高档轿车，六位“高级军官”，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证件，怀揣“中央首长”密令。事先没打招呼，撇开门岗值勤人员，将车突然地开进了公安局院内，并且点明面见局长。其傲慢无礼之态，专横跋扈之势，明火执仗地“办事程序”，简直绝无仅有。这，究竟演的哪出戏？
近日，山东省兰陵县检察院正在审查起诉一起诈骗案中案。骗子的胆大妄为，令拥有丰富刑事案件经验的办案检察官都有些傻眼了。
六名“高级军官”闯进了公安局
2013年11月5日上午10时，山东省苍山县（现已改名为兰陵县）公安局院内，突然开进两辆悬挂部队牌照的高档轿车。车子一停稳，下来了六位各佩戴高级军衔的军人。这些人头也不抬，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急匆匆就进了办公大楼。
你们局长办公室在哪儿？走在前面佩戴大校军衔的男子一进大厅，就冲着迎上来的值班员喊。面对值班人员的阻拦，一名佩戴大校军衔男子阴沉着脸声称，他们是从北京来的，找蔡局长面谈要事。值班人员一看这阵势，没接着再问，将他们引进了接待室，并通知了局办公室。
在办公室的周政委和局指挥中心李主任两人，出面接见了他们。一见面，大校军衔男子就用一种不容商议的口吻对周政委说：我们是中央警卫局的，带有中央首长密令。今天，必须面见蔡局长。
一番交谈下来，无论周政委和李主任如何盘问，大校军衔男子都拒绝透漏任何信息。振振有词地说涉及国家重要机密，必须当面向蔡局长传达。而且，根据保密法规定，无关人员一律回避。
听对方如此说，周政委很纳闷：这些人级别忒高，态度却蛮横，口气也生硬，不像上面来的领导，何况，他们的办事程序也不符合相关规定。尽管纳闷，周政委还是不失礼貌地请他们先在接待室休息一会儿，好让自己有时间去联系局长。
出了接待室，周政委马上召集了几位局党委委员到他办公室开会，同时，将情况向蔡局长电话作了汇报。接着，又联系了县武装部，要武装部尽快联系军分区，核实有关情况。就在他们开会期间，对方曾两次安排值班人员到周政委办公室，催促他通知蔡局长，快点回来。
11时，县武装部一名副部长来到周政委办公室，说军分区正在向上面反映。正在汇报工作之际，一个佩戴上校军衔的男子突然闯进了周政委办公室，随手亮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证件，要求周政委尽快安排无关人员回避，言辞激烈、态度嚣张。随上校军衔男子进来的，还有两位佩戴尉官军衔的较年轻点男子。两尉官军衔男子进来后，又有几位公安局工作人员也进来了，他们有的扛着摄像机，有的拿着照相机，不停地给现场录像和拍照。
闯入公安局只是为了“捞人”
上校军衔男子一看这阵势，火气“噌”一下蹿上来了，他朝着录像、拍照人员大声吼：你们懂不懂保密法，马上离开，都出去。说完，掏出手机开始拨号。另外两位尉官军衔男子，则手忙脚乱向外推工作人员。上校军衔男子拨通电话后，对着手机不停地喊道：“首长、首长，情况复杂，怎么办？”说了几句，将手机给了周政委，要周政委听“首长”讲话。周政委与“首长”通话时，上校军衔男子又一次对其他工作人员说：马上执行首长命令，都离开。
此时，县武装部的人又要求看对方的军官证，但再一次被以“保密法”为由拒绝了。双方拉锯了一阵后，上校军衔男子终于提出了要求，他们得马上带走一个叫徐光的犯罪嫌疑人，销毁他的全部案件信息，并对外保密。他还特别强调：“这是中央首长的密令。”
高级军官闯入公安局只为无缘无故“捞人”？徐光又是什么人呢？这个要求引起了苍山县公安局上上下下的怀疑，于是想要稳住对方，好去查清楚徐光的来历。但怀疑还没打消，这六名男子见事不成却准备走人了。
好在周政委事先已安排公安局特警，对他们的车牌照以及其他相关标志进行网上比对检查，还安排相关人员录像、拍照固定证据。与此同时，临沂市军分区很快联系了省军区，并将信息反馈回来了，称这伙人极可能是假冒军人招摇撞骗的犯罪团伙。综合这些情况，周政委当即下令：将这些人全控制住。
假冒军官的“马脚”
把这些人控制后，公安人员很快对其车内进行了搜查。果然，在后备厢里发现了许多长刀、手铐、军装、军衔等军用物品。真相一经败露，这些人随即没了嚣张气焰，也很快低下了不可一世的头颅。他们随身携带的所谓“中央首长密令”、“特殊监督机制文件”、“特种部队证书”以及军官证等资料和证件，都是自己制作的假冒品。电话中与他们通话的“首长”周明，是这次行动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当时正在武汉遥控他们。
公安人员随即立案侦查，并对周明展开追捕。公安人员先是跟踪周明到梧州，然后又从梧州跟到武汉，终于，11月25日上午，在武汉将周明抓获。随着团伙成员的相继落网，这个“特殊监督机制”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撕了下来。
原来，大校军衔男子叫顾青，1964年10月出生，无业，新疆人；上校军衔男子是刘扬天，1969年8月出生，无业，山东省青岛市人；两个尉官军衔男子，一个是黄波，1986年1月出生，广西梧州市人；一个是陈宫，1992年4月出生，无业，内蒙古赤峰市人；另外还有两个佩戴中校军衔男子，一个是萧建国，1964年4月出生，无业，广西梧州市人；另一个是梁力，1971年4月出生，广西梧州市人。其间与他们通话的那位“首长”，并非是个“大人物”，他叫周明，1981年2月出生，无业，山东省聊城市人。团伙所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也并非国家机制，是他们自己杜撰的一个组织。不过，这个组织还多少有点神秘。
“国家特殊监督机制”是怎样组建的
2013年6月，周明在北京筹划“中国公益慈善中心”，一次偶然机会，他认识了刘扬天，并邀请他参加。后来，两人将名字改为“中国世界和平公益慈善联合总会”，但他们并未在工商及民政等国家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其后，他们跑到广西梧州市租了几间民房，准备在那里发展业务。不久，周明又自作主张，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并依照上述内容，做了两块牌子挂出去，开始招兵买马。 7月初，周明通过朋友认识了萧建国，周对萧说：我们正筹备成立“中国世界和平公益慈善联合总会”，如果你想参加，总会刚好缺个秘书长，可以考虑让你当。于是，萧建国就参加了这个组织，担任起“总会”秘书长。
8月初，萧建国认识了梁力，梁力当时是梧州市一家造船厂的安装工人，月收入可观。萧建国又把同样的理由对他说，我们正成立“中国世界和平公益慈善联合总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现在正缺人，如果你加入，就享受公务员待遇，可以拿补贴。梁力心动了，就辞掉了工作，加入了进来。
不到一个月，周明又在桂林通过朋友认识了顾青，于是又把同样的说法又重复了一遍。靠着这种“忽悠”的本事，顾青、黄波、陈宫先后十余人加入了这个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
黄波曾是桂林某高校学生，2008年毕业后干房地产评估，月收入三千余元，但他不满足，就让他舅舅给找个好点的工作。有一次，他舅舅把他领到一间办公室里，里面有五个人在开会，他舅舅指着其中一个人对他说：这是周主席，以后你听他安排。说完，就走了。周主席正是周明，对外称“慈善总会”主席。黄波就这样留下了。
一个月后，周明对黄波说，你想不想成为军人。黄波说不想。周明就威胁他说，我们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的人，你不想当也不行。如果你退出，我们会通知全国的公安系统将你的个人信息删掉，那时，你就成了一个黑人，走到哪里也不好找工作了。黄波害怕，就同意了。后来，黄波发现这个团伙不干正事，知道自己留在这里没前途，偷跑了。很快，被周明派人抓回来了，还挨了一顿揍。有一次，周明对黄波说，他认识国家领导人，并将手机里国家领导人发给他的短信给黄波看。慢慢地，黄波就信他了，也不再跑了。
陈宫在2011年高考落榜，此后他父亲没让他接着复读，而是开始“操作”他上军校。先是打听到一个叫魏某的人，魏某说有个武警学院的入学名额，得交五十万元。陈的父亲就给了他五十万元现金。次年四月，魏某说办成得八十万元，对方嫌钱少没给办，过几天就将钱退回，陈父同意了。数天以后，魏某又说在南京争取到一个上军校名额。陈宫与他父亲就赶了过去。在南京，魏某将陈宫领到一个女人面前，然后对他说：“你先填个表。”填完表后，女人将陈宫领到了苏州市某消防中队，说是干合同制消防员。陈宫父亲很满意，认为儿子很快就能成为一名消防军官。就嘱咐儿子坚持住，好好干。
干了一年，工资没有发，身份也没定，陈的父亲急了，就开始联系魏某。随后，陈宫被人带着去了北京，又从北京来到了广西梧州市。就在梧州一家酒店里，他见到了六位穿戴齐整的军人。经对方一一自我介绍，他方知道，他们分别是周明、萧建国、刘扬天、梁力、顾青和黄波。同时，陈宫被告知，他已经成了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成员，是一名有着特殊身份的军官。以后，穿上军装是军人，脱下军装就是普通老百姓，行事要受约束，身份要对外保密。陈宫被折腾了一年多，感觉没有退路了，就留了下来。
一个骗子被抓，一拨骗子去“捞人”
2013年10月中旬，“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在周明的谋划下，组建起来了。周明对机制成员说，他是这个“机制”的核心人员，以后得叫他首长。中央授予他的军衔是少将，成立这个机制的目的是专为老百姓办事。因此，这个机制的民间性比较强。他同时要求人员，不到特殊情况，不允许穿军装。
很快，周明安排人员，给每位成员分别制作了军官证、监督证等。接下来，他又招了数名“业务人员”，分别负责机制的财务、档案和日常对外联络。他还组织人员学习美术、周易、音乐以及武术等，说是在以后执行任务时用得着。当时，由于没有经费，周明就要求所属人员先行将自己的钱垫上，等国家拨下经费来了，再如数还给个人。
10月28日上午，周明突然将顾青叫到他办公室里，并交给对方一个档案袋，说要他带队去执行个任务。周明称，组织内部有个叫徐光的男子，在山东省苍山县冒充部队高官诈骗时，被当地公安局抓了，想让顾青代几个人过去，把徐光给救出来。
原来，就在这个“机制”组建没多久，他们当中一个人出事了。就是前面说的徐光，他在山东省苍山县假冒军官招摇撞骗，一下子从一个沙场老板手里骗走了200万元，他还没来得及携款开溜，就被公安人员抓住了。徐光的一个朋友也是“机制”成员，他对周明说：徐光家人要求我们到苍山县公安局想办法把人“捞出来”，答应事成后给我们一大笔钱。那几天，周明其实也在想办法把徐光弄出来，他认为，一旦徐光在“里面”招了供，那么，他这个“机制”就彻底没戏了。因此，听对方一说，他就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方才有了顾青等人去苍山公安局“捞人”之事。
而就在顾青到了枣庄正准备往苍山赶时，周明也随后跟到了武汉。在武汉，他突然感觉此行风险太大，不准备干了，就将顾青等人召回了武汉。可当顾青折回武汉之后，周明又想到他们机制自组建以来，一直没有经费，所用的钱都是个人自己垫付的时，又决定冒这次险。
“捞人”大戏败露
案发后，顾青供述称，“上级决定派我带队去苍山县公安局，找到公安局的蔡局长，务必把徐光带回来。我就问，如果，蔡局长不配合，那我们怎么办？而周明则回答，那你们就强行把蔡局长带上车，然后往北京方向跑，等跑出去二三百公里后，再把他放下来，让他自己坐车回去。”
就这样，周明将刘扬天、萧建国、梁力、黄波、陈宫几个人召集起来，又重复了上述内容。还特别强调：整个行动由顾青负责，其他人员听从顾青安排，到公安局后，由顾青负责和公安局蔡局长谈，刘扬天负责宣读“中央密令”，其他人员负责警卫。
11月4日傍晚，他们在武汉匆匆吃了饭，除了周明仍留在武汉外，其他六人驱车前往苍山。次日上午，他们就赶到了苍山县公安局。随后，一场假冒军官的“捞人”大戏，开场了。
事情败露后，周明由于没有参加闯入公安局，就跑回了梧州，毁掉了所有的材料及其他相关证据。在梧州，他感觉太危险，就又返回了武汉。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的行踪，一直就被苍山警方掌握着，就在他认为在武汉安全时，却被公安人员抓了个正着。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如今，假冒国家工作人员及军人招摇撞骗的犯罪案件虽然比较常见，但像本案这样明火执仗跑到公安局里强势行骗的并不多。”2014年4月21日，兰陵县检察院一位检察官说，“虽然骗子的花样百出，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千方百计骗取对方的信任和同情，来达到自己的行骗目的。因此，通过该案，希望提醒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一定不要被一些花言巧语和假象所迷惑，遇事要像本案中的周政委那样，周密考虑，多留个心眼儿，以免上当受骗。”（文中犯罪嫌疑人皆为化名）
两辆高档轿车，六位“高级军官”，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证件，怀揣“中央首长”密令。事先没打招呼，撇开门岗值勤人员，将车突然地开进了公安局院内，并且点明面见局长。其傲慢无礼之态，专横跋扈之势，明火执仗地“办事程序”，简直绝无仅有。这，究竟演的哪出戏？
近日，山东省兰陵县检察院正在审查起诉一起诈骗案中案。骗子的胆大妄为，令拥有丰富刑事案件经验的办案检察官都有些傻眼了。
六名“高级军官”闯进了公安局
2013年11月5日上午10时，山东省苍山县（现已改名为兰陵县）公安局院内，突然开进两辆悬挂部队牌照的高档轿车。车子一停稳，下来了六位各佩戴高级军衔的军人。这些人头也不抬，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急匆匆就进了办公大楼。
你们局长办公室在哪儿？走在前面佩戴大校军衔的男子一进大厅，就冲着迎上来的值班员喊。面对值班人员的阻拦，一名佩戴大校军衔男子阴沉着脸声称，他们是从北京来的，找蔡局长面谈要事。值班人员一看这阵势，没接着再问，将他们引进了接待室，并通知了局办公室。
在办公室的周政委和局指挥中心李主任两人，出面接见了他们。一见面，大校军衔男子就用一种不容商议的口吻对周政委说：我们是中央警卫局的，带有中央首长密令。今天，必须面见蔡局长。
一番交谈下来，无论周政委和李主任如何盘问，大校军衔男子都拒绝透漏任何信息。振振有词地说涉及国家重要机密，必须当面向蔡局长传达。而且，根据保密法规定，无关人员一律回避。
听对方如此说，周政委很纳闷：这些人级别忒高，态度却蛮横，口气也生硬，不像上面来的领导，何况，他们的办事程序也不符合相关规定。尽管纳闷，周政委还是不失礼貌地请他们先在接待室休息一会儿，好让自己有时间去联系局长。
出了接待室，周政委马上召集了几位局党委委员到他办公室开会，同时，将情况向蔡局长电话作了汇报。接着，又联系了县武装部，要武装部尽快联系军分区，核实有关情况。就在他们开会期间，对方曾两次安排值班人员到周政委办公室，催促他通知蔡局长，快点回来。
11时，县武装部一名副部长来到周政委办公室，说军分区正在向上面反映。正在汇报工作之际，一个佩戴上校军衔的男子突然闯进了周政委办公室，随手亮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证件，要求周政委尽快安排无关人员回避，言辞激烈、态度嚣张。随上校军衔男子进来的，还有两位佩戴尉官军衔的较年轻点男子。两尉官军衔男子进来后，又有几位公安局工作人员也进来了，他们有的扛着摄像机，有的拿着照相机，不停地给现场录像和拍照。
闯入公安局只是为了“捞人”
上校军衔男子一看这阵势，火气“噌”一下蹿上来了，他朝着录像、拍照人员大声吼：你们懂不懂保密法，马上离开，都出去。说完，掏出手机开始拨号。另外两位尉官军衔男子，则手忙脚乱向外推工作人员。上校军衔男子拨通电话后，对着手机不停地喊道：“首长、首长，情况复杂，怎么办？”说了几句，将手机给了周政委，要周政委听“首长”讲话。周政委与“首长”通话时，上校军衔男子又一次对其他工作人员说：马上执行首长命令，都离开。
此时，县武装部的人又要求看对方的军官证，但再一次被以“保密法”为由拒绝了。双方拉锯了一阵后，上校军衔男子终于提出了要求，他们得马上带走一个叫徐光的犯罪嫌疑人，销毁他的全部案件信息，并对外保密。他还特别强调：“这是中央首长的密令。”
高级军官闯入公安局只为无缘无故“捞人”？徐光又是什么人呢？这个要求引起了苍山县公安局上上下下的怀疑，于是想要稳住对方，好去查清楚徐光的来历。但怀疑还没打消，这六名男子见事不成却准备走人了。
好在周政委事先已安排公安局特警，对他们的车牌照以及其他相关标志进行网上比对检查，还安排相关人员录像、拍照固定证据。与此同时，临沂市军分区很快联系了省军区，并将信息反馈回来了，称这伙人极可能是假冒军人招摇撞骗的犯罪团伙。综合这些情况，周政委当即下令：将这些人全控制住。
假冒军官的“马脚”
把这些人控制后，公安人员很快对其车内进行了搜查。果然，在后备厢里发现了许多长刀、手铐、军装、军衔等军用物品。真相一经败露，这些人随即没了嚣张气焰，也很快低下了不可一世的头颅。他们随身携带的所谓“中央首长密令”、“特殊监督机制文件”、“特种部队证书”以及军官证等资料和证件，都是自己制作的假冒品。电话中与他们通话的“首长”周明，是这次行动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当时正在武汉遥控他们。
公安人员随即立案侦查，并对周明展开追捕。公安人员先是跟踪周明到梧州，然后又从梧州跟到武汉，终于，11月25日上午，在武汉将周明抓获。随着团伙成员的相继落网，这个“特殊监督机制”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撕了下来。
原来，大校军衔男子叫顾青，1964年10月出生，无业，新疆人；上校军衔男子是刘扬天，1969年8月出生，无业，山东省青岛市人；两个尉官军衔男子，一个是黄波，1986年1月出生，广西梧州市人；一个是陈宫，1992年4月出生，无业，内蒙古赤峰市人；另外还有两个佩戴中校军衔男子，一个是萧建国，1964年4月出生，无业，广西梧州市人；另一个是梁力，1971年4月出生，广西梧州市人。其间与他们通话的那位“首长”，并非是个“大人物”，他叫周明，1981年2月出生，无业，山东省聊城市人。团伙所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也并非国家机制，是他们自己杜撰的一个组织。不过，这个组织还多少有点神秘。
“国家特殊监督机制”是怎样组建的
2013年6月，周明在北京筹划“中国公益慈善中心”，一次偶然机会，他认识了刘扬天，并邀请他参加。后来，两人将名字改为“中国世界和平公益慈善联合总会”，但他们并未在工商及民政等国家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其后，他们跑到广西梧州市租了几间民房，准备在那里发展业务。不久，周明又自作主张，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并依照上述内容，做了两块牌子挂出去，开始招兵买马。 7月初，周明通过朋友认识了萧建国，周对萧说：我们正筹备成立“中国世界和平公益慈善联合总会”，如果你想参加，总会刚好缺个秘书长，可以考虑让你当。于是，萧建国就参加了这个组织，担任起“总会”秘书长。
8月初，萧建国认识了梁力，梁力当时是梧州市一家造船厂的安装工人，月收入可观。萧建国又把同样的理由对他说，我们正成立“中国世界和平公益慈善联合总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现在正缺人，如果你加入，就享受公务员待遇，可以拿补贴。梁力心动了，就辞掉了工作，加入了进来。
不到一个月，周明又在桂林通过朋友认识了顾青，于是又把同样的说法又重复了一遍。靠着这种“忽悠”的本事，顾青、黄波、陈宫先后十余人加入了这个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
黄波曾是桂林某高校学生，2008年毕业后干房地产评估，月收入三千余元，但他不满足，就让他舅舅给找个好点的工作。有一次，他舅舅把他领到一间办公室里，里面有五个人在开会，他舅舅指着其中一个人对他说：这是周主席，以后你听他安排。说完，就走了。周主席正是周明，对外称“慈善总会”主席。黄波就这样留下了。
一个月后，周明对黄波说，你想不想成为军人。黄波说不想。周明就威胁他说，我们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的人，你不想当也不行。如果你退出，我们会通知全国的公安系统将你的个人信息删掉，那时，你就成了一个黑人，走到哪里也不好找工作了。黄波害怕，就同意了。后来，黄波发现这个团伙不干正事，知道自己留在这里没前途，偷跑了。很快，被周明派人抓回来了，还挨了一顿揍。有一次，周明对黄波说，他认识国家领导人，并将手机里国家领导人发给他的短信给黄波看。慢慢地，黄波就信他了，也不再跑了。
陈宫在2011年高考落榜，此后他父亲没让他接着复读，而是开始“操作”他上军校。先是打听到一个叫魏某的人，魏某说有个武警学院的入学名额，得交五十万元。陈的父亲就给了他五十万元现金。次年四月，魏某说办成得八十万元，对方嫌钱少没给办，过几天就将钱退回，陈父同意了。数天以后，魏某又说在南京争取到一个上军校名额。陈宫与他父亲就赶了过去。在南京，魏某将陈宫领到一个女人面前，然后对他说：“你先填个表。”填完表后，女人将陈宫领到了苏州市某消防中队，说是干合同制消防员。陈宫父亲很满意，认为儿子很快就能成为一名消防军官。就嘱咐儿子坚持住，好好干。
干了一年，工资没有发，身份也没定，陈的父亲急了，就开始联系魏某。随后，陈宫被人带着去了北京，又从北京来到了广西梧州市。就在梧州一家酒店里，他见到了六位穿戴齐整的军人。经对方一一自我介绍，他方知道，他们分别是周明、萧建国、刘扬天、梁力、顾青和黄波。同时，陈宫被告知，他已经成了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成员，是一名有着特殊身份的军官。以后，穿上军装是军人，脱下军装就是普通老百姓，行事要受约束，身份要对外保密。陈宫被折腾了一年多，感觉没有退路了，就留了下来。
一个骗子被抓，一拨骗子去“捞人”
2013年10月中旬，“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监督机制”在周明的谋划下，组建起来了。周明对机制成员说，他是这个“机制”的核心人员，以后得叫他首长。中央授予他的军衔是少将，成立这个机制的目的是专为老百姓办事。因此，这个机制的民间性比较强。他同时要求人员，不到特殊情况，不允许穿军装。
很快，周明安排人员，给每位成员分别制作了军官证、监督证等。接下来，他又招了数名“业务人员”，分别负责机制的财务、档案和日常对外联络。他还组织人员学习美术、周易、音乐以及武术等，说是在以后执行任务时用得着。当时，由于没有经费，周明就要求所属人员先行将自己的钱垫上，等国家拨下经费来了，再如数还给个人。
10月28日上午，周明突然将顾青叫到他办公室里，并交给对方一个档案袋，说要他带队去执行个任务。周明称，组织内部有个叫徐光的男子，在山东省苍山县冒充部队高官诈骗时，被当地公安局抓了，想让顾青代几个人过去，把徐光给救出来。
原来，就在这个“机制”组建没多久，他们当中一个人出事了。就是前面说的徐光，他在山东省苍山县假冒军官招摇撞骗，一下子从一个沙场老板手里骗走了200万元，他还没来得及携款开溜，就被公安人员抓住了。徐光的一个朋友也是“机制”成员，他对周明说：徐光家人要求我们到苍山县公安局想办法把人“捞出来”，答应事成后给我们一大笔钱。那几天，周明其实也在想办法把徐光弄出来，他认为，一旦徐光在“里面”招了供，那么，他这个“机制”就彻底没戏了。因此，听对方一说，他就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方才有了顾青等人去苍山公安局“捞人”之事。
而就在顾青到了枣庄正准备往苍山赶时，周明也随后跟到了武汉。在武汉，他突然感觉此行风险太大，不准备干了，就将顾青等人召回了武汉。可当顾青折回武汉之后，周明又想到他们机制自组建以来，一直没有经费，所用的钱都是个人自己垫付的时，又决定冒这次险。
“捞人”大戏败露
案发后，顾青供述称，“上级决定派我带队去苍山县公安局，找到公安局的蔡局长，务必把徐光带回来。我就问，如果，蔡局长不配合，那我们怎么办？而周明则回答，那你们就强行把蔡局长带上车，然后往北京方向跑，等跑出去二三百公里后，再把他放下来，让他自己坐车回去。”
就这样，周明将刘扬天、萧建国、梁力、黄波、陈宫几个人召集起来，又重复了上述内容。还特别强调：整个行动由顾青负责，其他人员听从顾青安排，到公安局后，由顾青负责和公安局蔡局长谈，刘扬天负责宣读“中央密令”，其他人员负责警卫。
11月4日傍晚，他们在武汉匆匆吃了饭，除了周明仍留在武汉外，其他六人驱车前往苍山。次日上午，他们就赶到了苍山县公安局。随后，一场假冒军官的“捞人”大戏，开场了。
事情败露后，周明由于没有参加闯入公安局，就跑回了梧州，毁掉了所有的材料及其他相关证据。在梧州，他感觉太危险，就又返回了武汉。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的行踪，一直就被苍山警方掌握着，就在他认为在武汉安全时，却被公安人员抓了个正着。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如今，假冒国家工作人员及军人招摇撞骗的犯罪案件虽然比较常见，但像本案这样明火执仗跑到公安局里强势行骗的并不多。”2014年4月21日，兰陵县检察院一位检察官说，“虽然骗子的花样百出，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千方百计骗取对方的信任和同情，来达到自己的行骗目的。因此，通过该案，希望提醒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一定不要被一些花言巧语和假象所迷惑，遇事要像本案中的周政委那样，周密考虑，多留个心眼儿，以免上当受骗。”（文中犯罪嫌疑人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