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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买被拐妇女的高发期主要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时间的流逝，诸多被拐卖妇女的血泪已经渐渐模糊，她们很多已经认可被卖后的婚姻事实，甚至和买家有了温馨的亲情。收买被拐妇女的刑事责任如何追究，需要法律与现实的综合、平衡考量。
被亲戚拐卖的女人
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买媳妇并非个案，而很多买来的媳妇其实都是被拐卖的妇女，甚至不乏未成年少女。
时间回溯到1989年夏天，贵州乌蒙山深处纳雍县一个偏僻的山村，17岁的李丽悄悄和二哥、二嫂踏上了去贵阳的汽车，她准备外出打工赚钱。
然而，二嫂却以3000元的价格将她强行卖到了大名县，成了当地人赵固红的“媳妇”。
日子像翻书一样一天天翻过去。渐渐地，李丽发现赵固红读书很认真，而且道德品质不错，开始认可这个身边的陌生人。一年以后，赵固红给李丽亲人写了一封信，李丽父亲和大伯前往邯郸见到了李丽，此时李丽已经怀上了孩子。
在拐卖之初，很多女子人身自由不同程度受到限制，逃跑成了她们最大的挣扎，很多人试图逃跑，往往只换来一顿打。
当然也有一些最终跑掉的。被称为“无妈乡”的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公开数据显示，至少有131个“失母学生”，其中116人的母亲是逃婚和改嫁。出走的母亲里，不少是被人贩子卖到黄荆乡的。其实，驱使母亲出走的又绝不仅仅是贫困。建立在买卖之上的强迫性婚姻，女性权益很大程度被漠视，也让家庭暴力更加频发。
李丽的遭遇稍好一些，虽被暗中注视，但婆婆至少不像其他家那样把买来的媳妇关起来。在被拐卖到大名县4年后，李丽第一次回到贵州纳雍老家，丈夫也跟着去了。此时，儿子已经有三岁多。
李丽也一度犹豫要不要留在父母身边。“我心里拿不定主意，想过把孩子留在河北，但舍不得。”在丈夫的劝告下，她返回了邯郸。
孩子成了被拐卖妇女的最大牵制。调查发现，留下来的妇女大多称，开始时跟丈夫没有共同语言，但公婆的照顾和儿女的成长，让她们的“心”渐渐暖起来。
目前李丽共有两个子女：大儿子已经26岁了，在18岁时结了婚，如今已经有两个孙子;小女儿14岁，还在读初中。
辨析刑责追究
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对铲除买方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实际上，“买方入刑”在《刑法》中一直存在，只不过，以前还规定了免责条款。现行《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该法条第六款又补充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刑（九）”通过之后，该条款已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意味着收买被拐妇女儿童者所要付出的代价不再仅限于人财两空，还将面临定罪判刑的处罚，这是大陆打击拐卖犯罪立法的重要转变。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公安部敦促那些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嫌疑人尽快自首，2015年10月31日之前，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的，可以依照原刑法规定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此，有评论认为，给以前的“买方”一段缓冲期、一个改正机会，也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法律规定、为了更好地帮助和教育人、为了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这既是充满法律温情的善意提醒，更是对收买被拐妇女儿童行为的一记警告，彰显法律的刚性威慑力。
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韩骁律师分析称，收买被拐卖妇女的行为构成犯罪，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但还要注意到，很多妇女被买回家后，买家往往存在强奸、暴力伤害，以及非法剥夺、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为，这些都可以单独追究刑责。
其实，被拐卖成年妇女有自主选择其生活方式的权利。公安部、民政部等多部门《关于做好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相关条款指出，“被拐卖时是少女，现已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本人又愿意与买主继续共同生活的，应当依法补办结婚登记和户口迁移手续”。
“拐卖的这几年基本没有了，通过网络聊天认识，自己偷跑来的时有发生”，邯郸市一位民警说，随着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加上通讯的发达和法律意识的增强，人贩子很难再将偏远山区女青年拐卖，而收买方因为担心被骗同时考虑妇女不可能长期待下去，已不再贸然买媳妇，尤其近年以“越南新娘”为名的团伙行骗增多后，很多人害怕人财两空。
（《凤凰周刊》总第556期）
被亲戚拐卖的女人
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买媳妇并非个案，而很多买来的媳妇其实都是被拐卖的妇女，甚至不乏未成年少女。
时间回溯到1989年夏天，贵州乌蒙山深处纳雍县一个偏僻的山村，17岁的李丽悄悄和二哥、二嫂踏上了去贵阳的汽车，她准备外出打工赚钱。
然而，二嫂却以3000元的价格将她强行卖到了大名县，成了当地人赵固红的“媳妇”。
日子像翻书一样一天天翻过去。渐渐地，李丽发现赵固红读书很认真，而且道德品质不错，开始认可这个身边的陌生人。一年以后，赵固红给李丽亲人写了一封信，李丽父亲和大伯前往邯郸见到了李丽，此时李丽已经怀上了孩子。
在拐卖之初，很多女子人身自由不同程度受到限制，逃跑成了她们最大的挣扎，很多人试图逃跑，往往只换来一顿打。
当然也有一些最终跑掉的。被称为“无妈乡”的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公开数据显示，至少有131个“失母学生”，其中116人的母亲是逃婚和改嫁。出走的母亲里，不少是被人贩子卖到黄荆乡的。其实，驱使母亲出走的又绝不仅仅是贫困。建立在买卖之上的强迫性婚姻，女性权益很大程度被漠视，也让家庭暴力更加频发。
李丽的遭遇稍好一些，虽被暗中注视，但婆婆至少不像其他家那样把买来的媳妇关起来。在被拐卖到大名县4年后，李丽第一次回到贵州纳雍老家，丈夫也跟着去了。此时，儿子已经有三岁多。
李丽也一度犹豫要不要留在父母身边。“我心里拿不定主意，想过把孩子留在河北，但舍不得。”在丈夫的劝告下，她返回了邯郸。
孩子成了被拐卖妇女的最大牵制。调查发现，留下来的妇女大多称，开始时跟丈夫没有共同语言，但公婆的照顾和儿女的成长，让她们的“心”渐渐暖起来。
目前李丽共有两个子女：大儿子已经26岁了，在18岁时结了婚，如今已经有两个孙子;小女儿14岁，还在读初中。
辨析刑责追究
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对铲除买方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实际上，“买方入刑”在《刑法》中一直存在，只不过，以前还规定了免责条款。现行《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该法条第六款又补充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刑（九）”通过之后，该条款已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意味着收买被拐妇女儿童者所要付出的代价不再仅限于人财两空，还将面临定罪判刑的处罚，这是大陆打击拐卖犯罪立法的重要转变。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公安部敦促那些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嫌疑人尽快自首，2015年10月31日之前，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的，可以依照原刑法规定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此，有评论认为，给以前的“买方”一段缓冲期、一个改正机会，也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法律规定、为了更好地帮助和教育人、为了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这既是充满法律温情的善意提醒，更是对收买被拐妇女儿童行为的一记警告，彰显法律的刚性威慑力。
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韩骁律师分析称，收买被拐卖妇女的行为构成犯罪，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但还要注意到，很多妇女被买回家后，买家往往存在强奸、暴力伤害，以及非法剥夺、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为，这些都可以单独追究刑责。
其实，被拐卖成年妇女有自主选择其生活方式的权利。公安部、民政部等多部门《关于做好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相关条款指出，“被拐卖时是少女，现已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本人又愿意与买主继续共同生活的，应当依法补办结婚登记和户口迁移手续”。
“拐卖的这几年基本没有了，通过网络聊天认识，自己偷跑来的时有发生”，邯郸市一位民警说，随着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加上通讯的发达和法律意识的增强，人贩子很难再将偏远山区女青年拐卖，而收买方因为担心被骗同时考虑妇女不可能长期待下去，已不再贸然买媳妇，尤其近年以“越南新娘”为名的团伙行骗增多后，很多人害怕人财两空。
（《凤凰周刊》总第5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