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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5点15分,王振耀顶着热浪,从北京师范大学赶回办公地平安里大帽胡同。已经过了下班时间,还有记者在西厢房等着。1个小时后,采访完毕,王振耀夹着公文包走向公交站,要去丽泽桥。“出门就是626,坐到右安门,再打车过去就近了。”他已经摸熟了门口的公交路线。
十几天前,王振耀还是民政部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6月2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成立仪式上,“司长”前面加了一个“原”字,现职成了公益研究院院长。
他辞职去当教授了。
这几天比司长影响力大
初建的研究院还只有十来个人,已经有组织和NGO找来或寄信,讨论慈善项目、研究和招生。王振耀没想到,会一下子这么受关注。
“你看我这十来天,讨论的问题,社会影响力比当司长的时候要大。”研究院成立仪式上,王振耀呼吁推动亿万富翁年度捐款100万:“我特别感动,没有想到,我仅仅作为一个院长来呼吁,很多富翁见我,包括一些偏僻地方的。朋友还告诉我,你说的这个,富翁们都在议论,觉得你说的是实在的。”
当司长时,王振耀不敢说这话,“会有很多人批判,你政府想干什么呀?我作为院长说,就没问题。”
生于河南鲁山县农村的王振耀已经从政24年。1986年从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两年后,王振耀调任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农村处处长,重点研究落实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制度。1997年,他调入民政部救灾救济司任副司长,2001年被任命为司长。2008年汶川地震后4个月,王振耀调任新组建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推动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王振耀经常讲一个小段子:他和家人吃完饭散步,在街上听到有人议论“大不了吃民政局的低保嘛”,全家都觉得很骄傲。
6岁时,王振耀差点儿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饿死。坐在地上饿得站不起来时,有人给了半块馒头,他现在都记着。中学的时候,每周攒下十几个鸡蛋舍不得吃,换成钱来买盐。“穷人的生活我知道。所以定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时,我说你要钱太少,一月给5块。开始很多城市人不理解,觉得5块钱算什么,我说你先从5块钱开始试试。到最穷的人那里,5块钱真是不得了,解决很多困难问题,买盐、买油。”
让王振耀家人骄傲的还有:推动村民自治选举,让9亿农民参加“海选”;建立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使以往的清官救灾变为现代救灾;推进孤儿最低养育标准。
如果继续沿这条路走下去,王振耀可能还会再推动建立一两项制度。4年后退休,起码继续享有司局长待遇,比如有VIP级的医疗蓝卡,看病拿药只用交5毛钱挂号费。他还有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抗震救灾模范的荣誉。有这个荣誉的,退休后工资都比较高。
可王振耀选择不要这些了。
北师大和壹基金想联合成立国内首家公益研究院,从事公益理论研究、公益人才培养与公益政策咨询,一致认为应该找王振耀来当院长。当时,在美国的王振耀还不知情。
“他们知道我好什么。拿收入什么的可能说不动我,就说慈善的视野,人生的价值。说你在政府那儿,也不能太自由,你就别太瞧得起你这个官了,来给我们出主意服务吧。”
轮番劝说后,4月底,王振耀向民政部递交了辞呈。
一位同事说,其实王振耀一直关注社会福利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民政部范围外的医疗、教育、住房。“他觉得,仅仅在司长任内推进民政方面的社会福利不够,但又不可能把范围伸到别的部门去。现在作为学者,就都可以做了。”
下面对策不了我的政策
王振耀离职前最高兴的是,他一直推动的孤儿最低养育标准开始在各地陆续实施,散居的孤儿每个月600元,在儿童福利院的每个月1000元。
文件发下去后,全国很多行政管理人员都震撼了。“从没见过这样的。”密密麻麻11页附件,列了近300项福利机构儿童养育费用支出参照表。从吃的土豆、苹果、猪肉,到用的内裤、拖鞋、橡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每月在哪方面平均消费多少钱,全写得清清楚楚。
做这个参照表花了半年时间,请各地儿童养育专家、营养学专家、福利院院长等,论证几轮,才最终定下来。“我们查了查,这应该是中央行政部门里第一个对群众生活列这么详细的单子。”
常把眉毛蹙成八字型的王振耀这时伸平了眉毛,眼睛弯弯地笑:“只说定1000块,有人会觉得为什么这么多。你把0至18岁孩子的花销全列出来,尿布多少钱,奶粉多少钱,上学了,不交学费,可铅笔、文具要不要钱?定完了我又想一个,上学的交通费,不买好的自行车,也得骑个一般的,也得坐公车,全都列出来。有人想推脱,打折,那你说,减哪块?孩子不吃水果?还是不用文具?不好推呀。没办法,那就得给孩子。”
技术、标准、程序,是王振耀最爱强调的关键词。而各式各样的大口号,是他最害怕的。去建筑工地,王振耀会指着工地的管理规范说:“‘不得擅自离岗’,什么叫擅自?上厕所是不是擅自?‘严格守法’,守什么法?你这算有标准吗?不出问题就怪了。”
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王振耀不同意。“咱们几千年来都认为,上头是英明的,下头是坏的。其实上面那政策就不具体,太宽泛了,怎么把责任归咎于对方呢?我的政策下面就‘对策’不了。你不能光号召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你要具体。这是现代国家,不能按照传统几千年来,上面以身作则,下面就跟着摸索吧。”
1999年,王振耀到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念行政管理硕士。写作备忘录课上,大部分时间在讨论一份备忘录应该写多少字,几页纸最好,以此确定页码和排版。完全没人讨论怎么归纳内容和提炼文字。这样的事让王振耀无数次惊诧:“他们保持厕所卫生,规定要先处理儿童粪便,因为更易传染细菌。这些程序和技术非常重要。但在中国文化中,道德和素质是大事,程序和技术只是小节。这不行!”
尊重普通人是一场革命
拿着北大博士学位的王振耀总被称为“学者型官员”,他更愿意说自己是“学习型”:“其实我就是个学生,没停止过学习,包括现在,每天读书。”
23岁时,在广西桂林负责站岗的警卫连排长王振耀参加了恢复后的第一年高考。消息公布时,离考试只有一个多月。“来不及复习,其实就是考文化大革命十年没中断学习的人。人家批林批孔搞政治,我乘机读书学文化,《汉语成语小词典》,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也没别的书读。”他以空七军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
16岁时,王振耀在出生的村子里当民办教师,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一年级,又教语文又教算术。既挣工分,还有每月6块钱补助,在村子里很受尊敬。
他说自己一直很喜欢教书。
2010年6月28日,王振耀到清华大学给应急与危机管理高级研修班讲课:“传统文化思维模式有一些问题,它不思考小问题。上来要不就是中国人素质不行,我没办法。要不就是政府腐败,我也没办法。其实,握有一点点公共权力的人,甚至没有一点公共权力的人,都有很多事情可做。”
下面坐着某市贸促会、检察院、统计局、房产局等部门管应急的年轻公务员,仰头盯着王振耀。“比如行政体制改革,一说就是编制、机构、资金,其实,改革空间就在人员的日常活动中。如何写文件,如何开会,如何组织各类行政活动。咱们都觉得咱们起不了作用,但是拿方案、写稿子,往往就在我们在座诸位这里,你用什么方式来组织,可是相当不一样。”
他还讲,汶川地震时,他看到那些文文弱弱的志愿者小女孩常常比政府的人说话好使。“头几天食品供应不够,你要是政府官员去说,先给老人、妇女、小孩吃,肯定会有人抗议,你政府组织就得保证每个人都有啊。可志愿者小女孩往那儿一站,说只能老人、妇女、小孩吃。或者两种菜,没肉的年轻人吃,有肉的老人、妇女、小孩吃。大家都挺服。我一看,也没有军队和警察维持秩序呀。”这大概就是民间的力量。
下了课,有学生追出门说,他这月又被扣了900块的工资当捐款,一年差不多要被扣两个月的工资捐掉:“我也不是说不捐,可他们总得告诉我,我捐的钱去哪儿了吧。”
推动慈善透明,是王振耀忙活了5年的事情,至今没有形成他想要的制度性结果,成了他辞职的最大遗憾。“尊重普通人是一场革命啊。咱们的文化传统里面有些结构性的缺陷,不尊重自己,不尊重普通人。光政府这样号召是不行的,必须到民间,一块儿来做。可能还需要将来,我会继续推这事儿。”
应该社会引导政府
人物周刊:为什么不考虑退休后再来当教授呢?也就4年了。
王振耀:人家会说,“哎,老王退休了,到我们这儿来了。”你会是什么感受?你成了一个特殊教授,来养老的。我愁的他不愁,我不愁的他愁,没有利益的平等性,就不可能真正和其他同事在一块儿。现在这样,我们是平等的,一块儿上班,一块儿考虑工资问题,一块儿考虑项目问题,站在同一条线上,特别舒服。
你不能什么都占着,人家钢铁大王卡内基把所有财富都捐出来了,我现在就损失一点职位,一点医疗和待遇。何况也没有大的损失,我还是教授嘛,教授在全世界都是不错的职业。说穿了,你把包袱背在医疗待遇身上,最后身体也不一定好。
人物周刊:三四月份杀童事件对您决定来这边有很大的影响?
王振耀:是。因为这个我下定决心,社会的矛盾必须要重视。那是一个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犯罪,我认为有责任心的人要严肃地思考这个事件,不是轻飘飘地回答。这对我的心理刺激很大,这个社会你看都到了什么地步,我还留恋于这一点那一点干嘛。这个时候比美国100多年前的矛盾还要尖锐一些,贫富之间的差距,需要社会行动来缩小。我们应该警醒,应该行动了。
人物周刊:但在很多人看来,由政府来推动改变现状,会比民间推动更有力啊。
王振耀:他们其实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积30年改革的力量,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再也不是原来的社会了。我们还有一个思维惯性,总想着什么事情都是政府,政府是第一推动力,其实一个现代社会不是这样的,应该社会引导政府。我希望成为社会和政府间的桥梁,不再像过去,政府和民间是两边,缺乏积极的互动。
人物周刊:有人评论说,救灾救济司是给钱的“财神”,每年有大量的钱从司长手里批出,您在这儿做了十多年。福利司是要钱的“丐帮帮主”,您做了不到两年就不干了。
王振耀:他们不明白体制里面的情况,以为我是管着一大堆钱呢,其实没有。不管是救灾司还是福利司,我其实一直都是要钱的。救灾司我接任司长的时候,一年的财政资金是22亿。要不断地争取、说服,我写很多文章,说很多话,做很多活动,不断地为穷人开项目,争取资金。后来资金不断增加,仅低保当时一年就增加到百把个亿。如果不去想办法要钱,就只有现成的那一点点资金。
人物周刊:您一直特别关注技术和程序。
王振耀:我们总是不明白技术和程序的极端重要性。比如洪水的时候,有几次救灾,有解放军遇难了,就因为不会开冲锋舟,一开就打转,转不好就翻了。你没有训练不行啊!
现在每次灾害总结,第一条,保准就是各级党政领导高度重视、身先士卒,等等等,然后深入到一线,慰问灾民。好像领导重视了,什么问题都自然解决了。
出了事情就用我们延袭了几千年的一套方式,叫什么?问责制。什么责任都给党政一把手,那就是把什么权力都给他。这意味着,他只要保证我这个地方不出问题,什么手段都可以使。不是说不要追究责任,可之后怎么具体改进呢?没有。
你比较一下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的时候,那紧急救援署署长是布什的哥们,选举的时候很会拉选票。这时候大家就说,你找了个哥们,又不懂救灾。那好,把他撤了。中国人认为撤职以后就万事大吉了,但中国人画句号的地方,美国人只是画了逗号。美国怎么办?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国会搞了很深入的调查,调查出17条教训,125项改进工作的建议。
十几天前,王振耀还是民政部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6月2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成立仪式上,“司长”前面加了一个“原”字,现职成了公益研究院院长。
他辞职去当教授了。
这几天比司长影响力大
初建的研究院还只有十来个人,已经有组织和NGO找来或寄信,讨论慈善项目、研究和招生。王振耀没想到,会一下子这么受关注。
“你看我这十来天,讨论的问题,社会影响力比当司长的时候要大。”研究院成立仪式上,王振耀呼吁推动亿万富翁年度捐款100万:“我特别感动,没有想到,我仅仅作为一个院长来呼吁,很多富翁见我,包括一些偏僻地方的。朋友还告诉我,你说的这个,富翁们都在议论,觉得你说的是实在的。”
当司长时,王振耀不敢说这话,“会有很多人批判,你政府想干什么呀?我作为院长说,就没问题。”
生于河南鲁山县农村的王振耀已经从政24年。1986年从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两年后,王振耀调任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农村处处长,重点研究落实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制度。1997年,他调入民政部救灾救济司任副司长,2001年被任命为司长。2008年汶川地震后4个月,王振耀调任新组建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推动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王振耀经常讲一个小段子:他和家人吃完饭散步,在街上听到有人议论“大不了吃民政局的低保嘛”,全家都觉得很骄傲。
6岁时,王振耀差点儿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饿死。坐在地上饿得站不起来时,有人给了半块馒头,他现在都记着。中学的时候,每周攒下十几个鸡蛋舍不得吃,换成钱来买盐。“穷人的生活我知道。所以定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时,我说你要钱太少,一月给5块。开始很多城市人不理解,觉得5块钱算什么,我说你先从5块钱开始试试。到最穷的人那里,5块钱真是不得了,解决很多困难问题,买盐、买油。”
让王振耀家人骄傲的还有:推动村民自治选举,让9亿农民参加“海选”;建立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使以往的清官救灾变为现代救灾;推进孤儿最低养育标准。
如果继续沿这条路走下去,王振耀可能还会再推动建立一两项制度。4年后退休,起码继续享有司局长待遇,比如有VIP级的医疗蓝卡,看病拿药只用交5毛钱挂号费。他还有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抗震救灾模范的荣誉。有这个荣誉的,退休后工资都比较高。
可王振耀选择不要这些了。
北师大和壹基金想联合成立国内首家公益研究院,从事公益理论研究、公益人才培养与公益政策咨询,一致认为应该找王振耀来当院长。当时,在美国的王振耀还不知情。
“他们知道我好什么。拿收入什么的可能说不动我,就说慈善的视野,人生的价值。说你在政府那儿,也不能太自由,你就别太瞧得起你这个官了,来给我们出主意服务吧。”
轮番劝说后,4月底,王振耀向民政部递交了辞呈。
一位同事说,其实王振耀一直关注社会福利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民政部范围外的医疗、教育、住房。“他觉得,仅仅在司长任内推进民政方面的社会福利不够,但又不可能把范围伸到别的部门去。现在作为学者,就都可以做了。”
下面对策不了我的政策
王振耀离职前最高兴的是,他一直推动的孤儿最低养育标准开始在各地陆续实施,散居的孤儿每个月600元,在儿童福利院的每个月1000元。
文件发下去后,全国很多行政管理人员都震撼了。“从没见过这样的。”密密麻麻11页附件,列了近300项福利机构儿童养育费用支出参照表。从吃的土豆、苹果、猪肉,到用的内裤、拖鞋、橡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每月在哪方面平均消费多少钱,全写得清清楚楚。
做这个参照表花了半年时间,请各地儿童养育专家、营养学专家、福利院院长等,论证几轮,才最终定下来。“我们查了查,这应该是中央行政部门里第一个对群众生活列这么详细的单子。”
常把眉毛蹙成八字型的王振耀这时伸平了眉毛,眼睛弯弯地笑:“只说定1000块,有人会觉得为什么这么多。你把0至18岁孩子的花销全列出来,尿布多少钱,奶粉多少钱,上学了,不交学费,可铅笔、文具要不要钱?定完了我又想一个,上学的交通费,不买好的自行车,也得骑个一般的,也得坐公车,全都列出来。有人想推脱,打折,那你说,减哪块?孩子不吃水果?还是不用文具?不好推呀。没办法,那就得给孩子。”
技术、标准、程序,是王振耀最爱强调的关键词。而各式各样的大口号,是他最害怕的。去建筑工地,王振耀会指着工地的管理规范说:“‘不得擅自离岗’,什么叫擅自?上厕所是不是擅自?‘严格守法’,守什么法?你这算有标准吗?不出问题就怪了。”
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王振耀不同意。“咱们几千年来都认为,上头是英明的,下头是坏的。其实上面那政策就不具体,太宽泛了,怎么把责任归咎于对方呢?我的政策下面就‘对策’不了。你不能光号召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你要具体。这是现代国家,不能按照传统几千年来,上面以身作则,下面就跟着摸索吧。”
1999年,王振耀到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念行政管理硕士。写作备忘录课上,大部分时间在讨论一份备忘录应该写多少字,几页纸最好,以此确定页码和排版。完全没人讨论怎么归纳内容和提炼文字。这样的事让王振耀无数次惊诧:“他们保持厕所卫生,规定要先处理儿童粪便,因为更易传染细菌。这些程序和技术非常重要。但在中国文化中,道德和素质是大事,程序和技术只是小节。这不行!”
尊重普通人是一场革命
拿着北大博士学位的王振耀总被称为“学者型官员”,他更愿意说自己是“学习型”:“其实我就是个学生,没停止过学习,包括现在,每天读书。”
23岁时,在广西桂林负责站岗的警卫连排长王振耀参加了恢复后的第一年高考。消息公布时,离考试只有一个多月。“来不及复习,其实就是考文化大革命十年没中断学习的人。人家批林批孔搞政治,我乘机读书学文化,《汉语成语小词典》,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也没别的书读。”他以空七军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
16岁时,王振耀在出生的村子里当民办教师,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一年级,又教语文又教算术。既挣工分,还有每月6块钱补助,在村子里很受尊敬。
他说自己一直很喜欢教书。
2010年6月28日,王振耀到清华大学给应急与危机管理高级研修班讲课:“传统文化思维模式有一些问题,它不思考小问题。上来要不就是中国人素质不行,我没办法。要不就是政府腐败,我也没办法。其实,握有一点点公共权力的人,甚至没有一点公共权力的人,都有很多事情可做。”
下面坐着某市贸促会、检察院、统计局、房产局等部门管应急的年轻公务员,仰头盯着王振耀。“比如行政体制改革,一说就是编制、机构、资金,其实,改革空间就在人员的日常活动中。如何写文件,如何开会,如何组织各类行政活动。咱们都觉得咱们起不了作用,但是拿方案、写稿子,往往就在我们在座诸位这里,你用什么方式来组织,可是相当不一样。”
他还讲,汶川地震时,他看到那些文文弱弱的志愿者小女孩常常比政府的人说话好使。“头几天食品供应不够,你要是政府官员去说,先给老人、妇女、小孩吃,肯定会有人抗议,你政府组织就得保证每个人都有啊。可志愿者小女孩往那儿一站,说只能老人、妇女、小孩吃。或者两种菜,没肉的年轻人吃,有肉的老人、妇女、小孩吃。大家都挺服。我一看,也没有军队和警察维持秩序呀。”这大概就是民间的力量。
下了课,有学生追出门说,他这月又被扣了900块的工资当捐款,一年差不多要被扣两个月的工资捐掉:“我也不是说不捐,可他们总得告诉我,我捐的钱去哪儿了吧。”
推动慈善透明,是王振耀忙活了5年的事情,至今没有形成他想要的制度性结果,成了他辞职的最大遗憾。“尊重普通人是一场革命啊。咱们的文化传统里面有些结构性的缺陷,不尊重自己,不尊重普通人。光政府这样号召是不行的,必须到民间,一块儿来做。可能还需要将来,我会继续推这事儿。”
应该社会引导政府
人物周刊:为什么不考虑退休后再来当教授呢?也就4年了。
王振耀:人家会说,“哎,老王退休了,到我们这儿来了。”你会是什么感受?你成了一个特殊教授,来养老的。我愁的他不愁,我不愁的他愁,没有利益的平等性,就不可能真正和其他同事在一块儿。现在这样,我们是平等的,一块儿上班,一块儿考虑工资问题,一块儿考虑项目问题,站在同一条线上,特别舒服。
你不能什么都占着,人家钢铁大王卡内基把所有财富都捐出来了,我现在就损失一点职位,一点医疗和待遇。何况也没有大的损失,我还是教授嘛,教授在全世界都是不错的职业。说穿了,你把包袱背在医疗待遇身上,最后身体也不一定好。
人物周刊:三四月份杀童事件对您决定来这边有很大的影响?
王振耀:是。因为这个我下定决心,社会的矛盾必须要重视。那是一个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犯罪,我认为有责任心的人要严肃地思考这个事件,不是轻飘飘地回答。这对我的心理刺激很大,这个社会你看都到了什么地步,我还留恋于这一点那一点干嘛。这个时候比美国100多年前的矛盾还要尖锐一些,贫富之间的差距,需要社会行动来缩小。我们应该警醒,应该行动了。
人物周刊:但在很多人看来,由政府来推动改变现状,会比民间推动更有力啊。
王振耀:他们其实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积30年改革的力量,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再也不是原来的社会了。我们还有一个思维惯性,总想着什么事情都是政府,政府是第一推动力,其实一个现代社会不是这样的,应该社会引导政府。我希望成为社会和政府间的桥梁,不再像过去,政府和民间是两边,缺乏积极的互动。
人物周刊:有人评论说,救灾救济司是给钱的“财神”,每年有大量的钱从司长手里批出,您在这儿做了十多年。福利司是要钱的“丐帮帮主”,您做了不到两年就不干了。
王振耀:他们不明白体制里面的情况,以为我是管着一大堆钱呢,其实没有。不管是救灾司还是福利司,我其实一直都是要钱的。救灾司我接任司长的时候,一年的财政资金是22亿。要不断地争取、说服,我写很多文章,说很多话,做很多活动,不断地为穷人开项目,争取资金。后来资金不断增加,仅低保当时一年就增加到百把个亿。如果不去想办法要钱,就只有现成的那一点点资金。
人物周刊:您一直特别关注技术和程序。
王振耀:我们总是不明白技术和程序的极端重要性。比如洪水的时候,有几次救灾,有解放军遇难了,就因为不会开冲锋舟,一开就打转,转不好就翻了。你没有训练不行啊!
现在每次灾害总结,第一条,保准就是各级党政领导高度重视、身先士卒,等等等,然后深入到一线,慰问灾民。好像领导重视了,什么问题都自然解决了。
出了事情就用我们延袭了几千年的一套方式,叫什么?问责制。什么责任都给党政一把手,那就是把什么权力都给他。这意味着,他只要保证我这个地方不出问题,什么手段都可以使。不是说不要追究责任,可之后怎么具体改进呢?没有。
你比较一下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的时候,那紧急救援署署长是布什的哥们,选举的时候很会拉选票。这时候大家就说,你找了个哥们,又不懂救灾。那好,把他撤了。中国人认为撤职以后就万事大吉了,但中国人画句号的地方,美国人只是画了逗号。美国怎么办?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国会搞了很深入的调查,调查出17条教训,125项改进工作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