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古往今来，任何军队和战争都要有一定的物质技术作为保障，否则，就无法建军和打仗，更谈不上强大和胜利。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后勤保障建设，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证。红军后勤工作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说，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得益于紧紧围绕战略目标改进方式方法，得益于人民群众的强大支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90周年之际，本刊特邀请三位军队学者就红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撰文解读。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了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此时的起义部队，官兵士气低落，缺少给养，而且疟疾流行，一路上总有病人掉队或因缺医少药死在路旁的事发生；一些长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军队中党的组织很不健全，队伍中的党员也没能发挥足够的作用，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投机分子公开逃跑。部队由原有的5000多人锐减到不足千人。
　　作为起义部队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意识到，物质条件的艰苦，是导致部队士气低落的最基本原因之一，如果不妥善解决这一问题，部队很难持久。在与前委委员们研究后，决定将起义部队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同时，借鉴叶挺独立团党组织建设的成功经验，在部队各级都设立了党的组织，连以上设立了党代表，担任党的支部书记。在后勤建设上，前委提出了官兵一律平等的正确主张，改薪饷制为供给制，废除了官长小灶，要求官兵生活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参与部队管理，并且实行伙食管理公开、经费管理公开，规定由士兵代表监督部队财经收支，每月公布一次账目，平分伙食结余。另外，为了加强部队的后勤保障，设立了经理处，负责筹措经费，经办伙食、被服等后勤工作；设立了卫生队，将原随各连行动不便的伤病员集中到卫生队，由卫生队负责治疗管理。
　　三湾改编提出的供给制和经济民主原则，以及一系列后勤保障模式的完善，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被证明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在当时官兵生活极为艰苦条件下，部队保持了团结一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时期官兵的生活状况时，作了具体的描述：“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
　　1927年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第一营攻下茶陵县城。部队进城后，只成立了一个县人民委员会，一切仍按旧政府的样子，升堂审案，收税完粮，什么群众工作也不做。部隊的给养也像旧军队一样，通过商会向各商铺摊派。部队住了好些天，也没有筹上多少款，给养依然很困难。在茅坪的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写信指示部队领导人，要求成立工农兵政府，并发动群众开展斗争。11月28日，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了。学徒出身的印刷工人、县总工会主席谭震林，担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工农兵政府成立后，立即发布了布告，号召广大工农群众起来革命，建立工农武装，惩治土豪劣绅，茶陵各地扬起了红色的狂飙，部队的行动得到群众的协助和支持。不久，部队发了灰色的新军装，戴上了八角帽，还发了一套白布衬衣，连子弹带、干粮袋也换了新的。部队精神焕发，群众欢欣鼓舞，一扫秋收起义失败以来的沉闷空气。
　　毛泽东后来总结道：我们的官、兵、夫，如果离开群众，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要想方设法接近群众，同他们拉家常，问他们家里几口人，几个人劳动，种多少田，收多少谷子，交多少租子，够不够吃，等等。群众了解了我们，就会帮助我们。有了群众的支持，我们的革命胜利才能有把握。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工农革命军不仅要打仗消灭敌人，做群众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还要做经济工作，打土豪、筹款子。
　　1929年12月28日，在古田镇溪背村的廖氏宗祠里，百余名代表三五成群地围坐一旁，听着台上的毛泽东侃侃而谈。他身边有两张长木凳，他没有就凳而坐，而是习惯性地站立着，还把左手撑在腰间，不时用右手有力地向前挥动着：“同志们，我们从年初到现在，艰难转战赣南闽西，相继取得大柏地战斗，攻克长汀城，三打龙岩城的胜利。我们的广大指战员表现的都很勇敢、很顽强！”接着，毛泽东语气一转，“但是，我们的一些革命同志也犯了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出现了只顾打仗，不愿意做发动群众和打土豪筹款工作的问题。出现了搞绝对平均主义，分物品嘛，要求极端平均，背米也不问年龄大小、体质强弱都要一样。分房子也要一样均，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房子，有的人就骂起来。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下，宁愿大家抬不成，也不愿把一个抬了去；对待伤兵不负责任，甚至讨嫌他们等一些不正确的倾向。”稍停了停，毛泽东环视着四周，说：“这些错误思想、错误行为，归根到底，就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还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以及盲动主义残余在作祟。”
　　“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我们必须认识到，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之一。在内部关系上，要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制度。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在军民关系上，红军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毛泽东洋洋洒洒，一口气讲了大半天。他的报告生动活泼，又有很强的针对性，代表们听了心里亮堂堂的，一点儿都不累。
　　在这次著名的古田会议上，专门对做好后勤工作做出了决定，明确了党的委员会负责计划筹款与全军预算分配支取的问题。同时，加强后勤机构建设，设立军需处、副官处两个后勤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系统；军部为军需处、副官处，各团为轴重队，营连为经委会。卫生系统各团有卫生队，军部设一个直属卫生队。强调官长要关心、照顾伤病员，尽一切可能解决伤病员的物质待遇。行军中对落伍的士兵应从精神上给予安慰、鼓励，对其中的伤病者给予热情关怀照顾；发给伤病员的零用钱和调养费，以伤病的轻重区别多少，而不应分官兵夫的身份来发给。
　　这次会议扫除了旧式军队的思想遗毒，确立了红军后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原则制度，从而在政治上、组织上确保了党对红军后勤工作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后，士兵和群众斗争的情绪都非常高涨，全军士气振奋，纷纷都要求去进攻敌军，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
　　事实证明，党的领导是红军后勤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