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常委黄炎培与章伯钧、左舜生、褚辅成、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接受中共邀请，乘国民党专为他们准备的飞机飞抵延安。受到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中央领导成员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秦邦宪、张闻天、刘伯承等数十人，到机场热烈欢迎。7月4日，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杨家岭他家里叙话。在窑洞客厅里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几天的考察有何感想。
　　黄炎培深感延安有一股蓬勃之气，抗日胜利之后定将赢得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遂借此机会坦陈心中的远虑，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情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微笑着严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答话之所以这样从容，这样成竹在胸，是因为他早就考虑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问题，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论著中，已有了民主治天下的美好展望和具体规划。而黄炎培的远虑，更促使他进一步考虑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并让他民主治天下的理论，更具深远意义。尚在掌握一国政权之前，便虑及立国后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家们，其远见卓识，较之历代谋国者，真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如此，黄炎培亦虑及此，真是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