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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韩国自古以来的外交政策就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并延续至今。从韩国总统的自身因素、国内环境及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方面分析卢武铉、李明博和朴槿惠的外交思想，找出其外交思想中的共同点并用儒学中“权威主义”、“家国一体主义”和“事大主义”思想分析其外交政策的合理性，对于判断韩国外交政策的合理性和指向性有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儒学、韩国、外交思想
一、韩国儒学文化及特点
韩国社会受儒学文化的影响颇深。虽然韩国社会的发展受到了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在韩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深远的是从中国传入的儒学文化。儒学文化对韩国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儒学作为一个学派，也作为一种文化，在孔子时期登上历史舞台。关于儒学传入韩国的具体时间至今为止没有确切的记录，学界一般推测，早在三国时期，随着汉字的传入，儒家的伦理意识也就自然而然地传入进来，而且与当时社会的规范制度实现折衷。 到了统一新罗末期儒学思想成为政治改革的思想基础。而高丽初期，儒家的制度和规范也得以确立。而儒学对韩国社会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时期是高丽末期朝鲜初期，这一时期的主导力量——士大夫们吸收了当时先进的思想——朱子儒学，并实现了贵族中心社会向士大夫社会的转型。
诚然，韩国儒学最早由中国传入，然后从中国输入的儒学在经过韩国社会的融合之后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儒学的韩国儒学。所谓韩国儒学，指的正是作为在韩国文化中如此变化的儒学的特殊性及韩国的独立性。”
韩国儒学有重“气”的品格。在韩国“主气”派的儒学学者们强调“气发理乘”，突出“气”的功能性是旨在表明人发挥主体能动性，即通过后天的修养，也就是“礼”的教化，就可以培养人心中的正气，由此恢复并扩充人性。 在儒学文化达到鼎盛的朝鲜朝五百年间（1393——1910），深受重“气”思想而注重实践性的韩国实学派在韩国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韩国儒学有重“情”品格。韩国儒学者们从“理气”观对“情”作了系统论述。韩国大儒李退溪提出：“四端”之情为“理”发，“七情”之情为“气”发。理发的“四端”之情是“善”，而“七情”之情有善恶之别，因此要为善去恶。
韩国儒学有重“实”的品格。“实”指实学，其理论经典是儒学元典——六经、四书。韩国实学者认为儒学元典的基本精神是在自我修养的基础上，以经邦弘化、治国理民为目的。提倡“穷经以致用”，而使韩国社会中也刮起一股以经世致用、实行实践为标志的儒学之风。
韩国儒学有重“义理”的精神。所谓的“义理精神”在韩国儒学重体现为“一仆不侍二主”的忠义精神。这种“义理”精神课追溯至新罗时代。在新罗历史上，爱国家、爱父母、讲究信义、骁勇忠烈的精神十分普遍。
二、儒学在韩国外交思想中的体现
文化不仅建构了利益，而且还限定和规范了人们实现利益的方式。 自国家形成依赖，文化就影响着国家对其具体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其国家利益的实现形式的认识。在相同的历史时期，除了国家实力、地缘、资源等客观条件外，一国对国家利益具体内同的界定和实现形式方式的选择，主要与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有关。亨廷顿在《美国国家利益的销蚀》中也提到，他认为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而认同又包括“文化”和“信仰”两部分。而文化又指“价值”，信仰则是“普遍的信念和原则”，如自由、民主、宪政、有限政府等；信仰是文化的产物。 因此，文化是构成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之一。儒学思想作为影响韩国社会最深的文化，其对韩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权威主义。儒学文化是韩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而韩国现代政治文化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也继承了儒学文化的精神。韩国学者金英明教授在《韩国的政治运动和维新体制》中将韩国的政治文化描述为：在相对强的官僚体制下显得微弱的市民社会、儒教的家长权威主义传统、执权者利用传统价值进行的社会统治、以儒教价值观解决结构矛盾等。在儒家看来，社会和政治应该力足于礼仪道德，社会不是靠法律而是靠礼仪形成的，政治不是靠制度而是靠领导人的德行和智慧来进行。因此在现在的韩国政治文化中，“不是依靠法制而是依靠精英政治的韩国官僚体制传统至今还作为加强精英权威主义的政策决定在起作用。” 由于“义”的精神，韩国仍将总统与国务委员及各部长之间的关系比作君臣关系，领导人的个人化现象十分严重，在组织内享有绝对的权威。在这样的组织内，决策过程是上意下达。在韩国，最重要的外交角色是总统和总统的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顾问、国家情报院院长，韩国政府的外交通商部的专家官员也都几乎没有考虑国家政治战略的机会。
（二）“家国一体”主义。在韩国儒学中，“义理”思想作为民族精神的主轴和核心，在韩国社会的各个阶段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儒家看来，君与国是一体，国与家不可分。因此“天下”秩序就是家长统治的家庭关系和皇权至上的国家秩序的自然延伸。
因此在韩国的外交思想中也突显出了“家国一体”的思想。由于韩国社会的“家国一体”观使得韩国社会矛盾激化，民众对政府决策异常敏感。因此，韩国领导人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首先会从韩国国内实情出发。卢武铉的“和平繁荣”外交政策是建立在韩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文化软实力以及因此而大增的民族自信心的基础之上。李明博提出“实用主义”纵然激发了之后的民众情绪，但在制定政策之初也是出于振兴韩国经济发展以及解决一系列由经济不景气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朴槿惠提出的“均衡外交”和“信赖外交”思想依然是立足于国内实情，根据国内实际需求出发，均衡与各大国间关系，与中国进一步友好合作来缓解由经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困难。
（三）事大主义。韩国地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东北亚，是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因此，如何在大国间周旋，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实现国家安全和繁荣，一直是韩国外交不变的核心。
历史上，朝鲜王朝将宗藩制度和天下秩序作为自身对外关系的总则，现代韩国将韩美同盟作为自身对外关系的核心基础，以韩美同盟的方式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中，与美国保持着不对等的外交关系。在卢武铉、李明博和朴槿惠三届政府的外交政策中，美国一直以来都占据韩国对外交往的首要位置。在卢武铉执政期间，他为了疏远了与美国的关系提出“东北亚均衡者论”的新外交思想，但很快遭到韩国政治精英的质疑和强烈反对。他们担心这种提法得罪美国，而韩国承担不了失去美国的风险。李明博上台之后立即修复韩美关系，将对美外交放在韩国外交的首位。朴槿惠上台以来提出“均衡外交”与“信赖外交”思想，欲将韩国放在均衡者的位置平衡韩国与周围大国间的关系，但在东北亚目前严峻的对峙局势下，朴槿惠依然要加强同美国的联系，取得美国的合作与支持，保证自身的安全。
深受儒学思想的韩国价值观是韩国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依据。不仅是因为儒学文化侵染着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韩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环境也使韩国的外交政策中必然透露出儒学文化思想。不论在当时的韩国领导人所制定的外交政策是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但他们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是依据其特定的主客观环境，通过分析而理性提出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段都有合理性。而运用儒学思想分析韩国外交政策更能够体现其合理性。因此，儒学思想不仅影响韩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也为分析预测韩国外交政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韩国自古以来的外交政策就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并延续至今。从韩国总统的自身因素、国内环境及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方面分析卢武铉、李明博和朴槿惠的外交思想，找出其外交思想中的共同点并用儒学中“权威主义”、“家国一体主义”和“事大主义”思想分析其外交政策的合理性，对于判断韩国外交政策的合理性和指向性有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儒学、韩国、外交思想
一、韩国儒学文化及特点
韩国社会受儒学文化的影响颇深。虽然韩国社会的发展受到了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在韩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深远的是从中国传入的儒学文化。儒学文化对韩国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儒学作为一个学派，也作为一种文化，在孔子时期登上历史舞台。关于儒学传入韩国的具体时间至今为止没有确切的记录，学界一般推测，早在三国时期，随着汉字的传入，儒家的伦理意识也就自然而然地传入进来，而且与当时社会的规范制度实现折衷。 到了统一新罗末期儒学思想成为政治改革的思想基础。而高丽初期，儒家的制度和规范也得以确立。而儒学对韩国社会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时期是高丽末期朝鲜初期，这一时期的主导力量——士大夫们吸收了当时先进的思想——朱子儒学，并实现了贵族中心社会向士大夫社会的转型。
诚然，韩国儒学最早由中国传入，然后从中国输入的儒学在经过韩国社会的融合之后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儒学的韩国儒学。所谓韩国儒学，指的正是作为在韩国文化中如此变化的儒学的特殊性及韩国的独立性。”
韩国儒学有重“气”的品格。在韩国“主气”派的儒学学者们强调“气发理乘”，突出“气”的功能性是旨在表明人发挥主体能动性，即通过后天的修养，也就是“礼”的教化，就可以培养人心中的正气，由此恢复并扩充人性。 在儒学文化达到鼎盛的朝鲜朝五百年间（1393——1910），深受重“气”思想而注重实践性的韩国实学派在韩国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韩国儒学有重“情”品格。韩国儒学者们从“理气”观对“情”作了系统论述。韩国大儒李退溪提出：“四端”之情为“理”发，“七情”之情为“气”发。理发的“四端”之情是“善”，而“七情”之情有善恶之别，因此要为善去恶。
韩国儒学有重“实”的品格。“实”指实学，其理论经典是儒学元典——六经、四书。韩国实学者认为儒学元典的基本精神是在自我修养的基础上，以经邦弘化、治国理民为目的。提倡“穷经以致用”，而使韩国社会中也刮起一股以经世致用、实行实践为标志的儒学之风。
韩国儒学有重“义理”的精神。所谓的“义理精神”在韩国儒学重体现为“一仆不侍二主”的忠义精神。这种“义理”精神课追溯至新罗时代。在新罗历史上，爱国家、爱父母、讲究信义、骁勇忠烈的精神十分普遍。
二、儒学在韩国外交思想中的体现
文化不仅建构了利益，而且还限定和规范了人们实现利益的方式。 自国家形成依赖，文化就影响着国家对其具体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其国家利益的实现形式的认识。在相同的历史时期，除了国家实力、地缘、资源等客观条件外，一国对国家利益具体内同的界定和实现形式方式的选择，主要与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有关。亨廷顿在《美国国家利益的销蚀》中也提到，他认为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而认同又包括“文化”和“信仰”两部分。而文化又指“价值”，信仰则是“普遍的信念和原则”，如自由、民主、宪政、有限政府等；信仰是文化的产物。 因此，文化是构成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之一。儒学思想作为影响韩国社会最深的文化，其对韩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权威主义。儒学文化是韩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而韩国现代政治文化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也继承了儒学文化的精神。韩国学者金英明教授在《韩国的政治运动和维新体制》中将韩国的政治文化描述为：在相对强的官僚体制下显得微弱的市民社会、儒教的家长权威主义传统、执权者利用传统价值进行的社会统治、以儒教价值观解决结构矛盾等。在儒家看来，社会和政治应该力足于礼仪道德，社会不是靠法律而是靠礼仪形成的，政治不是靠制度而是靠领导人的德行和智慧来进行。因此在现在的韩国政治文化中，“不是依靠法制而是依靠精英政治的韩国官僚体制传统至今还作为加强精英权威主义的政策决定在起作用。” 由于“义”的精神，韩国仍将总统与国务委员及各部长之间的关系比作君臣关系，领导人的个人化现象十分严重，在组织内享有绝对的权威。在这样的组织内，决策过程是上意下达。在韩国，最重要的外交角色是总统和总统的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顾问、国家情报院院长，韩国政府的外交通商部的专家官员也都几乎没有考虑国家政治战略的机会。
（二）“家国一体”主义。在韩国儒学中，“义理”思想作为民族精神的主轴和核心，在韩国社会的各个阶段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儒家看来，君与国是一体，国与家不可分。因此“天下”秩序就是家长统治的家庭关系和皇权至上的国家秩序的自然延伸。
因此在韩国的外交思想中也突显出了“家国一体”的思想。由于韩国社会的“家国一体”观使得韩国社会矛盾激化，民众对政府决策异常敏感。因此，韩国领导人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首先会从韩国国内实情出发。卢武铉的“和平繁荣”外交政策是建立在韩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文化软实力以及因此而大增的民族自信心的基础之上。李明博提出“实用主义”纵然激发了之后的民众情绪，但在制定政策之初也是出于振兴韩国经济发展以及解决一系列由经济不景气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朴槿惠提出的“均衡外交”和“信赖外交”思想依然是立足于国内实情，根据国内实际需求出发，均衡与各大国间关系，与中国进一步友好合作来缓解由经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困难。
（三）事大主义。韩国地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东北亚，是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因此，如何在大国间周旋，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实现国家安全和繁荣，一直是韩国外交不变的核心。
历史上，朝鲜王朝将宗藩制度和天下秩序作为自身对外关系的总则，现代韩国将韩美同盟作为自身对外关系的核心基础，以韩美同盟的方式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中，与美国保持着不对等的外交关系。在卢武铉、李明博和朴槿惠三届政府的外交政策中，美国一直以来都占据韩国对外交往的首要位置。在卢武铉执政期间，他为了疏远了与美国的关系提出“东北亚均衡者论”的新外交思想，但很快遭到韩国政治精英的质疑和强烈反对。他们担心这种提法得罪美国，而韩国承担不了失去美国的风险。李明博上台之后立即修复韩美关系，将对美外交放在韩国外交的首位。朴槿惠上台以来提出“均衡外交”与“信赖外交”思想，欲将韩国放在均衡者的位置平衡韩国与周围大国间的关系，但在东北亚目前严峻的对峙局势下，朴槿惠依然要加强同美国的联系，取得美国的合作与支持，保证自身的安全。
深受儒学思想的韩国价值观是韩国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依据。不仅是因为儒学文化侵染着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韩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环境也使韩国的外交政策中必然透露出儒学文化思想。不论在当时的韩国领导人所制定的外交政策是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但他们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是依据其特定的主客观环境，通过分析而理性提出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段都有合理性。而运用儒学思想分析韩国外交政策更能够体现其合理性。因此，儒学思想不仅影响韩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也为分析预测韩国外交政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