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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像山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甘谷大佛为国内巨佛之一。大佛窟原有木构建筑，从重楼七层到全部毁去，是历史的见证。研究大像山石窟寺的演变，对认识中国石窟寺的演变意义重大。
[关键词]大像山石窟；木楼；文物保护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22-0025-02
甘谷县大像山大佛坐落于高约200米的崖壁间，是全国相对地面高度最高的大佛，为石胎泥塑。经考证，石胎雕于北魏时期，泥妆塑于盛唐年间。大佛整个身躯为半圆雕，高23.3米，宽10.2米，面相庄严，躯体厚重，静穆慈祥，两眼平视，手施拔济众生印，足踩莲台，作善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造型精美，是全国大型石窟造像中为数不多的珍贵文物。大像山也因之而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甘谷地处佛法东渐的必经之地，大佛以及窟东一连串平顶方形禅窟，较好地保存了佛教传入中国时最早的窟龛式样，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渐兴盛。北朝时期，全国范围内名山胜地凿窟造像之风大盛，大像山石窟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大像山石窟虽没有确切的始凿年代记载，然据现存洞窟形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记载，大致可推测大像山早期石窟的创凿在北周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旁证是北周保定五年（565），大都督李允信在麦积山“为亡父造七佛龛”，其规模宏大，堪称麦积山石窟之首。时著名文学家庾信专门撰《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以记其盛：“异岭共云，同峰别雨，冀城余俗，河西旧风。”该铭通篇言开窟造像之事，寻绎文义，则甘谷当时石窟之建，而堪与麦积山佛龛先后辉比者，在冀城非大像山石窟莫属。而冀城正是北周时甘谷的旧名。而《序》中的“河西”是指整个黄河以西，包括整个渭河流域及“陇坻”的麦积山的广大地区，说明了这一区域佛教之兴盛。
从大佛龛开窟塑像至唐末，大佛窟没有木楼的记载，整个中国石窟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中国石窟寺研究专家宿白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通过大量资料论证认为：中原北方窟龛的发展演变，大体上可区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即5～6世纪，是这个地区开凿石窟的盛期，多大佛窟、佛殿窟、塔庙窟，也有少数禅窟和禅窟群，“9～10世纪，石窟开凿渐趋衰落，窟前接建木构堂阁的做法开始流行”。在全国，乐山、敦煌等地的石胎大佛，都是在宋代加架楼阁，并在面部妆泥塑作。宋《太平寰宇记》载：“石崖上有大像一躯，长八尺（丈），自山顶至山下一千二百三十尺，有阁道可登。”唐代建成的五层楼阁至宋代仍然完好无损。宋嘉祐三年（1058），整个北方地区的佛事活动虽然频繁。但多数不以开窟造像为主，而是在前人基础上补修、重修。其时，由于自然侵蚀、窟檐楼阁破损严重，大佛亦受其蚀，故在宋嘉祐三年维修时，加固翻修了窟前楼阁，修塑了大佛。今大像山大佛窟壁存同治九年（1870）立《重建大像山碑记》，文曰：
大像山者，邑城西南山古佛也。山开陡出石像，高百二十余尺，覆以重楼数层。肇于宋嘉祐三年，迄今八百余岁，地方于以庇神庥焉。同治初，经兵燹，佛楼被焚，露立八载，无复起宇者。任于庚午正莅斯邑，议重建之。其工巨，需数千缗。募之各统戎，慨然诺。任督其事，率会首等，越五月而工乃成。非致侈言焕然，亦聊以蔽风雨云。是为记。
文中“任”为时任伏羌县令强任，这是一位对大像山建设保护大有贡献者。宋嘉祐三年为公元1058年。笔者认为，“大像山者，邑城西南山古佛也。山开陡出石像，高百二十余尺。覆以重楼，肇于宋嘉祐三年，迄今八百余岁，地方于以庇神庥焉”这种断句是正确的，也符合历史事实。宋嘉祐三年，大佛“覆以重楼”，“迄今八百余岁”，符合中国石窟寺的发展历史，也符合大像山大佛窟楼阁的历史。宋嘉祐三年（1058），大佛窟前兴工建成楼阁保护佛身，同时又用泥塑技艺重妆佛身。从此，大像山兴建木构殿宇，并在所有窟前兴木架阁，成一时之风。
大像山附近发现的石刻小佛像均为北朝时期作品，这些又以实物的形式证明大像山佛教活动，大佛雕凿年代为北朝时期当无所疑。
再说“覆以重楼”。嘉祐年间的“重楼”究竟几层无记载可考，不得而知，民间传说最早为七层，七层符合佛教仪规，亦非空穴来风，口耳相传，似有一定道理。
明叶应甲《伏羌县志·地理志·山川》载：“大像山：在西南三里，巅上有佛，就崖刻像，高百丈……上覆以楼，今楼废。”该记载表明，至《伏羌县志》纂成的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前，大佛楼已毁，楼层数依然未记。
清巩建丰《伏羌县志·山川》在“八景”条下有：“悬崖大像：山顶有石佛像，高百二十尺，覆以重楼七层，仰楼云汉，一奇观也。”该记载清楚地表明，清乾隆十四年（1749）大佛窟前的木楼为“七层”。而这“七层”，很可能就是明时已废的“重楼”，宋时始修未记的“重楼”。
清乾隆四十六至五十年间（1781～1786），县令杨芳灿主持重修大佛窟楼阁。工成，杨芳灿撰《大像山佛龛铭并序》，文中有“琉璃耀日，七重雀目之窗；金碧凭霄，百尺蛇鳞之角”句。由此可知，杨芳灿主持所建大佛窟楼阁亦为七层，且每层有一窗。
清同治二年（1863），回民举行反清起义，义军上大像山，毁塑像，焚大像楼及全山梵宇祠庙。此为大像山有史以来最大之劫难，除大佛以外的塑像和木构建筑无一幸免。大像山木楼经这次劫难元气大伤，以后恢复修造再未能达到之前的状态。
清同治九年（1870），县令强任“募资兴修，一复承平之旧”，将大佛楼由90年前的7层限于财力改建为5层3间。此事由平襄刘伯龙撰《重修大像山碑记》立于大佛窟左侧窟壁。与此同时，同治十年（1871）修无量殿，有魏观象《重建无量殿叙》记其事；修圣母殿并山门，有骆维祺《重建大像山并关圣殿碑记》述其事；修玉皇阁，有原筮贞《大像山创修玉皇阁记》述其事。
大佛露立八载之后，大佛窟楼阁由7层变为5层，虽有删削，而气象不减。民国安履祥《甘谷县志·山川》载：“文旗悬崖间凿佛像一尊，金容彩衣，辉映渭川。高约十丈余，足趾一甲之大，直如箕；一指之大，巨如瓮。清末，右手一指堕，坏护身层楼一间。”这条记录包括了两条信息，一是大佛窟楼阁至此已成危楼，二是这时的楼阁距大佛极近，甚至有幾层就在大佛手指之下，否则，是不会因指堕而“压塌层楼一间”。 民国九年（1920），海原特大地震波及甘谷，大佛五层楼阁木架倾塌。先因指堕而成危楼，再遇地震，同治十年（1871）兴建的五层三间楼阁寿终正寝。
民国十年（1921），李绣鎕等人募金重修大佛楼阁，将原五层三间楼阁改为三层五间。民国安履祥《甘谷县志·建置·宫祠寺庙》载：“护身楼共三层，楼宽五楹，允称巨工。”苦于财力有限，这时的三层楼阁基本上是利用原有材料作了一些删改，其简陋有民国年间照片为证，它和同治年间的五层楼是不能比的，更是和宋嘉祐时的七层楼阁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已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楼了，只是一个防雨设施罢了。
此后半个多世纪，由于缺少必要维修，至1977年时，木楼全毁，大佛露立。为保护大佛不致风雨侵袭，当地僧众于当年和1979年两次给大佛全身裹罩塑料布遮风挡雨。1983年10月，修复大佛窟龛，补塑大佛手足，增修窟前平台、栏杆。大佛窟楼阁至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从七层、五层、三层，到最后消失，大像山木樓的演变是缓慢的，但也是残酷的，大像山木楼是大像山辉煌与劫难的见证者，更是辉煌与劫难的承载者。
关于甘谷大像山大佛窟楼阁，历代方志和有关典籍零星的记载是一个方面，为数稀少，堪称珍贵的民国照片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更有价值的还是大佛窟内保留至今的历代楼阁修建时开凿的椽眼、梁眼和其他窟眼，它们是大佛窟木楼曾经存在的最重要的资料和最有力的佐证。这些窟眼不仅多，而且密，稍加研究就会发现还有一定的规律，左右两侧的窟眼大致对称分布，而窟后大佛头顶的上下两排椽眼极为整齐。估计宋嘉祐年间的七层楼阁，或者清同治年间的五层楼阁，是将整个大佛完全置于楼阁内的，是名副其实的石窟寺。正因如此，才有“清末右手一指堕，坏护身层楼一间”之事。大佛窟木楼的意义，除起装饰作用外，最为重要的作用还是“护身”。
近年来，经过对大像山大佛窟的现场勘察对比，参照三维扫描窟壁的成像图，可以肯定历史上大像山曾存在过不同形式的窗檐和木构建筑，其作用就是为了加强对大佛的保护。
大佛头顶后侧两排连续的小孔洞是顶层屋檐的椽洞，且下层孔洞的时间要早于上层，且有重复使用的可能。因为从屋檐主要承担排水和保护大佛的性质及法式等特性判断，后期的椽洞不可能低于前期，否则屋檐太平缓，不利于排水及对大佛的保护。窟壁两侧相对较大的孔洞在水平方向呈对称且有规律地错落布置，可判断作为梁洞。窟壁两侧有斜向的三道槽痕，根据现存长度、斜度和痕迹的间距及两壁的对应关系，判断应是窟檐的椽子长时间与窟壁接触而遗留下的痕迹。所有这些，都清晰地表明当年木楼的基本结构，只是因于人力和特别是非人力的不断毁坏，至今只成为残迹。
理清大像山大佛窟楼阁的演变过程，不仅对于认识中国石窟寺的演变、研究中国石窟开凿、木楼保护等有重大的意义，而更重要的还在于鉴古知今，吸取古人的成功经验，加强对大像山大佛这一“国之瑰宝”的保护。
[关键词]大像山石窟；木楼；文物保护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22-0025-02
甘谷县大像山大佛坐落于高约200米的崖壁间，是全国相对地面高度最高的大佛，为石胎泥塑。经考证，石胎雕于北魏时期，泥妆塑于盛唐年间。大佛整个身躯为半圆雕，高23.3米，宽10.2米，面相庄严，躯体厚重，静穆慈祥，两眼平视，手施拔济众生印，足踩莲台，作善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造型精美，是全国大型石窟造像中为数不多的珍贵文物。大像山也因之而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甘谷地处佛法东渐的必经之地，大佛以及窟东一连串平顶方形禅窟，较好地保存了佛教传入中国时最早的窟龛式样，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渐兴盛。北朝时期，全国范围内名山胜地凿窟造像之风大盛，大像山石窟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大像山石窟虽没有确切的始凿年代记载，然据现存洞窟形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记载，大致可推测大像山早期石窟的创凿在北周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旁证是北周保定五年（565），大都督李允信在麦积山“为亡父造七佛龛”，其规模宏大，堪称麦积山石窟之首。时著名文学家庾信专门撰《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以记其盛：“异岭共云，同峰别雨，冀城余俗，河西旧风。”该铭通篇言开窟造像之事，寻绎文义，则甘谷当时石窟之建，而堪与麦积山佛龛先后辉比者，在冀城非大像山石窟莫属。而冀城正是北周时甘谷的旧名。而《序》中的“河西”是指整个黄河以西，包括整个渭河流域及“陇坻”的麦积山的广大地区，说明了这一区域佛教之兴盛。
从大佛龛开窟塑像至唐末，大佛窟没有木楼的记载，整个中国石窟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中国石窟寺研究专家宿白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通过大量资料论证认为：中原北方窟龛的发展演变，大体上可区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即5～6世纪，是这个地区开凿石窟的盛期，多大佛窟、佛殿窟、塔庙窟，也有少数禅窟和禅窟群，“9～10世纪，石窟开凿渐趋衰落，窟前接建木构堂阁的做法开始流行”。在全国，乐山、敦煌等地的石胎大佛，都是在宋代加架楼阁，并在面部妆泥塑作。宋《太平寰宇记》载：“石崖上有大像一躯，长八尺（丈），自山顶至山下一千二百三十尺，有阁道可登。”唐代建成的五层楼阁至宋代仍然完好无损。宋嘉祐三年（1058），整个北方地区的佛事活动虽然频繁。但多数不以开窟造像为主，而是在前人基础上补修、重修。其时，由于自然侵蚀、窟檐楼阁破损严重，大佛亦受其蚀，故在宋嘉祐三年维修时，加固翻修了窟前楼阁，修塑了大佛。今大像山大佛窟壁存同治九年（1870）立《重建大像山碑记》，文曰：
大像山者，邑城西南山古佛也。山开陡出石像，高百二十余尺，覆以重楼数层。肇于宋嘉祐三年，迄今八百余岁，地方于以庇神庥焉。同治初，经兵燹，佛楼被焚，露立八载，无复起宇者。任于庚午正莅斯邑，议重建之。其工巨，需数千缗。募之各统戎，慨然诺。任督其事，率会首等，越五月而工乃成。非致侈言焕然，亦聊以蔽风雨云。是为记。
文中“任”为时任伏羌县令强任，这是一位对大像山建设保护大有贡献者。宋嘉祐三年为公元1058年。笔者认为，“大像山者，邑城西南山古佛也。山开陡出石像，高百二十余尺。覆以重楼，肇于宋嘉祐三年，迄今八百余岁，地方于以庇神庥焉”这种断句是正确的，也符合历史事实。宋嘉祐三年，大佛“覆以重楼”，“迄今八百余岁”，符合中国石窟寺的发展历史，也符合大像山大佛窟楼阁的历史。宋嘉祐三年（1058），大佛窟前兴工建成楼阁保护佛身，同时又用泥塑技艺重妆佛身。从此，大像山兴建木构殿宇，并在所有窟前兴木架阁，成一时之风。
大像山附近发现的石刻小佛像均为北朝时期作品，这些又以实物的形式证明大像山佛教活动，大佛雕凿年代为北朝时期当无所疑。
再说“覆以重楼”。嘉祐年间的“重楼”究竟几层无记载可考，不得而知，民间传说最早为七层，七层符合佛教仪规，亦非空穴来风，口耳相传，似有一定道理。
明叶应甲《伏羌县志·地理志·山川》载：“大像山：在西南三里，巅上有佛，就崖刻像，高百丈……上覆以楼，今楼废。”该记载表明，至《伏羌县志》纂成的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前，大佛楼已毁，楼层数依然未记。
清巩建丰《伏羌县志·山川》在“八景”条下有：“悬崖大像：山顶有石佛像，高百二十尺，覆以重楼七层，仰楼云汉，一奇观也。”该记载清楚地表明，清乾隆十四年（1749）大佛窟前的木楼为“七层”。而这“七层”，很可能就是明时已废的“重楼”，宋时始修未记的“重楼”。
清乾隆四十六至五十年间（1781～1786），县令杨芳灿主持重修大佛窟楼阁。工成，杨芳灿撰《大像山佛龛铭并序》，文中有“琉璃耀日，七重雀目之窗；金碧凭霄，百尺蛇鳞之角”句。由此可知，杨芳灿主持所建大佛窟楼阁亦为七层，且每层有一窗。
清同治二年（1863），回民举行反清起义，义军上大像山，毁塑像，焚大像楼及全山梵宇祠庙。此为大像山有史以来最大之劫难，除大佛以外的塑像和木构建筑无一幸免。大像山木楼经这次劫难元气大伤，以后恢复修造再未能达到之前的状态。
清同治九年（1870），县令强任“募资兴修，一复承平之旧”，将大佛楼由90年前的7层限于财力改建为5层3间。此事由平襄刘伯龙撰《重修大像山碑记》立于大佛窟左侧窟壁。与此同时，同治十年（1871）修无量殿，有魏观象《重建无量殿叙》记其事；修圣母殿并山门，有骆维祺《重建大像山并关圣殿碑记》述其事；修玉皇阁，有原筮贞《大像山创修玉皇阁记》述其事。
大佛露立八载之后，大佛窟楼阁由7层变为5层，虽有删削，而气象不减。民国安履祥《甘谷县志·山川》载：“文旗悬崖间凿佛像一尊，金容彩衣，辉映渭川。高约十丈余，足趾一甲之大，直如箕；一指之大，巨如瓮。清末，右手一指堕，坏护身层楼一间。”这条记录包括了两条信息，一是大佛窟楼阁至此已成危楼，二是这时的楼阁距大佛极近，甚至有幾层就在大佛手指之下，否则，是不会因指堕而“压塌层楼一间”。 民国九年（1920），海原特大地震波及甘谷，大佛五层楼阁木架倾塌。先因指堕而成危楼，再遇地震，同治十年（1871）兴建的五层三间楼阁寿终正寝。
民国十年（1921），李绣鎕等人募金重修大佛楼阁，将原五层三间楼阁改为三层五间。民国安履祥《甘谷县志·建置·宫祠寺庙》载：“护身楼共三层，楼宽五楹，允称巨工。”苦于财力有限，这时的三层楼阁基本上是利用原有材料作了一些删改，其简陋有民国年间照片为证，它和同治年间的五层楼是不能比的，更是和宋嘉祐时的七层楼阁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已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楼了，只是一个防雨设施罢了。
此后半个多世纪，由于缺少必要维修，至1977年时，木楼全毁，大佛露立。为保护大佛不致风雨侵袭，当地僧众于当年和1979年两次给大佛全身裹罩塑料布遮风挡雨。1983年10月，修复大佛窟龛，补塑大佛手足，增修窟前平台、栏杆。大佛窟楼阁至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从七层、五层、三层，到最后消失，大像山木樓的演变是缓慢的，但也是残酷的，大像山木楼是大像山辉煌与劫难的见证者，更是辉煌与劫难的承载者。
关于甘谷大像山大佛窟楼阁，历代方志和有关典籍零星的记载是一个方面，为数稀少，堪称珍贵的民国照片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更有价值的还是大佛窟内保留至今的历代楼阁修建时开凿的椽眼、梁眼和其他窟眼，它们是大佛窟木楼曾经存在的最重要的资料和最有力的佐证。这些窟眼不仅多，而且密，稍加研究就会发现还有一定的规律，左右两侧的窟眼大致对称分布，而窟后大佛头顶的上下两排椽眼极为整齐。估计宋嘉祐年间的七层楼阁，或者清同治年间的五层楼阁，是将整个大佛完全置于楼阁内的，是名副其实的石窟寺。正因如此，才有“清末右手一指堕，坏护身层楼一间”之事。大佛窟木楼的意义，除起装饰作用外，最为重要的作用还是“护身”。
近年来，经过对大像山大佛窟的现场勘察对比，参照三维扫描窟壁的成像图，可以肯定历史上大像山曾存在过不同形式的窗檐和木构建筑，其作用就是为了加强对大佛的保护。
大佛头顶后侧两排连续的小孔洞是顶层屋檐的椽洞，且下层孔洞的时间要早于上层，且有重复使用的可能。因为从屋檐主要承担排水和保护大佛的性质及法式等特性判断，后期的椽洞不可能低于前期，否则屋檐太平缓，不利于排水及对大佛的保护。窟壁两侧相对较大的孔洞在水平方向呈对称且有规律地错落布置，可判断作为梁洞。窟壁两侧有斜向的三道槽痕，根据现存长度、斜度和痕迹的间距及两壁的对应关系，判断应是窟檐的椽子长时间与窟壁接触而遗留下的痕迹。所有这些，都清晰地表明当年木楼的基本结构，只是因于人力和特别是非人力的不断毁坏，至今只成为残迹。
理清大像山大佛窟楼阁的演变过程，不仅对于认识中国石窟寺的演变、研究中国石窟开凿、木楼保护等有重大的意义，而更重要的还在于鉴古知今，吸取古人的成功经验，加强对大像山大佛这一“国之瑰宝”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