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来问者，不敢不以诚答。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俱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唯其是尔。”如是而已。非固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
　　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沈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于文，岂异于是乎？今后进之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圣贤人为法者，虽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徒出，必自于此，不自于循常之徒也。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来，谁不为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能者也。
　　（节选自《昌黎先生集》卷十八《答刘正夫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