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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并非与生俱来，但是消除贫困却要付出长期巨大的努力。消除贫困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优先的国际发展目标(MDG)——建立一个没有贫困，没有因贫困带来痛苦的世界。贫困是一个综合性的现象，阿玛蒂亚·森认为，应该从概念上将贫困定义为能力不足而不是收入低下。贫困的核心概念是能力、权力和福利的被剥夺，贫困不只是收入的贫困，它是一个多维度的现象。我认为，可以从四个维度来定义贫困类型：收入贫困、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生态贫困。收入贫困(in—come poverty)是指物质条件贫困，缺乏最低水平的、足够的收入或支出。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是一个国穷民贫、文盲充斥、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各类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不但是经济的贫困，也是健康和教育的贫困。近代中国不仅贫穷落后，也被视为“东亚病夫”、“鸦片之国”、“文盲大国”。经过六十年发展，中国消除各类贫困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执贫困人口第一大国到减贫贡献第一大国，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人，从文盲大国到教育大国，从极低人类发展国到上中等人类发展国，从信息边缘国到信息大国。大规模减少各类贫困人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发展成就，也是中国对人类发展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前三十年：为减贫奠定重要的基础
从中国现代历史比较角度看，中国消除人类贫困方面取得上述令人瞩目的成绩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实现的，按Maddision数据计算，1950-1978年中国人均GBP增长率为2.83％，而人类发展指标及教育健康指标年增长率却均创下了历史上的最快记录(见表1)。
从国际比较看，1950-1980是中国人类发展最快的时期，印度的进展却慢了许多。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成人文盲率等指标中国改善速度都远好于印度。(见表2)
世界银行上世纪80年代初的评估报告中对中国这一时期的发展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其他国家中极端贫苦人口所遭受的苦难如饥饿、疾病、高出生率和高婴儿死亡率、文盲普遍以及时刻担心沦为赤贫和成为饿殍等，在中国已差不多消除了。最能说明实际贫困严重程度的一个现象是(人口)预期寿命，因为其长短取决于很多其他经济和社会变量，而中国作为一个低收入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却突出地高(1980年为67岁)。即使在最贫困的省份，其人口预期寿命也不比中等收入国家低多少。
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先后发生了“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天下大乱”，但是并没有能够改变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总的来说创造了一个极为平等的社会，有效地消除了极端人类贫困现象。
后三十年：各类贫困人口快速减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最突出的是大幅度减少四类贫困人口。
中国成为世界减少收入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以1美元国际贫困线计算，1981-2005年期间世界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减少了6.56亿人，其中中国与印度分别减少了6.24亿人和2960万人。减贫贡献率分别达到95.1％和4.5％，合计99.6％，中国成为对世界减少收入贫困贡献最大的国家。
减少人类贫困取得重大进展。中国迅速完成了第一次卫生革命，基本控制与消除严重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均大幅度下降；人口预期寿命继续延长，2005年达到了73岁。突出表现为以下两个指标的显著改善：1、饮用水不安全人口迅速减少，到2015年左右就可以基本消除中国饮用水不安全问题。2、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极低覆盖到全面覆盖。
知识贫困程度大大减轻。教育贫困人口及比重大幅度下降，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已经变为现实。现代信息产品的快速扩散、普及，使得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从一个典型的信息化“边缘国家”到信息大国，已经成为网民第一大国。
消除生态贫困成为最大挑战。消除生态贫困成为21世纪初期中国减贫的最大挑战和重大任务。中国绝大多数收入贫困人口、人类贫困人口主要是生活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自然资源承载能力不足的生态脆弱地区。我们保守估计，全国生态贫困人口约2亿，相当于国际贫困线人口的两倍，所在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比重的44％，占全国总人口的15.4％。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人类最大的威胁是气候贫困人口，中国作为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国，最大任务之一就是不断减少气候贫困人口。我们根据自然灾害研究中心(CREI))的数据估算，1990-2007年中国年均气候变化受灾人口为1.2亿人，占世界比重的52.4％。
结论：社会主义体制是最大优势
全面消除贫困是世界进入现代经济增长以后才成为可能，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实质是要实现现代化转型，由传统经济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全能型政府向“良治”模式转型，这是一个不断减少欠发达因素，不断增加发达因素的漫长过程。中国减贫的六十年实践表明，减贫的成功有赖于广泛可及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其中社会主义体制是最大的优势。中国的减贫之路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的过程，它总共要跨越三个大步，即毛泽东时代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人类指标快速发展，这为中国减贫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第二步是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引入市场机制，使贫困的农民成为参与现代经济增长的主体之一，从而大大减少了收入贫困；第三步是本世纪初到2020年，通过市场机制与政府“良治”融合共生，将全面消除收入贫困、人类贫困、知识贫困与生态贫困。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如果说有什么独特之处，我认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挑战－应战”的适应模式。中国发展非常符合汤因比的“挑战一应战”模式，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国家兴盛的最大机遇，当中国选择了向贫困宣战就意味着抛弃了被动应战，而选择了主动应战。消除贫困的过程，实际上是对贫困挑战不断响应，主动适应的过程。
第二，目标导向的良治模式。中国计划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整个国家发展是有目标，有计划地消除贫困，特别是通过广泛动员的方式来扫除文盲，消灭传染病，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改革之后，政府不再对微观领域的生产进行计划，但对于宏观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目标导向的国家管理模式，具体是由党中央提出发展的基本蓝图，依据这一蓝图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进而部署年度的工作计划与 任务安排，规划成为部署与检查地方工作的重要依据。
第三，政治稳定、不断上台阶的累进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为中国政治的稳定性、延续性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使得中国可以对国家发展目标进行长远规划，并持续性、累积性地来实现发展目标。
第四，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共赢模式。防止两极分化，发展成果惠及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全部人群，实现共同富裕并非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更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理论追求。它的核心是“共同”，是使十几亿人能够共同参与发展的机会，共同提高发展的能力，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这是中国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保障。
胡鞍钢教授精彩论点
一个国家要从封闭主义到开放主义，中国基本上已经走完这个过程；下一步应该从技术民族主义变成技术垒球主义，技术没有国别，看你有没有本事利用垒球的技术。
——《中国3G世纪报告》
若干因素相互叠加、相互冲突，迅速增加了就业压力。我国实际劳动力供给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创造就业的能力和实际就业需求量却在明显下降。世界上最大的就业战争正在中国打响。就业与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
——在“技能人才与中国制造论坛”上的演讲
不少人潜意识地认为，西方国家甚至外国都是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的，似乎不搞“三权分立”就理不直气不壮，有人甚至认为“三权分立”是所谓的“国际惯例”。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真实的情况是，在西方国家中，只有美国(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实行议会制，实际都未实行“三权分立”。
——《西方国家有多少搞“三权分立”的?》
腐败的结构性根源是什么?我们认为这集中体现为两个不对称性：一是权力不对称性，指的是公共权力和制约、监督公共权力的力量的不对称性；二是信息不对称性，指的是由于腐败隐秘、敏感特性而造成的腐败者和反腐败机构所掌握的信息的不对祢性。
——《反腐败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廉政体系》
历史已经表明，中国的领导者十分智慧地使中国在经济转轨和民主化进程避免了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解体与分裂，也避免了东欧国家经济转轨中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的局面，几乎出人意料地走上了一条良性的独特的民主化道路。
——《探索安邦之道》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是十分独特的。如果按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的变化曲线，可以发现它呈现U字型，先下降后上升，先衰落后崛起，至1820年前后由世界的1／3高峰迅速下降，1950年前后达到最低点，仅占不足世界的1／20；从1978年前后开始持续性上升，到目前达到世界的15％，有可能在2030年超过世界总量的1／5以上。追求世界经济强国是中国仁人志士所共同追求的中国之梦。1956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中国要用“五十年”(指2006年)、六十年(指2016年)实现追赶美国的“中国梦”。中国将在不久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毛泽东的中国之梦真的会变成现实。
——《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是一个国穷民贫、文盲充斥、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各类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不但是经济的贫困，也是健康和教育的贫困。近代中国不仅贫穷落后，也被视为“东亚病夫”、“鸦片之国”、“文盲大国”。经过六十年发展，中国消除各类贫困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执贫困人口第一大国到减贫贡献第一大国，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人，从文盲大国到教育大国，从极低人类发展国到上中等人类发展国，从信息边缘国到信息大国。大规模减少各类贫困人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发展成就，也是中国对人类发展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前三十年：为减贫奠定重要的基础
从中国现代历史比较角度看，中国消除人类贫困方面取得上述令人瞩目的成绩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实现的，按Maddision数据计算，1950-1978年中国人均GBP增长率为2.83％，而人类发展指标及教育健康指标年增长率却均创下了历史上的最快记录(见表1)。
从国际比较看，1950-1980是中国人类发展最快的时期，印度的进展却慢了许多。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成人文盲率等指标中国改善速度都远好于印度。(见表2)
世界银行上世纪80年代初的评估报告中对中国这一时期的发展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其他国家中极端贫苦人口所遭受的苦难如饥饿、疾病、高出生率和高婴儿死亡率、文盲普遍以及时刻担心沦为赤贫和成为饿殍等，在中国已差不多消除了。最能说明实际贫困严重程度的一个现象是(人口)预期寿命，因为其长短取决于很多其他经济和社会变量，而中国作为一个低收入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却突出地高(1980年为67岁)。即使在最贫困的省份，其人口预期寿命也不比中等收入国家低多少。
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先后发生了“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天下大乱”，但是并没有能够改变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总的来说创造了一个极为平等的社会，有效地消除了极端人类贫困现象。
后三十年：各类贫困人口快速减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最突出的是大幅度减少四类贫困人口。
中国成为世界减少收入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以1美元国际贫困线计算，1981-2005年期间世界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减少了6.56亿人，其中中国与印度分别减少了6.24亿人和2960万人。减贫贡献率分别达到95.1％和4.5％，合计99.6％，中国成为对世界减少收入贫困贡献最大的国家。
减少人类贫困取得重大进展。中国迅速完成了第一次卫生革命，基本控制与消除严重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均大幅度下降；人口预期寿命继续延长，2005年达到了73岁。突出表现为以下两个指标的显著改善：1、饮用水不安全人口迅速减少，到2015年左右就可以基本消除中国饮用水不安全问题。2、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极低覆盖到全面覆盖。
知识贫困程度大大减轻。教育贫困人口及比重大幅度下降，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已经变为现实。现代信息产品的快速扩散、普及，使得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从一个典型的信息化“边缘国家”到信息大国，已经成为网民第一大国。
消除生态贫困成为最大挑战。消除生态贫困成为21世纪初期中国减贫的最大挑战和重大任务。中国绝大多数收入贫困人口、人类贫困人口主要是生活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自然资源承载能力不足的生态脆弱地区。我们保守估计，全国生态贫困人口约2亿，相当于国际贫困线人口的两倍，所在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比重的44％，占全国总人口的15.4％。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人类最大的威胁是气候贫困人口，中国作为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国，最大任务之一就是不断减少气候贫困人口。我们根据自然灾害研究中心(CREI))的数据估算，1990-2007年中国年均气候变化受灾人口为1.2亿人，占世界比重的52.4％。
结论：社会主义体制是最大优势
全面消除贫困是世界进入现代经济增长以后才成为可能，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实质是要实现现代化转型，由传统经济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全能型政府向“良治”模式转型，这是一个不断减少欠发达因素，不断增加发达因素的漫长过程。中国减贫的六十年实践表明，减贫的成功有赖于广泛可及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其中社会主义体制是最大的优势。中国的减贫之路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的过程，它总共要跨越三个大步，即毛泽东时代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人类指标快速发展，这为中国减贫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第二步是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引入市场机制，使贫困的农民成为参与现代经济增长的主体之一，从而大大减少了收入贫困；第三步是本世纪初到2020年，通过市场机制与政府“良治”融合共生，将全面消除收入贫困、人类贫困、知识贫困与生态贫困。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如果说有什么独特之处，我认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挑战－应战”的适应模式。中国发展非常符合汤因比的“挑战一应战”模式，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国家兴盛的最大机遇，当中国选择了向贫困宣战就意味着抛弃了被动应战，而选择了主动应战。消除贫困的过程，实际上是对贫困挑战不断响应，主动适应的过程。
第二，目标导向的良治模式。中国计划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整个国家发展是有目标，有计划地消除贫困，特别是通过广泛动员的方式来扫除文盲，消灭传染病，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改革之后，政府不再对微观领域的生产进行计划，但对于宏观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目标导向的国家管理模式，具体是由党中央提出发展的基本蓝图，依据这一蓝图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进而部署年度的工作计划与 任务安排，规划成为部署与检查地方工作的重要依据。
第三，政治稳定、不断上台阶的累进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为中国政治的稳定性、延续性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使得中国可以对国家发展目标进行长远规划，并持续性、累积性地来实现发展目标。
第四，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共赢模式。防止两极分化，发展成果惠及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全部人群，实现共同富裕并非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更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理论追求。它的核心是“共同”，是使十几亿人能够共同参与发展的机会，共同提高发展的能力，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这是中国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保障。
胡鞍钢教授精彩论点
一个国家要从封闭主义到开放主义，中国基本上已经走完这个过程；下一步应该从技术民族主义变成技术垒球主义，技术没有国别，看你有没有本事利用垒球的技术。
——《中国3G世纪报告》
若干因素相互叠加、相互冲突，迅速增加了就业压力。我国实际劳动力供给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创造就业的能力和实际就业需求量却在明显下降。世界上最大的就业战争正在中国打响。就业与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
——在“技能人才与中国制造论坛”上的演讲
不少人潜意识地认为，西方国家甚至外国都是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的，似乎不搞“三权分立”就理不直气不壮，有人甚至认为“三权分立”是所谓的“国际惯例”。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真实的情况是，在西方国家中，只有美国(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实行议会制，实际都未实行“三权分立”。
——《西方国家有多少搞“三权分立”的?》
腐败的结构性根源是什么?我们认为这集中体现为两个不对称性：一是权力不对称性，指的是公共权力和制约、监督公共权力的力量的不对称性；二是信息不对称性，指的是由于腐败隐秘、敏感特性而造成的腐败者和反腐败机构所掌握的信息的不对祢性。
——《反腐败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廉政体系》
历史已经表明，中国的领导者十分智慧地使中国在经济转轨和民主化进程避免了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解体与分裂，也避免了东欧国家经济转轨中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的局面，几乎出人意料地走上了一条良性的独特的民主化道路。
——《探索安邦之道》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是十分独特的。如果按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的变化曲线，可以发现它呈现U字型，先下降后上升，先衰落后崛起，至1820年前后由世界的1／3高峰迅速下降，1950年前后达到最低点，仅占不足世界的1／20；从1978年前后开始持续性上升，到目前达到世界的15％，有可能在2030年超过世界总量的1／5以上。追求世界经济强国是中国仁人志士所共同追求的中国之梦。1956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中国要用“五十年”(指2006年)、六十年(指2016年)实现追赶美国的“中国梦”。中国将在不久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毛泽东的中国之梦真的会变成现实。
——《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