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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曾应邀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隆德大学做了三个月的学术访问，专门考察“全面福利国家”闻名于世的瑞典的社会保障设施。
我是把瑞典经济放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总体系中考察的。现在拟根据我的考察及之后的上述研究谈谈我对当今瑞典经济的基本认识和一些新认识。
瑞典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在瑞典这个“全民福利国家”中，它的工农业、对外贸易以及金融业，基本上掌握在私人企业手里，它们的生产和流通几乎完全依靠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著名的私人大企业如沃尔沃汽车公司，早已是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瑞典政府全力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能，致力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建立相当完备（也较昂贵）的社会福利设施，其他一切经济活动均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
从斯德哥尔摩这个城市高处眺望，可看到全国总工会（LO）和全国雇主协议以及国会三座大厦，彼此近距离地鼎足而立，像三根柱子支撑着这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福利国家”。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乃是这个福利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这两大阶级都高度组织化，全国绝大多数受雇佣的职工都参加了总工会（LO），而全国绝大多的私人企业主都参加了雇主协会（SAF）。两大阶级性组织，各自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两大阶级既对峙又合作。两大全国性组织定期谈判和签订工资及劳保协议，政府只是在双方有重大争议时才介入。
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毋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抑或西方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过去长期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有过误区，即都认为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固有的产物而与公有制无缘，尽管如此，但它们都以私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作为区别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指标。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说过，建国几十年，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弄清楚，提出改革开放，要“摸着石头过河”。但90年代初，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摒弃了过去公有制只能搞计划经济而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在这里邓小平仍坚持公有制主体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标志。可是，有的学者借用了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讲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弄清楚”，提出其他一些东西作为社会主义的“特色”或“指标”，给瑞典经济冠以“社会主义”字样。我认为瑞典虽建立较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但其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它所决定的基本生产和分配方式仍是资本主义经济。正如香港《争鸣》杂志2007年5月号载文《瑞典资本家与社会福祉》指出，“尽管世界有口皆碑的高福利社会，但瑞典从来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其90%的企业仍在私人手中，甚至可以视为资本家财团垄断经济的社会。例如，瓦伦贝尔就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帝国，它除了银行金融事业之外，还控制了北欧很多影响力很大的工业集团，其中有爱立信，伊莱克斯电器、瑞典滚珠轴承公司、阿斯利康制药集团等世界知名企业。”
应该说，当代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即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资本主义，不仅瑞典如此，北欧国家乃至欧美国家均如此。这是因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接受了“国家干预”，政府除履行“宏观调节”，还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支持社会保障设施。不过，瑞典在社会民主党政府长期执政下，政府建立了更加完备社会保障设施。这种社会福利设施，是政府通过再分配手段支撑起来，可以说，这个福利国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建立的。
如何认识瑞典的社会福利设施
资本主义跟国家干预相结合，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出现的一个国家现象。如果说，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率先开始这一结合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实践，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为这一“结合”提供了理论基础；而瑞典社会民主党则更进一步，它们依据恩格斯晚年的思想以及第二国际的路线利用“民主制度”依靠选票（而非暴力）于1932年取得了执政地位，而且第一次执政持续达34年之久（至1976年败选）。在这长期执政期间，社会民主党并不仅没有利用政权去摧毁或触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反利用政权创导“阶级和谐”、“阶级合作”去维护、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它不仅在执政期间培育了沃尔沃、爱立信、宜家等十来家举世闻名的跨国集团公司，更重要的是创建了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全免费的教育保证，其目的是为了增进社会公平，缓和阶级矛盾，促进阶级合作以发展经济。瑞典著名社会民主党党员及经济学家冈纳·阿德勒—卡尔松在其研究瑞典模式的著作中曾写道：“在瑞典，参与经济进程的各方面都已经认识到，最重要的经济任务就是设法使国家的‘蛋糕’越来越大，而当情况与此相反时，即社会的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着激烈争夺的时候，我们相信这块蛋糕往往会在争夺中被弄得粉碎或者荡然无存，每个人也将因此一无所得。”①可见，它所造就的“全民福利国家”是通过再分配，靠巨额公共支出支撑的，瑞典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迅速膨胀。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重还仅占35%，至80年代初增到60%左右。不过这座“全民福利国家”的大厦的房地基却是靠资本主义经济所制造出来的“大蛋糕”（国民生产总值）。所以我有理由说，这个“福利国家”就其经济基础讲是资本主义经济。正因为如此，我在1987年出版关于瑞典福利国家的那本著作中，把这由高税收、高福利形成的巨额公共支出建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设施，看作为瑞典资本主义统治集团为了实现阶级合作、维持和谐社会而不得不支付的一种“代价”。这一认识，我至今认为还是不错的，不仅对有强大工会组织及社会民主党的瑞典可以这么讲，而且对其它举办社会保障设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这么讲,只不过在瑞典由于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较长,工会组织压力较大，致使这方面的公共支出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多。
然而90年代以来，我对西方国家政府的“公共支出”（包括对社会福利设施）有进一步的认识。我认为，西方国家政府所有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及政府支持的社会保障设施、医疗保险设施、廉租房在内），过去，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认为，深信生产关系必然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这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这条历史规律只适用于从原始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但不适用社会主义，因为“公有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产生，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创建。我对这一传统观点表示质疑和反对（下面将有进一步阐述）。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却提出了所谓“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大类，为什么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会出现带“公”字号因素并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得到反映？这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西方国家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国家干预”与资本主义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国家调节”之所以必要，只为了弥补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缺陷。政府为此提供的“公共产品”是私人企业既需要却又无力自行提供或不愿提供的，因为这些公共产品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因此，现代资本主义成为把国家干预纳为自身一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学也把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作为同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研究对象。由于这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私人经济的发展所必需的，也是靠私人经济所创造的“大蛋糕”（GDP）通过再分配来支撑的。
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完全自我调节，需要“国家干预”，包括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都是为资本主义经济顺利运转服务的，“国家干预”以及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正是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私人企业所不能提供而只能由政府承担起来进行社会化经营和运作。
应该强调指出，包括社会福利设施在内的由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虽反映着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带有“公”字号因素，但对于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来讲，它属于外围部分，而经济体的主体部分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所组成。瑞典社会民主党可贵的是，它不满足于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制度，并不把这个成就炫耀为“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主张把生产社会化进程从经济体的外围部分向主体部分，特别向“所有制”这一核心结构推进。为此，瑞典社民党先后提出所谓“职能社会主义”和以“职工投资基金”为核心的“基金社会主义”的计划，想用这种形式的公有制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于80年代初把这“职工投资基金”计划写入它的党章，被称为“基金社会主义”。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职工投资基金”计划及所谓“基金社会主义”
瑞典社会民主党一向坚持以社会主义作为该党的纲领性目标。它依靠资本主义经济以发展经济，而靠再分配来营造全面福利国家，以此作为通往社会主义的“中间站”。
瑞典社会主义党在1976-1982年失去执政地位期间，对自己的理论与政策进行反思，至80年代逐步扬弃所谓“职能社会主义”计划，开始了以“职工投资基金”为基本方案的“基金社会主义”的尝试。其主要做法是，通过政府立法，建立职工投资基金，规定对大中企业加征20%的超额利润税，增收0.2%的工资税，以建立职工投资基金，购买本企业股票（即对企业再投资）。根据1983年政府立法规定，在全国分地区设立5个职工投资基金委员会，分管本地区的职工投资基金，各委员会基本由工会组织的官员所掌握。按计划设想，大概须25-35年，便可使职工投资基金投股达到或超过大中企业股份的50%，这样，便平静地、和平地改变瑞典经济的所有权结构及性质，从资本主义制度转化为基金社会主义。据报导，1982-1991年推行“职工投资基金”计划，只有7年（即1984-1990年），积累基金相当1984年价格140亿瑞典克朗的资产，约合瑞典上市股票的5%-7%。
我认为，“职工投资基金”用职工投资基金逐渐取私有制，以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种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探索，是以建立公有制以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的而进行的不同的探索途径。这些探索都具有历史意义，只要随着这类“公共基金”所持有的企业股份累积增长，一旦成了一些大企业甚至主要行业的“控股者”，社会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及性质将发生“飞跃”，一种以新形式公有制为基础（或主体）的社会主义（基金社会主义）势将诞生。
摒弃所谓公有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产生的传统理论观点
不仅在瑞典，还有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出现了程度不同带有“公有”性质的“公共基金”，如养老基金、失业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学校教育基金、科研基金、共同基金、投资基金、各种保险基金等等。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界出现了一种新型经济机构（也可称新行业）即所谓“机构投资者”。在当代资本主义金融业海洋中，带有“公有”性质的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发展很快，其间尤以“养老金基金”令人瞩目。据统计，1995年美国机构投资者共持有金融资产10.2万亿美元，持有全国约50%的股权资产；其间，养老金基金是最大的机构投资者，占机构投资者投资总额的48.1%，占全部流通股权总额的25.4%。①
几年前，我发表文章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带有不同程度“公有”或“社会所有”性质的新因素②。该文着重就美国的“养老金基金”和“共同基金”两个基金作了若干基本分析：（1）就其所有制关系看，无论是“养老金基金”还是“共同基金”，其资金来源均来自广大“参保者”（养老金基金）或投资者（共同基金）的储蓄或投资，这两类投资机构从其受托经营投资中赢得的资本收入均由“参保者”和“投资者”这两个群体所享用。（2）从其经济职能看，这两类投资机构者是生产社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它们履行投资社会化职能，将广大投保者和投资者的个人资金转化为社会化投资，将千万人的个人经济行为转化为机构投资者的集体行为。（3）就其经济使命讲，是优化社会资源的分配及再分配，因为它们经营的不是企业，而是证券资本，哪个行业或哪家企业的效益好和有前景，它们就把资本投往哪里。它们所赢取的投资收益来自于更有效、合理分配及再分配社会资源所增进的经济效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长期囿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竟把证券资本的经营活动仅跟“剪息”、“寄生”、“腐朽”等字眼联系在一起。
基于上述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认识，我在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感召下，进一步对于所谓“公有制经济因素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不可能产生，必须靠暴力革命来创建的”这传统理论观点提出质疑①，认为这个传统理论观点第一与事实不符，因为事实上生产社会化的进程已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孕育出带“公有”或“社会所有”性质的新因素（如养老金基金、共同基金等）；第二它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有违，因为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新的生产关系必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旧的生产关系内萌发的基本规律，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性规律，而传统理论观点却否认这一历史规律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适用性，断言它已失效而只能诉诸暴力——“世界革命”；第三传统理论观点是与当时对时代的认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密不可分，而今早已物换星移，世界进入“和平发展”的时代，传统理论观点不能成为我国和平外交总路线的理论基础。
应看到带“公有”性质的经济因素不仅已突破现代资本主义的外围经济（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而且已向资本主义经济内围（或主体）进逼，从这点看，瑞典社会民主党提出的“职工投资基金”计划和瑞典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公民基金”计划，都是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要求向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冲击的探索。尽管这种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中试验使这种“新因素”虽有所积累，但目前还很弱小，远未对瑞典资本主义私人经济大厦构成威胁，但它符合历史潮流大方向，是有生命力的。
瑞典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我认为，瑞典社会民主党创建福利国家的实践以及推行“职工投资基金”的试验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国借鉴。
（1）我国要建立及完善社会保障设施，应坚持广覆盖、低水平方针；要维护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公益性与福利性。
瑞典社民党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完备的社会保障设施，使西方许多发达国家都为之称羡。福利水平不宜过高，高福利不仅导致高税收，还导致低效率，即所谓“瑞典病”，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同认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应学习瑞典那样广覆盖，以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但限于经济实力只能低水平，以后随着经济实力增强而逐步提高福利水平。
重要的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等），必须维护其公益性与福利性。瑞典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是免费的，医院都是公立的，只有牙医开设私人诊所。瑞典的学校和医院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公益性、福利性的，它们绝不是经营性事业来经营；高等学校和大型医院多有自己的基金，基金的资金来源除了政府拨款外，多是私人或企业的馈赠，基金是经营性的，为了保值增值，赢利则用以资助学校和医院。这一点值得我们认真吸取。目前不少本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学校和医院却把这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作为经营性事业，让教师和医护人员各自搞创收，不该搞经营性的事业也推给市场，造成社会怨声载道。
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毋论在西方国家抑或中国都应是政府义不容辞和责任。所以，应该退出经营性竞争性行业和领域的是政府，政府应致力于提供公益性福利性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我是把瑞典经济放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总体系中考察的。现在拟根据我的考察及之后的上述研究谈谈我对当今瑞典经济的基本认识和一些新认识。
瑞典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在瑞典这个“全民福利国家”中，它的工农业、对外贸易以及金融业，基本上掌握在私人企业手里，它们的生产和流通几乎完全依靠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著名的私人大企业如沃尔沃汽车公司，早已是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瑞典政府全力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能，致力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建立相当完备（也较昂贵）的社会福利设施，其他一切经济活动均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
从斯德哥尔摩这个城市高处眺望，可看到全国总工会（LO）和全国雇主协议以及国会三座大厦，彼此近距离地鼎足而立，像三根柱子支撑着这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福利国家”。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乃是这个福利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这两大阶级都高度组织化，全国绝大多数受雇佣的职工都参加了总工会（LO），而全国绝大多的私人企业主都参加了雇主协会（SAF）。两大阶级性组织，各自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两大阶级既对峙又合作。两大全国性组织定期谈判和签订工资及劳保协议，政府只是在双方有重大争议时才介入。
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毋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抑或西方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过去长期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有过误区，即都认为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固有的产物而与公有制无缘，尽管如此，但它们都以私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作为区别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指标。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说过，建国几十年，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弄清楚，提出改革开放，要“摸着石头过河”。但90年代初，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摒弃了过去公有制只能搞计划经济而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在这里邓小平仍坚持公有制主体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标志。可是，有的学者借用了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讲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弄清楚”，提出其他一些东西作为社会主义的“特色”或“指标”，给瑞典经济冠以“社会主义”字样。我认为瑞典虽建立较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但其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它所决定的基本生产和分配方式仍是资本主义经济。正如香港《争鸣》杂志2007年5月号载文《瑞典资本家与社会福祉》指出，“尽管世界有口皆碑的高福利社会，但瑞典从来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其90%的企业仍在私人手中，甚至可以视为资本家财团垄断经济的社会。例如，瓦伦贝尔就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帝国，它除了银行金融事业之外，还控制了北欧很多影响力很大的工业集团，其中有爱立信，伊莱克斯电器、瑞典滚珠轴承公司、阿斯利康制药集团等世界知名企业。”
应该说，当代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即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资本主义，不仅瑞典如此，北欧国家乃至欧美国家均如此。这是因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接受了“国家干预”，政府除履行“宏观调节”，还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支持社会保障设施。不过，瑞典在社会民主党政府长期执政下，政府建立了更加完备社会保障设施。这种社会福利设施，是政府通过再分配手段支撑起来，可以说，这个福利国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建立的。
如何认识瑞典的社会福利设施
资本主义跟国家干预相结合，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出现的一个国家现象。如果说，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率先开始这一结合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实践，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为这一“结合”提供了理论基础；而瑞典社会民主党则更进一步，它们依据恩格斯晚年的思想以及第二国际的路线利用“民主制度”依靠选票（而非暴力）于1932年取得了执政地位，而且第一次执政持续达34年之久（至1976年败选）。在这长期执政期间，社会民主党并不仅没有利用政权去摧毁或触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反利用政权创导“阶级和谐”、“阶级合作”去维护、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它不仅在执政期间培育了沃尔沃、爱立信、宜家等十来家举世闻名的跨国集团公司，更重要的是创建了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全免费的教育保证，其目的是为了增进社会公平，缓和阶级矛盾，促进阶级合作以发展经济。瑞典著名社会民主党党员及经济学家冈纳·阿德勒—卡尔松在其研究瑞典模式的著作中曾写道：“在瑞典，参与经济进程的各方面都已经认识到，最重要的经济任务就是设法使国家的‘蛋糕’越来越大，而当情况与此相反时，即社会的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着激烈争夺的时候，我们相信这块蛋糕往往会在争夺中被弄得粉碎或者荡然无存，每个人也将因此一无所得。”①可见，它所造就的“全民福利国家”是通过再分配，靠巨额公共支出支撑的，瑞典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迅速膨胀。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重还仅占35%，至80年代初增到60%左右。不过这座“全民福利国家”的大厦的房地基却是靠资本主义经济所制造出来的“大蛋糕”（国民生产总值）。所以我有理由说，这个“福利国家”就其经济基础讲是资本主义经济。正因为如此，我在1987年出版关于瑞典福利国家的那本著作中，把这由高税收、高福利形成的巨额公共支出建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设施，看作为瑞典资本主义统治集团为了实现阶级合作、维持和谐社会而不得不支付的一种“代价”。这一认识，我至今认为还是不错的，不仅对有强大工会组织及社会民主党的瑞典可以这么讲，而且对其它举办社会保障设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这么讲,只不过在瑞典由于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较长,工会组织压力较大，致使这方面的公共支出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多。
然而90年代以来，我对西方国家政府的“公共支出”（包括对社会福利设施）有进一步的认识。我认为，西方国家政府所有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及政府支持的社会保障设施、医疗保险设施、廉租房在内），过去，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认为，深信生产关系必然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这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这条历史规律只适用于从原始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但不适用社会主义，因为“公有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产生，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创建。我对这一传统观点表示质疑和反对（下面将有进一步阐述）。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却提出了所谓“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大类，为什么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会出现带“公”字号因素并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得到反映？这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西方国家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国家干预”与资本主义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国家调节”之所以必要，只为了弥补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缺陷。政府为此提供的“公共产品”是私人企业既需要却又无力自行提供或不愿提供的，因为这些公共产品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因此，现代资本主义成为把国家干预纳为自身一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学也把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作为同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研究对象。由于这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私人经济的发展所必需的，也是靠私人经济所创造的“大蛋糕”（GDP）通过再分配来支撑的。
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完全自我调节，需要“国家干预”，包括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都是为资本主义经济顺利运转服务的，“国家干预”以及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正是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私人企业所不能提供而只能由政府承担起来进行社会化经营和运作。
应该强调指出，包括社会福利设施在内的由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虽反映着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带有“公”字号因素，但对于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来讲，它属于外围部分，而经济体的主体部分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所组成。瑞典社会民主党可贵的是，它不满足于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制度，并不把这个成就炫耀为“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主张把生产社会化进程从经济体的外围部分向主体部分，特别向“所有制”这一核心结构推进。为此，瑞典社民党先后提出所谓“职能社会主义”和以“职工投资基金”为核心的“基金社会主义”的计划，想用这种形式的公有制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于80年代初把这“职工投资基金”计划写入它的党章，被称为“基金社会主义”。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职工投资基金”计划及所谓“基金社会主义”
瑞典社会民主党一向坚持以社会主义作为该党的纲领性目标。它依靠资本主义经济以发展经济，而靠再分配来营造全面福利国家，以此作为通往社会主义的“中间站”。
瑞典社会主义党在1976-1982年失去执政地位期间，对自己的理论与政策进行反思，至80年代逐步扬弃所谓“职能社会主义”计划，开始了以“职工投资基金”为基本方案的“基金社会主义”的尝试。其主要做法是，通过政府立法，建立职工投资基金，规定对大中企业加征20%的超额利润税，增收0.2%的工资税，以建立职工投资基金，购买本企业股票（即对企业再投资）。根据1983年政府立法规定，在全国分地区设立5个职工投资基金委员会，分管本地区的职工投资基金，各委员会基本由工会组织的官员所掌握。按计划设想，大概须25-35年，便可使职工投资基金投股达到或超过大中企业股份的50%，这样，便平静地、和平地改变瑞典经济的所有权结构及性质，从资本主义制度转化为基金社会主义。据报导，1982-1991年推行“职工投资基金”计划，只有7年（即1984-1990年），积累基金相当1984年价格140亿瑞典克朗的资产，约合瑞典上市股票的5%-7%。
我认为，“职工投资基金”用职工投资基金逐渐取私有制，以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种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探索，是以建立公有制以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的而进行的不同的探索途径。这些探索都具有历史意义，只要随着这类“公共基金”所持有的企业股份累积增长，一旦成了一些大企业甚至主要行业的“控股者”，社会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及性质将发生“飞跃”，一种以新形式公有制为基础（或主体）的社会主义（基金社会主义）势将诞生。
摒弃所谓公有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产生的传统理论观点
不仅在瑞典，还有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出现了程度不同带有“公有”性质的“公共基金”，如养老基金、失业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学校教育基金、科研基金、共同基金、投资基金、各种保险基金等等。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界出现了一种新型经济机构（也可称新行业）即所谓“机构投资者”。在当代资本主义金融业海洋中，带有“公有”性质的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发展很快，其间尤以“养老金基金”令人瞩目。据统计，1995年美国机构投资者共持有金融资产10.2万亿美元，持有全国约50%的股权资产；其间，养老金基金是最大的机构投资者，占机构投资者投资总额的48.1%，占全部流通股权总额的25.4%。①
几年前，我发表文章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带有不同程度“公有”或“社会所有”性质的新因素②。该文着重就美国的“养老金基金”和“共同基金”两个基金作了若干基本分析：（1）就其所有制关系看，无论是“养老金基金”还是“共同基金”，其资金来源均来自广大“参保者”（养老金基金）或投资者（共同基金）的储蓄或投资，这两类投资机构从其受托经营投资中赢得的资本收入均由“参保者”和“投资者”这两个群体所享用。（2）从其经济职能看，这两类投资机构者是生产社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它们履行投资社会化职能，将广大投保者和投资者的个人资金转化为社会化投资，将千万人的个人经济行为转化为机构投资者的集体行为。（3）就其经济使命讲，是优化社会资源的分配及再分配，因为它们经营的不是企业，而是证券资本，哪个行业或哪家企业的效益好和有前景，它们就把资本投往哪里。它们所赢取的投资收益来自于更有效、合理分配及再分配社会资源所增进的经济效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长期囿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竟把证券资本的经营活动仅跟“剪息”、“寄生”、“腐朽”等字眼联系在一起。
基于上述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认识，我在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感召下，进一步对于所谓“公有制经济因素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不可能产生，必须靠暴力革命来创建的”这传统理论观点提出质疑①，认为这个传统理论观点第一与事实不符，因为事实上生产社会化的进程已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孕育出带“公有”或“社会所有”性质的新因素（如养老金基金、共同基金等）；第二它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有违，因为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新的生产关系必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旧的生产关系内萌发的基本规律，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性规律，而传统理论观点却否认这一历史规律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适用性，断言它已失效而只能诉诸暴力——“世界革命”；第三传统理论观点是与当时对时代的认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密不可分，而今早已物换星移，世界进入“和平发展”的时代，传统理论观点不能成为我国和平外交总路线的理论基础。
应看到带“公有”性质的经济因素不仅已突破现代资本主义的外围经济（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而且已向资本主义经济内围（或主体）进逼，从这点看，瑞典社会民主党提出的“职工投资基金”计划和瑞典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公民基金”计划，都是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要求向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冲击的探索。尽管这种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中试验使这种“新因素”虽有所积累，但目前还很弱小，远未对瑞典资本主义私人经济大厦构成威胁，但它符合历史潮流大方向，是有生命力的。
瑞典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我认为，瑞典社会民主党创建福利国家的实践以及推行“职工投资基金”的试验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国借鉴。
（1）我国要建立及完善社会保障设施，应坚持广覆盖、低水平方针；要维护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公益性与福利性。
瑞典社民党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完备的社会保障设施，使西方许多发达国家都为之称羡。福利水平不宜过高，高福利不仅导致高税收，还导致低效率，即所谓“瑞典病”，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同认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应学习瑞典那样广覆盖，以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但限于经济实力只能低水平，以后随着经济实力增强而逐步提高福利水平。
重要的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等），必须维护其公益性与福利性。瑞典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是免费的，医院都是公立的，只有牙医开设私人诊所。瑞典的学校和医院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公益性、福利性的，它们绝不是经营性事业来经营；高等学校和大型医院多有自己的基金，基金的资金来源除了政府拨款外，多是私人或企业的馈赠，基金是经营性的，为了保值增值，赢利则用以资助学校和医院。这一点值得我们认真吸取。目前不少本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学校和医院却把这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作为经营性事业，让教师和医护人员各自搞创收，不该搞经营性的事业也推给市场，造成社会怨声载道。
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毋论在西方国家抑或中国都应是政府义不容辞和责任。所以，应该退出经营性竞争性行业和领域的是政府，政府应致力于提供公益性福利性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