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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张悦然长篇小说《茧》研讨会暨热爱力文学沙龙第二期在山东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召开。多位作家、评论家和山师大的学生共同参会。
1982年出生于济南的张悦然，是“80后”作家代表人物，著有短篇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十爱》，长篇小说《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意、德、日、韩、西班牙等多国文字。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茧》被认为是80后一代人“破茧而出”的标志性作品，并成为一段时间以来长篇小说领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广受好评的长篇小说，刚刚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并在评论界和读者中产生持续的影响。
童年叙事：小说之外的那颗钉子
通过一部小说，张悦然重新梳理了童年、家族、时代。
小时候，母亲常带她去外公的故居——一套完好的院落，全家人曾一起住在那里。此时，那里变成了居委会。母亲告诉她：“以后再把这些事讲给你听。”外公早早去世。他做过银行家，性情温和，受过批斗，有时一个人去饭馆，点一份糟熘鱼片，坐下来慢悠悠地吃。“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生活的尊严。”张悦然设想外公的心境。
动手写《茧》时，母亲已经遗忘了很多，没了怨愤，也不再着急讲往事。
爷爷在齐鲁大学读书，以学生身份参加过远征军，入缅作战，负责翻译和医护，偶尔还能回忆起一点往事。他坚称自己与孙立人将军合过影，虽然找不到照片，但引以为荣。在她的印象里，爷爷独善其身，专心医学，对政治、做官都兴趣不大。
在《茧》中，我们很容易能找到外公和爷爷的生活轨迹。爷爷和小说里的李冀生有很大程度的吻合，他们都参加过远征军，都是医生。张悦然把爷爷与孙立人将军合影的照片写到了小说里，“让它以另一种形式存在”。
延续爷爷的足迹，父亲在医院家属院里长大。1967年，“文革”愈演愈烈。一个职工脑袋里被插入一根钉子。这根钉子插得非常巧妙，外面留下的伤口很小，不会让人立刻死亡，很可能是医院里的同事做的。受害人成了植物人，警察没有找到凶手。
父亲那时13岁，对这件事印象深刻。十年后，高考刚刚恢复，父亲放弃在粮食局开卡车的工作，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他写的第一篇小说就是《钉子》，投给一家上海的杂志，即将发表时因调子太灰而被撤掉。后来父亲做了教师，结婚后生下张悦然，不再写小说。
2009年，决定写这个故事后，张悦然回到济南，找到医院当年的档案。她意外地发现，在她出生时，这个植物人还活着，而且两人在同一家医院的同一幢住院楼里。她想象，“秋天的午后，他是否听到隔壁病房传来的婴儿的哭声，是否能够知道，很多年以后，这个女孩将重新回到医院，收集和他有关的点滴，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呢？”
之后的两年，她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写作结构，换了好几个开头，有的开头女主人公坐在高墙上，有的开头女主人公坐在火车上。最离奇的一个开头，出现了一只红尾巴的狐狸。直到某年春节，回到童年居住的大学家属院，她看到“门口卖报的男人还在那里，帮她爸爸守着水果摊的女孩，也仍旧坐在原来的地方，只是已经是个中年女人，眼睛变得浑浊了”。
她悚然一惊，想到自己的人生或许也应像这些人一样围着这个小院起伏。但是什么改变了这一轨迹？父亲出生在医生世家，也一直在医院大院里长大，是什么让他弃医从文？“这个夜晚，我回到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惊讶地发现原来通往故事的路径，就在我的童年里。”
她的童年和父亲的童年似乎连通了。那枚钉子不仅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也影响到她。当晚，她写下《茧》现在的开头，由此决定了整个故事的结构与叙述角度。两位主人公，一个是受害者后代，一个是施害者后代，两人在对话中追溯事情的源头，合力揭开谜底。
济南，是可以挑衅的故乡
李佳栖回到了儿时曾生活过的南院，照顾弥留之际的爷爷李冀生。她遇到了童年伙伴程恭。小说在两个人的回忆中慢慢展开。
两个人同在一个医科大学家属院长大。程恭的爷爷遭人毒手，成了植物人，他的奶奶、父亲无助而暴躁，仇恨几乎是活下去的唯一动力。李佳栖的爷爷则隐藏行凶秘密，成为名医、院士。18年后再相遇，虽有家族仇恨，两个年轻人却越走越近。
回忆慢慢展开，两个80后的成长，囊括了上一代人的成长，以及祖父辈的往事。時间聚焦在1967年那个雨夜，医科大学副校长程守义被批斗后，太阳穴被人插入了一颗钉子，从此成为植物人，一直躺在医院病房里，直到几十年后突然消失。一个教授“畏罪”自杀，另一个潜在的“凶手”后来成为院士，受到世人膜拜。
小说中无处不在的细节，成为人们认识济南的入口。张悦然在接受采访时谈到，199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对面，以三株口服液闻名全国的三株集团成立，一天天“日新月异，像一个大帝国”。一些老师无所适从，怀疑起学问的价值。张悦然记得，有些老师瞬间成了商人、餐厅老板，有些人公派出国，再也没回来。
这段往事在小说中出现了，大斌的爷爷开办了五福药业，成为一个商业时代新的标志。
而那时候的济南是什么样子呢？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济南痕迹，把我们的记忆带回到半个世纪的任何一个时间点。比如她写1993年的济南：“这座工业城市似乎已经病入膏肓。泉水全都干涸，护城河臭不可闻，发电厂的大肚子烟囱喷着浓烟，到处都在建造高楼，吊车把沙石运到天上，烟尘纷纷落下。末日可能就要到了吧，我总是忍不住想。”
5月21日的研讨会现场，张悦然说：“每次回来，都感觉济南怎么没有变得更好。在小说里想象济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故乡会变得美好起来。济南，完全是可以挑衅的故乡。”
作家余华读完《茧》，觉得张悦然不一样了，“另外一个张悦然来到了我的眼前。她的语言变得平凡了，在平凡里，你突然感觉到用词的那种准确。”
李敬泽说，多年以后我们回头看，可能会发现过去的2016年，中国文学正在经历非常重要的变化，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文学、小说的想象域正在发生重要的调整，而《茧》是在这期间出现的有代表性的、有指标意义的作品。 两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的观点，为《茧》在当代文学丛林中确定了一个位置。
对话：历史是可以被想象错的
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学者就《茧》展开讨论。
許多学者表示，之前对80后作家总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点偏见，但张悦然的这部作品使他们看到了80后作家对重述历史的责任感。虽然这种对历史追寻的过程充满困惑，但确实令人欣喜。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杨存昌以一位人文学科教师的角度，表达对80后、90后甚至00后这些带有丰富原创精神的作家们的关注与期待。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祁春风表示，以80后的立场来叙述“文革”历史，实际也是一种追寻，正因为他们不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叙述中才带有一种超然的态度。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丽军说：“这不仅是张悦然个人的成长，还是中国80后作家一代人的成长。如何走出校园、青春，是80后文学创作依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悦然已经走出来了，无论是从作品的主题、人物、结构、细节，都抵达了文学新的高度。这一代人开始走进历史，既是个人的生命历史也是一个民族的历史。”
与历史对话，无疑是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济南市文联党组书记刘溪从张悦然的作品中感受到了一代80后作家有意识地靠近历史的倾向，这是一个成熟的开始。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历史能增加写作的厚度，但当你没有完全把握历史的时候，写起来实际会有一种疏离的感觉。其实历史并没有那么复杂，包括小说中被砸钉子这样一个核心情节，如果回到当时的情境中，其实没那么可怕，也没那么不可怕，两者之间有一个平衡。用更加平视的眼光去看历史，历史才会以一种非常真实、毫不做作的状态呈现出来。”
山东文艺出版社编辑王玉说：“我曾认真思考小说究竟给了每个人物何种基因。后来发现，每个人的基因就是记忆。年轻的生命盖棺定论一般找寻过去残破的年代伤痛，后来将伤痛用当下的方式化解，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认同。”
作家刘玉栋说：“这部小说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通过鲜活、生动、准确的细节把历史呈现出来，时代气息非常浓郁。”山东政法学院教授赵林云很看重《茧》中对父女关系的探索：“中国的作家，很少有像她一样如此深入地写到父女关系，探索父女关系中的隐秘地带。”
张悦然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在这部小说的现场，一直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爷爷，另一个是我的父亲。他们是我在家族中最不了解的两个人，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沉默，这种沉默又带有威严性。所以在小说中很多与祖辈的对话，都是我一厢情愿臆想出来的。但其实我认为，历史是可以被想象错的，错的历史同样具有威力。因为以一个后辈孩子的视角，这种想象就是真实的，并且一直影响着她。”
她再次提到童年：“我把这个小说的时间更多停留在儿童时期，我对儿童的‘天惠时刻’很感兴趣，在成长过程中，忽然之间对世界产生了不一样的理解。忽然有一天成人世界的一根爪子伸进来，打破了儿童世界，成人世界与他们之前的理解完全不同。”
1982年出生于济南的张悦然，是“80后”作家代表人物，著有短篇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十爱》，长篇小说《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意、德、日、韩、西班牙等多国文字。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茧》被认为是80后一代人“破茧而出”的标志性作品，并成为一段时间以来长篇小说领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广受好评的长篇小说，刚刚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并在评论界和读者中产生持续的影响。
童年叙事：小说之外的那颗钉子
通过一部小说，张悦然重新梳理了童年、家族、时代。
小时候，母亲常带她去外公的故居——一套完好的院落，全家人曾一起住在那里。此时，那里变成了居委会。母亲告诉她：“以后再把这些事讲给你听。”外公早早去世。他做过银行家，性情温和，受过批斗，有时一个人去饭馆，点一份糟熘鱼片，坐下来慢悠悠地吃。“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生活的尊严。”张悦然设想外公的心境。
动手写《茧》时，母亲已经遗忘了很多，没了怨愤，也不再着急讲往事。
爷爷在齐鲁大学读书，以学生身份参加过远征军，入缅作战，负责翻译和医护，偶尔还能回忆起一点往事。他坚称自己与孙立人将军合过影，虽然找不到照片，但引以为荣。在她的印象里，爷爷独善其身，专心医学，对政治、做官都兴趣不大。
在《茧》中，我们很容易能找到外公和爷爷的生活轨迹。爷爷和小说里的李冀生有很大程度的吻合，他们都参加过远征军，都是医生。张悦然把爷爷与孙立人将军合影的照片写到了小说里，“让它以另一种形式存在”。
延续爷爷的足迹，父亲在医院家属院里长大。1967年，“文革”愈演愈烈。一个职工脑袋里被插入一根钉子。这根钉子插得非常巧妙，外面留下的伤口很小，不会让人立刻死亡，很可能是医院里的同事做的。受害人成了植物人，警察没有找到凶手。
父亲那时13岁，对这件事印象深刻。十年后，高考刚刚恢复，父亲放弃在粮食局开卡车的工作，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他写的第一篇小说就是《钉子》，投给一家上海的杂志，即将发表时因调子太灰而被撤掉。后来父亲做了教师，结婚后生下张悦然，不再写小说。
2009年，决定写这个故事后，张悦然回到济南，找到医院当年的档案。她意外地发现，在她出生时，这个植物人还活着，而且两人在同一家医院的同一幢住院楼里。她想象，“秋天的午后，他是否听到隔壁病房传来的婴儿的哭声，是否能够知道，很多年以后，这个女孩将重新回到医院，收集和他有关的点滴，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呢？”
之后的两年，她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写作结构，换了好几个开头，有的开头女主人公坐在高墙上，有的开头女主人公坐在火车上。最离奇的一个开头，出现了一只红尾巴的狐狸。直到某年春节，回到童年居住的大学家属院，她看到“门口卖报的男人还在那里，帮她爸爸守着水果摊的女孩，也仍旧坐在原来的地方，只是已经是个中年女人，眼睛变得浑浊了”。
她悚然一惊，想到自己的人生或许也应像这些人一样围着这个小院起伏。但是什么改变了这一轨迹？父亲出生在医生世家，也一直在医院大院里长大，是什么让他弃医从文？“这个夜晚，我回到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惊讶地发现原来通往故事的路径，就在我的童年里。”
她的童年和父亲的童年似乎连通了。那枚钉子不仅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也影响到她。当晚，她写下《茧》现在的开头，由此决定了整个故事的结构与叙述角度。两位主人公，一个是受害者后代，一个是施害者后代，两人在对话中追溯事情的源头，合力揭开谜底。
济南，是可以挑衅的故乡
李佳栖回到了儿时曾生活过的南院，照顾弥留之际的爷爷李冀生。她遇到了童年伙伴程恭。小说在两个人的回忆中慢慢展开。
两个人同在一个医科大学家属院长大。程恭的爷爷遭人毒手，成了植物人，他的奶奶、父亲无助而暴躁，仇恨几乎是活下去的唯一动力。李佳栖的爷爷则隐藏行凶秘密，成为名医、院士。18年后再相遇，虽有家族仇恨，两个年轻人却越走越近。
回忆慢慢展开，两个80后的成长，囊括了上一代人的成长，以及祖父辈的往事。時间聚焦在1967年那个雨夜，医科大学副校长程守义被批斗后，太阳穴被人插入了一颗钉子，从此成为植物人，一直躺在医院病房里，直到几十年后突然消失。一个教授“畏罪”自杀，另一个潜在的“凶手”后来成为院士，受到世人膜拜。
小说中无处不在的细节，成为人们认识济南的入口。张悦然在接受采访时谈到，199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对面，以三株口服液闻名全国的三株集团成立，一天天“日新月异，像一个大帝国”。一些老师无所适从，怀疑起学问的价值。张悦然记得，有些老师瞬间成了商人、餐厅老板，有些人公派出国，再也没回来。
这段往事在小说中出现了，大斌的爷爷开办了五福药业，成为一个商业时代新的标志。
而那时候的济南是什么样子呢？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济南痕迹，把我们的记忆带回到半个世纪的任何一个时间点。比如她写1993年的济南：“这座工业城市似乎已经病入膏肓。泉水全都干涸，护城河臭不可闻，发电厂的大肚子烟囱喷着浓烟，到处都在建造高楼，吊车把沙石运到天上，烟尘纷纷落下。末日可能就要到了吧，我总是忍不住想。”
5月21日的研讨会现场，张悦然说：“每次回来，都感觉济南怎么没有变得更好。在小说里想象济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故乡会变得美好起来。济南，完全是可以挑衅的故乡。”
作家余华读完《茧》，觉得张悦然不一样了，“另外一个张悦然来到了我的眼前。她的语言变得平凡了，在平凡里，你突然感觉到用词的那种准确。”
李敬泽说，多年以后我们回头看，可能会发现过去的2016年，中国文学正在经历非常重要的变化，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文学、小说的想象域正在发生重要的调整，而《茧》是在这期间出现的有代表性的、有指标意义的作品。 两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的观点，为《茧》在当代文学丛林中确定了一个位置。
对话：历史是可以被想象错的
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学者就《茧》展开讨论。
許多学者表示，之前对80后作家总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点偏见，但张悦然的这部作品使他们看到了80后作家对重述历史的责任感。虽然这种对历史追寻的过程充满困惑，但确实令人欣喜。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杨存昌以一位人文学科教师的角度，表达对80后、90后甚至00后这些带有丰富原创精神的作家们的关注与期待。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祁春风表示，以80后的立场来叙述“文革”历史，实际也是一种追寻，正因为他们不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叙述中才带有一种超然的态度。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丽军说：“这不仅是张悦然个人的成长，还是中国80后作家一代人的成长。如何走出校园、青春，是80后文学创作依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悦然已经走出来了，无论是从作品的主题、人物、结构、细节，都抵达了文学新的高度。这一代人开始走进历史，既是个人的生命历史也是一个民族的历史。”
与历史对话，无疑是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济南市文联党组书记刘溪从张悦然的作品中感受到了一代80后作家有意识地靠近历史的倾向，这是一个成熟的开始。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历史能增加写作的厚度，但当你没有完全把握历史的时候，写起来实际会有一种疏离的感觉。其实历史并没有那么复杂，包括小说中被砸钉子这样一个核心情节，如果回到当时的情境中，其实没那么可怕，也没那么不可怕，两者之间有一个平衡。用更加平视的眼光去看历史，历史才会以一种非常真实、毫不做作的状态呈现出来。”
山东文艺出版社编辑王玉说：“我曾认真思考小说究竟给了每个人物何种基因。后来发现，每个人的基因就是记忆。年轻的生命盖棺定论一般找寻过去残破的年代伤痛，后来将伤痛用当下的方式化解，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认同。”
作家刘玉栋说：“这部小说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通过鲜活、生动、准确的细节把历史呈现出来，时代气息非常浓郁。”山东政法学院教授赵林云很看重《茧》中对父女关系的探索：“中国的作家，很少有像她一样如此深入地写到父女关系，探索父女关系中的隐秘地带。”
张悦然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在这部小说的现场，一直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爷爷，另一个是我的父亲。他们是我在家族中最不了解的两个人，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沉默，这种沉默又带有威严性。所以在小说中很多与祖辈的对话，都是我一厢情愿臆想出来的。但其实我认为，历史是可以被想象错的，错的历史同样具有威力。因为以一个后辈孩子的视角，这种想象就是真实的，并且一直影响着她。”
她再次提到童年：“我把这个小说的时间更多停留在儿童时期，我对儿童的‘天惠时刻’很感兴趣，在成长过程中，忽然之间对世界产生了不一样的理解。忽然有一天成人世界的一根爪子伸进来，打破了儿童世界，成人世界与他们之前的理解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