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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们几年之前还在热烈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如今“工业4.0”概念似乎已经被“第四次工业革命”概念所取代。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不但使社会生活基本准则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发生变化，而且也改变了探索工业革命的方式和方法。有必要把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深刻意义的把握放在整个工业革命的研究之中，通过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动态的分析，关注今后工业革命发展的核心。
[关键词]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论研究;应用研究
[中图分类号]F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9）04-0040-08
回顾历史，人类现代化进程告诉我们，工业革命是决定国家和民族盛衰的主角;放眼现实，当前世界和各国经济面临的难题与困境的根本解决之道也在于工业革命。梳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论研究学术史，分析第三次工业革命研究的动态，有助于明确工业革命的一般发展规律，有助于明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之争，有助于明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从而有利于我们这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经历者和建设者正确谋发展之大事，实现我国国家的富强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国外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研究
工业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革命之一，具有划时代意义。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它而深刻改变，一种全新的文明因它而形成，人类的发展方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因它而重塑。工业革命诞生于西方，自然，关于工业革命的研究也始于西方，对于工业革命的探讨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研究的基础。
（一）关于工业革命定义的研究
尽管工业革命影响如此巨大，演进如此迅猛，更使人类创造的财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很长时期里，对于究竟用什么词汇概念来定义概括这一“革命性”发展方式，学术界、思想界、实践界一直处于探索之中，争论不断。因此，现在我们经常使用的“工业革命”一词并不是一出现就为人们所接纳，至于进一步如何对它进行定义即使是对于学术界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英国工业革命何时开始，各家说法不一，有1760年、1780年、1740年、1815年和1830年等不同说法，主要原因是各家对工业革命的定义不同。
据英国史学家阿什顿（T.S.Ashton）的考证，“工业革命”这个词是一位法国作者在18世纪创造出来的，他在给芒图所著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撰写序言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1]而芒图写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这本书，则是对于工业革命一词使用的早期详细研究的专著，他研究发现，早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恩格斯已经使用过“工业革命”一词;同样，“工业革命”一词也出现在穆勒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1850年，马尔洛也使用过“工业革命”一词;甚至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也对工业革命进行了阐述和说明。[2]随后，1884年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出版了《英国工业革命讲演集》一书，在这部著作中对工业革命的论述更为详尽，自此以后，“工业革命”一词广泛流传，逐渐成为人们的习惯用语。
尽管研究工业革命的著作众多，观点各异，但是，依据研究主题的不同，学术界通常把国外学者关于工业革命的研究分为社会变革学派、工业组织学派、宏观经济学派、技术学派四类[3]。
在社会变革学派看来，广义的工业革命可以定义为一次包括政治、经济一切在内的社会与文化上的全面巨大变革。[4]就此，他们认为，虽然现象上工业革命集中表现為在机器发明的推动下，工厂制度代替家庭手工业制度催生和承载工业发展，进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本质上工业革命是控制财富的生产和销售制度的变革，是新兴的市场竞争对中世纪行规的取代，市场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从而最终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经济交易方式的大变革。因此，社会变革是工业革命研究的核心所在。
工业组织学派则强调工厂制度兴起的关键意义，主要关注工厂的结构和规模变化，以此来定义和描述工业革命。他们坚持认为手工劳动是初期工业革命的坚实基础。在这样的信念基础之上，该学派中学者甚至认为，工业革命可以定义为：资本主要形式由流动资本向机器、厂房等固定资本的经济形式的转换。[5]
宏观经济学派把研究的重点放到了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上，如国民收入、资本形成率和总投资率、劳动力的总量和结构等等，代表性的研究有，刘易斯从生产性投资率、制造业和政治、经济及制度结构层面考察了工业革命，既给出了投资率的数量指标，也提出了制造业和制度结构的重要性[6];迪恩和科尔则从多角度多层次的结构视角分别考察了工业革命时期有关经济指标的变化，把工业革命主要看成经济结构的变化。[7]宏观经济学派更加关注工业革命的经济变化，从这一角度出发，工业革命可以看成主要是人类从农业社会跨入工业社会，由农业和手工业支配的经济变为由工业和机器制造业支配的经济。[8]但是，这一学派对政治、社会、技术等工业革命的广义背景考虑不足。
技术学派认为，工业革命时期最根本的特征是技术变化，历史上的突破自轮子发明以来没有任何东西比技术变化显得更为重要。连续性的技术变化就是工业革命的核心，工业革命中的技术突破引发社会的根本变革。因此，这一学派重点研究工业革命时期的发明和技术传播。
当前，工业革命研究已经进展到定义与探究第三次工业革命阶段，甚至有学者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以德国的工业4.0范式及其演化为代表）。显然，各派的研究都有其现实基础，都对工业革命的某一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刻画，比较而言，工业革命研究的技术学派及宏观经济学派对工业革命的定义更具通行价值。
（二）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研究
提到工业革命，人们自然会想到英国，进而说到珍妮纺纱机和瓦特改良的蒸汽机，以及后来的英国纺织业，正是纺织业的强劲需求和强大出口能力奠定了英国工业发展的坚实基础，煤炭、钢铁和铁路等产业拉动英国经济快速增长，从而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进而成为全球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学者们对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很早就予以关注，早在1884年，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就出版了著作《英国工业革命讲演集》，对英国的工业革命进行了专题研究。随着工业革命的演进，此后，各国经济学家和科学家纷纷从自己的视角对历次工业革命给出了各自的观点。正如上文所述，虽然学术界、思想界和实践界对于工业革命一词到底如何界定还有分歧，但是对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出现和标志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比较普遍的共识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煤炭和蒸汽机的广泛利用以及纺织机械化和现代意义上工厂的出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电气化和内燃机的使用以及规模生产流水线和汽车的诞生。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进程中，无论是产业体系、经济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的制造范式和标准化范式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经由小批量生产、通用化和统一化，演化为大批量生产和定制、简化、系列化和组合化[9]，工业升级标准化范式变迁特征明显。 然而，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最初，莱顿（Leighiton，1970）等学者将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公司向海外市场的拓展，以及其后与之相适应的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变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开端[10]。这一观点偏重强调了微观生产组织在跨国经营及管理层面的进步和突破性进展，与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内在的技术进步路径，在内在逻辑层面不存在严格的一致性。此后，阿托恩波尔（Altenpohl，1986）等学者认为，基于电子产业成本下降的信息化和计算机自身的发展及其在多领域的广泛应用，催生了第三次工业革命[11]。随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信息技术被广泛地认为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的助推器[12]。然而很明显，该提法仍然无法令学界完全信服，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甚至在之后的40-50年内，人类社会并没有如之前两次工业革命发起后那样，发生了包含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内的整个经济体系的巨大变化。只是在“互联网+产业”融合发展、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有了非常重大的突破和创新。这一方面，让学界对信息技术对工业革命的催化剂作用有了统一认识，同时，也引发了学界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本质驱动力的激烈讨论。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和保罗·麦基里（Paul Markillie）无疑是相关争论中两大典型阵营的典型代表。
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撑是否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有关的“革命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的表象并不清晰，所以，一段时间内，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逐渐淡出学界的关注。转机发生在2011年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出版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之后，在书中他对传统的工业革命划分方法给出了颠覆性质疑，他认为：“通信革命和能源革命的结合”是历次工业革命爆发的标志和原因;并提出“互联网”“绿色能源”“3D打印技术”的出现，将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门[13]。接着，2012年保罗·麦基里（Paul Markillie）发表了《制造和创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别报告”，提出“3D打印机”“机器人”以及“新材料”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至此学术界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研究再度升温，并形成了分别以里夫金和麦基里为代表的两个代表性阵营：“可再生能源革命”阵营及“制造业数字化革命”阵营[14]。（三次工业革命演变及标志、生产范式等具体见表1）
其中，“制造业数字化革命”阵营的观点最为常见。保罗·麦基里认为：18世纪后期起始，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工厂机器生产取代作坊手工制作的时代;20世纪初期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创了规模化生产的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数字化革命，大规模流水线制造将终结，个性化生产将同时制造出不同的商品[15]。可见，麦基里“工业革命观”的核心观点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是数字化制造和新能源、新材料的应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新生产工具是“3D（三维）打印机”。随后学者们对麦基里的观点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在革命标志、生产范式、主导工业体系等层面都做了进一步拓展，“制造业数字化革命”流派进一步发展。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 nberger）和肯尼斯·库克耶（Kenneth Cukier）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强调了大数据技术是工业革命的主导性推动力量，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将是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影响力渗透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领域，大数据的管理开发和应用是大数据时代的核心[16]。
与之相对应，主张“可再生能源革命”论点的学者也为数不少。按照其代表人物里夫金的政策主张，第三次工业革命能否实现的关键是五个互相联系支柱的建立。即：第一，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建立，替代现有化石能源体系;第二，通过改造和新建，转变利用每处建筑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第三，以氢的方式实现部分储能，利用公共基础设施保证能源供应可持续;第四，利用互联网建设智能电网，实现能源分布式供给;第五，用插电式或燃料电池式电动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变革全球运输模式。这五个支柱之间协同发展、互相催化，形成了“能源互联网”共享模式。在该模式下，人们在家里（建筑）、工作场所（建筑）、休闲消费场所（建筑）等所有场所都能“生产”和“存储”可再生能源，并进一步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能源共享方式的“完全民主化”。在这一背景下，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里夫金路径模式（见图1）。可见，里夫金“工业革命观”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和社会变革总是来自新能源与新通信方式的交汇，能源转型是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本质上是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即生态产业大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是：“互联网+可再生能源”，标志是“能源互联网”机制的建立及“能源民主化”共享模式的形成，终极目的是：以3D打印等为代表的智能化数字制造技术建立起“更加分散、合作的”生产方式。里夫金在工业革命领域的创造性工作在欧盟领域引起强烈反响，2007年，欧洲议会宣布把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路径，作为欧盟长远发展规划。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对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推动策略，也是“可再生能源革命”流派重要的实践性基础。
然而，进一步对两个流派核心观点的深入研究表明，里夫金和麦基里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表述，其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创新性的技术进步可能引起工业生产、甚至是全部产业制造范式、标准化范式的革新，即由“大规模化生产”向“自主性生产”和（匹配差异化需求的）“个性化生产”转变，这无疑将引起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基于这一视角，“可再生能源革命”学派与“制造业数字化革命”学派并不存在目标性的冲突，只是在引起创新性革命的驱动力和根本原因的认识方面存在差异。
二、国内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研究
国内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研究，本质上都是对国外上述两个流派的承袭。在后续的理论进展中，学者加入了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影响下西方国家“再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思考，以及立足中国国情的因地制宜。 （一）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论研究
由于参考了西方国家“再工业化”进程的经验总结，国内学者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论研究分化出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流派：“可再生能源革命”流派、“制造业数字化革命”流派，以及“兼顾融合”流派。
其中，“制造业数字化革命”流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的学者为代表，他们将第三次革命与国内正在推行的“新型工业化”国家战略紧密对接，把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兴起与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以“数字制造”为特征的新的产业发展阶段，界定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吕铁、邓洲（2013）研究认为，和“新能源版本”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相比较，“制造业版本”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更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因此他们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界定为新兴技术广泛应用推动下的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变革。这不仅在逻辑上自洽，而且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17]。黄群慧（2015）从划分三次工业革命标准出发，基于主导性制造系统的技术经济特征，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概括为：基于以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基础技术的成熟及其成本的下降出现的以数字制造和智能制造为代表的现代制造技术对原有制造范式的改造，以及基于现代制造技术的新型制造范式，其核心是制造的数字化、智能化和个性化[18]。由此可见，国内“制造业数字化革命”派的观点，更加强调结合中国国情和国家战略，强调产业变革的“个性化定制”及“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特征，从而在根本上对现状的大规模生产和“刚性”生产形成升级性替代和优化改进。在这种改进的过程中，企业赖以生存的外延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形态等将发生颠覆性改变，企业的内部管理、流程设置、技术研发等内生动力，也将产生巨大变化。
“可再生能源革命”派的论点，受杰里米·里夫金的影响，于2013年左右在国内比较盛行。他们接受欧洲发展“绿色能源”“新能源”思想，主要从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角度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行界定。比如，刘振亚（2013）就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全球能源体系的重大变革，进而，智能电网成为承载革命的基础平台和主导革命进程的关键催化器[19]。李河君（2013）也是“可再生能源革命”派的“拥护者”，他认为光伏产业作为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是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产业之一[20]。显然，这一领域极具典型的代表多属国内能源部门和电力部门的实践工作者。他们都共同主张，绿色技术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由此将加速国内低碳时代进程，智能电网建设则是其中的重要基础。
国内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研究的第三个流派可称之为“兼顾融合”流派，该流派的典型特征是兼顾强调“数字制造”“智能制造”“可再生能源技术”等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性动力。其中，芮明杰（2013）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实质是多种技术的重大创新和整合，以数字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为代表，它们的整合显然会推动新兴产业替代原有产业，并最终导致制造模式、生产方式甚至是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重要变革;能源生产和使用变革、制造模式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等，是本次工业革命的五大特征[21]。冯飞（2013）认为，“一主多翼”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突出特点，其中，“一主”，指信息技术与生产及服务领域的深度结合和融合，随之出现的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生产;“多翼”指新能源、新材料、海洋、生物技术、航空航天等新兴发展领域，而且当前实际处于“一主”占据主导地位时期[22]。刘燕华（2015）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绿色能源”“云技术”为基本标志，未来将深刻影响经济的生产方式、重组产业格局和竞争格局，以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最终形成社会的颠覆性变革[23]。贾根良（2014）的观点则别具一格，具有代表性，他从马克思的工业革命理论出发，通过借用经济周期理论对历次工业革命的考察，总结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触发和成熟在实际上是可以兼容“可再生能源革命”派及“制造业数字化革命”派的，但这种兼容并非两种理论观点的简单叠加，而是有先后层级和逻辑次序的，其中，信息化、智能化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绿色能源的催生和支持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动力来源[24]。
（二）国内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应用研究
实际上，在做国内相关文獻梳理时，同时也会发现，在上述3个流派阵营内，还有更为细致的研究区分。这样的区分可以以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论的实践推演为标准，并以“制造业数字化革命”“兼顾融合”流派阵营为代表。
相关学者除了对工业革命核心特征和根本动力的研究外，还有学者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准化范式进行了研究，林左鸣（2013）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是，基于自工业化条件下的再制造化，自助式的再制造将会极大改变工业的运行模式[25];王宇、王季云（2015）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工业的制造范式和标准化范式都发生了明显演变，模块化、个性化制造成为明显特征。还有学者更为直接地致力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国内产业及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例如，冯飞（2013）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细致论述;唐德淼（2014）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影响下的现代工业发展战略给予了重点关注和研究[26];朱瑞博、刘云（2014）以上海市为例，深入研究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等[27]。
上述研究是第三产业革命领域的应用性研究，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强调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数字化”革命特征（如前所述，这一论点更接近于目前国内产业发展现状），“大规模流水线模式制造”将被“个性化制造”所取代，不同属性和特征的产品可同时被生产出来。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新的技术体系和制造规范层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先进的制造技术和工具，会进一步丰富现代制造业的柔性特征和智能属性，“智能制造”“互联网+”等产业升级模式，将在极大改变现有制造业生产范式基础上，使得未来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进而，将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颠覆性变革，促成第三次工业革命最终完成。 三、结论
工业革命的产生与发展，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事件。对于它有各种各样的命名，有的失之于片面，有的没有反映它的冲突与压力，没有充分表达人类面临变革的全部力量和范围。但是，《第三次浪潮》一书，书如其名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在《第三次浪潮》这本书中，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形象地用三次浪潮来划分人类的发展历史。三次浪潮代表三次巨大的经济社会革新，其中，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革命演进，历经千年有余;第二次浪潮是工业文明的兴起，至今不过三百年;第三次浪潮以多标准化可再生的能源为基础，带来了真正新型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以及真正人性的文明，当今正蓬勃发展。对应着三个时代的转折点，分别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约从1万年前开始;第二次产业革命，约从17世纪末开始;第三次产业革命，约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三个阶段同时对应着经济社会产业结构的渐次升级，即由农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经由工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进一步演化为服务业与工业深度融合的产业结构[28]。
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书中甚至对电子邮件、网络、自媒体、IT浪潮等都做了大胆预测，不但开启了人类历史研究与未来学研究的新视角，而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描述和预测，他的思想是对工业革命特别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个大视角的典型研究。但是，对于工业革命的爆发时间点、形成原因、发展趋势、典型特征等重要问题，经济学家、科学家从未停止过研究和争论，也因此衍生出不同的工业革命研究流派，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之争，能源替代驱动和技术升级驱动之争，诸如此类。
尽管如此，通过上述第三次工业相关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动态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1）第三次工业革命当前事实上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层次的、尚处于演进进程中的整个产业系统层面的变革，其突破性进展在于形成了一个新型的生产技术体系及现代制造范式雏形。（2）“信息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线索。（3）以数字制造和智能制造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是启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爆发点和前期的主要进展领域;同时，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点是在其下半段将引入绿色和清洁的生产方式，由此，新能源产业本身也是工业革命中产业组织模式变迁的重要层面。（4）只有在动力层面和核心层面的变革全部完成，完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周期才能够完全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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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魏亚男
[关键词]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论研究;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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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人类现代化进程告诉我们，工业革命是决定国家和民族盛衰的主角;放眼现实，当前世界和各国经济面临的难题与困境的根本解决之道也在于工业革命。梳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论研究学术史，分析第三次工业革命研究的动态，有助于明确工业革命的一般发展规律，有助于明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之争，有助于明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从而有利于我们这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经历者和建设者正确谋发展之大事，实现我国国家的富强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国外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研究
工业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革命之一，具有划时代意义。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它而深刻改变，一种全新的文明因它而形成，人类的发展方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因它而重塑。工业革命诞生于西方，自然，关于工业革命的研究也始于西方，对于工业革命的探讨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研究的基础。
（一）关于工业革命定义的研究
尽管工业革命影响如此巨大，演进如此迅猛，更使人类创造的财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很长时期里，对于究竟用什么词汇概念来定义概括这一“革命性”发展方式，学术界、思想界、实践界一直处于探索之中，争论不断。因此，现在我们经常使用的“工业革命”一词并不是一出现就为人们所接纳，至于进一步如何对它进行定义即使是对于学术界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英国工业革命何时开始，各家说法不一，有1760年、1780年、1740年、1815年和1830年等不同说法，主要原因是各家对工业革命的定义不同。
据英国史学家阿什顿（T.S.Ashton）的考证，“工业革命”这个词是一位法国作者在18世纪创造出来的，他在给芒图所著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撰写序言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1]而芒图写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这本书，则是对于工业革命一词使用的早期详细研究的专著，他研究发现，早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恩格斯已经使用过“工业革命”一词;同样，“工业革命”一词也出现在穆勒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1850年，马尔洛也使用过“工业革命”一词;甚至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也对工业革命进行了阐述和说明。[2]随后，1884年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出版了《英国工业革命讲演集》一书，在这部著作中对工业革命的论述更为详尽，自此以后，“工业革命”一词广泛流传，逐渐成为人们的习惯用语。
尽管研究工业革命的著作众多，观点各异，但是，依据研究主题的不同，学术界通常把国外学者关于工业革命的研究分为社会变革学派、工业组织学派、宏观经济学派、技术学派四类[3]。
在社会变革学派看来，广义的工业革命可以定义为一次包括政治、经济一切在内的社会与文化上的全面巨大变革。[4]就此，他们认为，虽然现象上工业革命集中表现為在机器发明的推动下，工厂制度代替家庭手工业制度催生和承载工业发展，进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本质上工业革命是控制财富的生产和销售制度的变革，是新兴的市场竞争对中世纪行规的取代，市场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从而最终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经济交易方式的大变革。因此，社会变革是工业革命研究的核心所在。
工业组织学派则强调工厂制度兴起的关键意义，主要关注工厂的结构和规模变化，以此来定义和描述工业革命。他们坚持认为手工劳动是初期工业革命的坚实基础。在这样的信念基础之上，该学派中学者甚至认为，工业革命可以定义为：资本主要形式由流动资本向机器、厂房等固定资本的经济形式的转换。[5]
宏观经济学派把研究的重点放到了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上，如国民收入、资本形成率和总投资率、劳动力的总量和结构等等，代表性的研究有，刘易斯从生产性投资率、制造业和政治、经济及制度结构层面考察了工业革命，既给出了投资率的数量指标，也提出了制造业和制度结构的重要性[6];迪恩和科尔则从多角度多层次的结构视角分别考察了工业革命时期有关经济指标的变化，把工业革命主要看成经济结构的变化。[7]宏观经济学派更加关注工业革命的经济变化，从这一角度出发，工业革命可以看成主要是人类从农业社会跨入工业社会，由农业和手工业支配的经济变为由工业和机器制造业支配的经济。[8]但是，这一学派对政治、社会、技术等工业革命的广义背景考虑不足。
技术学派认为，工业革命时期最根本的特征是技术变化，历史上的突破自轮子发明以来没有任何东西比技术变化显得更为重要。连续性的技术变化就是工业革命的核心，工业革命中的技术突破引发社会的根本变革。因此，这一学派重点研究工业革命时期的发明和技术传播。
当前，工业革命研究已经进展到定义与探究第三次工业革命阶段，甚至有学者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以德国的工业4.0范式及其演化为代表）。显然，各派的研究都有其现实基础，都对工业革命的某一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刻画，比较而言，工业革命研究的技术学派及宏观经济学派对工业革命的定义更具通行价值。
（二）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研究
提到工业革命，人们自然会想到英国，进而说到珍妮纺纱机和瓦特改良的蒸汽机，以及后来的英国纺织业，正是纺织业的强劲需求和强大出口能力奠定了英国工业发展的坚实基础，煤炭、钢铁和铁路等产业拉动英国经济快速增长，从而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进而成为全球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学者们对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很早就予以关注，早在1884年，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就出版了著作《英国工业革命讲演集》，对英国的工业革命进行了专题研究。随着工业革命的演进，此后，各国经济学家和科学家纷纷从自己的视角对历次工业革命给出了各自的观点。正如上文所述，虽然学术界、思想界和实践界对于工业革命一词到底如何界定还有分歧，但是对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出现和标志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比较普遍的共识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煤炭和蒸汽机的广泛利用以及纺织机械化和现代意义上工厂的出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电气化和内燃机的使用以及规模生产流水线和汽车的诞生。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进程中，无论是产业体系、经济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的制造范式和标准化范式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经由小批量生产、通用化和统一化，演化为大批量生产和定制、简化、系列化和组合化[9]，工业升级标准化范式变迁特征明显。 然而，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最初，莱顿（Leighiton，1970）等学者将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公司向海外市场的拓展，以及其后与之相适应的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变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开端[10]。这一观点偏重强调了微观生产组织在跨国经营及管理层面的进步和突破性进展，与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内在的技术进步路径，在内在逻辑层面不存在严格的一致性。此后，阿托恩波尔（Altenpohl，1986）等学者认为，基于电子产业成本下降的信息化和计算机自身的发展及其在多领域的广泛应用，催生了第三次工业革命[11]。随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信息技术被广泛地认为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的助推器[12]。然而很明显，该提法仍然无法令学界完全信服，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甚至在之后的40-50年内，人类社会并没有如之前两次工业革命发起后那样，发生了包含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内的整个经济体系的巨大变化。只是在“互联网+产业”融合发展、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有了非常重大的突破和创新。这一方面，让学界对信息技术对工业革命的催化剂作用有了统一认识，同时，也引发了学界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本质驱动力的激烈讨论。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和保罗·麦基里（Paul Markillie）无疑是相关争论中两大典型阵营的典型代表。
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撑是否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有关的“革命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的表象并不清晰，所以，一段时间内，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逐渐淡出学界的关注。转机发生在2011年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出版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之后，在书中他对传统的工业革命划分方法给出了颠覆性质疑，他认为：“通信革命和能源革命的结合”是历次工业革命爆发的标志和原因;并提出“互联网”“绿色能源”“3D打印技术”的出现，将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门[13]。接着，2012年保罗·麦基里（Paul Markillie）发表了《制造和创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别报告”，提出“3D打印机”“机器人”以及“新材料”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至此学术界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研究再度升温，并形成了分别以里夫金和麦基里为代表的两个代表性阵营：“可再生能源革命”阵营及“制造业数字化革命”阵营[14]。（三次工业革命演变及标志、生产范式等具体见表1）
其中，“制造业数字化革命”阵营的观点最为常见。保罗·麦基里认为：18世纪后期起始，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工厂机器生产取代作坊手工制作的时代;20世纪初期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创了规模化生产的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数字化革命，大规模流水线制造将终结，个性化生产将同时制造出不同的商品[15]。可见，麦基里“工业革命观”的核心观点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是数字化制造和新能源、新材料的应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新生产工具是“3D（三维）打印机”。随后学者们对麦基里的观点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在革命标志、生产范式、主导工业体系等层面都做了进一步拓展，“制造业数字化革命”流派进一步发展。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 nberger）和肯尼斯·库克耶（Kenneth Cukier）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强调了大数据技术是工业革命的主导性推动力量，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将是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影响力渗透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领域，大数据的管理开发和应用是大数据时代的核心[16]。
与之相对应，主张“可再生能源革命”论点的学者也为数不少。按照其代表人物里夫金的政策主张，第三次工业革命能否实现的关键是五个互相联系支柱的建立。即：第一，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建立，替代现有化石能源体系;第二，通过改造和新建，转变利用每处建筑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第三，以氢的方式实现部分储能，利用公共基础设施保证能源供应可持续;第四，利用互联网建设智能电网，实现能源分布式供给;第五，用插电式或燃料电池式电动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变革全球运输模式。这五个支柱之间协同发展、互相催化，形成了“能源互联网”共享模式。在该模式下，人们在家里（建筑）、工作场所（建筑）、休闲消费场所（建筑）等所有场所都能“生产”和“存储”可再生能源，并进一步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能源共享方式的“完全民主化”。在这一背景下，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里夫金路径模式（见图1）。可见，里夫金“工业革命观”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和社会变革总是来自新能源与新通信方式的交汇，能源转型是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本质上是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即生态产业大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是：“互联网+可再生能源”，标志是“能源互联网”机制的建立及“能源民主化”共享模式的形成，终极目的是：以3D打印等为代表的智能化数字制造技术建立起“更加分散、合作的”生产方式。里夫金在工业革命领域的创造性工作在欧盟领域引起强烈反响，2007年，欧洲议会宣布把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路径，作为欧盟长远发展规划。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对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推动策略，也是“可再生能源革命”流派重要的实践性基础。
然而，进一步对两个流派核心观点的深入研究表明，里夫金和麦基里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表述，其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创新性的技术进步可能引起工业生产、甚至是全部产业制造范式、标准化范式的革新，即由“大规模化生产”向“自主性生产”和（匹配差异化需求的）“个性化生产”转变，这无疑将引起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基于这一视角，“可再生能源革命”学派与“制造业数字化革命”学派并不存在目标性的冲突，只是在引起创新性革命的驱动力和根本原因的认识方面存在差异。
二、国内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研究
国内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研究，本质上都是对国外上述两个流派的承袭。在后续的理论进展中，学者加入了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影响下西方国家“再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思考，以及立足中国国情的因地制宜。 （一）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论研究
由于参考了西方国家“再工业化”进程的经验总结，国内学者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论研究分化出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流派：“可再生能源革命”流派、“制造业数字化革命”流派，以及“兼顾融合”流派。
其中，“制造业数字化革命”流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的学者为代表，他们将第三次革命与国内正在推行的“新型工业化”国家战略紧密对接，把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兴起与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以“数字制造”为特征的新的产业发展阶段，界定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吕铁、邓洲（2013）研究认为，和“新能源版本”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相比较，“制造业版本”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更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因此他们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界定为新兴技术广泛应用推动下的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变革。这不仅在逻辑上自洽，而且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17]。黄群慧（2015）从划分三次工业革命标准出发，基于主导性制造系统的技术经济特征，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概括为：基于以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基础技术的成熟及其成本的下降出现的以数字制造和智能制造为代表的现代制造技术对原有制造范式的改造，以及基于现代制造技术的新型制造范式，其核心是制造的数字化、智能化和个性化[18]。由此可见，国内“制造业数字化革命”派的观点，更加强调结合中国国情和国家战略，强调产业变革的“个性化定制”及“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特征，从而在根本上对现状的大规模生产和“刚性”生产形成升级性替代和优化改进。在这种改进的过程中，企业赖以生存的外延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形态等将发生颠覆性改变，企业的内部管理、流程设置、技术研发等内生动力，也将产生巨大变化。
“可再生能源革命”派的论点，受杰里米·里夫金的影响，于2013年左右在国内比较盛行。他们接受欧洲发展“绿色能源”“新能源”思想，主要从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角度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行界定。比如，刘振亚（2013）就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全球能源体系的重大变革，进而，智能电网成为承载革命的基础平台和主导革命进程的关键催化器[19]。李河君（2013）也是“可再生能源革命”派的“拥护者”，他认为光伏产业作为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是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产业之一[20]。显然，这一领域极具典型的代表多属国内能源部门和电力部门的实践工作者。他们都共同主张，绿色技术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由此将加速国内低碳时代进程，智能电网建设则是其中的重要基础。
国内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研究的第三个流派可称之为“兼顾融合”流派，该流派的典型特征是兼顾强调“数字制造”“智能制造”“可再生能源技术”等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性动力。其中，芮明杰（2013）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实质是多种技术的重大创新和整合，以数字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为代表，它们的整合显然会推动新兴产业替代原有产业，并最终导致制造模式、生产方式甚至是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重要变革;能源生产和使用变革、制造模式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等，是本次工业革命的五大特征[21]。冯飞（2013）认为，“一主多翼”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突出特点，其中，“一主”，指信息技术与生产及服务领域的深度结合和融合，随之出现的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生产;“多翼”指新能源、新材料、海洋、生物技术、航空航天等新兴发展领域，而且当前实际处于“一主”占据主导地位时期[22]。刘燕华（2015）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绿色能源”“云技术”为基本标志，未来将深刻影响经济的生产方式、重组产业格局和竞争格局，以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最终形成社会的颠覆性变革[23]。贾根良（2014）的观点则别具一格，具有代表性，他从马克思的工业革命理论出发，通过借用经济周期理论对历次工业革命的考察，总结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触发和成熟在实际上是可以兼容“可再生能源革命”派及“制造业数字化革命”派的，但这种兼容并非两种理论观点的简单叠加，而是有先后层级和逻辑次序的，其中，信息化、智能化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绿色能源的催生和支持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动力来源[24]。
（二）国内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应用研究
实际上，在做国内相关文獻梳理时，同时也会发现，在上述3个流派阵营内，还有更为细致的研究区分。这样的区分可以以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论的实践推演为标准，并以“制造业数字化革命”“兼顾融合”流派阵营为代表。
相关学者除了对工业革命核心特征和根本动力的研究外，还有学者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准化范式进行了研究，林左鸣（2013）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是，基于自工业化条件下的再制造化，自助式的再制造将会极大改变工业的运行模式[25];王宇、王季云（2015）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工业的制造范式和标准化范式都发生了明显演变，模块化、个性化制造成为明显特征。还有学者更为直接地致力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国内产业及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例如，冯飞（2013）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细致论述;唐德淼（2014）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影响下的现代工业发展战略给予了重点关注和研究[26];朱瑞博、刘云（2014）以上海市为例，深入研究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等[27]。
上述研究是第三产业革命领域的应用性研究，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强调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数字化”革命特征（如前所述，这一论点更接近于目前国内产业发展现状），“大规模流水线模式制造”将被“个性化制造”所取代，不同属性和特征的产品可同时被生产出来。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新的技术体系和制造规范层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先进的制造技术和工具，会进一步丰富现代制造业的柔性特征和智能属性，“智能制造”“互联网+”等产业升级模式，将在极大改变现有制造业生产范式基础上，使得未来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进而，将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颠覆性变革，促成第三次工业革命最终完成。 三、结论
工业革命的产生与发展，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事件。对于它有各种各样的命名，有的失之于片面，有的没有反映它的冲突与压力，没有充分表达人类面临变革的全部力量和范围。但是，《第三次浪潮》一书，书如其名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在《第三次浪潮》这本书中，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形象地用三次浪潮来划分人类的发展历史。三次浪潮代表三次巨大的经济社会革新，其中，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革命演进，历经千年有余;第二次浪潮是工业文明的兴起，至今不过三百年;第三次浪潮以多标准化可再生的能源为基础，带来了真正新型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以及真正人性的文明，当今正蓬勃发展。对应着三个时代的转折点，分别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约从1万年前开始;第二次产业革命，约从17世纪末开始;第三次产业革命，约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三个阶段同时对应着经济社会产业结构的渐次升级，即由农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经由工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进一步演化为服务业与工业深度融合的产业结构[28]。
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书中甚至对电子邮件、网络、自媒体、IT浪潮等都做了大胆预测，不但开启了人类历史研究与未来学研究的新视角，而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描述和预测，他的思想是对工业革命特别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个大视角的典型研究。但是，对于工业革命的爆发时间点、形成原因、发展趋势、典型特征等重要问题，经济学家、科学家从未停止过研究和争论，也因此衍生出不同的工业革命研究流派，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之争，能源替代驱动和技术升级驱动之争，诸如此类。
尽管如此，通过上述第三次工业相关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动态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1）第三次工业革命当前事实上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层次的、尚处于演进进程中的整个产业系统层面的变革，其突破性进展在于形成了一个新型的生产技术体系及现代制造范式雏形。（2）“信息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线索。（3）以数字制造和智能制造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是启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爆发点和前期的主要进展领域;同时，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点是在其下半段将引入绿色和清洁的生产方式，由此，新能源产业本身也是工业革命中产业组织模式变迁的重要层面。（4）只有在动力层面和核心层面的变革全部完成，完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周期才能够完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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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魏亚男